篇一：对戊戌变法的评价
对戊戌变法的认识
摘要：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戊戌变法颁布的法令虽然绝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它表明历史走向是进步的。在政治上，维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主张设立议会，限制过重的皇权，希望通过改良的道路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们的宣传、影响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在经济上，维新派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戊戌变法维新派内容失败原因意义及作用
Keyword: Reform Movement ReformistsContentReasons for failure
Meaning and effect
戊戌变法的起因：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参加变法的人有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的内容：在教育上，举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在经济教育上，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军事上，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学科。政治上，裁减冗员；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开放新闻自由；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
海等。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是守旧势力的阻挠和镇压；社会现实条件的限制；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等等。但是，这些情况与其说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客观原因，不如说是改革者在进行改革之前应当考虑的客观现实条件。所以，真正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戊戌变法人士激进的改革心态及其改革战略的失误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主观因素。戊戌变法人士的激进心态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世界列强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俄、英、法、德、美、日等列强加紧了对其在华利益的争夺。在甲午战争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沿海重要的港湾旅顺、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落到了他们手中，中国几乎全部国土都被划分为各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强烈的危机感给其内心以深刻的刺激与震撼，导致他们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变得越来越激进。在封闭的条件下，民族危机的深度只有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精英能够真切地感悟到。他们的敏感与其周围一般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形成鲜明对比。这样一来，一种与此相联系的道德优越感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激愤而孤独的精英意识与优越感，会使变革者与广大官僚士绅之间形成巨大的隔阂，并导致后者对前者产生同样的情绪化反应。维新派变法的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康有为的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度考》中，前者旨在破旧，后者旨在立新。这两本著作对传统儒学可谓是空前的“翻案”和“革命”，刊出之后，犹如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急切的高呼要是还不进行变法改革“皇上与诸臣，虽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受这种心态影响的变法者，总是以他们主观上所感受到的危机感的强度来作为激进变革的理由，而变革成功所须考虑的客观条件却往往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能表达这种心态的，是康有为在呈光绪帝第六份奏书中所说的“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它要求在旧的基质上寻求新的生长机制，要求在顺应历史传统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但变法人士却不自觉地排斥这种传统的改革。简单化的乐观预期。当然，这也离不开康有为改革战略的失误，例如：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改革理论不成熟、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康有为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出了托古改制的旗号,其本意是想减少变法的阻力,为变法寻找依托，但其结果却与设想大相径庭。并没有达到避免反对派攻击变法的目的，康有为的真实用意被识破，反对者
并不因为其托名孔子而减少对他们的攻击。
戊戌变法的意义及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维新派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他们鼓吹变法的首要目的却是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在历次上书中，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进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外强的侵逼。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那一天，她当面指斥光绪：“变乱祖法……背祖宗而行康（有为）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胡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在慌乱中的光绪皇帝仍然说明了列强的侵逼和变法的关系。虽然，短暂的戊戌变法没能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但它仍具有重要的爱国救亡意义，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戊戌变法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戊戌变法则是要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它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智的获得，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更要掌握科学方法。梁启超亦在认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
在我看来，戊戌变法是不成熟的，首先是对国内和国际形式认识不透彻。康有为想借助光绪帝的力量实现维新，明显这是荒唐的。因为光绪帝并无实权。更荒唐的事是让日本前任首相来担任维新的顾问,维新派不把成功的希望寄托道外国的干预与否,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一个国家会让别国强大起来.还有，中国封建制度形成于战国时期,到变法时将近两千多年。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下,人们接触新鲜事物的几率相当小,要他们改变原有的思想是很难。.而日本定封建思想对其国的影响比较小,从唐朝时的“大化改新”到维新变法,也不过区区几百年，和中国比起来差远了.没有或很少封建阻力,变法的潮很容易被人民接受。历史是一面镜子,从镜子里我们要找到一些教训：一、广泛联系群众。二、对事物要认识透彻。
参考文献:(1).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社,2002.
(3).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Z]上海人民出版社
篇二：戊戌变法论文
摘要：19世纪中期，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压下，两个东亚国家，中国、日本闭关锁
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两国封建统治者被迫开港通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陷入了深刻的民族危机之中。1886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26年后，成为了可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又过了4年，中国的维新变法开始，仅103天后，变法宣告失败。两国变法极其相似，却结果相反！种种原因让一种措施出现了两种命运。
关键词：戊戌变法 民族觉醒 百日维新 明治维新 民族资产阶级
正文：
工业革命过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军事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贪婪的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发展成果，将侵略的双手伸向了世界，当然也伸向了这样的两个东亚“弱国”——中国和日本。可悲的是他们都有着一股腐朽的统治势力，可幸的是，他们都有着一群勇于革命的人。于是两国之内都爆发了一场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在日本，维新派推翻了守旧派，而在中国，守旧派镇压了维新派。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不能让这些历史随风飘去，而应当正确面对，客观分析，从中得到些东西，不枉前辈们为我们留下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
下面，我们来全方位，多角度地回顾这一段历史，找出为什么相同的措施却产生了截然相反并且影响至今的结果。
一、 两国维新运动的前提条件
（一）、两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情况
资产阶级推动维新运动成败的关键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能否掌握政权。只有在推翻或彻底改组封建旧政权，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新政权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资产阶级改革的顺利进行。
日本明治维新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已基本深入全国范围。城乡资产阶级已成为一直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他们独立生长起来，对日本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依赖小，有较强的革命性。另外，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充斥着一股不满情绪，一部分武士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使幕府陷入孤立境地。这样就形成了日本早期的资产阶级。
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不具备上述前提条件。首先，变革前，中国资本主义虽有发展，
但程度不如日本。19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诱导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农产品也已开始商品化，但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没有受到像日本那样全面性的冲击。因此，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既矛盾又依赖，从而决定了他们具有双重性格——革命性和妥协性，且妥协性比较大。
（二）、维新力量与守旧力量的对比
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能否分化出一支革新力量。
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十分脆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有基地，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运动。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的政权。
而中国的情况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合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而他们共同的思想准则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而且，统治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很难分化出与之相抗衡的革新势力。而作为这股维新力量核心的知识分子，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无基地又无兵权、财权。借严复一句话“与守旧党相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因此，守旧力量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二、 两国的文化传统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中日两国的维新运动之所以产生诸多不同，根源在于两国文化传统不同，对待西方先进科技的态度不同。
日本跨入文明较晚，在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中，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形成了一种对外国文化乐意吸收的文化心理传统。他们先是学习中国文化，近代以来又大量地、全面地吸收西方文化。所以作为当时比较先进的西学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广泛欢迎，并得到了广泛传播。
再者，日本历来提倡武士精神，崇实而不倡空谈，对维新改革也是很有利的。
中国，文明古国，几千年中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是由于她太过辉煌，一旦需要变革之时，反而成为一个无形的负担。中国民众以中华文化为豪，而外来文化则不入法眼，在国际交流中，一直是出多入少。封建统治者自诩为“天朝上国”，其它都是“蛮夷藩属”，还严防“以夷变夏”，因而形成一种自尊、自足，泥古拒变的文化心理传统，直到维新时期，
守旧派还顽固地坚守“祖宗之法不可变”，顽固派官僚俆桐甚至说出：“宁可国亡，不可变法”。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这些对维新改革是十分不利的。
三、 变革手段
（一）、维新派真正的行动
在日本，维新派以暴力夺取政权，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早在1863年，其著名领导人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就在长州藩建立“由下级武士和农民、市民中勇敢有志之士组成的奇兵队”参与藩政改革，夺取藩内政权。其后，又有多支力量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终于推翻了统治日本二百多年的德川幕府，建立了近代统一的国家。
而在中国，维新派虽然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但却没有效仿其暴力夺权这一条，他们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权利。戊戌年前，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重点在做维新变法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变法主张方面比日本当年激进得多，在政权建设方面，却远不如日本维新派重视和持久，他们从没有从事政权改革的实际斗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绝大多数是反对维新的守旧派，维新成员毫无实权，其最高职位不过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能够见皇帝，并无实权。维新派与军队更是没有沾边，首都周围的武装力量——“北洋三军”及北京城内的警卫大权，均在慈禧亲信荣禄的手中。
（二）、对于既得成果的保护
当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天皇政府确立后，逐步进行政权建设，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新中央政府的成员都由朝廷的和西南强藩的维新人士担任。新政权发布命令，进行除旧布新的各项重大改革，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可见，日本明治维新对既得成果的保护是果断、坚决、讲究策略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看我们的维新派，虽然取得的成果不是很显著，但毕竟，付出了三个月的努力，甚至更大，但当努力成果遭到威胁——顽固派密谋政变时，他们却毫无办法，只能仓促定计，由康有为奏请光绪帝“请抚袁以备不测”，谭嗣同还冒名亲往袁宅，请其出兵“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结果造成悲剧。
四、 措施实施效果
日本明治政府巩固政权后，颁布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奉还版籍（1869），废藩制宪（1871），改革封建身份（1869~1873），地税改革（1873，教育改革（1873），废除封建俸禄（1876），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制定宪法（1889），召开国会（1890）。一步一步，层次清晰，顺理成章，落实到位，使日本逐步改变了落后状况，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强国。
在中国“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裁撤冗员，广开言路，裁剪绿营，编连陆海军，取消旗人特权，准许自谋生计，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等等，这些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由于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强大，各级守旧官员抵制，一系列变法诏书都未得到贯彻执行，真正成了“空文之诏”。
五、 维新运动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两国维新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各自内部因素，但外部因素却也不能忽视。不同的国际条件对维新运动有着不同影响，成为他们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各自所处的时代
虽说两国的这两次维新运动仅相隔三十年，但正是这一时期，列强们正在逐步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所以这两次运动的时代背景还不尽相同。
日本明治维新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世界还处于自有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虽然日本面临着民族危机，但列强分割世界的斗争尚未开始，且西方列强正忙于镇压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无暇干涉日本的维新运动，同时，中国、印度、伊朗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又为日本维新运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
而中国的维新变法发生在90年代，这时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帝国主义决不愿中国成为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变法极为不利。
（二）列强对两国的政策
明治维新时，列强在日本互相牵制，其中英法矛盾最大。英国是当时左右世界局势的强国，最初和法、荷等国共同支持幕府，后来反而支持倒幕，对西南强藩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予援助。法国虽然一贯倾向幕府，但出于英国的压力，在戊辰战争中也“严守中立”，未予幕府以援助，从而为维新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在中国戊戌变法时，列强正在中国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其中在华势力最大的是英俄两国，都对变法百般阻扰。所以，和日本相比，中国维新运动缺少有力的外力支持。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日本由于种种原因，明治维新成功了，使日本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唯一的强国。中国，志在图强，效仿日本，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和强大的外部力量的阻挠，使变法难以继续下去，各方面的因素是维新派难免上演一出历史悲剧，正如谭嗣同慷慨就义前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回天之力”存在于亿万民众当中，这是维新派志士们所没有认识到的。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华民族觉醒和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上的一个重要脚步，同样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1、虞和平 谢放 《中国近代通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2月第2版
3、范文澜《中国通史》 人民出版社 2004年3月第一版
篇三：浅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浅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摘要：一百多年前，在中国神州这片大地上，发生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然而这场运动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一百零三天，便以失败而告终，故又被称为“百日维新”。维新派在当时掀起的这场思想启蒙风暴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维新派领导人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这次机遇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创造一个轻松和谐的改革环境，反而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改革的做法和措施，不但激化了自己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而且在维新阵营内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因此导致了自身的迅速灭亡。本文试就从戊戌变法的背景、维新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之间的矛盾入手，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戊戌变法的背景；维新派；守旧派；洋务派；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一、戊戌变法概述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二、戊戌变法背景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并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
（1）
租借后来被成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宣布变法，接受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与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在中央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局，推动工商业的发展；精简旧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文，改革考试制度；准许自由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奖励科学发明等等。 （2）
三、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矛盾
成功的变法，首先依赖于变法者握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权力，构成强有力的领导变法的核心，足以将变法法令有效地贯彻下达。但纵使变法在中央一层没有阻力，康、梁掌握了朝中实权，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变法法令亦难以顺利、有效地在全国推行，达到目的。变法成功与否，关键还取决于变法法令能在地方上切实贯彻实施。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拥有相当的权威足以使法令畅行于地方。这是各国政府推进现代化运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或中央政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然而，清季的朝廷，远没有具备这种权威。“及至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真正启动之时，清政府却处于江河日下的政治衰败之中，已无从扮演领导现代化的轴心角色。” （3）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由于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政府的威望已经迅速式微，长期的内外紧急形势，迫使军政财政大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最终导致权威失落、地方割据、社会失序的大动乱局面。各省拥有实权的地方势力，各行其是，已基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全国名为统一，实为一盘散沙。政治上如此的衰败，致使清廷想调集全国力量，共赴国家大事时，已经表现出相当的无所作为。
清廷中央控制全国局面的如此无能为力及全国的一盘散沙，表明变法即使在中央没有遇到阻力，亦难以有效地推广到地方。特别是，掌握地方大政者，又大都是顽固势力。他们无论在利益上，观念上都难以接受变法。如果这时候维新派能够采取一些折中或者至少不那么激烈侵犯这些旧官僚既得利益的措施和方法，并对敌对阵营采取分化瓦解，争取到地方洋务派对自己的支持，那么至少变法在地方的推行可以解除掉许多本来不必要的阻力，并获得一些来自地方上的支持。但是在变法面临极大阻力地情况下，维新派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反而一味加快步伐，强行推行变法，过火地打击阻挠变法的官员，
不断加深自己和守旧派本就存在的矛盾。有几件事情特别引起旧党的反对。
首先是废八股兴学堂。这是维新派的一贯主张，势在必行。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步骤，全面推开，触及面广，结果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个大的反对面。以致当梁启超联合百余人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时候，引起士子的强烈仇视和抵制，他们遍播谣言，梁也几乎因此而被殴击。”这一点，张之洞倒是看得清楚，他曾对梁启超说他不愿上折请废八股，是因为“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这一方面说明张之洞圆滑，另一方面说明当时阻力之大。废八股无异于使读书人失业，直接损害了当时找不到其他出路得知识分子的利益。此外，由于经费难筹，维新派建议改祠庙为学校，7月10日光绪下诏：“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然而却立即遭到僧人们的反对。北京及各省的三大寺的僧人抵触情绪最大，他们纷纷贿赂权贵，与内部的反动势力勾结，散播假消息使慈禧认为光绪已经信奉西方宗教”，矛头直指光绪，可见宗教界的阻力之大。
第二，合并衙门裁汰冗员。8月30日，光绪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广、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暨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著裁汰。（4）由于裁撤面较宽，对裁撤县衙后冗员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虑，加之在裁撤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行封查的方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员顿时失业，无法度日。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数十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这种在极短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极其广泛的裁撤之风，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
废八股，“触及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等于断送了他们及现职官吏子弟的前程；裁撤冗员，将使全国成千上万的官吏免去官位，十数名巡抚丢失地方大员的宝座；裁绿营及命八旗子弟自谋生计，更将使身无一技之长的百余万众陷入绝境。所有这些人，构成了顽固势力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必欲利用对于地方局面控制的方便，千方百计阻挠变法。众所周知，变法法令下达后，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余者大多采取观望、抑制的态度。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朝廷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答复”或“置若罔闻”，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为此，1898年8月26日，光绪颁布了一道上谕，颇有感触地叹曰：“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力等办??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存观望。”
令要有效地推及全国，是何等艰难！
（5）这一局面充分说明了，变法法
四、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矛盾
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初步发展的阶段。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者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一点，在张之洞与康、梁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895年11月，康有为等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十分融洽。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上，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语气殷勤。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决，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之礼，并称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
（7） （6）另一位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也与梁启超同感：“今之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略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际者，要惟张香帅一人。”对于维新派出面倡导的活动，洋务派大都抱支持的态
度。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在京发起强学会，这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团体，但参加者多数是洋务派官员。洋务大员张之洞、刘坤一捐资支持，并在会中列籍。
但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并没有抓住与洋务派亲密合作的时机进一步达成对变法的共识，反而在帝党人物的影响下，对洋务派实权人物李鸿章予以指责、排斥。最明显的例子是李鸿章当时也表示要捐资给强学会，但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指责和抵制，最后不得不作罢。李鸿章虽然当时的名声很差，但仍拥有实权，且在朝中有相当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李鸿章在对待变法是持欢迎态度的，这从他的一系列活动中都可以看出来。如在京师大学堂创办活动中，他出力甚多。百日维新中，裁撤冗衙一事阻力很大，李鸿章时在总理衙门，他引经据典，制定了并裁的方案，使之得以实行。虽然被维新派拒绝加入其阵营，但李鸿章对康有为等人的作为颇为赞许，据时人记载：“（李鸿章）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之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 （8）即使在戊戌政变后，他仍直言“捕新党之谬”，当西太后说有人
(9)告他是新党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新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获罪的徐致靖，
安排张元济到上海落脚。就是这样一位对维新运动予以很大支持和帮助的老权臣，仅仅是嫌弃他名声太臭，而始终拒绝其加入变法阵营，这不仅使维新派最终失去了来自李鸿章对变法的极力支持，也在洋务派内部对维新运动的态度上产生了分裂，以李鸿章、刘坤一为代表的一批洋务实权人物逐渐远离变法中心，开始对变法采取“若即若离”的态
度，这虽有利于变法的开始兴起，但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维新派与顽固派矛盾越来越激化，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的情况下，这批观望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显然不可能对自命清高的维新派予以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维新运动此时要想成功显得更举步维艰。 而另一方面，随着运动的深入，维新派的书生意气与张之洞等维新派阵营中务实重利的洋务派之间也开始产生裂痕。康有为等维新派从理想出发，他们多重终极目标而不太重视具体可行的过程和手段，把官制改革和人事变革当作变法中首先的突破口。如1989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奉命传康有为问话，询问有关变法事宜，康有为提出“首变官制”。变法前后他们也不时提出一些不太理智的建议和主张，如康有为提出变法要先杀几个守旧大臣，谭嗣同常讲变法要流血等等。变法高潮中这派人四处活动军队将领，要包围颐和园，扑杀西太后等，其政治方面的稚嫩暴露无疑。而以张之洞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多是封疆大吏，身居要职，深谙官场之道，比起激进的维新派来说，他们主张从教育文化、经济社会入手，一点一滴的基础上做起，注重处理与现有社会体制的关系，力争减少阻力，在现有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变法。应该说，洋务派的见解和看法是符合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而且可以减少来自顽固势力的阻挠，但维新派并没有把洋务派思想的这些可取的方面融入到自己的变法思想中来，使两种主张不仅没有能够由最初的联盟而走向完全的统一，反而很快对立和冲突起来。这种对立和冲突首先表现为围绕着《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而展开的学术理论上的争论。
由上述论点可以看出，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戊戌变法失败必然性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不是光绪帝的无能，也不是慈禧太后的阴险毒辣和袁世凯的告密。如果把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个人因素，就意味着说变法的失败就是偶然性的巧合，没有规律可寻。失败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运动的道路——改良主义道路绝对行不通。戊戌变法虽不主张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清王朝政权，但它代表资产阶级的要求，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的改良，发展资本主义，最后变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这在当时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下显然是进步的。
因此，19世纪戊戌变法的失败，说它是必然的，这根本原因，应当从当时经济基础与阶级力量对比等方面，来加以说明。戊戌变法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所发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它既没有足够强大的本阶级力量作为后盾，又敌视人民，脱离人民，这才是维新运动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表明，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改造中国社会的大业，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改良派，是无力完成的。（10）
《戊戌变法》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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