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非所问”指回答的不是所问的问题。用在诡辩手法上，则是故意偷换话题(论题)。
所谓偷换话题也是在同一个言语沟通的过程中，有意地把原来需要论证或沟通的话题换成了另外一个不相干的话题，从而也使本来应该得到证明的话题得不到证明。
如果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答非所问地偷换话题，则有可能是诡辩了。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切都是“心”派生出来的。他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他的学生问他：“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王阳明回答说：“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34]
如果撇开“鬼神”二字，学生的质疑是符合事实的。在“天地万物，千古见在”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避开这一矛盾，王阳明故意不回答学生问的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怎么会因为没有“我的灵明”就不存在了的问题，回答的是人死了，“他的天地万物”也就不存在了。“他的天地万物”与学生所问的“天地万物”显然不是同一个话题，王阳明在此故意偷换话题，以“答非所问”的诡辩来掩饰自己的窘迫。
如前所述，在一个论证中，论题必须保持同一。这是保证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能够围绕同一个论题展开论证。因此，在一个谈说论辩的过程中，所下判断必须要对其含义有明确的表达;不能含含糊糊，使人一头雾水，不明所以。这也是同一律对判断要有确定性、恰当性的逻辑要求。前述“闪烁其辞”中“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不回答，是故意不明确表态的诡辩伎俩;而此处的“答非所问”则是“回答却等于不回答”的诡辩伎俩。
一般来讲，当对方转移或偷换话题后，人们常会犯的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跟上转移，这样也就落入了对方的圈套。
对付此类诡辩的方法，是再一次说明自己的话题是什么，要求对方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至于其他的话题有没有必要讨论，那也要等到这个话题讨论清楚了再谈。
还有一种答非所问是没有弄明白对方的话意就径直应答。这种无意的“答非所问”有时也会招致诡辩的嫌疑。
汉代王充的《论衡•问孔》还载有一段话：
遽伯玉(卫国大夫)使人于孔子。孔子曰：“夫子何为乎(做什么)?”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想少犯错误却办不到)。”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者呀)!使乎!”[35]非之(批评使者)也。说《论语》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代替遽伯玉)谦(谦虚)也。”
夫孔子之问使者曰：“夫子何为?”为所治也，非问操行也。如孔子之问也(如按孔子所问回答)，使者宜对曰：“夫子为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对不失旨，孔子非之也?且实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谦之乎?其非乎对失旨也，所非犹有一实。不明其过，而徒云：“使乎!使乎!”后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为过。韩子曰：“书约(简约)则弟子辩(争论)。”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约也!
《墨经》曾经说过：“通意后对。”要求在谈说论辩中，必须要先弄明白对方所说的意思再应答，否则便是应对失旨，使人不明所以。这是因为，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造成了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一个语词或语句经常具有多种含义，在沟通交际中，如不先“通意”，也即明确对方所说话的确切含义，往往就会出现答非所问的现象。如在上述谈说中，遽伯玉的使者就没有对孔子所问“通意”，因而在回答孔子的问话时，答非所问，以至于招致孔子的批评。但是，王充认为，孔子的批评也过于简约隐晦了，从而使“后世疑惑”，对孔子究竟想批评什么颇费琢磨，争论不已。因此，王充在批评使者应对失旨的同时，也批评孔子的“批评”犯了语义模糊的错误。其实，孔子的所问又何其不“简约”，又何其没有模糊性呢?难怪遽伯玉的使者在回答时，蒙头蒙脑，牛头不对马尾了。
“通意后对” 也是同一律对言语沟通必须围绕一个确定的话题进行的逻辑要求。否则，正常的人际沟通就只能是一个双方都在自说自话的“三岔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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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非所问--偷换论题的诡辩之一》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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