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顺驳方法。
在“顺驳”诡辩的过程中，最常用的就是归谬法了。它以将错就错、以谬制谬的“顺着来”方法，通过先承认被反驳的诡辩论题为真，然后据此必然推出荒谬的结果，从而确定被反驳的论题为假。其步骤为：
要破斥的诡辩论题：A
先假定A真。
由A真引出推断：如果A，那么B。
非B(即B论题荒谬)。
所以，非A。(即A真不成立。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否定前件式)
A真不成立，即A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墨子、孟子、庄子等人都是运用归谬法的高手。他们往往通过归谬，推出论敌言行的荒谬，从而破斥了论敌的诡辩。
墨子曾劝阻鲁国攻伐郑国，鲁国国君对墨子说：“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攻打郑国呢?我攻打郑国是顺应上天的意志。郑国人屡次杀死他们的君主，上天惩罚他们，让郑国连续三年遭灾。我攻打郑国正是在帮助上天来讨伐郑国呀。”对此，墨子回答道：
郑人三世杀其君，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凶蛮、强横，不成器)，故其父笞(chī 鞭打)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墨子•鲁问》)
在这里，墨子并没有直接破斥鲁国国君的诡辩，而是顺着他的逻辑，举出一个邻家之父帮助鞭打不成器的儿子的事例，以比喻类推的归谬形式，间接道出了鲁国国君“助天行罚”的荒谬。
宋国大夫戴盈问孟子说：“抽取十分之一的低税率，废除关卡市场的征税，今年还做不到;只能先减少些，等明年再实行，怎么样?”孟子立即用归谬类推进行了反驳：
今有人日(每天)攘(rǎng 偷)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指偷鸡)非君子之道。”(攘鸡者)曰：“请损(减少)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停止)。”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立即停止)，何待来年(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年呢)?(《孟子•滕文公下》)
偷鸡与重税这两件事，在“非义”上具有“举相似”的共同属性，无论是每天偷一只还是每个月偷一只，这种“量”上的差别并不能改变其“不义”的“质”;同样，重税也不会因为减少就改变其“不义”的“质”。 因此，对于它们只能采取同一种否定的态度，也即停止(已);而不能对其中一个采取否定的态度，对其中的另一个采取貌似否定实质肯定的态度(损之)。
《庄子•外物》中有一则“涸辙之鲋”的论辩：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借粮)于监河侯(监管河水的侯王)。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封邑的租赋收入)，将贷子三百金，可乎?”
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昨天)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回头看)车辙(车轮碾过后的小坑洼)中，有鲋鱼(fù鲫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鲫鱼，你在这里做什么)’对曰：‘我，东海之波臣(水官)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救我一命) ’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将到南方去游说吴王越王)，激(凿引)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时时同在一起的，指水)，我无处所。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还不如早点到卖鱼干的市场上找我)’”
在这个论辩中，庄子的借粮是为了“救急”，而监河侯所答应的借给“三百金”是在“救穷”。但“救急”与“救穷”显然不是同一个话题。监河侯用庄子并不需要的“救穷”取代了庄子急需的“救急”，这是以偷换论题来掩盖自己既不想帮忙又想落个乐善好施名声的嘴脸。其违反同一律的逻辑错误是故意的，其应答的荒谬性也是明显的。庄子根据监河侯的偷换论题，将错就错、以谬还谬地构造了一个与监河侯的诡辩具有同一性且更加荒谬的寓言故事，间接地揭穿了监河侯无情无义的嘴脸。这种揭穿对方偷换论题的归谬类推虽是间接的，但其悲愤的斥责却是直截了当的。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对苏东坡说起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因乘船时遇上刮大风，受惊吓而得病，医生便根据他得病的原因，用从这艘船的舵上刮下的木屑入药，这个人喝下这种药后果然病好了。听了此话，苏东坡揶揄地说道：如果这样用药对头的话，那么喝了笔墨烧成灰的药就可以治昏惰病了，喝了伯夷[76]的洗手水就可以治贪心病了，喝一口比干[77]的残汤剩羹就可以治好拍马屁的病了，舔一舔勇将樊哙[78]的盾牌就可以治胆怯病了，闻一闻美女西施[79]的耳环就可以治皮肤病了。面对苏东坡推出了同性大谬，欧阳修也只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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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错就错——归谬法》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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