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烁其辞”是指，说话吞吞吐吐，躲躲闪闪，不肯下明确的判断。
《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有一则故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于妻子于其友而之(到)楚游者。比(及，到)其反(同返)也，则冻馁(饿)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绝交)之。”(孟子)曰：“士师(司法官吏)不能治士(基层小吏)，则如之何?”王曰：“已(罢免)之。”(孟子)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这个比喻式类推中，孟子采用了类推诱问的论辩技巧。他先从无关宏旨的小事说起，使齐宣王承认了此类道理，然后逐步紧逼，最后点出在类事理上具有同一性的论辩的主题：要尽责尽力地爱护自己的国民，治理自己的国家，否则，就应该让位。只要齐宣王承认了前面的结论，他就不能无法再反悔了，就必然要承认孟子论辩主题的结论。这种由小到大、由远及近、从外至内、层层类推的方法，由隐蔽而逐渐明显，其迷惑性越大，其不露痕迹地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对方的意识中的效果就越好。难怪在这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下，齐宣王陷入无言以对的困境，只好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了。
故意“闪烁其辞”，是以不下明确的判断来掩饰自己的窘境。它也违反了排中律的逻辑要求：在是非面前，对问题要做出明确的回答。因此，它也是诡辩的一种表现。
虽然遵守排中律的逻辑要求，就是为了消除人们认识中的不确定性，但在现实的人际沟通中，“闪烁其辞”的事例还是有很多。其中有些是诡辩，有些则是不得已。如鲁迅在其所著《野草》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家生了一个男孩，满月时亲友们都来祝贺。有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能当大官，得了赏;有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能发大财，也得了赏;有个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结果挨了一顿揍。
对此，鲁迅不无感慨地说：说假话的得赏，说真话的挨打。要是遇到我，只好说：“哎呀，哈哈，这孩子，哈哈……”
这种回避对“是”与“不是”之间的选择，就是一种闪烁其辞。虽然违反排中律的逻辑要求，但在特殊的场合，这种回答还是情有可原的。因此，合理的“闪烁其辞”只能限定在特殊的场合和特殊的语言环境里。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鲁迅所描述的话语中，“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的话语还是有些问题。
人际之间的语言沟通，是一种言语行为。而任何一种言语行为，都是如下三种行为的逻辑复合体：
语谓行为--说出一串话语。这是“说什么”这一行为本身。
语旨行为--在说出话语的同时，或者陈述一个事实，或者确认或否认某一事件，或者进行一次询问，或者发出一个指令，或者提出一个请求，或者做出一个预测，或者给予一个劝告，或者表示一个祝贺。这是在“说什么”的同时，说话者所表达的说出这个话语的“用意”。
语效行为--说话者通过语谓行为表达自己的语旨用意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也可能是说话者自己，如当他自问自答的时候)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出现的一定的效果。
从语言交际功能的语用学角度讲，任何一种完成了言语行为的成功的交际语言，都是有意义的语言，亦即是有具体内容的语言。因此，它们在通过言语行为以达到沟通交际的目的时，都应满足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而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又包括：
实质性条件--语旨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真诚性条件--要求说话者具有真诚的心理状态，使自己所说的话语恰当。
预备性条件--符合交际双方的利益，相信对方能够理解、接受。因此，在语旨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强度上要有所区别，例如“命令”强于“建议”、“请求”;“警告”强于“劝告”等。说话者与听话者的身份、地位对话语的语旨用意施加的影响方面要有所区别，这在等级社团中尤其明显。
命题内容条件--语旨用意在所说的话的内容方面要有所区别，如“陈述句”与“疑问句”不同，“警告”与“劝告”不同，“报告”与“预报”不同等。[22]
按此言语行为的意义理论，“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的话语，就不符合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
因为，既然客人是为“祝贺”而来，就应该实施“祝贺”的言语行为。而依据“祝贺”的恰当性条件，客人所说的话语内容，虽然从未来情况上讲是真的，但以将来的判断来表示现在的判断，显然不符合听话者的利益。因此，这一句并非“祝贺”的话语，它既不符合“祝贺”的预备性条件的要求，也不符合“祝贺”的真诚性条件的要求，同时还不符合“祝贺”的实质性条件的要求。因此，这是一句非常不成功的言语交际行为。如果这时“祝贺者”还“记吃不记打”，一味强调“我说的是真话，人都要死呢”，反而有了诡辩的嫌疑。
看来，人际沟通中的言语行为，不仅要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也要符合语用逻辑的要求。从这一意义上讲，在确定的场合和确定的语言环境里，我们完全应该用明确的判断表达我们的思想，大可不必以“外交辞令”来闪烁其辞地“这孩子，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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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其辞--模糊判断的诡辩》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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