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价值判断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价值判断
【摘 要】古代文学课程并不是远离现实的历史存在，而是与现实人生密切相关的。面对新的社会形势，古代文学教师任重而道远，古代文学的讲授不仅仅是文学知识的传承，更是人文精神的传递。把握好课堂，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并让他们真正意识到古代文学在现实中的实用价值，这才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价值体现
中国古典文学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学，它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成为了全世界文化遗传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几千年历史的结晶，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另一方面具有现实的影响性和变异性，它时刻在影响着今天的我们，为我们去开创新文化创造了无限的便利，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人们社会实践的推动和哲学家的概括提炼，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传统，而这些优秀文化传统的相互凝聚和聚合，所以就构成了中华名族的文化传统的精神文明。中国文化有一些思想和传统习性，在生活习惯中，成为了别人的崇敬对象，之所以成为了生活行动的最高指挥者。对于语文教师而言，中国的古典文学对于现在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而古典文学的寓意深刻，难以理解，多数教师都深有体会。如何重新审视、重视古典文学教学中存在的价值、意义；如何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教学效率；已经成为教师必须要面
篇二：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价值判断
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价值判断
摘要：本文对古代文学教学的价值判断作出一个历史脉络的梳理，认为文学的教学史，即是价值判断的变迁史。儒家的雅正观念是历史上文学教育的主流价值判断，“五四”之后这个传统被切断。在现代性流弊层出不穷的今天，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从前现代中吸取精神资源，倡导儒家的君子品格，以育人为目的而进行文学教学的价值重建。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价值判断
近年来与学生交流以及在网络上、学术会议上都碰到了学习、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追问问题。有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研究传统文化遗产目的是为了弄清历史真像，主要运用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但就教学而言，仅有事实判断是不够的，教师还负有育人的职责，不仅要介绍知识，更主要的还应该有人文关怀，把古代文学中的真善美介绍给学生，陶冶学生的情操，从而使一己之道，一身化作千百亿传播给社会并达到引导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所以现代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成为知识的传声筒，更应该肩负起传道的功能。那么古代文学教学中如何处理价值判断问题?本文对古代文学教学的价值判断先作一个历史脉络的梳理，并对当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古代文学教学价值判断的历史回顾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已有久远的历史。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以《诗经》教授弟子。对于《诗经》三百篇，孔子解释的总原则是“思无邪”。至于这样解释是否合乎《诗经》历史原意是另外一回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价值判断方式：要求学生对《诗》的理解要合乎道德的善。在这一原则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本来是描写美女的诗句，而孔子在解释时却要联系上“礼仪”之类的做人道理。(《论语·八佾》：子夏问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日：“礼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汉代所谓齐鲁韩毛四家说诗，大抵都是继承孔子的说诗传统，流传至今的《韩诗外传》几乎全是道德解说、伦理规范以及对人生的忠告。即如《毛传》，解说每一首诗，也总是先点明歌颂什么，讽刺什么，目的是在育人，而不是审美。所谓三百零五篇可以当谏书，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说明今天的人们当成文学欣赏的《诗经》，在古人则更重视其伦理教化的功能，其目的是通过学《诗》培养君子品格。魏晋以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人开始自觉地写作美文，将其视为“不朽之盛事”，从而更看重文学的审美品格。虽然文学开始重视形式，讲求文采，但通过文学明道、传道的意识在历史上始终没有中断。刘勰的《文
篇三：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价值判断
中国大学教学
2011年第 2期
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价值判断
武道房
摘 要：本文对古代文学教学的价值判断作出一个历史脉络的梳理，认为文学的教学史，即是价值判 断的变迁史。儒家的雅正观念是历史上文学教育的主流价值判断，五四“ ”之后这个传统被切断。在现代性 流弊层出不穷的今天，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从前现代中吸取精神资源，倡导儒家的君子品格，以育人为目 的而进行文学教学的价值重建。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价值判断
近年来与学生交流以及在网络上、学术会议上都碰 到了学习、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追问问题。有就学术研 究而言，我们研究传统文化遗产目的是为了弄清历史真 像，主要运用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但就教学而言， 仅有事实判断是不够的，教师还负有育人的职责，不仅 要介绍知识，更主要的还应该有人文关怀，把古代文学 中的真善美介绍给学生，陶冶学生的情操，从而使一己 之道，一身化作千百亿传播给社会并达到引导社会、改 造社会的目的。所以现代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成为知识的 传声筒，更应该肩负起传道的功能。那么古代文学教学 中如何处理价值判断问题？本文对古代文学教学的价值 判断先作一个历史脉络的梳理，并对当下如何解决这一 问题提出自己的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在育人，而不是审美。所谓三百零五篇可以当谏书，所 谓“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说明今天的 人们当成文学欣赏的《诗经》，在古人则更重视其伦理教 化的功能，其目的是通过学《诗》培养君子品格。魏晋 以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人开始自觉地写作美文， 将其视为“不朽之盛事”，从而更看重文学的审美品格。 虽然文学开始重视形式，讲求文采，但通过文学明道、 传道的意识在历史上始终没有中断。刘勰的《文心雕龙》， 提倡“征圣”和“宗经”，认为文学应以圣人的著作为学 习的榜样，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 而无滞，日用而不匮”，也就是说文学只有“明道”，才 有其自立和流传的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虽然 从经学的附庸中日渐独立出来，但文人士子所受的教育， 仍以六经为主。据颜之推《颜世家训》，在南北朝战乱易 代之际，那些不学无术的世家子弟在离乱之后，兀若枯 “
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他们因 别无治生的本领而命运悲惨；而那些“百世小人”，也就 是寒门子弟，如能明《六经》之旨，犹为一艺得以自资”， “ “尚为人师”可以糊口（参见《颜氏家训·勉学》）。由是 可知，即使是在战乱年代，儒家的六经教育仍是整个社 会教育的基础，这已成为人民大众的普遍选择。这种教 育对文学艺术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唐代至北宋，进士 考试重诗赋，唐以来教人写诗的各种诗格之类的教科书 非常之多，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偏重文学，看重艺术，实 际上并没有脱离经学的价值判断。据《新唐书·选举志》： “凡进士，试时务策一道，贴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等。” 南宋时也有人提出，诗赋需“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拘 以骈俪之制，研精覃思，始能成章”《通考选举四》）。 （ ·由是可知，做好诗赋也必须贯通六经百家为基础，经学 对诗赋的哺育和营养不可低估。这就不难理解初唐四杰
一、古代文学教学价值判断的历史回顾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已有久远的历史。早在春秋时 代，孔子就以《诗经》教授弟子。对于《诗经》三百篇， 孔子解释的总原则是“思无邪”。至于这样解释是否合乎 《诗经》历史原意是另外一回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 价值判断方式：要求学生对《诗》的理解要合乎道德的 善。在这一原则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本来是描写 “
美女的诗句，而孔子在解释时却要联系上“礼仪”之类 的做人道理。（《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 已矣。”）汉代所谓齐鲁韩毛四家说诗，大抵都是继承孔 子的说诗传统，流传至今的《韩诗外传》几乎全是道德 解说、伦理规范以及对人生的忠告。即如《毛传》，解说 每一首诗，也总是先点明歌颂什么，讽刺什么，目的是
武道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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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批判齐梁诗风，陈子昂为何提倡“汉魏风骨”与 “风雅兴寄”，李白、杜甫为何“上薄风骚”、关心现实， 元稹、白居易为何兴起新乐府运动了。以诗赋取士，虽 然也造成了士风躁进浮艳的流弊，唐以来受到不少人的 批评，但因为这种考试方法与经学的联系，使经学的价 值判断直接影响到诗学，用这种选举法录取的士子，出 现了不少爱国爱民的能臣廉吏。正如苏轼所说：自唐至“
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 废之！”（《苏轼全集·议学校贡举状》）韩愈等人掀起的 古文运动，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古文能更好地传播儒 学，学写古文的真意在于传道、明道。
从宋仁宗庆历新政开始，科举制度改革，进士试三 场，先策，次论，次诗赋，把诗赋放在次要地位。至宋 神宗时王安石进一步改革，考经义，废诗赋。从此之后，古文运动进一步开展，讨论古文写作的教科书多了起来。如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以选本的形式，介绍欧阳 修、苏轼等人的文章，目的在于启发士子掌握科举文章 的写作技巧；至于古文义理，则以阐发圣道为主。但科 举试经义，废诗赋，也为考试阅卷带来了不便，正如苏 轼所说：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
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 甚于诗赋者矣。”（《苏轼全集·议学校贡举状》）也就是 说，考试经义，举子们全是在阐发圣人微言，义理上都 不成问题，能评判文章高下的，就只有看写作技巧了。 诗赋中的声病对偶在阅卷时能马上看出高下而好打分， 古文就不太好评判成绩了。因此，明代出现八股文，实 在也是出于考官方便判卷的需要，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八股文讲对仗，在形式上要求很严，要做好时文，就好 比戴着镣铐跳舞还要跳得轻松，这就需要才气。八股文 若想做得不浮庸，就是吸收古文的技法，也要多读书才 行。所以明清时期八股文与古文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 归有光与方苞的古文都与时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梳理科举制度的历史，意在说明在古代对于文 学教育的价值判断问题。诗文在古代一直是文学的正宗，宗经、明道、培养廉洁清正的君子人格是历朝历代都不 容置疑的价值理想。文人讲求写诗与作文的技巧一方面 有“不朽之盛事”的考虑，同时与科举制度的要求也有 很大关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科举考试，古人会对读 儒经以及写诗作文有如此大的热情。至于词、曲、小说 等文体，在古代从来都是被视为“馀事”，并没有很高的 地位。这些文体开始出现于宋代之后的市井民间，出于 文学消费和市场的需要，在内容上多迎合个人欲求与市 民趣味，思想上往往与正统有一定距离。但随着文人逐 渐参与这些文体的创作，最终都经由了由俗而雅的蜕变 过程。反映在价值理想上，这些文体也逐渐淡化个人的、46
市民的趣味，而其中的士大夫情怀却渐趋浓烈。因此就 文学而言，诗教与文以载道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传统， 也是古人文学教育的基本价值判断。虽然历史上，如李 贽等异端思想家倡导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但这毕 竟是中国文学大传统中的小传统，从整个文学史来看， 并不占主流地位。事实上，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判断的文 学传统，对凝聚民族意识、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了 很大的引导作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面临西方列强，于是产生救 亡图存问题。一批有危机意识的士大夫，正如梁启超所 说：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
……以其 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 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部分知识人先是认为之所以被列强凌 逼是因为武器不行，后来又怀疑甚至否定自己的传统文 化。随着西学的大举东进，西洋文学观念陆续传入中国， 在“五四”之后，中国文学史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首先从思想上，对旧有的价值判断进行了全面的颠覆， 打倒孔家店、批判旧礼教成为思想界、文学界的主流。 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主张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他疾呼：要“ 拥护德先生（按：即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 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科学），便不得 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 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本志罪案之答辩 书》）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 革文学语言，提倡白话文学。他推崇施耐庵及其《水浒 传》、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等白话小说，并亲撰《白话 文学史》，推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而历史上的俗 文学，历来因为其思想上更切合市民趣味，更多地游离 于儒家思想之外而为正统士大夫所不屑。在清代，所谓 “《西厢》诲淫，《水浒》诲盗”是评价的主流，乾隆帝曾 亲把这两部书定为“秽恶”之书，认为“使人阅看，诱 以为恶”。（参见张人和《近百年〈西厢记〉研究》，《社 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三期）这种评价并非只代表清高 宗个人意见，在封建时代应该是主流看法。而胡适为白 话文学翻案并推为正统，其意义并不仅在于引起文体的 革命，更主要的是带来了文学史观及思想上的革命。诗 文在古代是传道的载体，一旦打倒了文言，也就意味着 割断了道统，切断了几千年来的主流文化价值。在胡适、 陈独秀等人的倡导下，一些在封建时代处于边缘的文体 以及被视为异端的思想，从此走向了文学史的前台，反 封建、反礼教也成为正面的价值判断。曾有论者就“五 四”之后的“杀父”情结做过梳理和研究，比如巴金的 《家》、曹禺的《雷雨》等相当多的文学作品，矛头都指
向了封建家长制，将家长专制视为社会罪恶之源，背叛 家长成为进步的象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古代文学 史的研究与撰写者在古代也找到了不少背离封建伦理道 德的文学资源，这些资源大多保存在古代戏曲、小说等 俗文学之中。这样，在价值判断上，从前被颠倒了的， 重新再颠倒过来，从前被视为异端的，如今成为正面和 被推崇的经典。所谓“文学史”（history of literature）是 近代之后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个概念或学科；在中国古代， 并无“文学史”之名，但有文学史这种学术样式的实际 存在。比如古代有些目录书，其实就是中国传统、中国 气派的文学史。如《四库全书总目》的集部，其大小序 即是简明的文学史或文体史。总目》对每部文人著作所《
作的提要，包括对作者、书籍版本的考证，对书籍内容 及文学地位的点评，都是文学史所应有的内容。翻阅这 些目录书，可知古人对文学思想、文学内容以及文体的 理解都离不开儒家雅正观的价值判断，与“五四”之后 价值评判相比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四”之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唯物 史观作指导写作文学史、讲授文学史成为一种新的价值 判断。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 向。建国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夕，文学史的编写与讲授 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阶级性、人民性的观点看 待和评价古代文学，是那一时期的价值判断方法。在这 一原则下，古代文学中反映农民造反与革命的文学作品 大受追捧。文革“
”时期，有的文学史把数千年的汉文学 史说成是儒法斗争的历史，甚至山水诗也因其贵族气质、 脱离人民群众而受到贬斥。1979年，伴随改革开放大幕 的拉开，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开幕式上致祝辞， 并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了党的文艺思想和理 论主张。以此为据，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从此“二为”成为 新时期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的总方针。与以往相比，二“ 为”文艺政策较为宽松，因此，80年代以来，各高校文 学史教材的选择和使用逐渐多样化，在文学史的写法上 也呈现出价值判断的多样化。如近二三十年以来，各高 校选用过的教材，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 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 国文学史》、郭豫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袁行 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等等。这些著作的编排 思路以及对文学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教材强调文 学与政治的关系，突出人民性；有的肯定张扬人的自由 性、个性，强调人性，以人性论来解释文学性；有的则 注重以史学的思维和方法去处理文学史料，力求接近或 还原文学史的实际。这种多角度的写作与不同价值观的
选择说明：对文学的解读和讲授可以是多视角、多侧面 的，文学史也并非只有一种写法和教法。正如袁行霈先 生所说：只要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不同的理解与不同“
的写法而形成各自的特色，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丰富和 完善文学史这门学科。即使现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只有 一种理解、一种模式、一种写法，而只能是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序论》第一卷）
二、当今古代文学教学价值判断之我见
如果比较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高校所使用过的教材，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不同的文学史在价值话语上有微妙 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伴随近三十年年中国社会的变 迁而出现的一种调整。如八九十年代各高校普遍使用成 书于 50年代的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此书仍 注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作品突出人民性、阶级性。而在世纪之交出版并为很多高校所采用的袁行霈等人编 写的文学史（1999年第 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其编 写背景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时，因 此该书的编写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了当下市场经济发展的 大势。比如袁本文学史对古代小说、戏曲以及晚明文学 思潮中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崇尚经商等文学、文献史 料介绍了很多，不仅在史料的选取上彰显了价值倾向， 而且还直接进行价值引导。如此书第四卷第 10至 11页，先是介绍了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袁宏道公开宣扬人间的 真乐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 口极世间之谭”，乃至“宾客满席，男女交舄”，妓妾数“ 人，游闲数人”等等。如果说这些史料还并不能说明作 者的价值选择的话，那么袁本对明代王学左派影响下的 新文学思潮所下的断语则是彰显了编者鲜明的价值好 恶：随着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人的自我价值的觉醒，肯定“
世俗人欲，肯定?好货??好色?的潮流，也将文学家的 目光引向?穿衣吃饭?、?百姓日用?，写?时俗?、写物 欲、写性爱，扩大了题材范围。他们面向现实，……有 力地冲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至使明代文学呈现出一种 新的气象。”袁本仿佛很遗憾晚明文艺思潮与儒家伦理道 德决裂不够彻底，评论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批“
新思潮的弄潮儿所持的思想武器心学与禅宗，本身就是 封建文化圈中的伦理说教和宗教麻醉。他们有时敏锐地 亮出了闪光的思想，但有时又回归到正统的儒家伦理教 条和佛家的虚无主义。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势力还相当 顽强……”从对戏曲、小说的内容评价来看，批判封建 礼教戕害人性、鼓吹人欲的合理性以及倡导个性解放成 为袁本的文学价值取向之一。
平心而论，袁本的文学史成书于中国式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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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建构之时，此时在文学史中宣讲个性，肯定物欲， 张扬人的自由和权利，对于读者突破传统保守思维，对 促进思想解放有其积极意义。但这毕竟是价值选择之一。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文学史的撰写与讲授应该 跟上变化了的形势，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以及当下人们 的心灵需求，从而做出适当的调整。马克思主义文艺史 观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的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与反映。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 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艺反映生活，也反作用于 生活。如果说袁本的文学史价值观是当时为构建市场经 济的文化需%d
《古代文学的价值判断论文》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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