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张学良简介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
出生日期
1901年（辛丑年）6月3日
逝世日期
2001年（辛巳年）10月14日
职 业
军人
毕业院校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
信 仰
基督教
主要成就
西安事变促蒋抗日
东北易帜
中原大战
籍 贯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
军 衔
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职 务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字
汉卿
目录
1. 1 人物生平
2. ? 求学经历
3. ? 第一次直奉战争
4. ? 5. ? 东北易帜
6. ? 中东路事件
1. ? 中原大战
2. ? 九一八事变
兄来岛畅谈，耀（方本仁号耀庭）、铁（指吴铁城）两兄如能同来，尤所祈盼”。吴铁城、张群来岛后，张学良向他们表示：“蒋军如果夺回济南，就可以考虑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体出兵时间。8月初，张学良从葫芦岛到北戴河，进一步观察时局变化，把握着出兵时机。8月中旬，蒋军攻取济南，反蒋联军出现无法挽回的败局。
张学良感到出兵时机已到，1930年8月30日，他致电张作相、万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现有事待商，希即来沈为盼。”1930年8月30日，张学良返回沈阳。1930年9月10日，张学良在北陵主持召开
少帅 张学良
东北最高会议。在会上张学良详细阐述了他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他指出：第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第二，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阎冯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第三，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第四，蒋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蒋的诺言”。张学良的精辟分析是经过数月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据，使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一致同意张学良的主张。应该说，张学良做出拥蒋入关的决定，既是维护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团的利益，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的考虑。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不失时机地出兵华北，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冯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蒋收编。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了赢家。张在中原大战胜负已分时入关，未受到任何损失，他却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张部一入关蒋即发开拔费500万元），还于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指挥。政治上张学良还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成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进入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战后的张学良，实力和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篇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简介：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
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中国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虎视眈眈盯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磨刀霍霍乘机大肆侵略中国。第二个集团是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竭力策动“讨伐”张、杨，轰炸、进攻西安，扩大内战，汪精卫、何应钦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南京政府于16下令讨伐张、杨，任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汪、何蠢蠢欲动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三是亲英美派
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同时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也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并派出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另外，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企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它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和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西安事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如果不是西安事变，蒋介石将会继续剿共，但共产党并不会象哈蒋派认为的那样轻易被国军剿灭，因为共产党既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又有成熟高明的领导人，还有境外共产国际的支持（长征北上的重要目的之一）。尽管当时的处境有些困难，但被彻底消灭是不可能的。有人曾拿抗联的结局举例，但并不贴切。关内不是东北，中共不是抗联，国民党也不是关东军。如果这样，双方的战争就会长期持续下去，把国家打烂。内耗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日本人渔翁得利。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 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蒋介石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
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蒋介石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蒋介石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蒋介石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蒋介石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 行动。2月，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蒋介石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事变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
蒋介石通过抗战不仅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还得到了许多实际的收获：各地各派的军阀消灭的消灭、削弱的削弱，连新疆都回归了中央，杂牌军的比例大大下降，中央军的比例大大上升，蒋介石的统治力大大增强。
通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中华民族才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4．通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中华民族才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
篇三：张学良与西安事变www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史学专家杨奎松关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三篇最新文章。
一、有关西安事变发生时间及经过的几个问题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但时至今日，有关这场事变还有不少的谜没有解开。甚至有些本来是清楚的问题，如关于事变发生的时间及经过情形，也因为种种原因，变得扑朔迷离，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本文仅综合各种资料，就几个分歧较多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1.蒋介石是被张学良设计骗来西安生擒的吗？
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并无明确的说明。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这里“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1]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
目前所见到关于张学良早有扣蒋预谋的说法，多半来自张魁堂先生如下的转述。根据他转述当年做过张学良赴新疆与苏联联络代表的栗又文的回忆，说是1936年8月间，即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答说：“再劝。”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2]言外之意，还在1936年9月，张学良就已经考虑过蒋介石来西安时捉蒋的问题了。张转述的另一则资料，是《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据张转述说，该书肯定地说，叶在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称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反而是叶剑英对此感到不妥，并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劝张对此事要慎重。
[3]
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根据。以栗又文回忆而论，已知7月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发现蒋介石有联俄企图，开始对自己与中共密谋联苏反蒋一事倍感不安，心情矛盾。直到8月底，尽管中共中央专门派了潘汉年前来西安与张商量反蒋大计，张却长时间称病不见潘。直到29日因猜测南京方面对其有所企图，派特务捉了与东北军来往密切的刘澜波等人，一怒之下抄了省党部，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说8月间张学良已有明确的预谋，多少有些不合逻辑。至于《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说法，在正式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并无所见。但即使有此一说，也无文献资料能够证实，或许是来自叶本人的回忆。而回忆年代久远，自不见得准确。如《叶剑英传》根据叶自己的回忆，说叶8月底9妆与潘汉年等一道由保安出发前往西安，12月3日还在西安与中共中央通报，4日蒋介石到西安后才“回到延安”，[4]就明显不确。不仅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不在延安，而且当时的文献档案清楚地显示，叶9月24日动身前往西安，11月5日由西安返回。11月18日以后叶陆续有电报给西安方面，故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时，叶又如何能够还在西安呢？况且，自张书提出此一说法之后，无论如何查找，迄今也无人能够举出那份所谓中共中央劝张要“慎重”的电报来。 能否从文献的角度来查证事变前张有考虑扣蒋的可能性呢？无论如何，采取西安事变的方式不可能是灵机一动的结果。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不可能事先毫无考虑。张学良自己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说法，肯定还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不成之后，他和杨虎城就谈到过捉蒋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后来解释说：关于停止剿
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5]
张学良的这个说法，可以通过当时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印证。只不过，时间要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要早几天，即是在蒋介石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这次来西安的时间是10月22日，走的时间是29日。其间由张学良等陪同在华山住了几天。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曾有电报报告张学良劝蒋和共结果，及西安各方对蒋此行的看法。电报称：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6]
在这封电报里，错发错译之字较多，但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明杨虎城见蒋后有所不满，“有驻蒋说”一句。“驻”是停、留的意思，本身虽无主动成份，但用在役使结构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种强迫的意味。有的学者干脆就认为“驻蒋”其实就是“捉蒋”的谐音，大致也是说得通的。显然，张学良的回忆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内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它显示，在10月底，张、杨已经谈到了用“捉”蒋的方式发动政变的问题了。至于说张回忆自己对此全不以为然，“闻之愕然，沉默未语”，恐怕多少与其写回忆时的处境有关。试想，如果张学良对蒋没有较为激烈的表示，依着久于世故的杨虎城那一向极端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如何会毫无顾忌地提出这般激烈的建议来？其实，这时叶剑英等也有电报说明张的态度正日趋激烈，而整个西安的空气，包括杨虎城的态度，多半都是“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而引起的。况且，杨虎城的这一说法，也正是张学良告诉叶剑英，叶据以转报中共中央的。注意到张转述杨的说法，并未加任何评论，可知张后来所谓“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进而明确拒绝，声称“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未必完全属实。 不过，能不能说，张学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密谋诱蒋而捉之了呢？事情恐怕也不是这样简单。
11月12日，张学良秘密召集东北军抗日同志会成员开会。在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声称，他的主张是：第一，抗日；第二，联合各党派。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自己为建立东北军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人数不多，主席即张学良，以下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基本上都是思想激进，并深受张学良信赖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早就不满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对张学良此前的妥协态度也动辄直言批评，毫不客气。蒋介石10月在西安关于“匪不剿完，决不抗日”的讲话，以及不听张学良等劝告的情况，极大地刺激了这些人，其情绪及其主张一时间变得异常激烈。这种激烈态度中，毫无疑问地也包含有要对蒋采取激烈行动的意见。张学良专门召集同志会大会，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无疑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决心，以求同志之理解。但是，在另一方面，张学良这样做，其意也在劝告他们暂时不要公开与南京对立，以免落人把柄，影响大局。为此，他特别强调：眼下“勿公开与南京挑战”。至于何时挑战，如何翻脸，张此时未置一词。
11月5日，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保安，张学良曾有亲笔函件转致中共中央，其中不仅询问中共下一步行动计划，而且特别对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表示关切。此中含意如何也许不难了解。看起来张学良鉴于劝蒋无效，杨
虎城及其同志会中人又一致主张激烈，他已经不能不考虑向蒋介石做最后的抗争了。问题，万一自己与蒋翻脸，苏联能否给予他所需要的援助？至少，在张学良看来，这个时候还没有准备与蒋对抗的条件。因此，他还下不了决心究竟应当走哪一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1月中旬他对毛泽东来电的答复中看得很清楚。当时因红军宁夏战役失利，[7]红军主力被中央军围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危殆，毛泽东专门来电询问张学良有无办法停止蒋介石的进攻。张学良就此考虑再三，却丝毫也没有想到发动西安事变的问题。他提出的方法仍旧是纯粹防御性的。据他告诉刘鼎说：对蒋介石破坏红军宁夏战役计划，他尚无好的办法。他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出神木；第二为出直趋绥远抗日前线；第三为经过去红二十五军老路，出河南绕陕南，再兜圈子回陕北。直至11月25日，他仍旧无法决定行动计划，以致不能不要求中共中央“早决大计”，以免军事形势更形恶化，因为他作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又有蒋介石本人的严厉督促和蒋手下人在旁监督，实在没有办法总是延缓对红军的进攻了。 张学良何时开始决心采取主动的呢？从文献上看，应该是11月底了。当时，蒋正策划绥远抗战，张借机于11月27日直接上书蒋介石，再度提出调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希望以此来根本延缓西北的内战，满足东北军抗日的要求，同时便利接通苏联和外蒙，取得援助。但正如张学良在其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抗日要求再次落了空，因此心中再种“恶缘”，“愤怒不已”。[8]恰在这时，张学良又得知蒋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焦心如焚。
时至于此，张学良终于决心采取一些行动了。只是，直至11月30日为止，张学良显然仍旧没有确定事变的方式和最后行动的时间表，还想能通过迫使蒋接受东北军北上绥远抗日来达成根本转换西北形势的目的。据刘鼎这一天来电称：对于中共方面强烈要求王以哲所率部队停止继续推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尽量使军队停止下来，但强调不能长期停顿，还请红军要尽速设法。但张学良表示，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9]此电之前面半段话仍是如前此一样告诉中共，因命令所关，变动困难，处于被动地位的东北军长时间不进兵是不可能的，意即战争一时还无法因他张学良的努力而长期停止。故毛泽东次日在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对张电的解释也仅仅是：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张学良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10]
此电固然说明张已在设想一两个月后解决问题，实现与红军前议之西北大联合，但考虑到这时距蒋介石到西安来，只有四天时间，距离西安事变也只有十二天时间，可以想象，张这时即赴洛阳面前蒋介石前夕，尚无明确的诱蒋扣蒋方案，他多半是在考虑最后一次向蒋进谏，决心不达目的不止。若再失败，则要准备与蒋翻脸了。相信“张、杨早蓄劫的阴谋”的学者，显然认为张学良此时前往洛阳就是以骗蒋去西安为目的。李云汉先生即明确肯定“张学良于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声称西安将有变乱，情势已迫不及待，请求蒋公亲临抚慰”，蒋对此深不疑，因而再赴西安。张魁堂先生也绘声绘色地把蒋介石去西安说成是张学良用激将法的结果，称：当谈话中蒋介石听了张学良的批评后，勃然色变，厉声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张学良回答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除非蒋委员长去训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蒋介石听后即对张学良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轮流和东北军将领谈话。”[11] 张学良是12月2日单人单机飞往洛阳见蒋的。姑且不论张此行是否真的抱着赚蒋来西安的目的，仅以11月30日张尚无立即发动事变的计划，还在让红军自己想办法牵延一两个月时间，说仅仅两天之后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诱蒋而擒之，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事实
上，根据刘鼎这时的报告，张此次赴洛阳面蒋，仍是为了当面陈述其11月27日请求援缓的理由，并无请蒋来陕之意。而且，李云汉和张魁堂两先生这里也均没有举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料来证明他们的说法是可靠的。[12]
张学良12月2日赴洛阳多半并无诱蒋来西安意图的情况，也可以从其他一些史实中看出来。就在张学良赴洛阳的前一天，即12月1日，他得到毛泽东11月30日电，告诉他叶剑英一周后将再来西安与他共同商量两军行动“新步骤”。显然，如果张学良此时有计划赚蒋来西安生擒之意，他没有理由不复电要求叶尽快回来。可是，他明知叶计划一周之后才从保安动身，到达西安可能要到12月中旬以后，却并不介意，仅复电表示：“雨苍（即叶剑英）兄来甚欢迎”。从后来临近发动事变张学良急电要叶火速前来的情况看，可以判断，他如果此时已有诱蒋来陕和发动事变的具体打算，他是不会对叶的行期毫不介意的。
同样，12月2日，即张临上飞机前，他还曾叮嘱刘鼎电告中共中央赴洛意图，同时要刘将蒋介石新的“剿共”部署报告陕北中共中央，称12月10日国民党军队各部将全部按新计划部署完毕。张学良提请中共方面“立即准备作战”。此电亦说明张学良这时仍估计12月中旬以后，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可能会对红军展开大举围攻。换言之，张此时尚不存在立即对蒋采取行动，使进攻迅速停止下来的明确打算。
综上所述，在蒋介石12月初到西安来之前，张学良多半还没有就何时行动及如何行动作好准备，因此，恐怕不能说张是有预谋有计划地把蒋骗来西安生擒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在蒋介石来西安之前，张也确实有一张大致的时间表，甚至包括采取行动的方式，他也多半已有所设想。因此，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毫无准备的行动。
2.张学良什么时候决定发动西安事变的？
张学良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发动事变“捉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前所述，张学良下决心采取“捉蒋”行动，至少在12月4日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问题是在哪一天？有人认为是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在临潼与蒋介石谈话劝说失败后，一回西安就决心“捉蒋”，8日即与杨虎城“初步确定兵谏计划”。[13]有人认为是12月10日下午张、杨“研究了捉蒋方案，做出了最后的决定”。[14]有人则认为迟至12月11日晚张、杨才秘密会谈，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5]
从新发现的史料得知，张学良初步考虑采取捉蒋行动，应该是在12月7日。在这一天下午，张学良曾有一封急电直接发给叶剑英，说明蒋介石来，仍坚持剿共，故要叶火速赶来西安相商“要事”。
张学良与叶剑英相处一个多月，叶原本即是中共中央任命的代表，又具有相当能力和丰富经验，故张对叶十分推崇。事变发生后他曾坚持要叶担任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合组的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参谋长。因此，张学良在有心发动事变之际，自然会希望尽快与叶相商。而这个时候，叶刚在两天前致电张，说明他将陪同前去西安转往新疆以便赴苏联就医的王稼祥，于8日从保安动身，13日左右到达西安。从张学良接叶电后两天没有马上复电的情况可知，5、6两天他还没有下如此重大的行动决心。张学良所以会在7日以急电方式要叶马上赶来西安相商“要事”，明显地是与他有意发动事变的情况有关。
但是，打算发动事变捉蒋，就此与中共代表相商，并不等于张这时已经下定决心并确定了行动计划。因此，几乎所有的著作和回忆录都肯定，张学良不是在12月10日就是在11日正式决定于12日发动事变的。问题是，究竟是10日，还是11日呢？认为11日才最后决定行动计划的比较少，其理由是，“蒋介石准备十二日离开西安”，他为此已经在11日晚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因此，当宴会之后，张学良生怕蒋介石这一走再没有机会实现其计划了，于是才急急忙忙地赶到杨虎城将军的司令部去，于午夜时分召集所有军级将领，决定了发动事变的时间的具体步骤，然后迅速调集部队开始行动。[16]
很难相信这种说法是的。因为，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否认其11日晚的宴会是一次“告别
宴会”。他明确说：当晚的宴会是他为“商议进剿计划”而安排的一次“行辕会餐”。况且，说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也不可信。蒋介石来西安前已明确认为，这次剿共行动一旦部署就绪，“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少一个月）可竟全功”。而此时，新的围剿计划尚未安排，张、杨两部的问题亦未解决，加上张学良态度未稍转变，蒋必不能将指挥此次剿共军事之责托付于张，或者须另择他人指挥，或者干脆自己亲自指挥督战。蒋固已考虑调派陈诚、蒋鼎文或卫立煌等来负责进剿事宜，但这时亦未做好安排，如何会突然一走了之呢？[17]
另一种说法虽否认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但也认为张学良决定12日凌晨发动事变的时间是在11日午夜前后。理由是蒋介石11日晚宴时与张学良商定，第二天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而张已下决心不参加剿共，故他约了杨虎城于当晚急急忙忙在再度出席西安的晚宴后，决定次日凌晨采取军事行动，并分头作了部署。[18]同上面的说法一样，此说也仍有让人生疑之处。试想，11日晚张学良等赴临潼参加蒋之会餐，除了吃饭以外，还要“商议进剿计划”，当时西安至临潼乘车即要半小时以上，再加上商议的时间和吃饭的时间，即使蒋介石的晚宴于傍晚6时以前开始，张学良等回到城里至少也要晚上八九点以后了（孙铭九回忆张回到城里的时间是“晚八时许”，多少接近）。而这时城里，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的名义，也举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宴会，宴请来陕各军政大员。因此，张学良等参加蒋会餐的将领，赶回城后，还要参加城里的那个宴会。如此下来，等到张学良要与杨虎城商量兵变事，自然也要到午夜时分了（邵力子回忆他参加张学良的宴会，“十二时许才回省政府后楼就寝”，当属可信）。此后距事变之发动至多不过三四个小时，又要与杨商量，又要召集重要将领开会说明，又要向下级军官布置行动步骤，又要调动军队由城里前往临潼??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当天凌晨的行动落空和败露。因此，说张学良事到临头才匆忙决定发动事变，且定在三四个小时之后即行动，毫无疑问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事实上，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是10日晚或11日白天。张、杨两部当时比较了解内情的孙铭九、刘多荃、王菊人、宋文梅等人的回忆，均可为此提供一些佐证。如张学良当时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忆称：11日上午张学良告诉他说，已与杨虎城商妥次日行动。张之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也明确讲，张学良是在10日晚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和主要行动负责人，具体部署行动计划的。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的回忆更具体一些，他说：“十二月十日晚，张、杨对于扣蒋的意见，已完全一致，并已决定于十二日拂晓立即行动。”到11日上午，张、杨二人又在张学良官邸商量两次，至下午确定了共同行动的具体部署。[19]由于此一行动十分重大，且须东北军和十七路两部密切配合，不能稍有差池，故绝非一时兴起，几小时之内可以完成一切商量、筹划、部署、动员及行动过程的。因此，说张、杨10日确定了行动日期，之后至11日白天曾几度秘密具体商议完成行动部署，似较合理。
关于这一点其实还可以证之以11日晚发生的两件事。一件即是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邀请来陕中央各军政要员赴宴之举。考虑到第二天凌晨即将发动事变，如果以为头天晚上张、杨举行这样的宴会纯粹只是一种巧合，怕是难以想象的。兵不厌诈，这是兵家常用之计。在临发动事变几个小时之前通过这种方式麻痹对方，同多数兵家刻意把突然袭击的时期选在节假日里，都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另一件事是张学良当晚在应蒋意外之召赴临潼面蒋时态度之尴尬与紧张。张、杨有意在西安城内安排了11晚的宴会之后，突然得到蒋介石赴宴邀请，这不免使张、杨感到格外紧张。杨虎城、于学忠两人之所以借口西安的宴会不去临潼参加具有“商议进剿计划”这样重要内容的“行辕会餐”，多半也是以防万一的一种准备。尽管如此，张学良还是有些不安，其紧张之态甚至连蒋介石都有所觉察。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20]不难想象，如果照11日夜蒋宴会之后张才赶回西安与杨商定次日晨发动事变的说法，张此时当如前此一样神情自若，不致如此紧张以至无法掩饰。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张学良十余小时之后就要发动事变，蒋介石这时意外召见，其言行举止难免有些不自然，故给人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之感。
《西安事变简介》出自：百味书屋
链接地址：http://www.850500.com/news/94157.html
转载请保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