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
公羊传·隐公
隐公（经一·一）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经一·二）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
（传）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眛者何？地期也。
（经一·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传）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经一·四）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传）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桓未君则诸侯曷为来赗之？隐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其言来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礼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经一·五）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传）孰及之？内之微者也。
（经一·六）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传）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
（经一·七）公子益师卒。
（传）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隐公（经二·一）二年
春，公会戎于潜。（经二·二）夏，五月，莒人入向。
（传）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经二·三）无骇帅师入极。
（传）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
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
（经二·四）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经二·五）九月，纪履緰来逆女。
（传）纪履緰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入国称夫人。
（经二·六）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传）伯姬者何？内女也。其言归何？妇人谓嫁曰归。
（经二·七）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传）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经二·八）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郑人伐卫。
（传）夫人子氏者何？隐公之母也。何以不书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将不终为君，故母亦不终为夫人也。
隐公（经三·一）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传）何以书？记异也。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
（经三·二）三月庚戌，天王崩。
（传）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曷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
（经三·三）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传）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诸侯之主也。
（经三·四）秋，武氏子来求赙。
（传）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武氏子何？讥。何讥尔？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武氏子来求赙，何以书？讥。何讥尔？丧事无求，求赙非礼也，盖通于下。 （经三·五）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经三·六）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葬宋缪公。
（传）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此当时何危尔？宣公谓缪公曰：「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女；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女，盍终为君矣？」宣公死，缪公立，缪公逐其二子庄公冯与左师勃，曰：「尔为吾子，生毋相见，死毋相哭。」与夷复曰：「先君之所为不与臣国而纳国乎君者，以君可以为社稷宗庙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将致国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则先君其逐臣矣。」缪公曰：「先君之不尔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摄也。」终致国乎与夷。庄公冯弒与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祸
宣公为之也。
隐公（经四·一）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传）牟娄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
（经四·二）戊申，卫州吁弒其君完。
（传）曷为以国氏？当国也。
（经四·三）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传）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经四·四）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传）翚者何？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与弒公也。其与弒公奈何？公子翚谄乎隐公，谓隐公曰：「百姓安子，诸侯说子，盍终为君矣？」隐曰：「吾否，吾使修涂裘，吾将老焉。」公子翚恐若其言闻乎桓，于是谓桓曰：「吾为子口隐矣。隐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则奈何？」曰：「请作难，弒隐公。」于钟巫之祭焉弒隐公也。
（经四·五）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传）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
（经四·六）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传）晋者何？公子晋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称人何？众立之之辞也。然则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则其称人何？众之所欲立也。众虽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隐公（经五·一）五年
春，公观鱼于棠。
（传）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百金之鱼公张之，登来之者何？美大之之辞也。棠者何？济上之邑也。
（经五·二）夏，四月，葬卫桓公。
（经五·三）秋，卫师入盛。
（传）曷为或言率师或不言率师？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者也。
（经五·四）九月，考仲子之宫。
（传）考宫者何？考犹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则曷为祭仲子？隐为桓立，故为桓祭其母也。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
（经五·五）初献六羽。
（传）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献六羽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六羽之为僭奈何？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诸公者何？诸侯者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陜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始僭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经五·六）邾娄人、郑人伐宋。
（经五·七）螟。（传）何以书？记灾也。
（经五·八）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郑，围长葛。
（传）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强也。
隐公（经六·一）六年
春，郑人来输平。
（传）输平者何？输平犹堕成也。何言乎堕成？败其成也，曰：「吾成败矣」，吾与郑人末有成也。吾与郑人则曷为末有成？狐壤之战，隐公获焉。然则何以不言战？讳获也。
（经六·二）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经六·三）秋，七月。
（传）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
（经六·四）冬，宋人取长葛。
（传）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久也。
隐公（经七·一）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滕侯卒。
（传）何以不名？微国也。微国则其称侯何？不嫌也。《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经七·二）夏，城中丘。
（传）中丘者何？内之邑也。城中丘，何以书？以重书也。
（经七·三）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传）其称弟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
（经七·四）秋，公伐邾娄。
（经七·五）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传）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执之也。执之则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其地何？大之也。
隐公（经八·一）八年
春，宋公、卫侯遇于垂。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
（传）宛者何？郑之微者也。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
（经八·二）庚寅，我入邴。
（传）其言入何？难也。其日何？难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独我也，齐亦欲之。
（经八·三）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经八·四）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
（传）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从正，而葬从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经八·七）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来。
（传）公曷为与微者盟？称人则从不疑也。
（经八·八）螟。
（经八·九）冬，十有二月，无骇卒。
（传）此展无骇也，何以不氏？疾始灭也，故终其身不氏。
隐公（经九·一）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经九·二）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传）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
（经九·三）庚辰，大雨雪。
（传）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俶甚也。
（经九·四）侠卒。
（传）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经九·五）夏，城郎。
（经九·六）秋，七月。
（经九·七）冬，公会齐侯于邴。
隐公（经十·一）十年
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经十·二）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传）此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
（经十·三）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传）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
（经十·四）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载，郑伯伐取之。
（传）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谁之力？因宋人、蔡人、卫人之力也。 （经十·五）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盛。
隐公（经十一·一）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来朝。
（传）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国也。
（经十·八）夏，五月，公会郑伯于祁黎。
（经十·九）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经十·十）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传）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弒也。弒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弒，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沉子曰：「君弒，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雠，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贼不讨，不书葬，以为不系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隐何以无正月？隐将让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公羊传·桓公
桓公（经一·一）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传）继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经一·二）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
（传）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则其言假之何？为恭也。曷为为恭？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鲁朝宿之邑也，则曷为谓之许田？讳取周田也。讳取周田则曷为谓之许田？系之许也。曷为系之许？近许也。此邑也，其称田何？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
（经一·三）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
（经一·四）秋，大水。
篇二：从《公羊传》看中国统一思想
从《公羊传》看中国统一思想
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
郑任钊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本文拟从《春秋公羊传》的视角切入,来谈一下中国的统一思想的经典根据。
一、《春秋公羊传》出现的政治文化背景
《春秋公羊传》最重要的思想是“大一统”,了解这一思想提出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我们才能体会“大一统”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从政治背景说,秦统一以前的大约500年时间,史书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荒谬、最痛苦的一个时段。《春秋》一书中,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正如《周易·文言》所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臣弑君、子弑父的人伦惨剧经常发生,人们见惯不惊,那不是很荒谬吗?再看战国时期的战争,《孟子·离娄上》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人命如草,朝不保夕。秦国长期实行“以战去战”政策,最终灭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由于秦王朝尚缺乏管理统一国家的经验,又以苛政峻刑治国,很快便被人民起义推翻了。汉朝立国,起初有过一个短暂的政治稳定时期,到了汉景帝时又发生同姓王七国叛乱,国家再次面临分裂混乱的危险。
从文化背景说,当年孔子作《春秋》就是要鞭挞时代的荒谬,重新建立是非美丑的价值准则。孔子鲜明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主张,称赞尊王攘夷,试图挽救当时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战国时代诸子蜂起,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其学术理论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条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道路。汉王朝继秦之后,吸取秦亡的教训,除了在政治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外,也开始在文化上探求长治久安的政策。
《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远近背景下形成的,它不只是对历史的发展方向所提出一种政治主张,同时也是对先秦儒家天下一统观念的精炼总结。孔子去世后,其后学传授《春秋》,公羊学派为重要的一派,其代表著作是《春秋公羊传》,书中内容在先秦时期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胡毋生等人将之著于竹帛。公羊学派在解释《春秋》时,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的理论。这里的“大”,意为“尊大”。“大一统”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重视国家的统一”。千百年来,这一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
影响。
二、“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公羊传》鲜明地指出:“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公羊传》作者相信《春秋》乃是孔子为“拨乱反正”而作,因此注重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力图从字里行间挖掘出孔子寄寓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同时,在数百年的传授过程中,历代公羊先师又不断总结先秦儒家的思想成果,不断将深具时代内容的思想观念融入到对《春秋》的解释中来,阐发出一套以“大一统”为理论纲领的政治思想。
《春秋》隐公元年第一句经文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羊传》认为经文加“王”于“正月”之上,表明这是周王朝的正月,乃周王朝正朔所在,《春秋》以周历纪年,意在尊王一统。《公羊传》主张的“大一统”,是与尊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调“王者欲一乎天下”。尊王,加强王权,限制地方诸侯的权力,其目的就是维护大一统。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成为最高的价值、核心的价值。尊王是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所极力强调的周王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实只是一种寄托,在春秋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它真正的目的在于“以俟后圣”,所期待的是后世能实践《春秋》经世大义、真正推动“大一统”实现的王者。
面对一个礼崩乐坏、兵燹连连的乱世,《公羊传》渴望能挽救名分的废溃,制止伦常的混乱。当一统的理想状态不能实现的时候,“拨乱反正”,恢复世界应有的和谐与秩序则上升为第一要务。《公羊传·宣公十一年》谓:“不与外讨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实与而文不与”,就是默许诸侯的某些正义性的“专讨”行为,即在理论上仍然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但对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却予以认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社会处于一种管理真空的无序状态之中,致使诸侯灭国、臣子弑君父的混乱局面发生,罪行得不到应有的讨伐与惩处。在这种情况下“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这就是说,在王者无法承担起一统天下大任的情况下,应当依靠现实中可能的力量来维系和恢复社会秩序,同时期盼有实力和能力的人站出来勇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强调对社会、对时代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公羊传》系统总结了孔子的“夷夏之辨”思想,一方面批判“夷狄”侵害“中国”(“诸夏”);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夷狄”遵循礼义,认同“中国”的文化,则可以进为“中国”,而如果“中国”放弃了礼义,也可以退为“夷狄”。即取消了夷、夏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以文化的先进与否来区分“夷狄”和“诸夏”。《公羊传》提出了文化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逐步摆脱落后面貌,共同走向进步的设想。其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
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最终的目标是天下一家,区分内外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大一统”里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它向往的是一种多民族融合的统一,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平等意识,具有鲜明的进步特征。 《公羊传》所主张的统一不只是一种统一的形式,其深层要求是安天下之民。只有仁政的统一才能保持稳定,长治久安。暴秦的速亡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认为麒麟是仁政的象征,只为真正的王者而出现,意指真正的王者是以仁政一统天下的王者。仁政首先是任用仁者,小人当道政治也不会稳定,因此《公羊传》鲜明地举起了“尊贤”的大旗,以“讥世卿”反对贵族世代垄断官职,同时极力褒扬贤臣,贬斥“佞者”。《公羊传》的主要仁政主张有:一是主张宽民力,不奢泰,不妨民;二是薄赋敛,反对横征暴敛;三是实仓廪,重民食。究其核心就在以民为本。
“大一统”说自《公羊传》提出以后,经董仲舒等早期公羊学家的发展,在汉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方面成功地付诸实践。其后,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和丰富,“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观念,成为数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篇三：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导读
一、春秋、《春秋》、《春秋》传
（一）春秋
的重要典籍，了解春秋时代又是解读《春秋》及其三传的法门。然而至今，史学界对春秋时代的认识和见解仍不尽相同。这必然关涉对《春秋》及其三传的解读。因此，先将我们所认同的对春秋时代的看法说明一下。
1．春秋始于周平王东迁，其截止年代说法不一，目前通用的起迄年代为周平王元年（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年）。
平王姬宜臼（前770—前720年，鲁孝公三十七年—鲁隐公三年）是申侯的外甥，申侯为宜臼争王位，联合犬戎杀了幽王。当时拥护平王的诸侯是申、许、郑、晋、秦等，而东方诸侯鲁、卫、齐等对平王得政及其东迁十分不满，于是王令不行。周王室独尊、诸侯并列的局面动摇，王权一步步衰弱，终至形成政由方伯的新形势，霸主相继登场。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自周平王东迁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分为三个阶段：
一、霸前期：迄鲁庄公八年（翌年齐桓公立），凡八十五年。
二、霸政时期：自鲁庄公九年（齐桓公元年）起，迄鲁襄公十五年（晋悼公卒），凡一百二十七年。
三、霸政衰微时期（即大夫执政期），凡九十一年。
霸前期的特点，首先是王权衰微，无以号令诸侯。周平王崩，鲁隐公竟然不奔丧。 周桓王（前719—前697年，鲁隐公四年—鲁桓公十五年）即位，则极力讨好东部诸侯中与周室最亲、最有地位的鲁国，十三年中竟然五次聘鲁，（此后至春秋末就只有僖公三十年、宣公十年两次）希望得到鲁国的支持。
特点之二，诸侯国内乱，郑、鲁、晋、宋、陈、卫等国为夺君位，杀伐争斗此起彼伏，王室毫无控制能力。
其三是诸侯灭国兼并连绵不断，华夏诸侯群龙无首，夷狄戎蛮乘机肆意侵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隐公四年》），中原大地烽火不断，王室亦无能为力。原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的局面不再。
此时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尊王攘夷，扶危救困，取信于天下，从此进入霸政时期，周王室大权旁落。霸主在冠冕堂皇的尊王旗帜下，取代了天王号令诸侯的作用。
比如，组织同盟国家立盟誓互不侵犯、协同处理国际争端、抑制裁决篡弑谋逆、组织联军平乱攘夷等等。
在一百多年的霸政中，参与联盟的国家越来越多，范围逐渐扩大。
齐桓公时，主要是东方诸国，齐、鲁、宋、陈、曹、许、卫等。
晋文霸政时则发展到了西方诸国，戎狄渐次归附。
后来，一直被称为荆蛮、南蛮的楚庄王、吴王阖闾亦成为诸夏霸主。
然而尽管霸主有着一定的权威性，无奈诸侯国各怀异志，所以不断结盟也不断毁盟。 如郑国始终首鼠于中原诸侯与楚国之间摇摆不定，与诸侯结盟又二心于楚，招致双方拉据似的讨伐。尽管霸主协理国际争端，兼并战争始终未曾停止过，甚至可以历经漫长的岁月誓在必得。
如宋之志在灭曹，自僖公十五年“宋人伐曹”始，至哀公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了断，其间历经159年。
郑灭许之志，始自隐公十一年“郑伯入许”，直至定公六年“郑游遬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用了208年。
诸侯之间一旦结下怨仇，不报不已。
齐襄公为报九世祖之仇灭掉了纪国。
自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昭公十一年夏“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冬“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定公元年，楚相囊瓦欲得蔡昭公之美裘，不予，被扣压于南郢三年，直至献裘始得归，蔡楚结怨已深。伍子胥父诛乎楚，心怀复仇之心逃往吴国。定公四年，蔡昭公、伍子胥借吴王阖闾之力伐楚报仇，破楚入郢。
诸侯之间矛盾交错，形势复杂。春秋后期，“诸侯僭王室”又进而发展到“大夫僭诸侯”，各诸侯国内部的“大夫世袭”司空见惯。其后果必然是卿大夫宗族力量渐强，实力膨胀，逐步操纵了诸侯国的政权，就是这样，春秋终于进入了大夫以至陪臣执政时期。
比如：鲁国三桓专政，竟至将昭公驱逐在外七年多，最后死于乾侯；
齐国崔杼、庆封专权，直至陈(田)氏夺权；
郑国子产大权独揽；
晋宋诸国形势亦然。晋国在入战国后竟然为大夫韩赵魏三家所分。
国际事务中同样政在大夫。襄公十六年，鲁、晋、宋、卫、郑、曹、莒、邾娄、薛、杞、小邾娄十一个诸侯在溴梁集会，竟然由大夫盟誓。自此“大夫盟”成惯例。
可见列国大夫擅权，诸侯失政，“君若赘旒然”的严峻形势。
2．这个变化过程，正是社会形态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演进的初期阶段。
西周诸侯的土地和奴隶是周天子分封的，受封者仅拥有“食其租税”的权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进入东周以后，王室权力衰弱，封建领主对受封土地“食其租税”的领有权向所有权转化，土地上的劳动者也随土地一起成为领主所有。
促进这一形势变化的还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因素，那就是春秋初期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铁制耕具利于开垦荒地，“私田”渐广。这些变化使得天子“受民（劳动力）受疆土（生产资料）”无法维持，土地王有制向私有制过渡。
《诗经〃大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及《左传》中多次记载的贵族之间的土地纠纷，充分说明土地王有已解体，私人占有的局面已经是天子无法控制的了。
伴随各国私有土地的产生，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形成，氏族贵族制没落。
郑国、晋国“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表明自由民增多，新兴地主阶级财产、势力膨胀，制法的必要性突出了。铸刑鼎，打破了贵族原有的特殊地位，正如《左传·昭公六年》所云，“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
无论贵族还是新兴地主、平民，都要受这法的约束。封建宗法制下的与生俱来无可改变的身分地位，不再一成不变。战功可以使庶人、工商进为下级军官，从被统治阶级跻身统治阶级行列，战功也可以使无人身自由的奴隶获得自由。这一切变化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3．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国内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
仅据《春秋》所记载的军事行动，就多达四百八十余次。
即使是国家之间的聘问、盟会等行为也多数与战争紧密相连。
战争几乎成了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主题。华夏诸国与戎狄的战争是由来已久的。 《诗经·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写的就是西周时代抵御戎狄入侵的士卒的感受。周平王东迁之举不仅不能回避戎狄，反而使他们进一步向中原进逼，深入到了黄河流域，对中原诸侯国造成重大威胁。
他们多次侵伐郑、卫、齐、晋、宋、鲁等国，甚至灭邢、温，亡卫。卫国因此而迁都楚丘，再迁至帝丘。
齐桓公称霸，联合起诸侯才北败戎狄，南服荆楚。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秦国强大起来，诸夏与戎狄的战事减少，相融多于相伐。 春秋时期更多的是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的战争。
诸侯兼并，西周就已经发生，武王时期的八百诸侯到春秋初期只剩一百三十几个了。东迁后，衰弱的周天子更无法控制局面。弱肉强食，大国称霸，齐、晋、楚、秦、吴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小国家趋利避害游走于大国之间以寻求庇护，但是最终还是被大国一个一个地吞掉了。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卿大夫宗族实力的膨胀，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形成，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深重。于是，春秋中后期，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争硝烟不减，诸侯国内各部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争夺君权的战争甚嚣尘上。这类夺权的战争多数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与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属于社会转型的战争。为适应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需要，各国军备暴增，纷纷突破“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周礼之制。
战争规模迅速扩大，战争的方式也在变化。
《春秋》没有正面、明确地表现奴隶的起义战争。
僖公十九年“梁亡”，
《公羊传》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何休《解诂》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国之中无一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状若鱼烂。鱼烂从内发，故云尔。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当绝也。”
显然梁国是平民和奴隶的起义，即国内阶级斗争所推翻的。
《左传》中有奴隶造反的记录。如僖公十六年因鄫国被淮夷侵凌，鲁、齐、宋、陈、卫、郑、许、邢、曹为鄫修筑城墙，服役之徒不堪其疲惫困乏而造反回家。
（二）《春秋》
1．“春秋”本是春秋时期鲁国国史的专名。因鲁史编年必记载四时，不便以四字为书名，乃错落举“春”、“秋”以统括“夏”、“冬”。
《孟子·离娄下》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赵岐注：“此三大国史记之异名。‘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
史称《鲁春秋》。“春秋”也是当时各国史记的通名：
《墨子》中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之说，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
《国语》中所说的《春秋》也是泛指史书。
故此，后代以“春秋”作为“史”的代称，进而被借用来表示岁月、年龄。
今传世之《春秋》，是孔子依据当时的鲁国史书修订而成的。
《公羊传》中所说的“不修《春秋》”指的是鲁国原国史，是史书，今已不存。
经孔子笔削而传世的《春秋》，是以鲁国十二公的历史故实为依托，立经世大法的政治书。二者有质的不同。
2．孔子与《春秋》。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历来说法纷纭，主流意见是今传世之《春秋》是由孔子修订的。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孔子修《春秋》的目的，不在于记史而在于以史实说法，借事以明义，在针砭世事中立治世之法，从而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著于竹帛，传之于弟子，进而传于后世。
在不少年份中，春夏秋冬四季之下只有一两个字，如“雨”、“螟”、“宋灾”之类；
有多处是“夏，四月”，“冬，十月”之类只记时不记事；
桓公十三年春季之后只有“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寥寥数字。
桓公七年甚至只有春夏无秋冬。
显然，它不是一部按部就班记事的国史。名为《春秋》，又非正经史书，历史上就曾有因为不解其中味而诬《春秋》者，比如王安石蔑之为“断滥朝报”，意思是说《春秋》是残破不全的诸侯赴告。
也有深解其中味者，朱熹《近思录》就指岀：
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此言很是精辟。《孟子》和《史记》还分别阐释了《春秋》的社会价值。
《孟子·滕文公下》曰：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孟轲、司马迁所谓使乱臣贼子惧，以为将来者之诫，也正是孔子修《春秋》的目的。
或说“为《春秋》”，或说“修《春秋》”，或说“次《春秋》”，或说“笔削《春秋》”。可见战国、西汉以来的学者都承认《春秋》为孔子所作或由他修订的。《史记》更是多少次反复记述这一史实，此说为历代学者认可。
不过也有些学者置疑，如唐人刘知几在他的《史通·外篇·惑经》中就提出一些疑问。宋王安石说如“断烂朝报”般的《春秋》，不会是孔圣人所修。近代疑古派也提出过一些怀疑。今人杨伯峻声称“不怕得罪圣人”，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给予坚决的否定：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孟轲硬说他“作《春秋》”。
《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后代学者也有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今根据朱彝尊《经义考》引几条：郑樵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朱熹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刘克庄曰：“《春秋》，史克之旧文也。”另外，清人袁穀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吾则曰，《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
我们摆在这里。愿闻其详者可参见《春秋左传注·前言》、《经义考》
《史通》等相关著作。战国、西汉去春秋未远，甚至口耳相传的形式尚在，《孟子》、《春秋繁露》、《公羊传》、《史记》等众口一词，我们似应给予相当的重视和信任。先秦两汉诸子中提及孔子修《春秋》者也大有所在。
《淮南子·主术》曰：“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
西汉扬雄《法言·孝至》曰：“《诗》、《书》、《礼》、《春秋》，或因或作而成于仲尼。” 至于对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述而不作”大约是他前、中期的宣言，修《春秋》是孔子晚年的作为。如此深邃的治世学问，也只能是经历世事沧桑、“干七十余君”后的晚年著述。
《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他改变初衷的说明。
清廖平于其《今古学考》卷下也曾说：“其实孔子一人之言，前后不同。予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者。”
当然疑问也还不是没有：尽管《论语》中同样蕴涵着“大一统说”、“三世说”、“通三统说”、“改制说”等与《春秋》完全一致的治世观念，却确实未曾提及《春秋》。
少于孔子四十四岁的子夏，是孔子晚年的门生，他亲聆孔子口授《春秋》，是传《春秋传》的祖师，《论语》中子夏曾出现23次之多，为何不曾提及《春秋》呢？这只能存疑，有待考证。不过子夏对《春秋》的诠释很受战国学者推重，并用以作为提出政见的论据。
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
（三）《春秋》传
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春秋》曾有五家解经传承。
其中《邹氏传》、《夹氏传》连班固都未曾见到，早已失传。只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流传至今。
班固著录《左传》作者为“左丘明，鲁太史”，《史记·十二诸侯表》记载为“鲁君子左丘明”。
典籍中常称其为《左氏传》，成书最早，用先秦古文书写，属于古文经。
杨伯峻推论大约成书在鲁哀公之后的60－80年间，即公元前403－前386年前后。 《公羊传》、《穀梁传》都是师徒口耳相传授之学。
《公羊传》于汉代景帝时，即公元前156－前143年间，才写定成书。因其使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隶书，故称为今文经。
《穀梁传》成书则更在《公羊传》之后了。
班固著录《穀梁传》作者为“穀梁子，鲁人”。颜师古曰：“名喜。”
唐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序》云：“穀梁子名（淑）［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同意杨士勋之说，认为“《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三传师承不同，注经侧重点不同，内容不同。
自壁中古文经出现，今文经、古文经之间争论就开始了。最初还只是在文字及其训读上
《公羊传》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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