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综述
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综述
陈苗 历史系 历史学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开启国共第二次
合作，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近十年来，
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颇多，呈现出从多角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
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史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
而且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利用，其研究的方向逐渐从社会学、政治学拓展到
新闻学、心理学方面，而其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
事变发生的原因；（二）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三）关于事变
解决的国际国内力量；（四）关于主要人物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五）
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原因和后果问题；（六）关于事变是否推动蒋介石走
向抗日道路问题。
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黄道炫的《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中
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
石坚持片面抗战，而张学良和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是不同抗日观念的冲突。
而胡欣红则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西安事变，在《运用心理学解析西安事变》
中通过对当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心理世界的剖析，张与蒋存在的动机、性格，
情感、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冲突来阐述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同新在《从国
家观的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中认为是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
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反复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
形成了其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关键，发动了西安事变。蔡克文在
《救国会与西安事变》中认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与合作，
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七君子”事件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诱
因之一。
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刘圣陶、罗雄在《博弈论视角下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面对西安
事变引起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
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雪山的《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
认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张学良执意
送蒋返宁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赵书刚、赵阳的《论
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苏联都起着
巨大作用，它的直接影响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此外，还有人专
门介绍了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人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如陈答
才的《宋子文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陈莉莉、梁星亮的《西安事变
中的宋美龄》等等。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把研究方向对准“西安事变”后的社会舆论方
面，从而尝试从新闻学的角度去审视这段历史。刘喜发、王彦堂的《论国内
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中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各种舆论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
态扩大化，另一方面，各种舆论吁请张、杨尽速释蒋回宁；王鹏的《<大公
报>与西安事变》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和记者范长江
对事变所做的宣传和对事变和平解决产生的影响来论述社会舆论带给事变
当事人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强大精神压力促其反省，转变态度；何扬鸣的《论
西安事变中新闻舆论的作用和影响》认为西安事变与其完成的历史转折，很
大程度上恰恰是靠国内外的新闻舆论，在人类新闻史上可以算得上经典了；
张可在其《框架理论视野下西安事变的媒体呈现----以<大公报>、<解放日
报>（西安版）、<中央日报>为样本》以框架理论的知识对各大报纸进行文本
分析和内容分析，来勾勒出三类媒体自身潜在的新闻报道框架和其对公众传
达出不同信息，潜移默化地对西安事变的解决造成不同方向的推动和影响。
但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多是以新闻媒体为支撑，如《大公报》、《申报》、《中央
日报》、《解放日报》、《朝日新闻》等国内外各大报刊，却很少进一步挖掘其
他代表人们意志的史料，如当时参与人员的日记、书信、电报、访谈、回忆
录等等。另外，这些研究成果多注目于社会舆论的走向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却很少去窥探当时中国的国情，实为其研究存在的缺
陷之一。
对于近十年来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研究角度的狭隘性与局
限性，以扎实的史实考证和个案研究为前提的、采用多种科学手段进行综合
性研究的著作十分少见，研究者应进一步更新观念，有所创新。其次，要注
重研究视野的前瞻性与实效性，做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张可.框架理论视野下西安事变的媒体呈现[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5.
[2]何扬鸣.论西安事变中新闻舆论的作用和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
[3]沈洁.《大公报》与西安事变[J]．新闻大学.2005
[4]王鹏.《大公报》与西安事变[J].纵横.2007（02）.
[5]王子蕲.《申报》视角下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探析[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
（01）.
[6]胡勇.略论西安事变前后的民众心态[J].史学集刊.2012.
[7]王志刚.日本对西安事变的观点和反应[J].抗日战争研究.2012（03）.
[8]刘喜发、王彦堂.试论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J].史学集刊.1998（03）.
[9]刘敏、陆卫明.舆论导向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03）.
[10]梁严冰、董艳华.《申报》报道的西安事变[J].百年潮.2007.4.
[11].《申报》视角下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探析[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01）.
[12]刘圣陶、罗雄.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13]张同新.从国家观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14]张雪山.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
[15]李群.解析西安事变善后阶段的《大公报》言论[J].黑龙江大学.2008.
[16]蔡克文.救国会与西安事变[J].中共市委党校学报.2004.
[17]赵书刚、赵阳.论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J].贵州社会科学.2010.
[18]陈答才.宋子文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19]黄道炫.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J].历史教学.2004.
[20]樊美玲、浦晓业.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对当时社会心理的准确把握[J].哈尔滨市委党校报.2010.9.
[21]陈莉莉、梁星亮.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2]胡欣红.运用心理学解析西安事变[J].历史教学.2012（02）.
篇二：近代史纲要论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
【摘要】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本文结合作者查阅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分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和主张，进而得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得出的结果。
【关键词】
西安事变 张学良 蒋介石 何应钦 宋美龄 周恩来 和平解决 相互制衡
【正文】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还笼罩在一片夜色苍茫中，熟睡中的蒋介石还没有嗅到空气中异样的气息。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八项主张，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走到了抉择的边缘，失去统帅的南京方面扬言讨伐，宋美龄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极力相劝，蒋介石从拒绝屈服到接受协议，共产党反复斡旋期望和平解决。最终，西安事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内战，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可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下面结合所查阅到得一些史料，简单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一、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作为事件的主角，张杨二人的态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便是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让步之时，张杨二人的态度就早早为事件定下了基调，这也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
从西安事变爆发的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持续敦促张学良剿共，以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这固然是与张学良的利益相冲突的。另一方面，西安学生在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介石却怒称要射杀学生，这激起了张学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兵谏”的导火索。
事实上，虽然采取“兵谏”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但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担心，如果在事件中蒋介石丧生，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北伐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格局，这显然不是当年为了维护全国统一而宣布“东北易帜”的少帅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在整个事件中，张杨一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件，而处处保护着蒋介石。在发动事变前，张学良就一再强调要“活捉”，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张学良甚至煞费苦心，特地安排负责行动的一〇六师师长白凤翔与蒋介石相见，目的就是为了让白凤翔认住蒋介石，避免在混战中错杀蒋介石。
张杨二人从一开始就把“捉蒋”定性为“兵谏”，而非“叛乱”，这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也直接影响了二人后期的态度。二人一直坚持劝服蒋介石，在南京方面轰炸西安时，通过紧急与宋美龄及周恩来会谈，保证蒋介石安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二、 南京方面的分歧
12月12日上午十时，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宣布“扣蒋兵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讨伐”与“营救”两种力量不断角力，瞬息万变。各地方军阀也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各怀鬼胎。而在国民党内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央方面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与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的斗争。
当天晚上，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由何应钦暂掌军权的决议。当时黄埔系的一些青年将领，纷纷要求“血洗”西安，以表达对蒋介石的忠诚。在这种主战的气氛下，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民党军队扫荡西安。
与此同时，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首的宋氏家族坚持认为西安事变应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希望通过谈判来使蒋介石获释。宋美龄认为所谓的军事讨伐，只会促成蒋介石速死。
事实上，何应钦坚持武力讨伐，既有对党国利益的考虑，也有个人利益的因素。
于党国利益来说，何应钦作为中央的二号人物，自然忌惮地方势力的上升。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理性地分析，他坚持认为如果采用和平方式等于纵容了地方势力，削弱了中央权威。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为了从中渔利，向国民党中央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国民党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将采取强硬手段，而何应钦恰恰是亲日派。何应钦主战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利用出兵讨伐缓解与日本方面的矛盾，拖住日本，避免与日本的战争提前爆发。
而于个人利益上来说，原因是很明显的。在讨伐西安时，何应钦曾电请汪精卫早日回国，准备建立汪何联立政权，这也反映了何应钦的野心。作为国民党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一旦在讨伐中蒋介石丧生，他就可以在平息叛乱的同时夺取军政领导权，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结果，符合其个人利益。
但宋美龄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在她的力争之下，何应钦勉强同意，请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于12月14日飞往西安探明情况。端纳受宋美龄之托与蒋介石长谈，并转交宋美龄信件，蒋介石态度稍稍缓和。12月17日，蒋介石亲笔写下的停战手谕传至南京，要求其保持克制。何应钦不得不有所让步，同意暂停轰炸西安，准许宋子文飞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对比何应钦的主战与宋美龄的主和，最终自然是宋美龄占据了上风。这里面一方面有国内的原因，包括蒋介石关键时刻的停战手谕，还有当时不少效忠蒋介石的军队按兵不动（如陕甘边境的中央军拒绝发动进攻）等，都导致了何应钦计
划的破产。另一方面，从国际上看，美英和日本都十分关注西安事变，美国方面希望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以抵抗日本，而日本则希望中国爆发内战而从中渔利。最终是亲美英的宋美龄赢得了与亲日的何应钦的这场博弈。
而历史也证明，主和派最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避免了内战爆发，并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战线。个人分析，如果何应钦一意孤行，采取武力讨伐的方针，如果能救出蒋介石固然最好，但万一蒋介石在战争中丧生，可能激发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矛盾，失去最高领导人的中国可能会陷入混战中，这恰恰是虎视眈眈的日本所希望看到的。因此，何应钦的主战方针实属下策。
从西安事变到19日何应钦下令暂停空袭，南京方面的斗争暂告一段落。主战派最终受到和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牵制，不得不放弃了武力解决的企图。这也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阶段，从此之后，“和平解决”成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调，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三、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方面的态度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迅速召开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以及对国内外形势的观察，作出了“和平调停”事件的决策。14日清晨，周恩来一行人抵达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一方面代表中共中央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蒋介石的处置需要十分谨慎，应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解决西安事变。
在中共中央达成“和平调停”的方针过程中，是经历了激烈的争论的。由于蒋介石是一直坚持“剿共”的国民党最高统帅，因此共产党内一些党员希望借此机会除去蒋介石。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中央领导人更理性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事实上，和平解决于国于党而言都是更有利的。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被扣，但他仍有众多的效忠部队，而且国内舆论也以拥护蒋介石居多。一旦蒋介石被杀，势必引发中国内战。这既会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同时，如果在陕甘地区爆发内战也将使红军卷入，损害红军实力。另一方面，如果蒋介石被杀，南京中央政府将由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执掌大权，这可能也会加速日本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这同样也不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因此，中共抛弃与蒋介石的矛盾，而主张“和平解决”，是有自身考虑的。
当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和平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苏联方面的态度。13日，中共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期望获得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磋商后，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指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客观上会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敦促中共和平解决冲突。这份电报的观点主要处于苏联方面自身的利益。在1936年前后，斯大林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的。因为斯大林需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牵制住日本，以阻止日本北上入侵苏联。
总的来说，苏联方面要求和平解决态度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促进作
用，然而，苏联对张学良的谴责却使张学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也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张学良匆忙释放蒋介石并“负荆请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的做法埋下了祸根。
四、 西安和谈与蒋介石的转变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人抵达西安，与蒋介石会面。
这时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十天了，蒋介石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转变。最开始时，蒋介石以为张杨二人发动叛变，因而抱了必死的决心，张学良几次探望尝试与他交流，都被蒋介石恶言斥责。但随着端纳和宋子文等人先后飞赴西安，蒋介石终于慢慢了解到张杨二人的真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己并无生命危险，态度也有所转变。
但在正式谈判之前，蒋介石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直接出面；二是商定的条件他只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并不签字，回到南京后分布逐条实施。
23日正式谈判开始，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三位一体”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展开会谈。经过两天谈判蒋介石认可了张杨提出的六项主张，承诺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联合各界力量共同抗日。至此，双方谈判告一段落，“放蒋”也已成定局。
应该说，这个结果也是各方经过妥协后得到的。蒋介石方面作出妥协，承认六项主张，但蒋介石却只同意以“人格担保”，而拒绝签字。为了尽快达成和解，张学良也作出了妥协，不仅没有要求蒋介石签字，还决定提前释放蒋介石并亲自护送其返回南京。
蒋介石作出的妥协是当时形势的必然产物。在张杨扣留蒋介石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派力量大多支持释放蒋介石，但同时都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舆论呼声之下，蒋介石自然也不会一意孤行，逆民心而行坚持内战。可以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当时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但张学良的妥协却显示了他不够成熟的一面。单从签字问题来看，蒋介石签不签字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即使签了字，如果蒋介石真的不认账，也完全可以撕毁。但当时的情形下实际上蒋介石是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违背承诺的。但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却犯下了严重的失误，也直接造成了自己的下半生在幽禁生活中度过。张学良过于急躁，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还没就放蒋时间和条件达成一致时就贸然放蒋，并在自身安全未能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坚持陪护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本来以为自己一心维护蒋介石的威信，能得到蒋介石的谅解，但没想到蒋介石一回南京就将其软禁。这不仅导致他从此失去了抗日的机会，还导致他领导的东北军发生内乱，被蒋介石瓦解。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今天看来可以一笔
带过的西安事变，其中却蕴藏着各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从国内看，主角张杨二人出于全国和自身利益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国民党亲日派主张采用军事手段，宋氏家族主张采用政治手段，中国共产党竭力斡旋调停希望和平解决，蒋介石从拒见张杨到逐渐接受六项主张；从国外看，美苏日三方为了自身利益各怀鬼胎。最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个结果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因此其出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结语】
西安事变已过去七十余年，今天再回首，我们往往体会不到，当年是多少爱国人士做出了艰辛的努力，才换回了民族的团结，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不禁惊异于在当年风云激荡、变化莫测的政治环境下，那些伟大的爱国前辈需要何等的勇气和眼光才争取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写下本文，也希望重现历史的一角，让大家真切体验到爱国前辈们为和平洒下的血与泪。
【参考文献】
[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3]田益民：《西安事变述评：为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而作》 ，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4]郝建生：《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赵书刚 赵阳：《论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 ，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7月
[6]王义全 《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原因：以战逼和 拖住日本》 ， 转载：凤凰网资讯，原载：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3期
篇三：浅谈西安事变始末
浅谈西安事变始末
摘要： 西安事变的爆发，绝非是偶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本身所处的特殊情况下，西安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促使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统一抗日战线，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西安事变前期的中国政治局势紧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际舆论也是不利于中国的，中国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至主要地位，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力图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寻找与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沟通的渠道。西安事变所造成的历史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也开始出现了转折点，对西安事变的实木进行深入研究，更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关键词：张学良、杨虎城、西安事变
正文： 1936年的世界秩序是充满硝烟战火四起，太平安宁已经离去。法西斯政权已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法西斯主义向人类社会公认的正义和准则开始了疯狂的践踏。也对西方大国首肯的原有“秩序”发起了公开的挑战，但西方大国对法西斯暴行采取的“不干预”政策任然没有根本改变，近看中国：日本占据我半壁河山，国家经济陷于瘫痪，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招致南京国民政府危机四伏，英美支持软弱无力，南京政府不得已将目光转向苏联。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抗争中，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他们读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如七十四年前，在总过近代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促使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 1936年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十三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于是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12月4日蒋介石和其他军政要员抵达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两人施加压力。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就将二人的部队调往陕甘前线，二、不服从就将张学良部队调往福建、杨虎城部队调往安徽，退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和其他十多名军政要员，通告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各国的态度是：日本，既无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山洞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花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联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法、意、德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愿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总过共产党起初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人呢为，下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她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统一抗日开辟道路。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车工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检定的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各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开使张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用到“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东北军士兵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促使张学良组岸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张、杨的强烈爱国心。蒋介石的顽固不冥等，都导致了西安事
变的发生，是的，它是涛涛历史河流的一次碰撞，撞出了新中国近代史新格局，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民族战线初步形成。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西安事变是当时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它是爱国将领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动的具有爱国意义的“兵谏”是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西安事变的发生带有必然性，然而在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也必将发生类似于西安事变且具有和西安事变同样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是当时形势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威胁，这种情形，就给中国有一切阶段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是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那时，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力量。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可是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这种转变也是要发生的，只不过转变的时期也许会更长。
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而这种收获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动摇，民族危机的警钟已经敲响，停止内战，一致对日是民族发展的必然。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时局转变的焦点。
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国家、民族为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全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驻扎过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张学良、杨虎城也因为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举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参考文献：《毛泽东传》）——中国文史出版社
《1936年历史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始末纪实》 汪新、王相坤著 华文出版社
《西安事变论文》出自：百味书屋
链接地址：http://www.850500.com/news/138189.html
转载请保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