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国文学作品中人鱼意象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内容摘要：关于人鱼的传说历来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由于其背后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内涵，这些传说成为文学创作的丰富题材。本文通过探讨对比人鱼形象在中国文学中的演变过程，阐述人们通过人鱼形象来表达爱欲、死亡等主题的表现方式，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民族文化心理，以此表现人鱼形象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人鱼 演变 文化内涵
中国有关人鱼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袁光、孙冬梅 2014）。作为记录中国神话的重要典籍，《山海经》描绘了众多神人形象，人鱼神人形象是该典籍中人兽合体类形象之一。该书对人鱼的描述首见于《南山经》，“其中多赤鱬，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鸯鸳，食之不疥。”
[1]《海内南经》首次提出了鲛人的说法，“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皆郁水南。注:离耳，搜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澹耳也，在朱崖海诸中；雕题，葱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2]其中的鱿人外表是人头鱼身，长着四只脚的鱼（黄雪敏 2009）。又如《海内北经》记载“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3]此外，《西山经》中直接提到“人鱼”这一说法，“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4]。以及在《北次三经》中更为详细地提出“又东北二百里，曰龙侯之山东，无草木，多金玉。决决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鱼，其状如鳗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5]。根据该鱼形状和叫声的描述进行推断，《山海经》记载的人鱼很可能是现实中的鲵鱼，即“娃娃鱼”（黄雪敏 2009；付瑶 2012）。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尽管在《山海经》中人鱼有着多种不同的称呼，如“陵鱼”、“赤孺”等,但使用最频繁的还是“人鱼”，且人鱼最原始的形象为长得像人形，全身披覆着鳞片，一幅怪兽模样的水中生物。以上记载仅只提及了人鱼形象的形态，并未表现出文学色彩。但在《大荒西经》中的描述“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6]（袁珂注：据经文之意，鱼妇当即颛顼之所化）在这里，“人鱼”形象开始和性、生殖有了关系，这种形象或是对以前或当时的现实生活文化的一种文学化反映，在其后文学和艺术创造中，这也成为了“人鱼”形象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审美构建（付瑶 2012）。此后的文献中，多把“人鱼”称为“鲛人”，“鲛人”形象的出现使“人鱼”形象的塑造开始丰富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植在《七启》说：“然后采菱华，摧水苹，弄珠蚌，戏鲛人。”讲述了曹植在海中与“鲛人”嬉戏的场景，这里的“鲛人”其实就是人鱼。晋代张华《博物志》云:“南海外有纹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张华所说的鲛人，亦作蛟人，就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人鱼，它们哭泣的时候，眼泪会化为珍珠。《博物志》中又有记载，“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绡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此处增加了鲛人卖绢的行为。且“寓”、“卖”等字的出现，不同于以往神明对人类的“授”，亦表明人鱼与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开始与人平等交流。东晋干宝《搜神记》“南海之外，有蛟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这里提到了蛟人会纺织技术，能泣珠，基本是沿袭先前文艺的续作。其后南朝梁任昉在《述异记》中也有对“鲛人”的描述：“蛟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南海出蛟绢纱，泉先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以为入水不濡。”这里只提到了鲛人的纺织品，不提泣珠。唐诗中不乏对“鲛绡”、“鲛泪”等的描写，如李颀在《鲛人歌》中唱到“泣珠报恩君莫辞，今年相见明年期”，以及李商隐在流传千古的名诗《锦瑟》中说道“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又如唐代诗人吴融以《鲛绡》为题写了一首诗，其中道“莫道不蚕能致此，海边何事有扶桑。”[7]
据此可看出，相比于《山海经》中对“人鱼”的描写，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中对鲛人的叙述更具情节性和动态性，有头有尾；其故事性则与“鲛人眼泪化珠”的故事模型有关。“以珠报恩”这一情节的出现亦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看出海洋所具有的巨大财富价值属性（倪浓水2008付瑶2012）。其次，鲛人“卖绢”、“纺织”等行为的出现，表明鲛人的生活方式逐渐向人类趋近，反映了人鱼的人化过程。再次，从《山海经》到唐诗，尽管中国古代文献中
对“鲛人”的记述层出不穷，但相应的外貌描写不多，多多把它认为是海中奇异的鱼类，突出“泣，则能出珠”的特点。最后，鲛人形象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这得益于“绡（绢）”、“龙纱”意象的出现。泣“泪”和擦泪的“绢”就这样开始联系在一起，以“鲛绢”来代指素绢制成的手帕，使其成为一种诗化意象（倪浓水 2008）。由于文人骚客爱在“鲛绢”上题字作诗，这又使其成为文人们寄托情感之物。如陆游在《钗头凤》中提到，“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鲛绡”在这里被用来象征陆游和其表妹唐婉凄美的爱情。
及至宋朝，人鱼意象经过前人的铺垫和后人的不断加工与完善，变得更加丰富起来。宋代丛书《太平广记》对人鱼也有记载：“海人鱼，东海有之，大者长五六尺，状如人，眉目、口鼻、手爪、头皆为美丽女子，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色轻软，长一二寸。发如马尾，长五六尺。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临海娜寡多取得，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异，亦不伤人。”在该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与西方文化中的美人鱼形象接近的“海人鱼”，强调了女性特征，且对其的描述极为详尽，凸显风情与诱惑。在宋聂田所撰《徂异记》中则明确指出了人鱼的概念：待制查道，奉使高丽，晚泊一山而止。望见沙中有一妇人，红裳双袒，髻发纷乱，肘后微有红鬣。查命水工以篙扶于水中，勿令伤。妇人得水，偃仰复身，望查拜手，感恋而没。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见此，何物？’查曰：‘此人鱼也。能与人奸处，水族人性也。’”从该段描述中可以看出，该人鱼形象不同于之前《山海经》的“陵鱼人”、《博物志》的“鲛人”， 这段故事里的“人鱼”，同样是一名女性，这里还强调了她作为鱼的习性，和《太平广记》一致地说明了人鱼作为女性的性吸引力，至此“人鱼”是与“风情”有关的特定性话语符号（倪浓水 2008）。
宋人的作品中，人鱼的形象比起前代有了长足的进展，但这些作品并没有平等地将“人鱼”作为人来对待，换句话说只把“人鱼”当成具有美女生理特征的鱼罢了。宋之后的女性人鱼已经开始具备了更接近于人类的外形,但还缺乏进一步的挖掘。明代对“人鱼”的描述也没有长足进展，在《镜花缘》中是这样说的，“水中有白骥，状类妇人，乳阴具毕，唯尾似鱼。路上行人谓见之者凶。”这就是女性的人鱼了。而到了清代，“人鱼”形象又加入了新的叙事元素，从而使得“人鱼”形象更加丰满。清中叶戏曲作家沈起凤《谐铎》中有一则故事《鲛奴》，是中国古代“人鱼”故事中情节最曲折、情感最动人的一则叙事，其“鲛奴”形象也是此类形象构建中比较丰厚和成功的一个。这个故事里出现的不再是带着人类某些特征的鱼，而是有着人类情感来自于海洋深处的人。鲛人怀抱着对主人的知遇之恩，愿意为他做出自我牺牲和奉献，以主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是人类的好友知己。同时，在故事中再一次运用到了鲛人泣珠的古老叙事模式，并进行了重新的创作提炼，对“人鱼”形象的塑造完成了对历史的超越，达到了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倪浓水 2008；付瑶 2012）。
以上我们考察了中国古代各种“人鱼”叙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个意象性符号，“人鱼”形象并不是在一次性叙事中完成的，它经过了不同的时期、多人多次的创造性勾勒从而得以清晰明朗化。“人鱼”形象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累和再创造，为文学史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素材，并为人们所钟爱。在此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美人鱼”的概念和形象直到“五四“才从西方传入中国。在中国对“美人鱼”的了解是伴随着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而展开的由于安徒生的巨大影响力，美人鱼的形象很快便深入人心，但那都是近代的事了。
总的说来，中国汉民族的在农业文明、儒道释影响下的文化心理偏向中和,追求稳定，渴望永恒不变。但由于在中国“狐狸精”意象的深远影响，使“美人鱼”形象并没有在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只是把它视为满足猎奇心理的“异物”，而不是把它作为充满诱惑力的美丽精灵，从而阻碍了美人鱼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同为水族的“龙女”故事的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民众对人鱼的关注。而且这些人鱼的形象总被盖上一层封建伦理道德的外衣，有恩必报、格守妇德是中方人鱼故事的要素。
参考文献
[1]付瑶.中国人鱼形象考及其文学蕴含分析[J].硕士言说，2009,57-58.
[2]黄雪敏.中西文学中的人鱼形象考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2,94-98.
[3]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人鱼”叙事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蕴涵[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65-68.
[4袁光、孙冬梅.中国古代人鱼文学形象的变迁[J].先锋文论，2014,2,156-157
[5]钟颖.从美人鱼的象征看现代人的精神幻灭[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1),142-144.
注 释
[1]-[6]来自《山海经》,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9页。
[7]来自《全唐诗》卷685：35。
篇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研究韩剧中蕴含的中国元素得到的启示
摘要: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的程度日益加深，国外文化的传入也使得国内的文化大环境日益丰富多彩，正如前段时间十分火爆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一样，韩国的一些文化开始在国内开枝散叶。但是当我们深究其文化内涵后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中笔笔皆是，诸多的中国文化元素：毛笔、汉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箴言、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国传统礼仪、中国儒家思想的痕迹总是接连不断地从画面中冒出来，反观国内众多文化剧中却对中国传统文化视之不见，这种现状不能不让人发人深省，所以，我们要从韩剧这一文化载体中领悟到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性。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 韩剧
一、韩剧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崇尚“仁、义、礼、智、信” ——尊敬长辈，长幼有序；尊师重友，重视礼仪。这都与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相一致。敬语的使用，就是传统思想在韩剧中最明显的表现。韩剧中常会出现这样的台词：“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长辈说话”。 晚辈对长辈用敬语，学生对老师用敬语，年轻人对年长的人用敬语，妻子对丈夫用敬语，职位低的人对职位高的人用敬语等。同样的，《来自星星的你》一剧中还提到的中国古籍就有《列女传》《明心宝鉴》等中国古代名著。而《朝鲜王朝实录》《七政算外篇》等都是用中文所著，而在韩国的其他影视作品中，这种中国元素也很多，例如：韩国电影《王的男人》曾出现过一把扇子，上书“天下为公”，可见在朝鲜的燕山君时代(1476年-1506年)，这句出自中国《礼记》中的话，也被韩国人当做了座右铭；电视剧《大长今》中，崔上宫为了迎合大明朝的使臣，竟然可以做出一大桌子的满汉全席；《新娘十八岁》里面提到了《出师表》，这可是三国时诸葛亮的名作。由此可见，韩剧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之多。
二、从韩剧中反思为什么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如此之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却被掺杂在国外文化之中，国内的诸多方面却没有进行传承，就像韩剧中的诸多中国元素：毛笔、汉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箴言、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国传统礼仪、中国儒家思想，由此可见，韩剧的内核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韩剧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不光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宝贵遗产，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精华也特别多，这需要我们好好学习，不断发扬，
三、我们应该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韩剧热既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也有其独特的精神内涵。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认为，“韩剧，走在咱们前头。韩剧的内容和灵魂，恰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的确，韩剧中处处都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影子。
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然而今天的大学校园，除了韩剧等外国影视片受到热捧外，各种外国节日也几乎占领了传统节日的阵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状不容乐观！所以我们要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树立民族意识，以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为己任。
当然，韩剧中不乏有反映尊师重道、心怀感恩等传统美德的内容。所以，我们不是要抵制外来文化，而是应该在丰富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在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留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会创新，兼容并蓄，不断增加传统文化的活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不断探索文化创新之路，努力肩负文化复兴的伟大重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篇三：中国古代文学概述
中国古代文学概述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历史、灿烂的成就。
上古神话和歌谣是最早的口头文学创作，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收诗三百零五首，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并灵活运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它奠定了后世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南方则产生了具有楚文化特征的新体诗—— 楚辞，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运用这一形式创作了《九歌》和《九章》。他的代表作《离骚》是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开创了我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
春秋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中，产生了诸子散文，其中《论语》为语录体，《盂子》为对话体，《庄子》则擅长论辩，而且文学性最强，晚出的《荀子》和《韩非子》则已似专题论文集。历史散文与之辉映，其中《左传》为编年体，《国语》和《战国策》为国别体，《战国策》的人物描写十分高明，言辞也铺张犀利，颇具文学价值。秦朝几无文学可言，李斯《谏逐客书》是仅存的散文名篇。 两汉文学中极有活力的是乐府民歌，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着力反映现实生活，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它长干叙事铺陈，语言富于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推动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其中的传世名篇。汉代文人五言诗也逐渐走向成熟，到东汉后期出现了抒情组诗《古诗十九首》，被后人称为“五言之冠冕”。
汉代早期散文以政论文为主，贾谊《过秦论》最为著名，西汉是大一统帝国，辞赋应运而生，至武帝前后兴盛，产生了枚乘《七发》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等大赋。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它既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新体例，又是传记文学精品，精于叙述事件和刻画人物，语言也富于表现力，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典则。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在诗歌、散文、辞赋、小说、骈文等方面都有可喜收获。汉末建安年间，产生了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以王粲等“建安七子”为羽翼的邺下文学集团，其诗歌创作体现了“慷慨以任气”的时代风格；而后，魏晋时代的阮籍、稽康、左思等人，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优秀传统，陶渊明是东晋时超拔流俗的大诗人，其诗多写田园生活和隐逸情趣，风格自然冲淡，是中国田园诗之宗。南朝的谢灵运和谢朓，是出色的山水诗人，而鲍照擅以七言新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怀，由南入北的庾信则是六朝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乐府民歌在这一时期又显光彩，南朝民歌如 《西洲曲》等，明丽清婉，北朝民歌如《木兰辞》等，刚健亢爽，可谓各极其妙。王粲、庾信等人的抒情小赋
和骈文，骈文中的书简和山水小品，意境清新，文字优美，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轶事小说，则开了后世笔记小说的先河。
在唐代，诗歌创作进入了黄金时期，初、盛、中、晚各期名家辈出，如星驰云涌，“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建安风骨，力扫齐梁余风，发为清新的歌唱，盛唐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写隐逸情怀，意境幽美；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擅长描绘苍凉奇丽的边塞风光和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活，格调雄壮，意境阔大。李白和杜甫先后崛起，被称为中国诗歌史上雄视千古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热情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表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感情奔放激烈，风格豪放飘逸；杜甫诗歌集中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切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故有“诗史”之誉，其诗感情内在深厚，风格沉郁顿挫。李杜之诗，分别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卓越成就，泽被后世，成为诗歌创作的光辉典范。安史之乱以后，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倡导了“新乐府”。他们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和百姓疾苦的新乐府诗。白居易的感伤诗《长恨歌》《琵琶行》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他著名诗人，尚有以险怪著称的韩愈，以苦吟著称的孟郊、贾岛，以及自具特色的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晚唐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长于七绝，多伤春借别和咏史怀古之作，风格或绣艳、或俊爽；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咏史诗和爱情诗独擅胜场，“无题诗”意蕴深永，工于比兴，但有些作品流于晦涩。
中唐时，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道、反对骈文相号召，致力于恢复古文的主导地位，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其文内容充实，积极反映中唐时期各种社会弊端，感情真切，手法多样，语言也能推陈出新。其中，议论文、人物传记、寓言和山水游记成就最高。晚唐的小品文和文赋，也值得重视。
唐代还有两种新出现的文体。传奇小说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曲折离奇，标志着古代小说艺术的成熟；曲子词最早起于民间，中唐以后文人染指渐多，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收录了晚唐温庭筠和西蜀词人的词作。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以词抒写亡国之痛，多上乘之作。
宋代的词，向与唐诗并称。宋初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人多娱宾遣兴、流连光景之作。范仲淹写出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豪放词。柳永从都市下层人氏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都市繁华和相思旅愁见长，大量创制慢词，语言俚俗，在市民中广为流传。苏轼打破诗、词界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境界，丰富词的表现手法，摆脱音律的过多束缚，开创了有革新意义的豪放词派。此外，北
宋的秦观、贺铸、黄庭坚、周邦彦等人，共同创造了宋词多种风格争胜的繁荣局面。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其词婉约清新，后期作品写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尤其感人。靖康之变后，感时伤乱、抗金爱国成为词创作的重大主题，著名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等，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形式方面也多新的突破和创造。辛派词人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南宋后期，风雅派词人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等，崇尚雅正，讲究格律；其中遗民词人张炎、周密、王沂孙等哀怨衰飒的歌唱，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宋诗与唐诗相比，自有特色。宋初著名诗人有王禹称和“西昆体”诗人杨亿。自梅尧巨、苏舜钦、欧阳修始，宋诗方自具面目，北宋影响最大的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诗抒情议论，自由奔放；黄庭坚是江西诗派宗主，诗风瘦硬生新。南宋诗人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等，其中陆游是宋代最杰出的爱国诗人，留下诗作近万首，唱出了抗金复国的时代强音。南宋后期有“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至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和遗民诗人汪元量等人的诗篇，浩气磅礴，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宋代散文创作足与唐文媲美。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坚持文道合一的创作主张，提倡平易畅达的文风，所作散文富于情韵，欧阳修之外，还有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加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被后人尊崇为"唐宋八大家"，其中苏轼散文成就最著，诸体兼备，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末代通俗文学样式有话本、诸宫调和南戏。
元代是我国戏曲文学的黄金时代。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璀璨夺目的明珠。南戏则有高明的《琵琶记》。元代还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体，即散曲。前期散曲作家以关汉卿和马致远为代表，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和乔吉，风格趋于雅正典丽。其他重要的曲家还有贯云石、张养浩和睢景臣等。金、元时期诗文创作相对逊色，元好问是较杰出的诗人。
明代都市经济高度发展，适应市民需要的通俗文学样式如小说、戏曲特别昌盛。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是明初罗贯中据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整理加工而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施耐庵的《水游传》艺术地再现了北宋末年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明中叶以后，小说创作出现高潮，其中如吴承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世情小说《金瓶梅》直接取材于明代社会生活，长于摹写世态人情。明代短篇小说的主要形式是拟话本，着重描绘"市民阶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妓女的生活及心态，代表作有冯梦龙辑集加工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凌蒙初编著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
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在戏曲方面，明传奇作家汤显祖创作的爱情剧 《牡丹亭》，揭示了反封建礼教的主题，体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该剧艺术想像奇丽，心理描写细腻，曲辞优美动人，是我国戏曲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
明初刘基、宋濂、高启的诗文能反映社会现实，内容较为充实，明中叶以后的“前七子”和“后七子”，以复古为宗旨，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反对复古倾向的散文流派有“唐宋派”，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归有光。此外还有以袁宏道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晚明小品文特盛，成为明末散文中颇见光彩的品种，代表作家是张岱，明末陈子龙、夏完淳的诗文，表现了强烈的民族精神。
清代文学成就最大的当数小说，长篇小说中，曹雪芹的《红楼梦》堪称我国古代小说艺术的高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矛头直指以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是文学史上少有的讽刺杰作。文言短篇小说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用众多花妖狐魅故事，歌颂爱情、反映现实、抨击时弊，情节曲折离奇，引人人胜。清代戏曲的杰作当推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做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较好统一。
清代的诗、词、散文，总体成就虽未能超过唐宋两代，但名家迭出，流派众多，也不乏优秀作品。清初遗民诗人成就较高，后来各种诗说、流派蜂起，大都主张复古，袁枚所代表的“性灵派”和郑燮、黄景仁等，其诗能不染时风，较有特色。词至清代，号称“中兴”，有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以朱彝尊为首的浙曲词派，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纳兰性德词则自成一家。散文方面有桐城派及其支派阳湖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姚鼐、 刘大魁、恽敬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文学，显现出强列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在诗文创作方面，启蒙思想家龚自珍首开风气，接着，魏源、林则徐、张维屏等也写出丁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作品。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散文打破了传统古文的格局，平易畅达，有鼓动性，号为“新文体”。辛亥革命时期，南社诗人柳亚子等的作品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近代小说的代表作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孽海花》和《老残游记》，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近代戏曲的成就，主要反映在许多地方剧种趋于定型成熟，其中京剧影响最广，话剧也开始在我国兴起，各种话剧团体在宣传革命、开启民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文学史从此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马意象及其文化的传承》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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