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论当代中国道德信仰危机与重建
论当代中国道德信仰危机与重建
道德信仰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维系民族团结、形成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思想基础，是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纽带。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调整期，人们在惊叹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精神生活多样化的同时，却面临道德信仰危机。如何认识当前的道德信仰危机，如何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信仰体系，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1.我国道德信仰危机的现状 道德信仰危机是指人们对既有道德信仰体系的怀疑、动摇乃至这种信仰体系缺失的一种精神状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既有信仰体系的怀疑、动摇乃至抛弃，二是新信仰体系尚未建立。我国当前的道德信仰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道德评价标准失衡。中国社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利益结构乃至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念必随之而变，由一元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些多元化的价值标准似乎无论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任何一种标准的背后，又都可以找到反向标准，它同样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其中的一些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与现代化价值目标不一致，其导向作用受到质疑或否定，而新的主导性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的确立又非一朝一夕便可能。
1.2 道德行为失范现象严重。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人们追逐的直接目标。 像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案”、烟台龙口“毒粉丝案”、河北香河的“有毒韭菜”、四川的“敌敌畏泡菜”、以及去年的毒奶粉事件等，这些问题表面上突出了无序的市场秩序，实则反映了公民道德信仰危机这一更深刻的原因。
1.3 道德情感的麻木、缺失。信仰首先是情感的认同，然后才是行为上的拜从。从构成道德信仰的基本要素看，道德情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是伴随着道德信仰主体对客体是否符合自己需要的态度和体验，通常表现为对道德理想目标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敬重、忠诚、虔诚、向往等强烈情感。而在道德信仰出现危机的过程中，人们不但对某些优良的传统道德情感不再崇敬，反而渐渐淡化了很多情感因素，甚至走向反面。
1.4．道德评价功能弱化。道德评价是指在道德活动中，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准则通过社会舆论监督、个人良心自问等途径对自己及他人的社会行为予以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凡是符合道德规范准则的思想和行动就给予表扬和激励，凡是违背道德规范准则的就给予指责与贬斥，从而规范社会秩序，提升社会风尚，帮助人们坚定道德信仰，培养崇高的品质。道德评价主要通过社会舆论监督和个人的良心自问的方式来实现其功能。社会舆论作为一种外在的道德法庭对人们的道德行为具有约束力。
2.我国道德信仰危机产生的原因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信仰危机是令人担忧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但是对于这场道德信仰危机我们也不能抱过于消极悲观的态度。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这场社会转型期中的道德信仰危机有可能成为一种文明类型的坟墓，虽然这种反叛或道德信仰危机会暂时给社会带来某种混乱，但它却为一种新的生活意义系统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当前我国道德信仰危机的发生有其极其复杂的成因，归纳起
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历史原因。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均强调为社会、国家、人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强调集体，忽视个人。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使得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始终没有解体，直到现在，这种精神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但在当前转型期，我们更多地强调个人义务，却忽视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即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要求相互冲突，这就极易引起人们道德信仰的缺失。
2.2 经济原因。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在我国市场经济已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时期内，我们较多地关注“市场”积极的、正面的作用，而忽视了它可能带给我们的危害，尤其是忽视了它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功利化和由此而产生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是目前道德危机的重要根源。
2.3 政治原因。在现代过程中，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使社会的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尽量得以公正地配置，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已被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公众的趋利能量不能以正当的渠道宣泄，就必然造成吏治腐败、分配不公、社会落差巨大、社会心理失衡。而这时如果法律又不能给不道德的行为以严厉的裁决，违法的人和事不能得到应有的制裁和追究，社会公正难以体现，就会产生一种负面效应，即使人认为触犯了法律都无所谓，更何况道德呢？不道德现象的增多就不足为怪了。法律固然不能代替道德，但法律的确为道德规范的有效执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4 社会原因。道德奉献与回报的机制缺失对一个人来说，只讲奉献不讲回报固然是道德上境界崇高的表现。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每个或者大部分讲奉献的人都得不到好报甚至遭到打击报复，或者讲奉献的人生活大都比自私自利的缺德者过得糟糕，那么可以说这个社会是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个缺乏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机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善不赏、恶不惩，甚至赏罚错位，是社会最突出的不公正，会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奖善罚恶问题，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关注，成为评价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社会道德生活等优劣的重要尺度或标准。当前，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大量德福相背的现象，使道德成了获取幸福的障碍，道德就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人们对道德的信仰自然就会瓦解。 3.解决当前道德信仰危机的对策 重建是一个以反省传统和深入现实为依托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工程，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仅靠单方面的举措是无法有效完成这项工程的，因此，我们应多方位、多层次地推动道德信仰重建。
3.1 提高综合国力是重建道德信仰的根本保证。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指出社会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生产方式是人们获得生活资源的“瓶颈”。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派生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它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或早或迟地发生变化。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也是基于此。经济不发展，道德信仰的根基就不稳定。发展市场经济为重建道德信仰提供了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只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才能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为提高人的素质提供物资支持和经济环境。
3.2加强法制建设是重建道德信仰的有力保障。道德与法律是规范社会行为、稳固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社会范畴。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但它们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道德除了有自律性，还有一定的他律性反之，法律除了有他律性，同样也有一定的自律性。道德的他律性体现在道德观念来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宣传的结果，是与生俱来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并受社会舆论、善恶评价的影响和制约。法律的自律性虽指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但并不是说法律的一切规定只有通过国家强制措施才能实现。
3.3利用舆论监督是重建道德信仰的必备条件。舆论监督是道德主体之间相互的善恶评价，是自己对他人以及他人对自己的社会行为的道德价值给予肯定或否定的活动，它能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形成一种无形而强劲的压力和约束，并监督其社会行为。社会舆论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和一个正确的善恶评价体系，能促使道德规范的有效遵守，也能赋予人们道德上的信心。就加强社会舆论监督而言，笔者认为，首先，要保证舆论监督权威的威信。政府和行政官员作为社会舆论的监督权威，更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社会公共治安和反腐倡廉的重任，引导人们对是非做出判断，并以身作则，树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榜样。
3.4 重视道德教育是重建道德信仰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道德最终能否为社会所接受，最终能否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关键固然在于它能否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种道德究竟能够在多大范围、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所信奉和遵行，归根到底则取决于道德教育的成效如何。道德教育是道德信仰得以落实的重要环节。
篇二：反思当代中国道德信仰危机的多元参照系
反思当代中国道德信仰危机的多元参照系 作者：唐代兴日期：2006-12-20来源：本站整理评论共0条发表评论 内容提要： “道德信仰危机”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但真正能够能对此做出严肃的理性思考者，却很少，其原因在于缺乏一种视野、一种参照，一种基于真诚责任与使命的悠远关怀。基于此，本文意欲为反思当代中国道德信仰危机提供一个融合历史与现实视域于一体的参照系，并唤醒一种久已不存的真实精神关怀。其理由在于：中国人目前所正在痛苦地经历的道德信仰危机，既是历史重负的当代释放，也是现实放逐的浪漫苦果，更是创生于未来的本能期望。因而，反思当代中国人的道德信仰危机，需要大诚、大勇，惟有具此，才可关怀当代中国努力挣脱“三重社会”的精神苦斗，直面惟经济主义的发展模式对道德的浪漫放逐与蹂躏；也惟有具此，才可避开无病呻吟与一切形式的扭捏做态，以真理为标尺，去检讨血缘群体伦理传统和党派群体伦理传统的权力基石，去反省中国伦理学的政治婢女主义如何在“买欢卖笑”的历史风月场中解构人本精神和自由心灵。
本文关键词：道德近年来对道德信仰危机的思考与探讨方面的文章不少，但统观之，这些思考与探讨大都停留于感觉或经验层面做一些哗众取宠的喧嚣，因为这所有探讨“道德信仰危机”文章，都相对忽视了如下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我们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参照系才可以讨论“道德信仰危机”之问题？
第二，我们所要讨论的“道德信仰危机”中“道德”主题是什么？
第三，我们所要讨论的“道德信仰危机”的特殊性在哪里？
对此三个问题的关注，应该是探讨“道德信仰危机”的前提条件。本文将努力厘清如上前提条件，为能够正确而理性地拷问道德信仰危机提供一个新的认知平台。
一、生存?精神?伦理学：问题讨论的三维参照视野
对任何问题的思考，都有其对应的参照系。讨论中国人的当代“道德信仰危机”问题，所需要获得的参照系，应该由如下三个维度构成：一，时代的生存背景；二，时代精神背景；三，伦理－道德的学科背景。
1、生发中国人“道德信仰危机”的时代生存背景
“时代”既相对人类而言，也相对民族国家而论。就前者来讲，自20世纪末到21世纪，整个人类正在从自发到自觉走向全球生态，绝对的地缘主义生存模式开始土崩瓦解而被全球生态模式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成为其传送带：发达国家为寻求新的经济资源、开辟新
的经济空间，努力向外开拓市场；贫穷落后国家为寻求经济的起飞、获取技术资源和科学支撑，同样把目光投向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由于这种相向的努力，创建世界市场成为各其所需的共同愿望。以世界市场为纽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全球化趋势逐渐形成。这一全球化趋势，必然催生伦理价值诉求和道德规范，使其由绝对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方向演变，民族伦理、国家道德必须在全球生态化进程中革新自我而获得普世品格。这一过程对于每个民族国家、尤其是对贫穷落后并且道德保守的民族国家来讲，必然产生伦理理想和道德信仰上的阵痛：旧有的伦理理想和道德信仰开始失效，新的伦理理想和道德信仰未及建立，伦理理想的失落与道德信仰的空位，则必然成为21世纪初这个新旧交替的生存进程中的时代特征。
仅后者而论，一直以革命和斗争为光荣政治传统和社会生活传统的中国，竟在20世纪末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起步，由于要活下去必须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现实生存要求和政府对这种要求的强化推动，被西方人所全面检讨的“傲慢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的行动原则”（参见拙著《生态理性哲学导论》“前言”）［1］，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绝对价值导向，并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和由此形成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最坚实的价值支撑。姓“资”姓“社”的问题，在这一价值导向系统的引导下，被压缩、折叠、变形为“消灭贫穷，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伟大，在于通过他的努力而地确立起了以“消灭贫穷、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为实质内容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并围绕此而为时代社会提供了全面改革开放和搞活市场经济的战略思想和实践理论体系：即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两翼形式，以“实现现代化”为总体目标，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社会动力，以“摸着石头过河”、“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指导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和实践理论体系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辟了惟经济主义的国家建设道路
[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社会动力理论，则是建立在对人的根本忽视这一起点上的
[②]；在“摸着石头过河”、“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中，“摸着石头过河”，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跟着感觉走”的生存方式和运动式的社会发展模式；“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原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为社会的存在发展铺平了一条以政府的力量来拉大贫富差距的等级主义道路。
无可否认，这种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和实践理论体系，推动了整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快速增长，但却不能忽视那些不应该产生或出现但又事实上普遍地产生和出现了的社会问题，比如，13亿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70%积聚在近2000万人手中，这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无法与“消灭贫穷、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之社会目标相联系；一个拥有13亿人口、但一年财政收入不过30000个亿的贫穷国家，其一年公款消费高达9000个亿[③]这样的事实，同样不能与“消灭贫穷、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相联系，倒直接可以用“代表人民的利益”来解释。再比如，医疗卫生机构、教育行业的产业化政策，使“生有所教、病有所靠、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越来越远离政府的职责，这种状况同样不能与“消灭贫穷、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相联系。
这样一个由一般与特殊所组成的特定时代背景，它为当代中国人普遍生发道德信仰危
机，提供了一种时代生存的土壤。
2、生发中国人“道德信仰危机”的时代精神背景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全面转型的时代。转型时期的中国，既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负，又洋溢着无限广阔的前景。这一重负与前景，既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积淀所赋予，也是20世纪这一漫长的前转型时期对她的打造。以历史的眼光看，20世纪这个充满人间苦难的100百年，中华民族所经历的风雨与磨难，比其它民族和国家要多得多。概括地讲，20世纪之于中国，是一个前转型时期，它大致经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送穷”、“退虏”：这一阶段经历了半个世纪，其主要任务是“图存保国”，其主要的方式是“商战”与“兵战”，其根本的成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成功而建立起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第二个阶段是意识形态革命：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统一思想、统一观念、统一信仰和统一情感与行动，其基本的方式是为我所用的批判与暴力斗争，其主要的成就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化，所产生的普遍社会后果有二：一是社会生产力停滞与落后，社会经济秩序遭到全面破坏，国家穷困不堪；二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遭到否定与批判，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信仰、新传统也在革命与斗争中经历了从盲目信仰与崇拜到逐渐怀疑与否定；第三个阶段是重建政府权威和重建社会秩序：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其基本的行动方式是改革、开放、搞活，其最积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一个准市场经济体系，并开始步入了世界市场。
第三个阶段的努力迎来了21世纪，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社会转型面临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社会发展方向的重新探索与确定；二是文化建设的反思、批判与重构。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社会的转型就是为国家和民族能真正强大并使之居于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大国而全力拼搏与奋斗。因而，转型之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讲，就是意识地摆脱愚昧和落后，并从整体上(即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学术思想、语言学艺术等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从文化重建角度看，处于转型阶段的时代中国，首先需要反思我们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无可否认，从革命和斗争的生存模式中挣脱出来，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的战略国策，是绝对需要的和必然正确的；然而，如果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一旦演进为以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理性为行动纲领和行动原则，那么，这种以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理性为价值支持的唯经济主义国策，所关心的只是经济增长，所鼓吹的只是消费和对有限资源的高浪费。在这样一种导向下，物质主义、性肉主义和消费主义，此三者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图像和生活主题。文化，就其广泛的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精神定位和价值追求，具体地讲，则是一种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这种唯经济主义的文化图像是以感官主义欲望为社会动力和行动支撑力的，它直接置根于“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改革指导思想，换句话讲，“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指导思想，为感官主义欲望动力论提供了政策的依据和政治思想的支撑。这种唯经济主义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以物质财富的掠夺、占有为起点，以性肉为商品，以消费为目的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在这种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诱导下，物质主义梦想刺激并实现了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膨胀；性肉主义渴望刺激并实现了人们对性肉欲望的膨胀；消费主义追求刺激并实现了人们（对物质、性肉，包括情感、心灵、灵魂、精神等等）消费主义欲望的膨胀。而这，都与“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让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密切相关，或者说“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为物质主义、性肉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社会行动原则。
处于转型期的文化重建所面临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如何能够站在中西融通的更高起点上，重建民族的文化精神、人格、理想和民族文化智慧、思想与方法，并以此向当代人类提供其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思想资源。这种重建工作，面临着两个难题并必须突破这两个难题：20世纪百年之于中国人来讲，几乎既是一个反思想、反道德传统、反文化传统的世纪，又是一个崇拜西方文化的世纪。面对20世纪给今天留下来的这份全面否定和彻底崇拜的精神遗产，要重建当代文化，首先必须反思对自身民族文化、思想、道德传统的彻底否定论，重构民族思想传统、道德传统和文化传统，唯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开拓时代新文化、新思想、新精神、新智慧与新方法。其次必须反思西化论，因为由于西化论――尤其是政治思想的全盘西化论的推动，20世纪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教育以及文学艺术，日益僵化、保守，生命干涸，精神萎缩，完全丧失创生动力和创造活力。再加上近年来日益甚嚣尘上的各种文化、学术、科研、教育造假活动，这种状态更是让人目不忍睹。何以会形成这种状况？就在于我们缺乏必须的反思。没有反思的民族，其文化、精神、思想、智慧，只能走向自我萎缩；没有反思的社会，往往由落后、野蛮、愚昧相伴随；没有反思的时代，所追求的进步与发展最终只能表现为停滞与倒退。
进入21世纪的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形成对经济发展和文化重建的反思，没有获得最起码的反思能力，因而，惟经济主义仍然为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为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所推动，文化重建仍然不过是物质主义、性肉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尚点缀；物质、性肉、消费，此三者组合成时代精神的主旋律，道德丧失了立锥之地，其信仰何存？
3、生发中国人“道德信仰危机”的伦理?道德学科背景
客观地看，20世纪传递给我们的最博大精深的遗产，就是以反思想、反道德传统、反文化传统为基本方式的革命传统，这一革命传统是以蔑视思想而崇尚愚昧和野蛮、蹂躏道德而崇尚暴力与强权、践踏文化而追逐物质主义和感觉经验主义为三维价值取向的。在这一价值导向系统里，只有由特定的时势主义的政治意志、政治利益、政治强权和政治口号组成的政治道德，而没有人性的、人本的普通道德。因而，伦理学作为能够真正起到奠定时代存在发展和社会生存方式的价值基础、并为之提供价值导向系统的这样一门具有普遍实践功能的学问，却几乎在中国文化和思想精神的舞台上消失了。1985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东西作为伦理学辞典条目写进去；1981年人民出版出版了第一本伦理学教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此取代伦理学。伦理学学科变成了政治学科，伦理学思想自然变成了政治思想，伦理学所探讨的主题――道德――也很自然地变成了政治思想道德。20世纪90年代所先后出台的《小学德育大纲》、《中学德育大学》和《大学德育大纲》，都是把德育教育的主题定位为思想政治教育。
在一个没有真正意义的道德教育和伦理引导的国家，首先是没有伦理学的存在；当一个国家在其文化思想精神建设中，失却了对伦理学的探讨，失去了伦理学，一切都由此缺少了公理，丧失了应有的价值导向系统和必须的行动原则与行为规范，它只有以强权为公理、以
暴力为裁判、以权力意志为社会动力、以强权者的利益满足为社会目标。因而，当我们要讨论当代中国的道德信仰危机这一类事关重大的精神问题时，决不能忽视这一点，更不能忽视我们今天的国人对伦理学学科的基本意识与看待。
我曾经在《伦理学：哲学实践的普遍方式》一文中指出，“不懂伦理学者，不足以治学；不懂伦理学者，不足以治身；不懂伦理学者，不足以治事。”当一个国家，连基本的伦理意识都不具备，或者说当绝大多人还对伦理、道德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又哪来道德信仰呢？连道德信仰都不存在的国家，又何来奢谈“道德信仰危机”呢？
二、从传统到当代：问题讨论的主题对象
1、从伦理学的全境视域看“道德”
我曾经在《优良道德体系论》的“导读”中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人伦文化”和“人伦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古文明国家，它有其最博大精深的伦理道德思想，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近年来，虽然已经有人在创建中国的伦理学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成绩，但是，其整体的构架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伦理学的路子，最多也不过是将西方的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予以逻辑秩序上的整体安排和内容上的整合。对于伦理学的全境视域仍然没有获得整体上的勾勒。伦理学的缺失，使社会对“道德”认知盲目。当人们普遍处一种道德认知盲目的社会语境中，谈论“道德信仰危机”也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所以，要探讨中国人的当代道德信仰危机，其首要前提就是获得全境的伦理学视域。
“伦理学”自亚里士多德创建时始，就被赋予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职能，伦理学由此承担起了理论创构与实践规范和引导这两个方面的责任：伦理学是生态整体的，它既要指向理论而通达天上（与宗教、神学相联姻），又要指向实践而扎根地面（贯通政治、法律、行业职业、家庭等各个生存领域和生活环节）；同时，伦理学还必须以现实为立足点，既联络起过去、历史，又指向对未来和未有的开拓。因为伦理学所担当的任务，就是使人成为全立的人和全立的大人。
使人成为全立的人和使人成为全立的大人，这一任务使伦理学本身应该成为全体（肢体齐全）的学问，它不仅应该融研究态度和方法、伦理蓝图和实践途径与方式于一体，还应该融流动变化、生生不息的世界性生活本身于一体的。伦理学应该是以宗教为信仰之本、以神学为思想之根、以哲学探询为智慧之源、以美学理想为想象之光、以政治为操作实践之途的生态之学和整体之学，所以，伦理学应该充满神性、灵性和诗意，只有这样，它才能引导人为其洋溢神性、灵性、诗意的道德生活而努力行动。（参见拙著《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原理》
第3章）
篇三：学年论文 浅析思想政治建设与信仰危机之间关系问题
2012-2013学年论文
浅析思想政治建设与信仰
危机之间关系问题
教学学院：
届 别：
专 业：
学 号：
姓 名：
完成日期：
目录
引言部分???????????????????????2
一 思想政治建设与政治信仰???????????????3
二 中国的思想政治建设?????????????????4
三 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5
四 美国人的思想与政治信仰???????????????6
五 苏联剧变与其政治信仰危机??????????????7
六 当下中国人的信仰危机与深层次原因??????????8
七 如何解决信仰危机??????????????????9
结论部分???????????????????????10
参考文献部分?????????????????????11
浅析思想政治建设与信仰危机之间关系问题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受到外来价值观的挤压，市场经济的驱利性使人们主体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中国人的信仰危机也随之突显出来。如何加强民众的思想政治建设，重建政治信仰已成为迫切需要。反观国外，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处理好信仰问题，那么该问题将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比如苏联。如果处理好信仰问题，那么这将有力的促进国家发展，比如美国。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国内矛盾层出不穷。解决好民主信仰问题是关国家发展民族振兴。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是解决信仰危机的根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解决信仰危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事关中华民族发展，国家前途命运。
关键字：思想政治建设 信仰危机 重建信仰
引言：历史是通过信仰的培育和人性的不断改造而走向自由的过程。一个国家必有其灵魂与躯壳。灵魂者，信仰也；躯壳者，经济物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是单纯的经济转型，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元结构模式的转型。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信仰，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思想建设的核心问题，信仰重建是当代中国的精神诉求。
一 思想政治建设与政治信仰
思想政治建设是指一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进行相关理论研究建设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作我们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它同时也是我们党建设重点项目。我国的思想政治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理论依据的，中国的思想政治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思想政治建设突出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是党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政治信仰是人们对于所确认的，体现终极价值的，某种对现象的极度信奉和遵循。信仰的主体是人，但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还是有多重社会角色的，因此必然产生多种终极的价值追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信仰是多元化的，其中有一种不变的价值追求是：自由。社会主义国家民众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民众不断奋斗不断探索。不同的政治信仰也体现了不同的关系，其中包括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和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三大关系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正因为这样，当一个国家的公民出现信仰危机时，该国民众在非理性因素误导下容易对抗社会，导致社会动荡民族分裂。所以处理好政治信仰问题事关我国全局发展。
（一） 中国的思想政治建设
中国的思想政治建设承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第一批思想政治建设成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现实的社会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老一辈革命家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理论解决了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难题。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理论是的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正确认识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认真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发扬民主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的思想理论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台阶。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报告。
这次大会最大的贡献就是一致通过了把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标志着中国思想理论建设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大总结，自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形成。
（二） 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2007年是是十月革命90周年，十月革命的意义以及斯大林体制的产生成为史学热点问题，这一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成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战场，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苏东剧变表面人类关于自己前途和命运的争论已结束，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被确认为历史唯一选择，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已灭亡”。这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利益的驱动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偏离轨道，他们认为可以不通过暴力而通过民主改良的道路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直接促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苏联的修正主义发端于德国的伯恩斯坦，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论文》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多元的模式，社会利益是多种多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是社会冲突的根源。”这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为日后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也使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产生了动摇。国外马克思主义转向多元化发展。
二 美国人的思想与政治信仰
美国的宪法起草者相信，他们创立的政治体制将提供民主和稳定社会环境，他们还相信美国式的价值理念将牢牢控制这个国家的民众信仰。美国人的意识形态控制可以说是从政治社会化开始的，上一代将美国式的信念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通过这种家庭式的传播方式来稳定其民众的价值信仰。家庭是每个人一生所依赖的生存环境，所以美国人的思想建设有其合理之处。其政治信仰稳定，这种稳定的根源就是政治社会化，让广大民众积极投身政治环境中去。美国人信仰自由。这种自由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无论从个人的自然属性还是从人的社会属性角色分析它都有普遍性，也易于被民众接受。个人有生而平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民众也有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自由”充分保障了民众私有财产，所以“自由”被广大民众奉为唯一稳定的政治信仰。美国大众教育体系的一个首要功能就
《浅析当代中国信仰危机问题》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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