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给客户打了一天的电话，嗓子冒烟。下班时候要结账走人时，主管说少了几只笔，她非说是我们工作人员偷拿的。很可笑，谁会为了一支笔而做小偷呢？我们是大学生耶~素质怎么可能那么低。就在我心中默想这句话时，主管发火了：你们大学生怎么素质这么差，偷一支笔有意思么？？找不齐笔谁也甭想发工资下班。
此时，或许大部分人的心理都跟我一样吧，好莫名其妙，谁会偷一支连一块钱都不到的笔呢。眼看着形式越来越严峻，天越来越黑，有的同学按捺不住了，便说：我们真的没偷笔，大家七嘴八舌地在议论着，可能是中途换办公室的时候丢了，可能是夹在书包里没有看到等等，然而翻遍了书包都没找到笔的踪影。这时主管还在发火，一遍恨恨地说大学生素质差，一遍要挟说找不到笔就不给发工资。有几个性子急的同学都说拿出自己的笔来给主管，先放大家回学校，毕竟有的同学还有课，实在耽误不起时间。这时主管还是不依不饶，自己毫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一口咬定是有的人偷了笔。最后有同学提议，大家自觉翻包吧，一直等着也不是个事。这时主管还是不同意。
最后那个提议翻包的同学和那个说话声音大的同学，被扣了10块钱。
篇二：典故60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成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出处：《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设宴招待刘邦，意在谋杀刘邦，在鸿门宴上，樊哙劝刘邦离开，说到：“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 含义：比喻别人掌握生死大权，自己处于被宰割的地位。
篇三：刘端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刘端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晚期肿瘤患者的就医恐惧从何而来
2016-07-01中国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
刘端祺教授生于1944年，天津人。现任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教授。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从诊断为肺癌那天起，半年了，我壮硕的父亲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先手术，后放疗、化疗。随着一个个疗程的推进，恶心、呕吐、疼痛、失眠很快把父亲折腾得脱了形。医生却总是告诉我们，瘤子有缩小，治疗有效果，‘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1“我算是找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了”几年前，也是在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我到一个城市参加抗癌大会。在前往会场的途中，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肿瘤医院，便不无幽怨地说：“这条路我太熟了，我母亲就在肿瘤医院治了好几年，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拉的‘饥荒’到现在都没还清。”我把出租车司机的这番话带到了当天的会议上，引起了与会者的议论和深思。
第21届世界抗癌联盟大会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预防可以预防的肿瘤，治疗可以治疗的患者，通过体系加以实现。”这一口号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不要在肿瘤病人身上做得太多”。
“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太多”。这是医圣希波克拉底给后世医生留下的警世恒言。事实上，过度医疗不仅伤害了患者，对医生职业的尊严和本应得到的
社会尊重与信任也造成了重创，直接使患者对当下种种医疗行为产生“恐惧感”。他们在面临尊严恐惧、社交恐惧、账单恐惧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就医恐惧”：他们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生，却仍然不得不花费精力，执著地识别、规避现行落后的医疗理念可能给自己造成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失。
日益发达的互联网也常常传递出肿瘤病人的无奈。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几年前查出患有肿瘤，他临终前给我发来一封邮件。他说：“这些年，我算是找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了。每天，我都要和来自医院内外的五花八门的忽悠‘斗智斗勇’。就要走到尽头了，这样的生活却不值得留恋。”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从诊断为肺癌那天起，半年了，我壮硕的父亲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先手术，后放疗、化疗。随着一个个疗程的推进，恶心、呕吐、疼痛、失眠很快把父亲折腾得脱了形。医生却总是告诉我们，瘤子有缩小，治疗有效果，‘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
当然，如果把当前肿瘤治疗的弊端，完全归结为医生在利益驱动下不计后果地实施过度治疗，也是一种对复杂现象简单化的偏颇解读。实际上，过度治疗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和主流。毕竟，遏制过度治疗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根基在于改变医患双方乃至整个社会的理念，而改变理念比弥补硬件上的缺陷要复杂得多。 2“过度医疗要挑战它太难，支持它又太容易”何谓过度医疗？美国心脏病学会给出的定义是：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
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曾直言，“过度检查和医疗是美国医学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他们预言，如果目前的趋势保持不变，到2019年，美国卫生保健支出将达到4.3万亿美元，占全国GDP的19.3%。尽管癌症医疗护理的开支在国家的卫生保健经费中占的比例不大，但它的成本上升非常快，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患病人群的增加，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当前医学技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过度使用，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技术至上”盛行，医学与人渐行渐远，技术和市场“绑架”了医学。韩启德院士曾举例说明了这一点：“20年前，胃癌诊断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如果运用最高端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到1万元；胃癌的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虽然诊断的精度提高了，化疗的副作用减轻了，但调查显示，胃癌5年生存率并没有显著提高。” 2010年4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了一种肿瘤生物治疗药物，临床应用的统计学结果显示其只能延长病人4.1个月的生存寿命，却要付出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高昂代价。该公司印发的药品宣传彩页有一个醒目且诱人的标题——“肿瘤治疗从此走向新时代”。难怪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国际研究小组要警告说：“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创造供应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
我国卫生主管部门也曾指出，过度治疗和不当治疗极大地增加了全民医疗支出，普遍存在着“人生最后一年甚至一个月，花掉一生80%医药费”的状况。商业追求利润的本能、广大群众对医学的误解、医务人员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全方位地增强了过度医疗的吸引力。就像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盖博·维奇说的，“过度医疗要挑战它太难，支持它又太容易”。
3在抗癌过度的同时，对姑息支持、生命关怀远远不足今天之所以提出肿瘤的“适宜治疗”理念，还因为在对过度医疗一边倒的诟病中，与过度治疗同样严重存在的“治疗不足”和“治疗缺位”被忽略了。目前肿瘤治疗的现状是：在抗癌过度的同时，对姑息支持、生命关怀远远不足；对“身”处置过度，对“心、灵、社”关注不足。
从医疗资源的分配上，现行的主流医疗模式和医疗制度，把医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固定”在住院的“有治疗价值”的肿瘤患者身上，使肿瘤医生实际上面对的只是占5%~10%，甚至更低比例的“小众”患者群体。对已完成抗肿瘤治疗的潜在治愈者、带瘤生存者和处于疾病缓解、观察期的那些“没有治疗价值”的肿瘤患者，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失医者”群体。肿瘤医生该如何承担起这个潜在的医学责任？这在国内外都鲜有成熟经验可循，也无政策制度为据。
肿瘤病因机体内外环境的多元性、癌基因的多样性、肿瘤病理形态的异质性、
手术和放疗的局限性、药物治疗中的多药耐药性、患者心理素质和社会状况及基础疾病的复杂性、医生观念的片面性以至知识结构的单一性等，常使肿瘤治疗显得无定力、无层次——或者“一条道走到黑”，“生命不息，抗癌治疗不止”；或者左顾右盼，拿捏不准患者是否获益的“治疗拐点”、治疗重点应否转移；或者干脆放任，将其边缘化而无人问津。
上世纪50年代初，科学大师爱因斯坦面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曾忧心忡忡地指出：“这是一个手段日臻完善，但目标日趋紊乱的时代”。这句话再贴切不过地描述了当前肿瘤治疗的窘境。
显然，要走出这种窘境，首先应当明确治疗的目标，而患者的需要和期盼就是肿瘤医生的努力目标和方向。一位患者在得知自己“晚期肿瘤”诊断的第二天对我说：“过去的24小时是浓缩了我生命的一天——我回顾了一生，以倒计时的方式规划了未来。我对即将开始的治疗充满期待，希望得到最好的治疗，但我也做好了不测的准备。”
4肿瘤治疗的疗效和预后虽然难以预期，但目标不能紊乱对肿瘤进行“适宜治疗”固然是一个医学专业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肿瘤工作者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患者的伦理道德问题，还是一个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哲学问题。对生命、对患者、对实践的深刻认知和尊重，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坚定对所有肿瘤患者既不缺位也不过度，进行“适宜治疗”的信念。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故事》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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