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六十年 六十部新闻作品
六十年 六十部新闻作品
马迪
评语：
写法别致，借鉴中国古代笔记写法，画龙点睛地勾画了自己心目里的新中国60年历史既新闻史，别具一格。如，“《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是）坦荡的明枪，《南方周末》开天窗是险恶的暗箭”。打通历史，前后关照，妙不可言。
政治是最大的新闻，新闻是高超的政治。但新闻有时却会被政治绑架。但是不管怎么样......社会的正义是最起码的
说得好！信哉斯言！不但要做个懂专业的好记者，还得做个有良心、讲正义的好人！ 越靠近当下，越难以找到一个公认的权威的新闻作品，也找不到一个对应的媒体。用刘宪阁老师的话说就是“大新闻”：一个大的事件被各种新闻所表现。
刘老师我都脸红了。课堂上偶然说过的话，居然被同学如此郑重其事地引用在文章里了。这是一种褒奖，也是一种鞭策！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一、作品列表
1、《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通讯，《大公报》，1949年10月6日，杨刚。
2、《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社论，《人民日报》，1951年1月1日。 第一，我们能够不依靠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而进行自己的建设吗？第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的走狗蒋介石失败以后，会自动放弃对于中国的侵略，而让我们“埋头”建设吗？第三，我们能够战胜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以保障我们祖国的安全吗？ 《人民日报》每年的元旦社论无论对于社会史、新闻史而言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这三个大气磅礴的反问句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战天斗地的虎虎生气。
3、《谁是最可爱的人》，通讯，《人民日报》，1951年4月11日，魏巍。
4、《河北省人民法院公审刘青山张子善 对刘张两大贪污犯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消息，《人民日报》，1952年2月12日。
5、《当你们熟睡的时候》，深度报道，新华社，1956年7月21日，集体采写。
甜睡着的孩子们有的把小腿跷在床栏杆上，有的把小手垂在床沿下，有的趴在小床上睡觉。??保育员房黎轻轻地松开了她的小手，又把被子替她盖好。
不管什么时候，对人的关怀都是新闻的落脚点。该篇用细腻的描写为那火红的年代添了一抹温馨。
6、《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评论，《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储安平。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
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信服。 该篇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对那个年代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任何时代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为了批评今天而神话昨天，为了批评今人而神话故人，类似的错误往往扭曲了我们的认识，而昨天和今天又是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
7、《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消息，《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
8、《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通讯，《中国青年报》，1960年2月28日，王石。
9、《英雄登上地球之巅》，通讯，新华社，1960年6月3日，郭超人。
10、《伟大的战士雷锋》，通讯，新华社，1963年2月6日。
从当初的雷锋精神到当代的志愿者精神，从当初的集体主义到当代的团队精神，无论其精神内核是否相似，却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种“泛西方化”。
11、《大寨之路》，通讯，《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莎茵、范银怀。
12、《大庆精神大庆人》，通讯，新华社，1964年4月19日，袁木、范荣康。
13、《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论，《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
14、《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人民日报》，1966年2月7日，穆青、冯健、周原。
15、《林彪的笑》，新闻照片，1966年8月18日，童小鹏。
这张照片
表现的是毛主
席接见北大
“造反派”的
场景，林彪的
笑和贺龙（右
二）、陈毅（右
一）的忧心忡
忡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16、《虔诚》，新闻照片，《黑龙江日报》，李振盛，1968年4月18日。
图中的人物是王国祥，一位青年战士，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积极分子”代表，在一次宣讲会中，激动的群众为他戴满了170多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文革中把毛主席像章别到肉里的情形也时有发生。
17、《毛主席最新指示》，消息，《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3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以上是这则新闻的全文。
对于中国当代不少精英，上山下乡都在他们的人生中写下了杂陈的一笔。
18、《尼克松同周恩来的握手》，新闻照片，新华社，1972年2月21日，杜修贤。
19、《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报告》，新闻照片，1975年1月21日。
这张
照片让人
感到酸楚，
而“在本世
纪内，全面
实现农业、
工业、国防
和科学技
术的现代
化，使我国
的国民经
济走在世
界的前列”
的话语让
当时的中
国坚定许
多。周恩来
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做了最为简短的一个政府工作报告。
20、《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 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 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
中央号召灾区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
纲，深入批邓，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消息，新华社，1976年7月28日。
21、《论十大关系》，《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
22、《高考以后》，《人民日报》，消息，1977年12月26日，方之。
党和国家选拔人才的时候，我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让祖国挑选。考上了，我要加倍努力学习；考不上，我甘心在农村干革命，只要胸中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在哪里都能为革命做贡献。
这篇报道表现了高考以后考生听从国家安排的心声。
2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论，《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特约评论员。
24、《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消息，新华社，1978年11月15日。
25、《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述评，《人民日报》，1979年5月16日，范敬宜。
26、《要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殊死斗争的事迹》，通讯，《人民日报》，1979年5月25日。
“我考虑的不是个人对与错的问题，我想的是大是大非问题，是为党和国家担忧！”有的同志问她：“你担忧什么？”张志新忧愤而严肃地说：“现在毛主席身边那几个人可靠吗？对江青、叶群这些人??”。
张志新说：“如果说我是‘罪人’，那么，这样的‘罪人’越多，人民越少受罪，去为真理为捍卫党的利益而斗争，见错不究，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27、《“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特写，《人民日报》，1981年3月22日，毕靖、徐光耀。 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北大学生欢欣鼓舞，喊出了这句口号。
28、《妈妈教我放鸭子》，通讯，《人民日报》，1982年1月31日，刘衡。
本文用口述实录的方式，写了当时全国最小的妇女代表，全国最小的“三八”红旗手陈惠容跟随母亲努力养鸭发展生产的故事，小人物展现了大时代。
29、《向命运挑战——记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通讯，《人民日报》，1983年3月8日，刘宾雁。
30、《小平您好》，新闻照片，《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日，王东。
31、《面对生活“不等式”——记大连造船厂船研所副所长张在勇》，通讯，《人民日报》，1985年11月7日，艾丰。
自己的祖国总是自己的，过去那种情况不正常，我相信有一天总会正常，如今果然正常了。他找到自己这一辈人的幸福方式：更多地“栽树”，而不是“乘凉”。
该篇讲述了曾遭到迫害的张在勇在文革结束以后积极发展生产的事迹。艾丰说，“改革要求人们不容忍那些不合理的而又可以解决的‘不等式’，又要容忍那些不合理而又不能马上解决的‘不等式’，还要利用那些推动社会前进的‘不等式’”。
32、《关于物价的通信》，述评，新华社，1988年1月12日，姬乃甫、陈乃进、陈芸。
改革不得不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价格改革只有在不影响多数人的利益的情况下,改革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我们面前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继续改革,结果要继续伴随着社会的"阵痛"。另一条是不再改革。
虽然专家们各说各的话,但老百姓看这个问题却十分简单:涨价就应增加工资,否则日子就难过。
粮食和副食品是物价的基础,现在是基础不稳,物价也就不稳。
面对改革中的阵痛，该篇给以了全面理性的分析，其中不少观点对今天的改革仍有指导意义。
33、《改革开放缩小了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差距》，消息，新华社，1988年8月21日，焦然。
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差距已由改革前的2.9：1缩小到2.2：1。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快于市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34、《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这个定性是否过于草率和鲁莽有待确定，但确是学生运动升级的导火索。
35、《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殇>的“新纪元”》，评论，《光明日报》，1989年8月15日，靳仁。
《河殇》在总体反思的旗号下，一笔抹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抹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抹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贬低1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唯独突出赵紫阳当总书记的这一段。 该篇指出了《河殇》、赵紫阳所犯的错误和二者的联系。
篇二：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整个亚洲之中，各民族各国有它们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然而，今日亚洲各族人民所面对
的各种严重问题，却有高度的共同性，那就是被外国独占资本和与之相结合的国内支配阶级
的掠夺所产生的贫困和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从１９世纪的旧殖民地时代以后，贫困
在古老的亚洲大地上一贯地再生产着。几百年来，贫困的差距、穷人的数量，在广阔而古老
的亚洲只有愈加恶化的倾向。 新殖民主义荼毒下亚洲 二次大战后亚洲前殖民地的“独
立”，其中绝大部分并不真实。因为今日的亚洲“国家”，许许多多都是过去西方殖民地主义
直接的产物。如果亚洲不曾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过，亚洲人民所建造的国家，肯定和
今天的国家在性质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亚洲的贫困之再生产，基本上是这历史上新旧殖民主
义本身所再生产的，新旧殖民主义，对于亚洲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构造往往不是加以现代资本
主义的改造，而是依据殖民主义的利益，时而和传统的社会构造体相温存，巧加利用；时而
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广泛存在于亚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的殖民时代大庄园制度和其他的落后
而残酷的生产关系，便是显著的例子。契约栽培、保税加工特区和企业农庄等巧妙的手段，
是今日外国和本地殖民地统治阶级，超越了国境的限制，经由其“国际的结合”而完成的。
透过国际借款、援助计划、合作计划、引进外资以求“发展”的过程，在亚洲地区几乎毫无
例外地是以压制人民自觉选择和参与；以强权的暴力抑压人民在这被迫的“发展”计划中遭
受损害所引起的反抗的过程。“绿色革命”的技术改革过程，由于没有和农民充分沟通、讨论
而强加于人，从而产生巨大的损害。在生产性比较落后，无法吸收“绿色革命”技术改革的
偏远山区的稻作农民，因无法生产廉价的稻米，而被迫从市场原理中剥离，陷入更严重的饥
饿与贫困。马来西亚的稻作农民和橡胶农民的遭遇就是例子。 急于透过资本主义改造而
追求发展的亚洲，由于殖民主义掠夺机制残存，不但没有创造出均质的、主动积极的工人和
农民，反而从工人和农民的分离解体中产生更多的贫民。统治者利用亚洲复杂的文化、人种、
宗教和语言的矛盾，使这些穷困的人民互相对立，互相敌视。穷人歧视穷人，穷人敌视穷人。
亚洲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累积过程所大量产生的贫困，因贫困人民间的矛盾而掩蔽了贫困
本身的剧烈痛苦。 许多亚洲自觉的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亚洲贫困的再生产进程，同
时也是富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富裕的再生产进程。北方的先进国家固然也有贫富阶级
的分化，但透过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从广泛第三世界吸收的财富，使先进国家内部的阶级
矛盾镇静化和缓和化，是不争的事实。对大多数的亚洲社会，由于殖民体制的残留，使得工
业部门的现代工人阶级、自营农民阶层、城市白领阶层的产生受到扭曲，而使贫困更为尖锐
和严重，从而在亚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了由西方支持的、“政府”的权威主义
的个人，使亚洲各地人民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遭到严重损害。在过去４０年冷战的时代亚
洲法西斯军事政权，以反共国家安全之名，以经济快速成长为饵，进行对于亚洲人民长期独
裁、腐败的支配。另外，还透过军援、贷款、合作开发??向亚洲大地渗透新殖民主义的资
本主义发展，使亚洲国家在输出市场、资本、技术、半成品??方面，无可自拔地依赖外国
资本。先进国繁荣富裕过程，成了亚洲第三世界贫困停滞的过程；先进国“民主”、“自由”
的过程，也和贫困国家专制、戒严反共法、国安法结成密切的关系。[!--empirenews.page--]
大陆知识分子的变貌 亚洲的故事，其实就是广泛第三世界的故事。 以这样的故事为
背景重新认识、评价和批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不但是４０年极端反共、极端受到冷
战学术和价值所支配的台湾所没有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
也不可思议地失去了这样的视角。８０年代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
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西方正以
高额之汇率差距和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６
０、７０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Compradorelite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
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对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
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实，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１９４
９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四千年来文化一概给予负面的评价。在
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
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
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
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却能
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
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
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何新以“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在《人民日报》用巨大篇幅刊出，
就尤其值得注目。 地球规模的观点 何新的文章，据说是一次和日本经济学家、中国
事务评论家矢吹晋对谈纪录发展起来的。因此，他当然和一般结构、逻辑严密的学术论文，
有本质和形式上的不同，尽管何新在关于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与问题上所作广泛的谈论中，
有不少地方还可以更周密、更深入，更构造性地展开，然而，由于这是一次广泛对谈的纪录，
因而读者所广泛注意的，是何新所提出来的论述的总的观点的角度。和大陆、海外一般比较
西化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相比较，何新，作为第三世界中充满机会与问题的苦恼的
大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和中国大势，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突出的观点： 一、
全球性的、结构性的观点 许多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论所影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深
信世界的发展有无限的前途，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继续开发与发展，即新技术、商品，
物质和市场持续的开发和扩大，抱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但何新看到在地球资源有先天极限
的世界，看到以对于人和自然的剥削以满足利润的无穷嗜欲的资本主义的最终极限性。何新
看到在霸权主义、超国界的独占资本主义和新旧殖民主义支配下在世界经济秩序和体制中长
期、不断增大的不公平；看到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看到在资本主义的高度
国际化条件下，贫困向古老的第三世界广泛的人民生活中“移转”。[!--empirenews.page--]
何新也把一个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突破了在一国之内的框架上思考的方式，而提到世界资
本主义机制框架上，找到参照思考的角度。何新指出十六七世纪以来以残酷的殖民主义掠夺
与当前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重大关联性，指出在目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机制中，富
国以资本的剩余和巨额贷款的累计利息，维持和扩大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差距。何新指出
贫国之贫，除了发展政策的错误，还缘于当前已发展国家阻止贫困国家的发展。关于后者，
何新仅仅以富国的保护主义限制穷国举国债搞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生产的轻工业产品，造成加
工出口以汇还债和累积的计划破灭??但何新没有指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1][2][3][4]下
一页家的“精英资产阶级”互相联手，为了他们的私利，
阻碍贫困国社会的构造性改革，继续维持贫困、落后的现状，以贫困、依赖、压迫的扩大化
和长期化，维持国内外支配阶级的最大限度利益。 二、第三世界的观点 霸权主义和
新殖民主义，无疑地有它的世界规模的、全球结构性的观点。何新的全球性观点，当然与之
有别。何新采取了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中边陲国家－－“依赖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和
人民的观点。所以他看到国际贷款、跨国企业对落后国家造成制度性的贫困所起的影响；他
也看到贫困的世界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意义；看到先进国家对贫
困国家力争发展过程致命的掣肘。 第三世界的角度 这些观点，历史地看来，早在５
０年代末就在吃尽苦头的第三世界中，以依赖理论、世界体系论和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展
开，且有相当丰富的累积。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早已有同样的思想，并在自己艰苦和充满波
折的发展道路上付诸实践。１９４９年的革命，使中国克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副外
部和内部的枷锁，断裂了第三世界至今引以为苦的外来殖民主义与内部买办主义、封建主义
勾结所造成的锁链，从而坚定地在帝国主义长期、紧密的封锁下探索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和
经济独立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颠踬、错误和失败，也取得了极为难能的成就。
自居于第三世界，坚称反霸而不称霸，对更贫困的国家给予最无私的援助，这犹是中国昨日
的生活和信念。远的不说，我手头上就有１９８２年第１４号《红旗》杂志上当时中国社科
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李琮山文章：《关于未开发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很有这样的
视角。然而，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更尤其在猬居西方社会的中国“民主知识分子”之间，
早已失去了这样的视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看见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明和开
化，对于世界的政治经济，只有横向的视野，去看表面的高低，却没有纵向的观点看到富裕
－－贫困、发展－－不发展过程之历史性展开。在录像影集《河殇》中，甚至嗟怨中国文明
的限制性，使中国没有在郑和的航海事业上发展成从贸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夺南洋民族走向
帝国主义！而这样的世界观，竟而曾经一时成为中共官方的世界观，令人震惊。因此，这一
次《人民日报》不惜以显著而巨大的版面，全文刊登何新的这篇文章，是否意味着中共在“六·四”
事件以后权力体制方面的思想有一个转折，就无法判定了。然而，从《河殇》到何新《世界
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的转折，难道不也在说明中国大陆自７０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
理论的不足吗？[!--empirenews.page--] 总的说来，何新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基
本上没有超出战后以第三世界为中心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的世界政治经济理论
的范围。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西化派、买办化“智囊”统治了１０年后的中国，以官方立
场和地位出现何新的这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瞠目凝神了。 何新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谈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苏东波”风潮之后；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媒体齐声讴歌“资本主义历
史性的胜利”的时候，何新的发言是引人兴味的。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绩 何新当
然谈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点。但具体而言，何新在这方面恰恰不是说过了、说大了，而是说
少了，颇为自制。１９８７年，世界银行对１９６５到１９８５年的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经济，
做了比较。在这一段时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比印度多４０％。从１９８０到１９
８５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每年为８．９％，印度为５．２％。８０年代初，中国
大陆每单位粮食收成高印度一倍；１９７９年，大陆每公顷米、麦、玉米的产量是印度的一
倍或一倍多。１９８５年，中国大陆的平均年龄，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人均热量摄取量，
仅次于日本、台湾和韩国。十亿人口的中国，这样的成绩，相形于广大第三世界长期、慢性、
严重的贫困和发展不足，即使是对中共最苛评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
了无法否认的成绩。比起其他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忽视农村福祉、追求以城市为中心
的工业化，对外国资本与技术高度从属化，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而完全牺牲独立自主
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的其他落后国家，中国大陆围绕着她的广大农村，广泛动员长期贫困无
助的农民，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坚持自力更生、平均分配的发展，显出独特的风
格与成效，而广受赞扬。而即使有过１９５８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１９６６年的“文
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起落和转折，到７０年代末，中共还是取得了这些不平凡的成绩
（M.Selden,1990）：消灭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在城乡内部缩小了不平等；快速而巨额
地增加累积和投资，使工业显著发展，打下了重工业发展的技术和总体经济的基础；消灭了
外国资本对中国现代贸易、工业、金融和财政的支配，农业生产率初步超过了人口增长率；
工人阶级获至实质和精神上的解放，收入、社会地位及福利有巨大增长。 集中与放权的循
环与矛盾 这些快速累积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国主义重兵包围，与市场隔绝中，在独立
自主的条件下取得的成长，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对广泛翻身贫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１
９７６年以前）的党、魅力领袖和社会主义理想（vision）的条件下，以“动员性的集体主
义”（mobilizatonal collectivism），以赤裸的人海劳动所完成。在广泛第三世界发展道路
的绝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壮、宏伟的评价，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正如何新指出，优点的延
长部分往往成为缺点。何新指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高度集中性，产生了“国家权力的盲目扩
张”，把一切管得太紧、统得太死，也从而产生了官僚主义和腐败；而一旦最高层决策错误，
容易造成大患。[!--empirenews.page--] 事实上，从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经济发
展史看来，“高度集中”并不是常态。具体说，一部大陆经济计划和政策发展史，是不断地重
复“集中－－放权”的循环。而在管理、计划、分配权的下放时期，有时同样也产生和集中
主义时期一样的经济结构重大失调的问题。“一五”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受到无法
避免的苏联模式的影响，搞高度集中计划，甚至放弃了中共在１９４９年之前长期、丰富的
农村经验，急切地搞强迫性合作化。结果工业积累固然陡增，农村贫困情况没有太显著改善。
“大跃进”（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搞放权、鼓动群众参与、大办公社和炼钢，结果因分权
过滥，基建膨胀，本位主义和过度平均主义的发展，使生产积极性最终下降，甚至在部分地
区产生饥馑，但为日后农村工业化打下可贵基础。１９６１到１９６５年的“调整时期”很
像１９８８年以后的“治理整顿”和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的农村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
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放权，这时又搞集中、上收和调整（不当的下放企业之裁、停、并、
转），发展小规模私有和“一自一包”。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又恢复“大跃进”时期的
“鼓动人民参与，大幅放权”，并且在准备世界性战争，发展内陆的、大地区独立作战、自主
的工业和经济体系遂又产生地方发展和权力的过分膨胀。１９７６到１９７８年的“洋跃进”，
基本上沿“文革”的躁进发展，却同时大量引进外资。改革开放时期（１９７８年）前半，
基本上是经营和权力的下放（所谓“放权改革”），至１９８７年，空前的本位主义，“过热”
发展，基建膨胀，超发工资，奖金和集体消费膨胀，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１９８８年后又
搞收缩、调整、上收。但旋即受到赵紫阳“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冲击，在中国沿海地
区刮起大规模“建设”，调整的计划停顿，上一页[1][2][3][4]下一页 经济进一步失调，基建过度膨胀、资基相对短缺，需求却因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
的膨胀，物价陡升，而官僚体制则进一步肥大化和腐败化。至北戴河会议，又搞集中、调整、
裁并。 用最概括的话说，大陆经济政策一旦往上收，往上集中，企业就受到层层紧严的
制约，地方的、个性特性的企业管理和计划就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下降，官僚主义
膨胀，“统得过死”，造成生产力和产量下滑，经济失调。但是工业高度累积的达成也往往在
这个时期。而经济政策在往下放权的时候，由于放的末端不是个别企业负责人而是地方政府，
基本上无法解决经营下放、放权的原始目标：增加自主性、增加效率，结果还是发生另一种
（地方）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急功近利主义，失去宏观视野而流于短视。但这
个时候，往往是生产积极性比较提高，生产力和生产量比较上升的时候。然而基建膨胀，发
展“过热”，经济失调也是这一时候几乎共同的问题。 因此，把社会主义的弊病片面归于
过分“集中”，并不准确。而决策“上层”发生错误的时候，也未必全是高度集中所造成。例
如毛泽东威信如日中天时的“大跃进”，其实是中央“高层”相当一致同意的政策，在“大跃
进”初期，甚至也取得人民广泛、热情的支持与参与的。过去４０年中国社会主义的难题，
在于经济显然有它的客观规律。而中共革命的传统中，反对帝国主义、力争独立自主；力争
迅速发展工业，振兴中华，是一股十分强烈的主观上的意愿和动力。这主观上的宏大意愿（其
实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民族各自的意愿）如何与经济的客观规律比较好、比较科学
地结合起来，就需要大量、长期的研究调查和实践的累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知识支
配着向来的经济学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必须在一个充满强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物质与精
神世界中，独自艰苦地探索－－并付出昂贵的代价。[!--empirenews.page--] 人谋不臧
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 因此，当何新把１９８７年以后的停滞膨胀（stagflation）看
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恐怕只对了一半。这一半，就是１９７８年以后的经济改革，是大
陆一次有意、有计划地把市场和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改革。这与毛泽东在“大
跃进”以后基本上要消灭市场、消灭商品的时代，相去不啻千万里。中国社会主义头一次有
这么高比率的商品性质和市场机制，自然就会产生它的“周期”。然而，不能否认，１９８４
年以后，中共当局的“智囊”们在体制改革中大搞“放权改革”的结果，工资、奖金、管理
费用和集团消费狂疯超发，地方争夺基建资金，乡镇企业争夺原材料和资金，地方主义和本
位主义泛滥??恐怕是计划、战略、知识不足、体制不良这些主观上人谋之不臧的因素，也
不亚于客观的“周期”之出现吧。 其次，改革开放固然带来了进一步累积，商品比往时
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基建有长足的发展，生产力有所提高。但同时中国大陆社会的生产关系
却已经和正在进行着１９４９年以来头一次重大的逆转。家庭承包、市场和私人创业范围不
断在扩大，对雇佣外村劳力的限制松弛和减少，极大地恢复了私人、家庭对土地、劳力和资
源分配的控制。私人经济机会惊人地扩大。 新的阶级分化 这些巨大变化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城市和农村范围中阶级分化的开始。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在私人部门中谋生，独立商号、
雇用劳工的企业家、承包和承租土地的农场经营者倍出。从５０年代集体化以来，中国大陆
社会阶级从同一化的趋势到此而逆行转变为阶级的特殊分化。以财产为基础的差别??甚至
不平等，在革命４０年后重新出现。如果前４０年的中国是国家集体的扩大，市场和私人经
济的缩小。到８０年代，这一切都起了根本的变化。雇佣劳动者的重新出现。雇用十几个、
几百个劳动者雇主阶级重新出现。M.Selden引用的一份资料揭露了在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浙江
乡镇，童工制度重新出现。多达７００名农村儿童和１０－１５岁的青少年，每天在铝厂、
印刷厂、塑料厂工作１０－１２小时（最坏的有长达１６小时）。这些童工工资每日１元人民
币。成人为３元。“改革”促成了儿童和青少年缀学率的提高。经济上的渴求，使家长鼓励儿
童和青少年辍学投入私人部门成为童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却同时为社会扩大了半文盲的人口。
Selden也指出家庭为了增加劳动力增加收入，促使人们极力多生孩子，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投
下了重大威胁。国家因扩大对工业的投资而大幅减少农业投资，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农家
经济的发达，相对危害了农村的公共设施。过去累积下来的土地平整，灌溉系统、通讯网和
村路系统已经无人维修或新建。去年９月，我因文学上的交流访问了广东、东莞和深圳，即
使是一次简短匆促的旅程，东莞、深圳的巨大社会变化，已十分令人惊异。据说有６０到８
０万“外省人”流入广东、东莞、深圳地区，为人代耕土地、从事社会较低层劳动。农村中
兼营私人工业（例如砖厂）的农民雇主，和企业家、华侨、党支部（书记）兴建新楼房，聚
居一处，俨然形成一个高收入阶层的特别社区。“外省人”劳工在私人企业工厂中劳动，完全
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工伤（例如手指轧断）没有任何医疗救助。当地农民将土地交给“外省”
农民耕作，自己从事工商业（例如土木、装潢、商贸、砖窑）而又收取一定比率的地租。新
的、拟似地主－－佃农的关系出现。[!--empirenews.page--] 阶级分析论的消失 当
然，我无意忽视国家和集体仍然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构造中占有不仅仅是举足轻重的比重。国
家和集体仍然拥有土地终极的所有权；国家和集体是承包内容的最后决定者，并且掌握农村
工业、副业生产的大部分资产。国家决定家庭对于所属村庄以及国家的财政上的负担。尤有
甚者，国家和集体控制着中国大陆经济最为重要的部门－－现代化巨型工业、银行以及国际
贸易，等等。然而，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制度所造成的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新的社
会生产关系，往往因政策的高度权威，而无法使大陆社会科学界对当前政策所产生的暗部，
加以科学的调查、研究，并上报于中央决策部门，据以改善、补救。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是：
中共自取得政权以后，从未对革命以后不同阶级的中国大陆社会，做过社会性质和阶级构成
方面的分析，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的本质。说目前的中国大陆社会已经有新生资产阶 级，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说中共党内已形成资产阶级官僚阶层；说在意识形态
领域上俨然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比起“文革”时代，已经更有客观的、明显
的事实支持类如这样的想法。我们当然无意建议人们应该以“文革”时代高亢的“阶级斗争”
去面对这些新生问题，但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历程中产生的阶级分化、
剥削、城乡差距的矛盾，体力和精神劳动的矛盾；如何与这些问题相处；怎样看待这些矛盾
的发展前途－－如何最终解决之??这些，中共党的理论家都应该明白、仔细、正确地告诉
全体人民。何新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触及，不仅仅是这篇“谈话”的缺点，是否也反映了
篇三：2015高二语文下期末试卷
2015高二语文下期末试卷
一、本大题4小题，每小题3分，共12分。 一、(每小题3分，共18分) 1、加线字注音和解释正确的一项是( ) A.楚人既咎子兰 (jiù 追究) B.屈平属草稿未定 (shǔ 写作) C.以一仪而当汉中地 (dàng 当作) D.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 (1í 薄酒) 2.下列对文中句子理解错误的一项是( ) A.“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夺”可以理解为强行修改。 B.“圣君治国累世不见者”的“圣君治国”是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的意思。 C.“听之不聪”的“听”是名词，意思是识别力。 D.“时秦昭王与楚婚”“婚”的意思结为亲家。 3.对下列加线字的用法分类正确的一项是( ) ①明道德之广崇 ②谗谄之蔽明也 ③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 ④屈平既绌 ⑤蝉蜕于浊秽 ⑥其后楚日以削 ⑦靡不毕见 A.① ②/⑤⑥/③④⑦ B.① ③/②④/⑤⑦/⑥ C.① ③/②/④⑦/⑤⑥ D.① ②/③④/⑤/⑥⑦ 4.把下列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语段，排序最恰当的一项是 ①因为艺术须能泯灭实质与形式的分别，而达到这种天衣无缝的境界的只有音乐。 ②图画所不能描绘的，语言所不能传达的，音乐往往能曲尽其意。
③它的节奏的起伏，音调的宏纤，往往恰合人心的微妙的变化。
④英国文艺批评学者佩特说过，一切艺术到精微境界都力求逼近音乐。
⑤这个道理是一般美学家所公认的。
⑥叔本华认为音乐是最高的艺术，因为其他艺术只能表现意象世界，而音乐则为意志的外射。
A.⑥②③⑤④① B.④①⑤⑥②③ C.⑥②③④①⑤ D.④⑤①⑥②③
二、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5-7题。(每题3分，共9分)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节选)
郭 莹
贵和尚中，是中国人处世性格的显著特征。
“和”与“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它们虽然具有哲学上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
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论述中，“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民间广为流传的“和气生财”“和气致祥”“家和万事兴”“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等俗谚，以及流播千古的“将相和”“兄弟和”“姑嫂和”等历史美谈，便反映出以和谐为取向的社会心态趋势。中国人的贵和取向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中国是一个农业宗法型社会，乡土社会稳定的生活秩序，聚族而居的血缘亲情，以及在落后条件下对互助协作的寻求，正是“和为贵”处世观念的现实基点。
中国古人所推崇的“中”，既是认知事物的一种态度与方法，又是一种做人处世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儒家又把尚中与贵和联系在一起，《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关联，“和”包含着“中”，“持中”就能“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和”观念被历代思想家反复强调，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和特有品格，并造就了中国人处世性格的鲜明特点。
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的“执中”，应用于为人处世，则表现为凡事讲求适中，毋过亦毋不及，适可而止，恰如其分。正如中国传统处世箴言所说“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这些代表性言论，充分表现了传统处世之道中的中庸精神。正是因为具有“在观念的世界里和
行动的世界里都不把事情弄到极端”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中国人几乎“在思想上对所有过激言论，在道德上对所有过激行为”产生“厌恶”。“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惟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
总的看来，贵和尚中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但其负面效应亦不可忽略。对“中和”气象的崇尚与追求，在消解缓和正面冲突的同时，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不满情绪表达的间接性和模棱两可、表里不一的市侩习气，人与人之间难以形成坦诚轻松的交流风格。更重要的是，对“中和”品格的推崇和执着，压抑了个性的发展，助长了不求进取、反对冒尖、无所作为的保守心理，导致了民族性格中竞争与开拓意识的匮乏。
5.下列对“和”与“中”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和”的基本含义是和谐，其中包括宇宙自然、人与自然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B.贵“和”取向与乡土社会稳定的生活秩序、聚族而居的血缘亲情以及落后的生存条件有密切关系。
C.“中”既是认知事物的态度与方法，又是做人处世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儒家认为它是天下之根本。
D.“和”与“中”存在着密切的逻辑的关联，二者相互包含，只有“贵和”才能“持中”。
6.下列各项不属于“贵和尚中”思想在处世中的具体表现的一项是( )
A.以和谐为取向，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平、和谐。
B.凡事讲求适中，毋过亦毋不及，适可而止，恰如其分。
C.不把事情弄到极端，几乎对所有过激言论和过激行为产生厌恶。
D.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
7.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贵和尚中，是中国人处世性格的显著特征”一句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全文围绕这一中心
正反对比，层层展开论述。
B.“和”与“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范畴，“中和”观念被历代思想家
反复强调，
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和特有品格。
C.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多处引用古人的经典论述，主要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文化品位和可读性，
同时也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D.作者认为，对“中和”品格的推崇和执着，压抑了个性的发展，导致了民族性格中竞争
与开拓意识的匮乏，因而不宜再正面宣扬。
8.阅读下面这首元曲，然后回答问题。(7分)
[中吕】普天乐•江头秋行
赵善庆
稻粱肥，蒹葭秀。黄添篱落①，绿淡汀洲。木叶空，山容瘦。沙鸟翻风知潮候，望烟江万顷沉秋。半竿落日，一声过雁，几处危楼。
【注】①落：院落、村落。
(1)请赏析“添”、“淡”二字的妙处。(4分)
(2)末尾三句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抒发了怎样的情感?(3分)
9.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任选3题，多选只按前3题计分)(6分)
⑴幽赏未已， 。 ，飞羽觞而醉月。(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⑵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 。(苏轼《赤壁赋》)
⑶早岁那知世事艰， 。 ，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
⑷二十四桥仍在， ， 。(姜夔《扬州慢》)
三、本大题4小题，共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2—15小题。
知识分子与传统
郑也夫
时下，“知识分子”与“传统”成了两个热门话题。前者往往被看作是变革的生力军。即使像《知识分子与传统》这本书作者之一，稳健的学者艾森斯塔特，虽认为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是这种变革运动的惟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领导者，‘却也以为’他们是变革催化剂的最主要储库”。而后者——传统，被时下相当多的人们视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和凶恶敌人。纪录片《河殇—— 中华文化反思录》的作者坦率地承认，《河殇》的轰动是他们始料不及的;这实际上说明了：举国上下的反传统心态，就是反传统的先锋作家们也不曾料到的。
可见，与“知识分子”连在一起的似乎应当是“反传统”。这两个词似乎天然地两位一体。打开近现代历史：培根、笛卡尔、卢梭、圣西门、马克思、尼采、萨特，反传统的大知识分子不胜枚举，甚至可以说很难找到近现代历史上的哪位大知识分子没有一点反传统味道。因此，“反传统”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主要内涵和最鲜明的特征。也因此如艾森斯塔特所说：“社会思想史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迄今其关注的中心是作为现有制度的批判者、作为其潜在的或实际的反对者、作为改革者和革命者、作为社会和文化方向开拓者和反传统的开创者的那个知识分子。”以至格劳巴德说：“‘知识分子’与‘传统’两词放在一起就不常见。”但是《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几位作者却一致地认为：反传统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标志，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反传统的。
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在“五四”时代孔学声名狼藉之时，以罕见的沉静独立的心态挖掘和发扬孔学的优良传统。今天大约不会有人说梁漱溟不是知识分子。
西方保守主义思想家雷蒙•阿隆，与他少年时代的同窗、西方文化的叛逆者萨特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他终生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辩护。晚年相逢时倒是阿隆更像一个胜利者。能说这位传统捍卫者不是知识分子么?
即使从一个严格狭义的知识分子定义看，这两位传统的捍卫者也显然当在其中。
中国改革思想的最充分阐发者和积极鼓吹者是知识分子。而改革开放前十年最有实效的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说到底是一种回归传统，回到有过二千年实践经验的个体经营中去。诚然，改革的内容中还有很多非传统的新内容，但理性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毕竟要人们放弃对传统的轻易的全面否定，至少在实践上。就改革的最主要目标——重新建构所有制来看，也显然是放弃和否定了建国后浪漫主义和反传统思潮指导下的实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保守主义重新高涨的时代。始于卢梭——马克思的浪漫、激进、反传统的思潮不会随着其后辈实践家的失败而葬送，他们在思想上的价值是永存的。但今天的世界，至少是东方，又开始重现被卢梭、马克思猛烈批判的深层价值观：私有制以及分配不均等的必要性，及与之相伴的对人性的保守主义认识。而推动当代保守主义思潮复兴的无疑是堪称“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们。
狭义的知识分子定义不可缺少的一个属性是理性和批判精神。理性意味着在判断上不屈从神启，也不屈从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一个特定身份的人还是一种舆论、一股思
《河殇全文》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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