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农村信息需求与服务研究
农村信息需求与服务研究：国内外相关
1 文献综述
于良芝，张瑶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 300071）
摘 要：本文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农村信息需求与服务的研究成果，比较了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在研究视野、方法和主要发现方面的异同。比较结果显示，世界不同地区有关农村信息需求的研究存在很多相似，这表明农村这一地域特性可能超越了文化因素，成为塑造农村信息需求的主要因素；它同时表明各国在设计农村信息服务时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研究还发现，截止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以决策支持研究和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study)为主，较少提出理论创新成果，我国在这一领域对世界的理论贡献与我们拥有的庞大农村人口很不相称。
关键词：信息服务； 信息需求；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G358
1 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对农村信息服务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的农业专业化信息(agricultural information)。根据国外一些学者的回顾，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把科研机构的农业技术信息传递到农民手中；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其他信息的提供，如农产品销售信息、农村经济信息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70-80年代的相关研究经历了一些显著变化。首先，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角度考虑农村信息服务。这1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工业反哺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研究”(05&ZD032)子课题“农村发展中的信息服务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种变化可能得益于建构主义信息理论的兴起。建构主义信息理论强调信息、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的主观性，认为每个信息利用者都在特定的情景中产生特定的需求，并依据已有的经验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建构，因而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用户的主观建构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意义。为此，建构主义信息理论强调，有效的信息服务必须依赖于信息提供者对用户需求和行为习惯的理解；信息系统和服务的设计必须建立在对用户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其次，这个时期的不少研究还开始从信息公平的角度考虑农村信息服务，关注农村在信息版图上的位置及其政治和社会寓意。与此同时，相关研究的视野也开始扩大到更广泛的信息领域，如医疗卫生信息、法律信息、社区生活信息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也是我国农村信息问题研究的转折点。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逐步扩大了农民自主决策的范围，激发了农民的信息需求，也使农村信息服务与传播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受到农业研究、社会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领域的共同关注。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农村信息服务与传播方面，国内和国外分别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之间很少对话，主要表现为，国内相关研究很少引用国外发现，也很少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系统（本研究在几份大型外文数据库中进行的查询均未发现反映国内研究成果的英文文献）。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针对国内外研究社区的隔绝，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其在研究视野、方法和主要发现方面的差异，促进国内外研究社区的交流。
2 农村居民的信息需求研究
根据社会学的理解，“农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区域概念，指城市之外的区域；而“农民”则是一个阶层概念，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别，生活在农村的主要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因而农民大抵可以说是农村居民的主体；而在发达国家，农村居民的成分则要复杂得多。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别以及它们在不同国家的外延差别，为理解和比
较相关文献带来了巨大困难。为此，我们将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成3个专题加以比较。
2.1 关于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及媒介选择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量旨在考察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例如，在非洲，Mchombu考察了马拉维农村发展中的信息需求，又针对这一课题对博茨瓦纳、马拉维和坦赞尼亚3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Kaniki通过访谈方法调研了南非两个农村社区的信息获取情景(information seeking situations——ISS)，试图回答“农村居民在哪些情景下会产生信息获取要求”的问题；Momodu对尼日利亚一农村社区也进行了类似的调研。在亚洲，Anwar&Supaat通过对马来西亚108位村民的访谈，Seneviratne通过对斯里兰卡中部省份的一个村庄及当地政府机构的调研，考察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信息需求及满足方法。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也先后出现了大量专门针对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研究。
这些研究结果所反映的农村信息需求既具有共性，也存在显著差异。最突出的共性表现在，首先，这些研究都显示，农村人口具有广泛的信息需求，大多数研究揭示的信息需求都涵盖了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教育、经济、法律等众多领域；其次，绝大多数研究都突显了医疗卫生信息、农业技术信息和教育信息对农村人口的价值，其中医疗卫生信息几乎出现在所有研究中；再次，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农村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是人际传播（包括亲友邻里和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尽管很少有研究能够确认这种依赖究竟反映了什么——是农村居民内在的媒介选择倾向，还是有组织的农村信息服务的欠缺。 研究结论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农业信息虽然被大多数研究确认为农村居民的基本信息需求，但在数项研究中，它却意外“缺席”；其次，几乎每项研究都发现了比较独特的信息需求，例如在Anwar的研究中出现了宗教信息，在Kaniki的研究中出现了助学金信息，而在Momodu的研究中出现了政治信息；再次，在试图对信息需求进行排序的研究中，最后得出的序列也不尽相同，例如，
在Kaniki的研究中，与就业或增收相关的信息排在首位，而在Anwar的研究中，宗教信息排在首位。上述差别的出现可能与两个原因相关。其一是信息需求与生活情景(context)的关联性。根据Chatman等人的信息交流理论，社区成员的信息需求受社会规范所决定，不同族群的信息需求常常带有族群文化特色。在上述研究中，马来西亚农民对宗教信息的需求便可能与这个国家的伊斯兰教传统相关。原因之二是研究设计的局限。相关研究大都采用问卷或访谈方法——或者请被调研者自己罗列其需求，或者让他们从结构化选项中做出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研究设计局限值得注意。一是大多数研究的调研规模都比较小(例如Kaniki考察了两个农村社区，Anwar等考察了3个，而Seneviratne仅考察了1个)，这导致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相对较低，即我们无法将它们所揭示的需求结构推论为农村居民的普遍需求结构；二是大多数研究设计都缺乏理论指导，其采用的访谈问题和问卷选项主要源于研究者对农村生活的直观理解甚至猜测，这些理解或猜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调研者对相关问题的回答，这导致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较低，即我们无法肯定研究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被调研者的真实需求结构。 在考察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国外文献中，还存在不少有关农村妇女信息需求的专门研究。博茨瓦纳的一项调研显示，妇女的信息需求主要受她们的家庭责任所驱动，主要包括：医疗卫生信息、农业信息、就业信息、家庭暴力救助信息、满足家庭基本需求的信息，此外，她们还经常需要政府救助和福利信息、政策和培训信息等。Jiyane的研究考察了南非Melmoth镇妇女的信息需求及满足途径，调研样本包括109名妇女和18位社区领导。结果显示，被调研妇女的信息需求主要集中在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商务、法律、就业以及创业等领域，她们选择的信息媒介主要以声频和视频媒介为主，信息源以亲友、邻里及社区领导为主。一项对坦桑尼亚农村妇女的研究显示了几乎相同的媒介和信息源选择倾向。它发现，被调研的妇女主要通过口头媒介获取信息，她们最经常利用的信息源是朋友或亲属，其次是农村专家、村庄领导；医疗诊所和赤脚医生。相比之下，只有不到2％的被调查者经常使用印刷品，如图书或报纸。
在我国，对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农业专业化信息方面（详见下节），对综合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很少；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主要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一项对上海郊区农民信息需求的问卷调研显示，当地农民对政策信息的需求最高(主要包括农业结构调整政策、非农就业政策、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征地农民安置政策等)；其次是对成人教育和培训的需求；再次是对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需求；然后是对非农就业信息的需求。此外，沪郊农民还比较关注村务政务信息。向平等对我国5个省市农村信息需求2的问卷调研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急需农业科技信息，其次是农产品市场信息。方晓红对苏南农村用户的调研显示，除了“致富门路”、“科技种田”、“生产资料来源与销售渠道”等经济信息外，他们还关注农民减负及税收等政策信息。谭英等将农村居民划分为贫困型与富裕型，他们发现，贫困农户与富裕农户的信息需求结构存在显著差别：绝对贫困型农户对科技信息关注较少，他们比较喜欢看电视剧等娱乐节目；低收入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新技术使用、新品种、农村政策、科学知识；中等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新技术使用、科学知识、新品种、农村政策；相对富裕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市场信息、新技术使用、农产品销路、科学知识和农村政策。
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相关研究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它们都突显农村居民对生产经营相关信息（如技术信息、品种信息、市场信息等）的需求。事实上，除了少数研究提到政策信息需求外，几乎没有研究显示其他信息需求（如医疗卫生信息、教育或助学信息、社区生活信息、宗教信息）。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缺医少药及教育支付能力低弱的状况，这类信息需求在相关研究结果中的缺乏是很难解释的，最大的可能就是研究者用自己对农村状况的理解限制了被调研者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此外，我国的相关研究中几乎不存在专门针对女性信息需求的研究，考虑到我国妇女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一空白的存在也是很难理解的。 2 我国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农村信息需求的比较研究 向平；李晓；邱敦莲；罗中蓉
篇二：农户对农村信息服务需求的分析
农户对农村信息服务需求的分析
摘要 为了研究目前甘肃农村农业信息服务需求的真实状况，更好地设计信息服务的模式，促进信息的有效利用，运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甘肃部分地区的农户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传统媒介和人际传播仍是农民获取农业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但新型媒介的作用已经开始凸显，农民对于需付费的信息来源平台表现出不同的消费预期，并在此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农户；农村信息服务；需求；建议；甘肃省
农村信息服务对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农民始终处于信息服务的中心位置，农民的信息需求和基本状况决定了信息服务的内容及模式。通过调查分析农民的直接感受、现实的与潜在的信息需求，对于有效地进行农业信息服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该文以甘肃地区为调查范围，通过调查力图掌握目前甘肃农业信息服务的现状，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为地方政府、各服务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为农服务提供一些思路和借鉴。
1 抽样调查基本情况
为了尽可能详细真实了解甘肃农村信息服务现状及存在的实际问题，该文结合甘肃省省内各地区经济基础不同和农业农村信息化程度的不同，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市中的五县作为样本，从个体农民的角度对陇南市徽县、平凉市泾川县、平凉市庄浪县、张掖市甘州区和张掖市民乐县5个县取样。调研采取实地走访、座谈、书面材料和问卷相结合等形式进行。调查区域在甘肃省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方面都具有代表性。
2 农村信息服务需求分析
2.1 农户信息获取渠道
调查显示，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仍更多偏向于电视服务和人际服务，但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特别是手机媒体在农村的普及率较高。而网络在农户获取信息的媒体体系中的重要性已经开始显现，农户信息获取渠道不断拓宽，信息消费能力有所提高。因此，要将新型和传统的信息传播体系很好地结合起来，真正满足最基层农户的信息需求[2-3]。
2.2 农户对信息服务的主动消费情况
在对农户的信息消费情况调查中发现有91.8%的农民会主动通过有线电视收看农业信息类节目；74.3%的农户使用过农业信息技术；69.2%的农户通过上网、短信等途径获取农业信息；32.1%的农户通过电脑查询农业信息；为了更好地对农服务，甘肃政府建立了农业类电子商务网站，但只有13个用户登录过这个网站。这说明政府的宣传力度还不到位，农民对这些网站还不了解，错失了获
篇三：农村信息需求情况调查
农村信息需求情况调查
作者：乡村匹夫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强化面向农村的广播电信电视等信息服务，重点抓好?金农?工程和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程”之后，各地对新农村建设信息服务工作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本文从一个县的农村信息需求现状入手，对农村信息需求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之所以叫“初步”，一是因为历时短，仅一周时间；二是因为被调查对象不普遍，人数少，但却包含了乡镇领导、村干部，普通农民和涉农企业老板等各个层面。希望这些情况，对专业人士深入研究、具体规划、积极推进我省新农村信息化建设有所帮助。
一、基本县情
我所调查、走访的这个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幅员面积3,34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5,442公顷，有林地面积163,606公顷，水域面积6,430公顷。年均降水量688毫米，无霜期150天，平均日照数2,120.8小时。全县现有15个乡（镇），219个村（委会），534个自然屯。
2005年，全县总人口为368,482人，其中乡村人口252,947人；乡村户数66,608户；农村劳动力129,486人，其中农业从业人员99,135人。人均耕地0.26公顷，户均耕地0.98公顷，农业从业人员人均耕地0.66公顷。全县粮油作物总产量40余万吨，其中水稻11.7万吨，玉米26.5万吨，大豆1.8万吨。
2006年，全县有较大涉农企业7家，带动（联结）农户11,136户。其中水稻加工企业5家；浓缩葡萄汁、葡萄酒企业1家；畜禽产品加工企业1家。
统计部门百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全县2005年固定电话入户率为85%；移动电话入户率为41%；彩电入户率为97%。
二、需求现状
目前，这个县的农民获取涉农信息的主要渠道有三：一是电视。他们喜欢看“吉林乡村”等涉及农业农村的节目；二是县、乡举办的“科技下乡”、“科技入户”活动，无论是哪个层次的农技培训、讲座，农民都踊跃参加；三是涉农企业的新产品推广宣传，农作物、化肥、农药新品种推介，农民爱听。上述三种渠道的共同特点是有人主动送上门来。对于“吉林农网”、“12316热线”除了乡镇领导、农业科技人员外，农民很
少有人知道。调查中，只有一个农民知道“12316”这个热线号码，但从未打过。可见在获取涉农信息方面，农民显得很被动。
调查发现，广大农民对涉农信息的需求，并不是用“需求不足”、“需求滞后”等一、两句话就能够表述清楚的，情况比较复杂。但主要是“需”和“求”的不统一、不一致、不对称。调查中，几乎100%的农民都说：涉农信息对他们“有用，有好处，能带来好的经济效益”，“农村最缺少这样的服务！”但进一步询问他们：是否曾主动向有关部门打听、询问、了解涉农信息时，只有不足5%的人做了肯定回答。这一情况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原来这不足5%的人群，一是文化层次比较高；二是土地比较多；三是曾经或者正在担任村屯干部。其共同特点是素质高、脑瓜活、敢冒风险，被村民称为“能人”。另有70%的农民，则跟在他们后面跑，学着他们的样子做，从选种，到施肥、打农药都亦步亦趋。剩下25%的农民，则不把种地放在心上，农村称他们为“拉腿户”。可以肯定的是，这不到5%的“能人”是农村涉农信息需求的现实客户。70%的“亦步亦趋”者，则是潜在客户，他们能否转变为现实客户，有待于“能人”示范作用的充分发挥和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
农村涉农信息“需”和“求”的不对称情况，有着深刻的背景。一般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弊端和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过度索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抑制了农民对涉农信息的需求。目前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从思想上，或者说在“灵魂”深处，农民种地大多出于无奈，即因为没有本事、没有能力、没有门路、没有机会去依赖别的手段养家糊口，才不得已而种地。对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喊，局外人是难有切身感受的。有资料显示，1953年至1978年的25年间，国家别无选择地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获取6000至8000亿元，为我国城市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而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至1998年的18年间，“剪刀差”更是增加了近20倍。不仅如此，穷困的农村，贫苦的农民，还承担着为富裕地区和城市工业化培养、输送人才和青壮年劳动力的重担。近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的迅猛发展，农民更是深深体会到了“不上大学辈辈受穷，上了大学立马变穷”的无奈和辛酸。50余年不改的户籍制度，把首都变成了北京人的首都，把省会变成了省会人的省会，不管你为城市建设出过多少力、流过多少汗、立过多少功，你都是“农民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保护的对象中，没有中国农民。就连交通事故死亡补偿标准也比城里人低许多。种种经年不变的不公平的制度设计和严酷的
现实，使得许多农民只把种地视为临时的谋生手段，只要有机会就想方设法逃离农门，很少有人把种地当一项事业来干，因此只是得过且过。
二是现有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许多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经营方式难落实，阻碍了农民对涉农信息的需求。客观地说，一些农民对诸如“测土施肥”、“高新优作物品种”、“农产品价格行情”等涉农信息是非常感兴趣的，但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实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时间一长也就麻木了。难以落实的原因：第一，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阻碍了农业科技进步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比如“测土施肥”技术，农民普遍认可，既减少化肥施用量，降低成本，又提高肥效，增加单产。但因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提高了“测土”成本而无法实现。第二，有限的农业技术人员面对众多分散的农户显得无能为力。2005年该县具有高级职称的农业技术人员25人，中级职称的85人，远远不能满足分散在65,422公顷耕地上6万多农户的实际需要。而对于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农民来说，没有技术人员的具体指导，再好的科技信息也难获益。第三，分散的小农经济难以实现与大市场的对接。比如，北京大米需求大、价格高，而一家一户分散的农民却无力将手中的大米及时运去，看着挣钱的“信息”干瞪眼，不得不让中间商扒一层皮。近年来，一些地方搞所谓“公司+农户”模式，结果许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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