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格式

篇一：《历史研究》格式

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

为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社期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原有引文注释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制定新的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和《历史研究》。

一、 注释体例及标注位置

文献引证方式采用注释体例。

注释放置于当页下（脚注）。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标识，每页单独排序。正文中的注释序号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有时候也可能是词或词组)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后。

二 、注释的标注格式

（一）非连续出版物

1．著作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

引用翻译著作时，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

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应使用最新版本。

示例：

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第43页。

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3页。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1-12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9页。 佚名：《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五十七种》上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第56页。

狄葆贤：《平等阁笔记》，上海：有正书局，[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2．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相同时，可省去文集责任者。

示例：

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47-266页。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3.著作、文集的序言、引论、前言、后记

（1）序言、前言作者与著作、文集责任者相同。

示例：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1页。

（2）序言有单独的标题，可作为析出文献来标注。

示例：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页。

黄仁宇：《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

（3）责任者层次关系复杂时，可以通过叙述表明对序言的引证。为了表述紧凑和语气连贯，责任者与文献题名之间的冒号可省去，出版信息可括注起来。

示例：

见戴逸为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王灿炽纂《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所作的序，第2页。

4.古籍

（1）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版本、页码。 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下同。页码应注明a、b面。

示例：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3，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9页a。

（2）点校本、整理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整理本”。

示例：

毛祥麟：《墨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3）影印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影印本”。为便于读者查找，缩印的古籍，引用页码还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示例：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5，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上册，第461页下栏。

《太平御览》卷690《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册，第3080页下栏。

（4）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次／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版本或出版信息／页码。

示例：

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丈书》，《续问辨牍》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子部，第88册，第73页。

（5）地方志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示例：

乾隆《嘉定县志》卷12《风俗》，第7页b。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疆域》，第10页b。

万历《广东通志》卷15《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42册,第367页。

（6）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示例：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33页。

《方苞集》卷6《答程夔州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上册，第166页。

（7）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示例：

《清德宗实录》卷435，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册，第727页。

(二)连续出版物

1.期刊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 。

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也可括注出版地点，附于刊名后，以示区别；同一种期刊有两个以上的版别时，引用时须注明版别。

示例：

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汪疑今：《江苏的小农及其副业》，《中国经济》第4卷第6期，1936年6月15日。

魏丽英：《论近代西北人口波动的主要原因》，《社会科学》（兰州）1990年第6期。 费成康：《葡萄牙人如何进入澳门问题辨证》，《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9期。 董一沙：《回忆父亲董希文》，《传记文学》（北京）2001年第3期。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黄义豪：《评黄龟年四劾秦桧》，《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3期。

苏振芳：《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学思考》，《福建论坛》 （经济社会版）1996年第3期。

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

倪素香：《德育学科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探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报纸

标注顺序:责任者/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版次。

早期中文报纸无版次，可标识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选注项）。同名报纸应标示出版地点以示区别。

示例：

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

伤心人（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第69册，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1页。

《四川会议厅暂行章程》，《广益丛报》第8年第19期，1910年9月3日，“新章”，第1—2页。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外交部电》，《民国日报》（上海）1925年8月14日，第4版。

《西南中委反对在宁召开五全会》，《民国日报》（广州）1933年8月11日，第1张第4版。

（三）未刊文献

1.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篇二：《历史研究》的注释规范

《历史研究》的注释规范(2007-05-17 13:53:01)转载▼

虽然注释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体现了学术严谨，是从事学术不可不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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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学术期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文献引证标注方式进行了修订，并将从2002年第1期开始执行。现特此公布其主要内容，敬请作者参照执行。

一 普通图书

引证内容及顺序为：①责任者与责任方式；②书名；③卷册；④出版者与出版时间；⑤版本；⑥页码。

（一）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1、责任者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组织、机构。责任者无法确定时，用“佚名”表示。

2、责任方式有多种，如果是撰著，在姓名之后加冒号表示；如果是“编”、“主编”、“编著”、“整理”“校注”等其他责任形式，直接跟书名，不空格，不加冒号。如：

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两个或三个责任方式相同的责任者，用顿号隔开；有三个以上时，只取第一责任者，其后加“等”字，如：

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4、责任方式不同的责任者，用逗号分开；译著的翻译者及古籍的点校者、整理者等可放在书名之后。如：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修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

A . 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袁传璋、郑永慧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谢兴尧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

（二）书名

1、书名的副标题应一并标注；如书名较长，再次引证时，可用简称，但须在首次标注时注明。

2、书名中原有的补充说明等文字，应放在书名号内，如：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三）出版者和出版时间

1、非公元纪年的出版时间应照录，但1949年以后不用民国纪年。如：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

2、版权页中缺出版者或出版时间时，须说明所缺项，用[ ]表示。如：

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三户图书刊行社[出版时间不详]。

3、港台版图书可通过标注出版者所在地点（城市）反映出来。如：

余绳武、刘蜀永：《二十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

（四）版本

1、引用图书是第1版时，可以省略版本说明；如果不是第1版，版权页中表示版本的

文字（如“修订本”、“增订本”、“第3版”等）应照录。如：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

傅敏编《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8年第3版。

2、影印版的图书要标注“影印本”。如：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本。

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

（五）页码

用“第 页”表示，以句号结尾；引用的内容不止一页而又不连贯时，页码之间用顿号隔开；跨页的页码，中间用连字符。如：第78、82－89、217页。

二 析出文献

引证内容及顺序为：①作者；②析出文献名；③文集编者；④文集题名；⑤卷册；⑥出版者与出版时间；⑦版本；⑧页码。

1、析出文献作者和文集编者相同时，后者可以省略；不同时，要分别标示；如：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邱志华编《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4页。

2、引证书信集、文件汇编及档案汇编中的文献，应标注原始文献形成的时间，如：《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3、引证著作及编辑作品中的序、跋、前言、后记、按语、编辑说明、引论等，与析出文献标注方式相同。如：

袁伟时：《卷首献辞》，《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第2页。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8年第3版。

4、引证著作及编辑作品中由作者自撰的序、跋、前言、后记时，可用中圆点连接来表示。如：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序言》，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三古籍

引证内容及顺序为：①责任者与责任方式；②书名；③卷次；④部类名及篇名；⑤版本；⑥页码。由于古籍种类较多，出版情况比较复杂，常常有一些特殊的标注方式。

（一）责任者

1、常用基本典籍，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以及官修大型典籍，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管子》、二十四史、《通典》、《资治通鉴》、《陶渊明集》、《全唐文》、《册府元龟》《明实录》、《大清会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有些书籍作者失传，应标注“佚名”。

2、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只注书名。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如：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16《人物·文苑》。

民国《中牟县志》卷8《地理志》。

3、如果需要，责任者前也可用圆括号标注朝代名。如：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3，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

（二）卷次

1、卷次用阿拉伯数字标注。

2、引证古籍中的续集、余集、外集、别集、别录、续编、遗文、补遗、卷首、卷末等续补附属部分，卷次须依照原书标明续补附属部分的名称。如：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21。

（三）部类名及篇名

1、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如：

《太平寰宇记》卷159《岭南道·循州·风俗》。

万历《广东通志》卷24《郡县志十一·广州府·人物二》。

2、原有的条目名称，用双引号表示。如：

《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家财》，“过房子与庶子分家财”条。

3、正史中人物传之附传可标注为：

《魏书》卷67《崔光传附崔鸿传》。

4、引证编年体典籍，通常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如：

《资治通鉴》卷2000，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乙卯。

5、引证古籍正文所附注疏、笺释，一般采用在篇名外注出注疏、笺释的方式。如：《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资治通鉴》卷35，汉哀帝元寿元年“王嘉封还诏书”，胡三省注。

（四）版本与页码

1、古籍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标注版本和页码（用阿拉伯数字）。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2，宣统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明史》卷260《陈奇瑜传》。

《清史稿》卷486《吴汝纶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4页。

2、一些古籍的版本可以直接通过某丛书来反映，可省去具体出版情况。如：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10，丛书集成初编本。

3、影印古籍要标明影印出版信息，必要时还要标明影印所依据的原始版本。如：崇祯《吴县志》卷2，上海书店，1990年（据明崇祯年间刊本）影印本。

（五）其他

一些常用先秦典籍可只标书名和篇名，用中圆点连接。如：《论语·学而》；《淮南子·地形训》。

四 期刊、报纸

引证期刊、报纸上的文章作为析出文献来对待，标注的内容及顺序为：①作者姓名；②文章名称；③期刊或报纸名称；④卷册号或日期；⑤页码。如：

吴艳红：《明代流刑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朱汉国：《民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动》，《光明日报》1997年6月17日。

引证期刊文献还应注意以下情况：

1、同一期刊有不同的专业版本、地区版本、文种版本时，应标注版本，以示区别。如： 黄义豪：《评黄龟年四劾秦桧》，《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3期。

2、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应标注出版地点以示区别。如：

费成康：《葡萄牙人如何进入澳门问题辨证》，《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9期。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3、流行范围较小、较少见的期刊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期刊应适当加注出版地点。如：费海玑：《缘督庐日记的史料价值》，《书目季刊》（台北）第1卷第2期（1966年12月），第47—52页。

4、期刊卷册有年期号、卷期号、总期号三种表示形式，一般只用一种。用卷期号或总期号表示时，其后应以括注形式标出出版年月。如：

杨冬梅：《民国时期南京的市民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37卷第3期（2000年5月），第139页。

佚名：《班禅赴印记略》，《近代史资料》总第62号（1986年12月），第78页。

五 外文文献

1、引证外文文献，原则上应使用该文种通行的引证标注方式。

2、引证英文文献的标注方式：责任者姓氏在前，名字在后，中间用下圆点隔开；析出文献题名用正体；出版物名称用斜体；引文在原书跨页，页码间用连接号（如“pp.3-4”），引文散见两页以上，页码间用逗号（如“pp.5,8,10”）；注释中纯系英文，句末用句点，如中英文混用，句末用中文句号。如：

Basar, T., Olsder, G. J. ,Dynamic Noncooperative Game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p. 123.

Polo, M.,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lated by William Marsden.Hertfordshire: Cunberland House, 1997.

Daily, G., Ehrlich,P., Polulation Extinction and the Biodiversity Crisis. In Perrings, C., Maler, K.- G., Lolke, C., Holling, C., Jansson, B.-O. (ed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pp. 45-56.

六 未刊文献

原有的标题，用双引号标注（不用书名号）；文献本身没有标题时，可代拟标题（不用任何标点符号）。引用的未刊文献为原始文献时，可以不作说明，不是原件时，应说明文献与原始文献的关系。

1、学位论文：标明作者、文献标题（用双引号括注，下同）、文献性质、学术机构、日期、页码。如：

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67页。

2、会议论文：标明作者、文献标题、会议名称和文献性质、会议地点或举办者名称、日期、页码。如：

中岛乐章：“明前期徽州的民事诉讼个案研究”，国际徽学研讨会论文，安徽绩溪，1998年。

3、未刊手稿、函电等：标明作者、文献标题、文献性质、收藏地点和收藏者，收藏编号。如：

陈序经：“文化论丛”，手稿，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陈云致王明信，1937年5月16日，缩微胶卷，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藏，495/74/290。

“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档案1011—5961。

七 其他

解释式注释中涉及文献出处时，需用圆括号括注版本信息，以保持陈述语句完整。如： ①关于这一问题，参见卢汉超著《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②参阅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章。 ③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456页。 《历史研究》编辑部 2001年10月10日

篇三：论文注释历史研究格式

从“书籍通天下”到“建本不复过岭”——

建阳书坊兴衰探究

郑皓怡 ?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本文重点在于考察明代福建建阳地区印刷业的兴衰。建阳印刷业在宋代直到明代前期曾经盛极一时，成为全国出版印刷中心。但到了明代中后期却逐渐衰落。起而代之的是江南书坊。本文拟通过分析建阳书坊兴起的条件以及其后来衰落的原因并与江南书坊比较，揭示建阳书坊兴衰过程，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代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迁，科学技术的传播等社会发展的状况，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关键词 明代、建阳、印刷业、章回小说

作为衡量文明的标尺、文化发展的晴雨表，印刷术自诞生以来便成为文明社会的一项重要产业。正如贡德佛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说“它是传播知识，传播科学与技术的服务性产业，反映了文化的理性程度和社会开放程度。”[1]建阳是宋明时期全国印刷中心之一，以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这几年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明代建议书坊的研究不仅对中国印刷史、美术史有着重大意义，而且透过其兴衰演变可以折射出明代的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文化知识的传播、教育、文学的演进等多种问题。这大大提高了建阳印刷的科研价值。

一 、曾经的辉煌“书籍通天下”

建阳，另称潭城，位于福建省西北部山区，是福建省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历史上，特别是宋代曾以“图书之府”和“理学名邦”闻名于世。建阳刻书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代闽王王审知为徐寅刻《钓矶文集》。南宋时因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闽北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建阳成为全国出版业中心之一。近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2]宋儒朱熹云：“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所不至。”宋人熊禾在同文书院上梁文中写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可见建阳出版印刷业在南宋之兴盛，其产品不仅行销全国而且出口海外。尤以建阳西七十里的麻沙、崇化两地，盛产图书，号为“图书之府”。宋人刘克庄云：“建阳两坊（麻沙、崇化）坟典大备，比屋弦诵。”[3] 建阳产图书称“建本”，以其品种繁多，插图精美，价格便宜而广受消费者青睐，故现存宋版图书以建本居多，如宋绍熙二年（1191年）建安余氏万卷堂刻汉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建阳书坊林立，在宋时有名号可考者约有37家，到元代便增至42家。[4]

明代建阳书坊盛极一时，景泰《建阳县志》称：“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明弘治十二年（1499）“建阳书坊又被火，古今书版荡为灰烬。”朝廷派员前往整顿出版业，嘉靖又建立官署管理，建阳书坊得以灾后迅速重建并依然占据当时出版中心。[5]嘉靖《建阳县志》记载“麻沙进士张叡，偕刘蔡二氏，新刻书版寖盛，与崇化并传于世均足以嘉惠四方。”又云：“两坊书籍通天下，乃文公讲道之乡，非他邑所可及。”[6]可知麻沙书坊在嘉靖时有所恢复，而崇化更盛，以致“家家以刀为锄，以笔为田。”据《福建县志 出版志》记载，明代建阳书坊有200余家，共刻书1000余种。明代周弘祖《古今书刻》中记载? 作者简介：郑皓怡（1990——），女，汉族，福建漳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基地班2009级本科生，Email：zhenghaoyiaaa@163.com

建宁府书坊书目365种，[7]而嘉靖《建阳县志》中记载嘉靖二十四年(1545)建阳书坊书目就多达451种。[8]其中仅建本章回小说出版量就达全国的三分之一，居全国之首。名家名店辈出，如刘氏翠岩精舍、刘氏日新堂、叶氏广德堂、郑氏崇文堂、虞氏务本堂等均为元代老店，至明代一、二百年，子孙继续经营。

附表：

南宋建阳部分书坊名称（据《中国印刷史》统计）

二 、建阳印刷业兴盛的原因

建阳印刷业在明代盛极一时，这不仅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更重要的是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

1 、时代背景

A 政府的提倡

明初结束了元季的战乱，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与发展。明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文教。明太祖即位之初，便令诸司访求各省古今书籍，归之于国子监。洪武元年，又下令“除书籍田器税”。二年，颁“四书五经”及诸子于天下州府县学，二十三年，又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令书坊刻行”。 [9]这些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印刷业的发展。永乐帝收录古今图书，组织编纂《永乐大典》，十六年，又诏修天下郡县志书。一时间，社会上文教大兴，人才济济，佳作频出。经学有王阳明，刘宗周；科技有徐光启、宋应星；史学有王世贞、宋濂；军事有戚继光、茅元仪；水利有潘季驯；医学有李时珍；文学有“前后七子”；小说家有罗贯中、施耐庵；剧作家有汤显祖。仅《明史 艺文志》中便收录了名人著作3000余种，这又为官私出版者提供了充足的稿源。明代刻书机构非常发达，官书之风极盛。内府、经厂、南北国子监，以及各州府县学都有刻书。各地藩王、官员纷纷出俸刻书，作为礼品的精装书“书帕本”成为风靡一时的馈赠佳品。[10]

B 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明代刻书没有元代的逐级审批手续，“书皆可私刻”。而刻字工工资又极低廉，如崇祯末毛氏汲古阁广招刻工，刻印十三经、十七史“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11]又因明代手工业发达，文具易得，兼之明代从海外引进靛青，广泛用以代墨，大大降低了刻书成本。故书籍大批量印刷出版，以至于“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12]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充足的稿源和低廉的成本以及广大的消费市场为建阳书坊提供了有力的发展契机。

2 、建阳独特的区位因素

A 自然环境“纸墨俱产建阳”

建阳地处闽北山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光热资源丰富。冬短夏长，气候宜人，静风多，温差大，雨季集中。年平均气温18℃，无霜期282天，年平均降雨量1700——2400毫升，年平均日照1802小时，适宜动植物生殖繁衍，以“林海竹乡”著称于省。为造纸制墨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据嘉靖《建阳县志 卷四 广赋志 货产》中记载，建阳地区产纸，“以嫩竹为料，凡有数品，曰简纸、曰行移纸、曰书籍纸，出北洛里；曰黄白

纸，出崇政里。”墨则“出兴中、崇泰二里。”[13]另出产多种梨木，便于刻板。原料的自产节约了运输费用，大大降低了建本的印刷成本。

B 人文环境 “理学之乡”

建阳地处闽北地区，相对偏远，周围是崇山峻岭，十分隐蔽。故可“毕世不被兵”[14]故自北宋靖康之变以来，吸引了无数中原人士南渡避难。嘉靖《建阳县志 卷三 风俗志》“自是中原离乱，则士大夫莫不扶老携幼，避诸闽中，而建又为闽之都会，以故风俗日移。”[15]建阳素有“七贤过化”之誉。《建阳县志·序言》云：“建阳乃七贤过化之区。”七贤指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七位贤人。这些中原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闽北地区的开发，更将中原深厚的理学传统移植到了建阳。建阳成为了新的文化中心。一大批理学大师以其弟子纷纷于建阳开馆讲学，营造出浓浓的文化氛围。以建阳为中心的闽北走廊书院林立，文教发达。明代教育比宋元发展更快，而由唐至明数百年来未经战火摧残的闽北则因基础较好而更为普及。由是“建之人士，知尚文学，犹有伊洛之遗风者”至建阳“家有法律，户有诗书，尚气而有节”。[16]有“理学名邦”的美誉。

C 当地政府、学者大力支持

建阳县政府致力于文教事业，不仅广开书院，延请名师，还特设立“儒学仓”“以供师生俸廪并朔望香烛支用”[17]

建阳出版印刷业得到当地学者大力支持。如闽中学者刘剡字祖章，“世局书坊，博学不仕，凡书坊刊行之书籍，多剡校正。尝编辑《宋元资治通鉴节要》”，又如刘文锦字叔简，“博学能文，教人不倦，多所著述，凡书版磨灭，校正刊补。”[18]（二人传见《建阳县志 卷十

二 儒林类》）

附表

三 、建阳印刷的特点

1、 以章回小说为主

小说是元末明初开始在民间兴起的一种文学体裁，它在唐传奇，宋元话本基础上发展而来。因其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文字浅显易懂而广受下层民众欢迎。明代章回小说是小说是小说较为成熟的一种形式，其分为若干卷、回、目，结构清晰，层层深入，又有意取法史书、戏剧等叙事格式而加上双句对偶标题，更便于读者阅读。章回

小说以其独特的吸引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在民间蓬勃生长。万历以来，章回小说的刊刻成为时代主流，成果丰硕。

章回小说的流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A 俗文学的兴起

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不断壮大，其文化需求相应提高。文艺活动的商品化趋势加强。同时通俗文学作品因描绘寻常市井生活，呈现市民生活的风情画卷而备受市民喜爱。对于制造商而言，这又是一笔利润很高的生意，其自然愿意从事。

B 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

明代社会上兴起的启蒙思潮在文艺创作方面有很大影响。自李贽提出“童心说”，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存天理灭人欲”对人性的束缚之后，启蒙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人的欲望逐渐为人所肯定与接受，传统理学的价值体系受到怀疑，同时商人奢华的生活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全社会笼罩在一片“拜金主义”浪潮中，社会风气为之大变。虽祖宗之法未驰，享乐之风盛行。而倡导通过文学来表现市井生活与真实人性，追求自由与享乐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章回小说本身所具有的通俗性、市井性、趣味性，迎合了一般群众的阅读心理与品味，正与这股时代潮流相呼应。加之建阳地处偏僻，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控制不严，又因教育事业发达，民众粗通文墨者居多，本地市场巨大，当地书坊主自然乐意最大程度地投入到章回小说的生产中。

C 章回小说自身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言文有其特殊性。其文法修辞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士人阶级方能理解，而一般民众的识字水平可能只能记账而看不懂繁复的文言文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识字不一定会念书”（能理解书中的内容）导致了一般民众与经典作品的隔阂。但是白话章回小说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其用生活的语言写就，只要能识字的人都能理解。

2、 高度市场化运作

建阳印书也已经实现了高度市场化运作，以期在竞争中赢取最大的市场份额。

A 集编辑、刻写、印刷、流通于一炉。

建阳书坊稿件来源一般有以下几个渠道[19]

首先是聘请下层文人撰稿。如落第文人邓志谟在担任余氏塾师期间还受雇于余氏萃庆堂，撰写了《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

其次是聘请民间艺人讲故事，由文人记录整理润色之后付梓。

再次是向高级文人约稿或是购买其稿件。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中过举人、进士甚至担任官职的文人也愿意为书坊创作，有时亦亲自送稿付梓。

此外很多书坊主也从事小说创作活动，著名书坊主如余氏双峰堂、熊氏忠正堂、杨氏清白堂等，书坊主更是身兼创作、校勘、评点、刊刻。如忠正堂熊大木著《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南北宋志传》；双峰堂余象斗《皇明诸司廉明判奇案传》。建阳是理学之乡，教育普及程度高，是以书坊主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书稿完成后即付本坊刻工刻写上板。建阳书坊刻工呈现出家族型特点，以余氏、刘氏、郑氏、陆氏为多，且与书坊主姓氏亦有合，很可能是举族从事印刷业。生产过程采用按工序：缮写、上版、雕版、印刷、装订、包装流水线作业，效率极高。许多刻工往往能同时从事插图绘制，如明末刘素明、刘玉明兄弟，刻绘俱佳。传世作品有：刘玉明《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刘素明《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警世通言》等。[20]

B成品书籍发行形成网络

建阳书坊书籍销售采用书市批发、书坊印卖、书摊零售与租赁相结合的方式。嘉靖《建阳县志 卷三 封域志 乡市》记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这种定期书市尚属建阳首创。除了定期的书市之外，建阳还有许多流动

书摊，节日在寺庙或集市上贩书。此外因建阳“东连建郡，西接邵武，南抵瓯宁，北通崇安。”

[21]陆路往北可通过浙江、江西辐射全国，水路则往南通过福州、泉州入海辐射日本、高丽等国。故其产品不仅可以行销全国还可以出口到海外。真正实现了“书籍无脚走天下。” 3 、建本书籍主要采用雕版印刷术

明代活字印刷虽早已普及，但建阳书坊仍主要采用雕版印刷术，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A 雕版印刷术为建阳传统工艺，熟练工人多，刊刻方便，不需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熟悉尚不成熟的活字印刷术。

B 当时雕版印刷术成本较低。根据明代雕版印刷特点，每块板可印1.6万张左右，根据当时市场需求情况，每本书印数100部左右，大致与活字相当[22]而活字印刷则要先制造大量活字，前期投入较大。建阳书坊刊刻的主要是小说或典籍，书版改动不大，活字印刷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倒要耗费大量时间在排版、拆版、活字归原等工作上，短期看来效率不高。

C 相比于活字呆板的印刷体，雕版印刷的书体比较灵活，可以采用软体或名家书体，且易于修补和随需随印

D 雕版印刷每版两页，印成书页整齐美观，活字印刷则可能因字块脱落或排版不慎，造成墨色浓淡不均，文字颠倒等现象[23]

4 、适应消费者需求

A 品种齐全

建阳书坊注意搜集商业信息，产品更新快且有较强的针对性，出版范围涵盖了经书典籍、八股试策、字书、韵书、杂书、类书、小说、戏曲等，以满足读者不同的需求。如童蒙识字，有《天下难字》、《千家姓》、《初学绳尺》《声律发蒙》；科举考试，针对“四书五经”就有白文、集注、傍注、大全、纂疏、通考、句解、发明等；日用百科如《事林广记》、《居家必用》；科技类有《便民图纂》、《鲁班经》《农桑辑要》；法律类有《读律琐言》、《律条疏议》；文学类除历代名家文集之外还刊刻了大量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24]

B 添加注解与插图

建本书籍以章回小说为主，大部分都加上了圈点和批注，有的是花钱延请名家批评，如《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但是在当时鲜有文人特别是高级文人会为私坊刻书加批注，所以更多的是书坊主自己添加的注释。如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余象斗《水浒志传评林》。这些注释按位置可分为双行夹批、行侧批、眉批和回前回后批等。[25]内容多为常识性的，人名、地名、事件注释。甚至还加上了释音、释义、考证、补遗等考据学内容。由于章回小说的受众多为市井平民，文化水平不高，这些注解能帮助其扫清阅读障碍、扩大阅读对象、传播知识、提高受众文化修养。因而广受欢迎，自然增加了其利润。

C 大量精美插图

建本书籍另一大竞争优势在于其精美的插图。明代尚无版权意识，一部小说往往有多家书坊刊刻，特别是《三国志》、《水浒传》、《西厢记》等经典作品，更是每坊皆刻，为了提高竞争力，各家书坊都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郑振铎先生在他的《中国版画史》中这样评价明代插图对图书销售的价值“万历时代“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因为“没有好的插图的书籍在这时期好像是不大好推销出去似的。”尤其是对于章回小说一类的消遣娱乐型通俗读物来说，插图已经成为其内容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阳书坊这一时期摒弃了传统上图下文的形式，首创双版大幅插图且日益精工。出版了大量的全像插图小说，如《新刻全像忠义水浒志传》、《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绘刻刚劲明快，清新自然，堪称“建本”版画辉煌时期的代表。书中插图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好的插图往往可以传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帮助读者理解文本内容。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士大夫对于图像的畏惧与鄙视，认为一切有具象之物如图画、塑像甚至是艳丽的色彩都会使人心流荡，破坏社会文化秩序，因此

《《历史研究》格式》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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