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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暴力公益广告

2016-11-01 13:57:26 来源网站:百味书屋

篇一:中西公益广告对比

中西公益广告对比

一、 引言

公益广告是面向社会大众,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以倡导或警示等方式传播某种观念,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非商业性广告。现代意义上的公益广告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二战期间,现代广告人詹姆斯?扬组织筹建了“以广告主、广告公司和大众媒体的资源服务于政府”的广告理事会,在美国的社会公益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公益广告在中国起步较晚,至今大约只有30年的时间。

由于受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公益广告在不同的社会和国家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各个国家的公益广告发展水平也存在着差异。比较中西公益广告的差异将有利于扬长避短,推动中国公益广告事业的发展。由于公益广告产生与美国,且美国的公益广告事业是发展得最好的,因此本文在比较中主要以美国代表西方国家。

二、对比

(1)主题

首先从主题的多样性来说,美国的公益广告主题涉及广泛,深入到当下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环境保护,家庭健康生活,黑人历史,青少年教育,自闭症,反恐,家庭暴力,收养,预防犯罪,鼓励发明,少数民族教育等,彰显问题意识和主题意识。甚至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青少年的性教育等都会成为其公益广告的主题。我最喜欢一则曾在广告课上看到的美国公益广告——《孩子的未来》,主要是以孩子与家长在相处中的活动为主线,讲诉如今许多大众的不良行为成了儿童的坏榜样,如暴力、破坏公物、污染环境、酗酒抽烟、自私自利等等。这则广告非常地贴近大众的社会生活,引发家长们的反思,有很好的警醒作用;而中国的公益广告主题则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计划生育,爱国教育,戒烟,禁毒,环保等传统话题上,但近年来也开始逐渐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出现了一些与时俱进,让人耳目一新的公益广告。

其次是主题的诉求,美国的诉求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特色和关注低权力,也就是弱势群体。个人主义强调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不仅注重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满足,还注重个人意志以及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这一价值取向表现在公益广告中就是重视个性的张扬和表现。“独立”、“自由”、“竞争”、“机会均等”都是美国公益广告中常见的主题。比如80年代美国家喻户晓的一句广告语“Doing the right thing makes you a superstar!”,此则广告旗帜鲜明地体现了个体独立和对个人自主的追求,是个人主义的典型体现;相对于西方的“我”文化,中国则崇尚“我们”文化——集体主义,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责任义务,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和谐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再加上中国文化中历来重视的家庭和骨肉亲情,很多公益广告都围绕着“家”和“国”这类主题。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央视一则公益广告:小孩看到妈妈给奶奶洗脚以后,吃力地端着一盆走向妈妈,稚嫩地说:“妈妈,洗脚!”。这则广告切合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广泛好评。

(2)表现手法

首先,上文提到的东西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别也鲜明地体现在表现手法中,美国的公益广告常常带有英雄主义色彩,强调每个独立个体的责任和能力,而中国则强调集体的力量,认为团结才是力量。因此在公益广告的表现上美国广告会强调个人表现,而中国往往是号召人们共同应对,代表集体主义精神的广告随处可见:

众志成城,抗击非典

风雨同舟,心系灾区

同升一面旗,共爱一个家

其次,中国公益广告含蓄感性,而美国的公益广告直接理性。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内敛、含蓄的感性文化,多使用抽象语言来展示某种理念,以引起诉求对象的情感反应为目的。而美国则思维倾向实际性,以实现具体指导为目的。这一差别在关于灾难的广告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公益广告会尽力避免灾难细节,而重点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把现实的苦难上升为精神上的力量,以求“多难兴邦”;美国广告则注重对事件本身的细致描述,会展示一些数据等。还会向民众指出如何对抗灾难,9.11事件后,纽约时报用了半版以上的篇幅刊登了一则对全美的教师、家长等提出的六大建议的广告以保护孩子的心灵。甚至有时候会不惜笔墨地渲染灾难带来的苦难和恐惧。

最后,美国开放大胆,注重创意,敢于利用恐惧元素和性元素,中国则较传统,表达委婉。 中国公益广告起步较晚,再加上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常常选择用隐晦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敏感问题的广告诉求。关于防止艾滋病性传播的广告就普遍采用委婉的表达方式,但常常让观众看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同时中国多用正面的美好和谐来衬托恶习等会带来的恶果,并且名人陈述式的宣传就很常见,我们这一代可谓是看着濮存昕的公益广告长大的。相比之下,美国的表达方式则大胆得多了,更加深入、全面,涉及更多的恐惧元素,以此冲击受众的感知神经,关于性的问题也毫不避讳。少了很多限制的美国,再加上其外放型的文化,自然广告的形式和创意远远比中国丰富,也更能引起观众共鸣,让人记忆深刻。

三、 结语

不同的国家,文化特色不同,广告风格自然迥异。我们在保持本国特色的同时,还应该善于学习外国公益广告的进步之处,毕竟中国的公益广告发展时间短,水平较低,面临着主题单一,缺少创意,多说教型的广告,流于概念化、口号化,表达方式中规中矩等问题。深层次的资金来源、制作组织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比较研究借鉴国外的公益广告,以求推动我国公益广告的“改头换面”,从而更好地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篇二:遏制语言暴力 捍卫公共利益

遏制语言暴力 捍卫公共利益

海南大学 毕研韬 泰山学院 周永秀

语言暴力已成为我国网络发展的一大障碍。但遗憾的是,个别业内人士不仅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反而试图混淆视听、推卸责任。香港网民郭志伟在《语言暴力》中说,“有哲学家将语言暴力比喻做毒菌,因为它会腐蚀社会的礼仪、道德规范、精神和心灵准则,造成人际关系的仇恨和敌意。”可是,为什么中国还有人竭力延长网络语言暴力这个社会毒菌的潜伏期呢?

近几年,语言暴力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有智之士的警惕,有关校园语言暴力、家庭语言暴力的报道、评论和争论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但显然,目前语言暴力的危害还远没有引起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正如搜狐公司CEO 张朝阳所说,“互联网语言暴力问题可能需要在很多人做出牺牲以后,管理者和公众才会开始反思。” 他甚至断言,“这样一种集体学习的过程,往往需要五到十年才能完成。”

众所周知,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通常需要经历几个环节:首先是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日益凸显;之后是先知先觉者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为问题的解决鼓与呼;再后是更多人的关注、讨论,乃至辩论,并开始探讨解决方案;其后社会基本达成共识,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最后是政府采纳部分建议并完善之。早在1962年,美国社会学家、传播学家罗杰斯(E.M. Rogers)在其《创新与普及》中就分析了“影响流”的多级传播模式:革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追随者→后期追随者→滞后者。显然,大众的觉醒不会是同步的,社会需要先知的启蒙和指引。

从这个角度分析,在语言暴力问题上,给普通民众更多时间以便能进一步认识到其危害,是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环节。当然,在这期间,卓越的先知不会消极等待大众的觉醒,而应以公众接受的方式进行大量的启蒙教育工作,实现“精英人物”推进历史进程的价值。不过,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先知者可能会感到“孤独”“彷徨”“苦闷”,甚或有鲁迅先生“铁屋子”的切肤之痛。但无论如何,拔苗助长、急于求成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促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才能减少政策在出台和实施过程中的阻力,才能有效降低管治成本。这是管治理论

(Governance Theory)中最基本的原理。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对那些关注语言暴力、为遏制语言暴力而不断呐喊的个人、媒体和组织充满了敬意!

语言暴力的危害

语言暴力是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语言,使他人在精神和心理上遭受侵犯和损害。语言暴力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精神伤害。张朝阳对网络语言暴力的定义是:

一个帖子或报道,描述一件大众感兴趣的,或能激发社会内在情绪的事情,被互联网这个巨大的传播平台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众事件,对当事人或组织

造成不应有的压力,而且会影响事件的进程或司法判断,导致大大超过所犯错误 的惩罚。

至于网络语言暴力的性质和成因,张朝阳说:“施暴者不是某个人,而是集体的无意识行为,是记者或发帖者对后果的无意识,是网站编辑为制作吸引人气的内容的转载行动,是大众易于相信的惯性。”但笔者认为,语言暴力可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而张朝阳只承认网络语言暴力的无意识性。

俗话说,“人言可畏。”古人云,“众口铄金。”肖峰在《文摘报》撰文指出,“语言暴力会使被攻击者终日神经紧张,提心吊胆,挫伤进取心,养成怯弱无能、胆小自卑的性格,对人格尊严、心理健康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造成严重的对立情绪,丧失生活勇气,引发厌世、逃避、违法犯罪、自杀等严重恶果。”2004年,“中国少年儿童平安行动”组委会所作的专项调查发现,81.45%的被访小学生认为校园“语言伤害”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关注度明显超过调查组列出的其他10项校园伤害。2006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显示,72%的被调查初中生表示,老师使用的不文明语言对其造成了心理伤害。报告指出,小学生认为老师的语言暴力使他们“伤自尊”、“害怕老师”等;初中生则认为“很伤自尊”甚至想“自残、自杀”。一时间,教师成了众矢之的。作为大学教师,我们既为少数教师使用语言暴力伤害学生的行为感到痛心,同时也为教师这个群体所遭受的语言暴力的侵害深感不平!在此,笔者必须特别感谢能够客观深入分析教师语言暴力问题的《红网》网民马碧、心理学家郑日昌、社会学家陈伟等人士和那些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同时,我们强烈呼吁广大教师(尤其是那些有能力的教师)勇于站出来,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发出我们的声音,为维护教师形象而团结奋斗!

除了校园语言暴力,家庭语言暴力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也让人不敢小觑。美国心理学家、作家盖瑞·查普曼在《如何应对婚姻中的危机》中指出,语言暴力是婚姻的大敌。他分析说,语言的虐待对婚姻的毁灭力与身体的虐待并无二致。“语言暴力会摧毁尊重、信任、倾慕以及亲密感,??。”查普瑞还进一步分析了婚姻中语言暴力的“社会基因”:“语言施暴者所成长的家庭,往往其父母也是语言暴力者,他采用和父母亲一样的方式来发抒自己的怒气,将他对父母亲所累积的愤怒发泄在自己的配偶身上,这更加重了他的问题。”

事实上,语言暴力的危害远不止于此。“铜须门”引发的“网络追杀令”事件发生后,“海外媒体警告称,由于在管理和素质两方面的缺失,虚拟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暴力的可能性正在加强。”换言之,虚拟世界的暴力蔓延到现实世界的概率在增加。全球著名技术博客Kathy Sierra遭到死亡恐吓和性侵犯威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网络有意或无意地纵容语言暴力,其实是以牺牲媒体公信力为代价片面追求点击率的短视行为。虽然这是中国媒体在市场化初期阶段很难避免的现象,但结果却如《羊城晚报》娱乐主编林如敏所说,“娱乐圈语言暴力正在灭亡媒体公信力。”这种短视的市场导向造成的恶果是,越来越多的政界、学界、商界精英人士转向境外媒体获取信息。

更让人兴奋的是我国工商界人士的日益觉醒。笔者曾与一位营销主管探讨广告的投放问题。当笔者询问为何不选择某家人气较旺的网络媒体时,朋友的回答是:在这种网站发布广告有损我们的形象。善哉!但愿更多的工商界人士开始关注媒介形象与企业形象、产品形象的吻合度。

语言暴力的原因

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指出,“大部分以语言施暴作为其生活方式的人,都是自尊极低的人,情感上,他们都不像表面上那么坚强、自信、或对自己满意。在内心里,他们就像一个小孩子拼命挣扎着想要长大成人,他们拼命地搏斗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所用的都是不适当的方法,他们借助贬抑他人来抬举自己的自尊。”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指出,人们通过追求优越感来补偿自己的自卑感。有些人对自己某方面的缺陷不安,深感自卑,因而采取伤害他人的方式发泄被压抑的欲望和紧张,在控制和伤害他人的过程中,自己的优越感似乎得到表现与证明(转引自肖峰《警惕语言暴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郑日昌说,“目前从事教师职业的人中有80%以上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这是导致教师语言暴力的最直接原因。”《红网》网友马碧介绍说,

“国外调查表明,教师职业所带来的公众压力多于其他行业的人。香港曾将教师职业压力列为第二位,仅次于警察职业。我国一个进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课题组曾对某省14个地市、168所城乡中小学2292名教师进行检测,结果显示32.18%的教师属于轻度心理障碍,16.56%的教师属于中度心理障碍,

2.49%的教师已构成心理疾病。其中不少被检测教师自卑心态严重,嫉妒情绪、焦虑水平偏高。”

我国中医理论认为,“有诸内则形诸外。”语言暴力绝非单纯的修养问题、 品格问题。有人机械地引用“言为心声”“山蕴玉而生辉,水怀珠而川媚”来论证道德修养对遏制语言暴力的重要性。而我们的观点是,一味强调个人品质修养,而不从根本上舒缓心理压力,很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自我压抑和更猛烈的语言暴力。功著万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秘诀之一“深淘滩,低作堰”,颇值得关注语言暴力的各位朋友思考。

语言暴力的传播学分析

舆论学的创始人之一沃尔特·李普曼(Fritz Albert Lipmann)曾将社会环境分为“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主观现实”(subjective reality)和“符号现实”(symbolic reality,又叫“象征性现实”)三种。他认为,人类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是以“符号现实”为中介的,而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则是以对“主观现实”的分析判断为依据的。图示如下:

在信息时代,人们对“现实”的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主要依赖于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就整体而言,社会流言和亲身感受对人类认知的相对重要性在迅速下降。不过,笔者必须说明:“流言”不等于“谣言”;流言是中性的,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渠道之一。

从舆论控制的角度看,目标受众接受信息的数量、方向、性质、顺序和方式,都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其头脑中的“现实”构建,进而影响其态度、情感和行为。美国传播学家乔治· 格伯纳等人的研究发现,现代人很难区分真实现实和大众传媒提供的“符号现实”。换言之,大众传媒中负面信息的大量出现以及对负面信息不恰当的传播方式,都会增加受众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进而诱使其自我封闭、使用语言暴力乃至行为暴力,最终导致现实中的不安全因素的增加。20世纪下半叶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研究也发现,“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遭遇暴力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的判断,而且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转引自郭庆光的《传播学概论》)

西方的研究还证实,信息的流动能够引发“符号诱惑”(symbolic inducement)。我们认为,这种“符号诱惑”不仅有大小之分,还有方向之别:既可劝人向善,也可驱人作恶。传播学者吉特林(T. Gitlin)曾提出“管理导向”和“市场导向”两个概念。今天的大众传媒具有本能的“市场导向”,所以必须对其加以约束,“理性化其作为”。

语言暴力和言论自由

遏制语言暴力是否就等于限制言论自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言论自由决不包括伤害他人精神的自由。还有人辩称,博客属个人空间(或称“私人领域”),外人不得侵犯。问题是:如果你的博客是对公众开放的,它就属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而非私人空间(private space)了。

也有人声称,博客实名制并不能终结语言暴力。试问:世界上哪一种方法能够终结犯罪?可是,人类并不会因为某种方法不能根除犯罪而放弃相关立法。我们所采取的任何一种方法或措施,只要能在相当程度上减少犯罪就是有效的。打击犯罪需要系统的、持久的战略,需要各种技战术的有效配合。“毕其功于一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然,推行实名制必须考虑网民的隐私权保护,必须保障言路的持续畅通。实名制决非是为钳制言论自由、收缩言论空间。相反,推行实名制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真正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网民的正当言论更加宽容、更加友善,允许并接受理性的、健康的讨论、辩论、批评和质询。如果这些条件尚不具备,我们的建

议是,不要强行推进实名制,但可以建议、鼓励网站实行实名制。笔者在《红袖添香》()上读到一篇题为《社区:拒绝语言暴力》的倡议,对管理者的远见与责任心颇为欣赏。

我们的上述观点植根于我们的新闻观:在进一步“赋权”于新闻媒体的同时,建立对新闻媒体的多元监督机制,保障媒体与环境在相互监督中达致平衡,让政府与媒体在和谐互动中实现共赢。其中,“赋权”与“监督”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既不能只强调“赋权”忽视“监督”,也不能只强调“监督”而不考虑“赋权”。

建议与希望

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媒介学者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曾经指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社会控制的多样性取决于精英分子或政府实力的大小,以及对知识垄断的完整程度。”网络语言暴力的泛滥是多方参与的“共谋”

(conspiracy)。遏制语言暴力自然就需要从技术、法律、经济、社会、行政诸层面综合考虑。

从社会层面上,我们建议:进一步加大对语言暴力危害的宣传报道和公开讨论,真正使语言暴力成为社会公敌,为遏制语言暴力提供舆论基础;培育、扶持相关非政府组织,调动社会力量围剿语言暴力;加大媒介素养教育,培养有批判能力的“理性市民”。

为改造网络环境、实现造福人类的宏伟目标,Web2.0先驱蒂姆·奥莱利和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斯倡导创建一整套规则,促使人们为自己在网络中的言论负责。奥莱利希望,“我们应当确保通过博客创建的文明能让人引以为傲。”但愿我们中国的各界精英也能像奥莱利和威尔斯一样,突破个人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樊篱,能够从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高度应对技术进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20世纪70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翰·帕斯托(John Pastore)因批评电视暴力内容而受到电视界的口诛笔伐(尽管公众普遍认为电视内容过于暴力)。但笔者祈望,中国的网络从业者会继续以高度负责的精神重视网络语言暴力问题,展示出文明古国业界精英的睿智、远见和胸襟来!

(原载《信息网络安全》,2007年12月总第84期)

篇三:书写暴力下的温情 余华《活着》中的人文关怀

书写暴力下的温情

——论余华小说《活着》中的人文关怀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研读作品文本,以及文学界和批评界对于余华《活着》的解读,结合自己对《活着》文本内容及形式的理解,从余华写作的初始动机、作品呈现内容和形式外加余华自序中对其相关内容的呈现作为观点论据以及作品本身的现实意义几个大的板块来完成对于作品的一次探索,更多地展现余华对于生命意义的思索,以及对于人类苦难意义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余华;活着;苦难;人文关怀;生命意义

Writing the violence of warmth

_humanism in Yu Hua's novel "to live"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work presents the content and from, from writing the initial motivation of Yu Hua "to live” interpretation ,combined with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content and from for "to live” by studying the works of text,as well as literary critics plus Yu Hua preface their content presents several large plates as a point of view the arguments,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work itself to complete the exploration work, to show that Yu Hua's think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humane care for the meaning of human suffering.

Keywords: Yu Hua ; alive ; suffering ; humane care ; the meaning of life

正文:

《活着》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典文本,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力作,在余华的文学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小说讲述的是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最终赌光了家业变得一贫如洗,然而这对他来说却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悲剧才渐次上演。整部作品被接踵而来的死亡贯穿着往前走,充斥着的是满满的死亡的悲凉的气息。这确实是一篇读起

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然而那种只有合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余华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他所崇尚的叙述,是使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述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不带情感的叙述过程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当我们都觉得福贵的命运悲惨至极,无以复加,他当之无愧是生命长河中一个名副其实的幸存者时,余华却并不以为然。余华写作的动机并非要用这样非正常的残酷命运来打动读者,他只是想想用这样的“暴力书写”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对生命的理解,表达对于生命意义等终极问题的思考,是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是对人作为人本身意义的一种人文关怀。总之,《活着》讲述了很多很多,绝不仅仅只是对苦难的堆砌,其中包含着人间的温情,是从关注人自身意义的高度出发的“高尚的作品”。

(一)余华的暴力书写

《活着》叙述了主人公一生的悲剧历程。福贵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众多亲人接二连三的死亡。年少时的福贵嗜赌成性,输掉所有的财产,父亲也因此而死。在母亲亡故后的下半生,他更是经历一个接一个死亡的过程,熬过一波又一波苦难的坎坷。解放后,三年大饥荒,沉重的劫难压迫着他们,拼命的努力却依然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好不容易熬过这段艰苦的日子,儿子有庆却因为救县长的女人抽血过量而死;接着,女儿凤霞难产而死;三个月后,妻子家珍,这个陪着福贵走过无数灾难的女人结束了她凄苦的一生;四年后,女婿又在一次意外当中离开人世;三年后,唯一的亲人,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在整篇故事中,苦难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不断的向他聚拢。死亡不再是抽象的,他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接近。

余华曾经说过“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人内心的渴望,所以他总是令我心神迷醉。”这里所说的暴力表现在作品中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叙述风格上的冷漠以及描述上的血腥暴力。到《活着》的创作阶段,余华的作品已经不像早期作品那样,极尽所能的凸显出冷漠的叙述语调和令人震惊的血腥暴力,以带给人一种想象视觉的冲击,给人带来的是生理上刺激性的感受。《活着》中,他虽然重复的描写死亡,却并没有像以往的小

说般很直观的展示令人不堪入目的死亡和暴力场面。对这种较之前的非赤裸裸的暴力书写,将其称之为“冷暴力”。这对他一贯的风格却依然有承袭,这主要表现叙述语气上的冷静淡漠和故事情节上的残酷悲剧。

1、叙述语气上的冷静淡漠

《活着》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出发去倾听主人公福贵以第一人称讲述自身经历的故事。这个角度出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小说基调的冷静性,非渲染性。在整个故事的叙述中,主人公都是以一种平淡冷静的语气在讲述,如隔岸观火般的不涉己,仿若一个老人站在宏观的角度洞察着自己的一生,经历长久的岁月的冲洗而变得波澜不惊。没有了对命运的意外,没有对意外的不忿,只是默默接受冥冥之中的安排。

余华之前的作品,从叙述策略上看,比较注重技术性,比如说表现那些人性的暴力、罪恶、丑陋,往往都是用一种强悍的语言去表述,包括设置一些紧张的情节,动用一种冷静的叙事话语,血腥气很浓,很残酷。而后期的作品,虽然内涵还是保留了那些东西,像人性的卑微,命运的绝望感之类,但是却改用了一种体恤性很强的语言来表述,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在里面,而且整个叙述也变得非常的质朴、简单,好像是一种纯粹的讲故事,完全不同于前后期的先锋倾向。

《活着》中,我们读到的除了苦难还是苦难,而且,余华对苦难的叙述竟又是异常的冷静。我们稍加细心就会察觉,余华对苦难的叙述是选择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叙述态度是不介入的立场。他让所有的人物、场景、世事沧桑的人间图景自我呈现,不做任何主观上或者道德上的取舍和评判,几乎不是叙述者的个人独白。在叙述中几乎也不给阅读留下任何的空间,一味的近乎残酷的让苦难裸露在我们的面前。无论作为小说文本中的“我”,还是承担叙述功能的载体的福贵的隐形“替身”叙述人,在文中都有效的控制其情感的流动,近乎于所谓的“情感零度”写作状态。小说将人物在历史暴虐中受到的戕害,冷冷的看作“仿佛水消失在水中”那样散淡,若无其事,无需悲哀。《活着》刻意延迟、回避甚至是排除了主题对苦难人生和人生苦难的明确的价值评判与情感渗透,作者似乎从那些阴残恐怖的画面中抽身隐退。只是将最残酷的故事呈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措手不及。

2、故事情节上的残酷悲剧

《活着》写了主人公福贵坎坷悲剧的一生,他的一生似乎永远都在逃避苦难,却又不可避免的在漫漫人生路上与灾难不期而遇,逃无可逃。生活一次有一次的给予他幸运的暗示,却又在接下来给了他当头一棒,让生活带来的仅有的温存都消散。挥之不去的阴霾将他整个人紧紧地包裹在其中,退不可退,藏无可藏。除去最初的家业败落是自身原因造成的悲剧之外,之后接踵而至的种种都是生活强加给他的受难。

好不容易觉醒后,却在上城给母亲请大夫的途中被莫名其妙的抓到部队当了壮丁,然后经历人生最黑暗恐惧的经历,眼睁睁目睹多不胜数的生命轻易的陨落,看生命的可贵被战争肆意的践踏和侮辱,尸横遍野。经历随时都有可能亡命他乡的心惊胆战。好不容易幸存下来,辗转回家后,却被迫接受母亲离世,女儿因没得到及时救治而变成傻子的事实。一家人好不容易熬过最艰难的人民公社时期,却又在紧接着失去自己乖巧可爱的儿子,更富戏剧性的是,这害死自己儿子的人还是自己曾经生死相伴的老友春生。有庆走了,凤霞却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归宿,女婿二喜对凤霞对父母都好。可就在生活貌似出现转机的时候,凤霞却因为生孩子大出血死掉。凤霞时候不到三个月,家珍就跟着去了。在孙子苦根三岁的那年,二喜在工地上夜出事故去了。就剩下和苦根相依为命,苦根却在五岁的时候,因为吃太多的豆子而撑死了。

生命中所有给福贵带来生的希望的人都一个个的最终离去……最后只剩他一个人在人世间踽踽独行。对福贵来说,生活就像一张大网,把跟他有关的人都网罗其中,然后让他眼睁睁的亲历他们的死。把生活最残酷的面目剥裂在他面前,让他直击其中最血淋淋的本真面目。

(二)作品体现的温情

余华虽然将福贵的一生构思的这般让人不忍相信,可是他从没有吝啬给与他生的希望和生活给与的温情。不论是从写作的初衷还是到成文的内容。都饱含作者对于生命的敬畏和怜悯。

1、写作初始的善意

从初看《活着》的时候,就感觉作者虽然写了一个看似悲剧的故事,但他肯定不是为了单纯的描写悲剧,他定是对生活充满了爱与宽容,才能以这样一种深沉无言的冷静将苦难

挣扎娓娓道来。这一点,我们从余华的自序当中可以窥知一二。 余华曾说过“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世界。??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的而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些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余华就是怀着这样的善意来开始创作,这样的动机下的作品,必将也是深邃隐忍的。无边无际的苦难不过是为了突出一个主题,怀着善意对待莫测的生活,哪怕是被它深深的伤害,对身边的一切抱有一种宽容和同情才能真正的成为人,成为有忍耐力,成为乐观的面对生活的人。

“活着”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从它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不能阻挡与苦难、坎坷、绝境、欢乐等等遭遇的相逢。这些都是我们所无法掌控的,但无论充实这生活的内容是什么,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活着直至死亡这样一个事实。于是要怎样活,要怎样以心平气和的态度看待生活,就成了永久的困扰人类的主题,成为无解的谜题。人怎样才能无视苦难,无视对于死亡本身的恐惧,这些都是未知的题。许许多多的人都曾试图做出过尝试,但无疑困惑的依然困惑,痛苦的依然痛苦。所谓的“终极关怀”即是指人企图摆脱与生俱来的有限性,渴望最终获救而做出的奉献和委身。对终极关怀的追问也即对无常的生活赋予一种生存的意义,从而走出生存的困境。而余华也有这样的煎熬,他通过描述的是绝对的逆境来完成一次生命意义的试探,但这逆境却从未能阻挡福贵生活下去的脚步,他依然心怀感激的生活,感激生活带予他的而后又带走的幸福的一切。于是余华得出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2、苦难的温情,温情的受难

正如余华所言,“就《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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