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

篇一：社会热点论文

关注网络言论自由

——关注社会热点，关注生活 摘要：自从网络进驻我们的世界，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人们的知情权、发言权也得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保障。但是，任何新事物的出现，在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很多制度上、思想上的新漏洞需要我们去发现。去填补。这是使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方式——发现不足，弥补缺陷。对于网络信息技术亦是如此，当然，就当今来说，信息网络并不算个新事物了，但它的出现带来的问题在时光的淬炼中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

关键词：网络信息 社会热点 公民权利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大爆炸的世纪，在这个世纪，被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计算机进入千家万户，世界真正实现了地球村的梦想，在这个村子里，哪怕现实中相隔千里万里，也能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相识相知相传，我们是幸福的，现代人再也不用学李商隐，仰声长叹唱青鸟，只为求“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也不会出现生离变死别的现实悲剧。事实上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给老百姓带来的益处不只是这些，其中它以其能够及时通信的特性实现了有史以来公民的知情权和发言权的最大化，但是这种知情权和发言权的最大化在保障了公民的权利的优势之后，一些不和谐的瑕疵也相应出现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以2013年的一些反复出现有广受民众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为依据，指出在有史以来最大化的知情权和发言权背后存在的阴影。

每个社会热点的出现，都源于媒体的大肆报道和网民们的热烈关注，因此，每个热点背后毫无疑问的都凝聚了民众无数的关注目光，以及网络群众各式各样的讨论、批评和感叹。就例如几乎贯穿了整个2013的“李天一案”。它发生于2013年2月19日，北京市海淀分局接到一女事主报警，称2月17日晚，其在海淀区一酒吧内与李天一等人喝酒后，被带至一宾馆内轮奸。从此网上热议一片，李天一及其他几位犯罪嫌疑人的一切，包括家庭、学校甚至曾交女友都被翻来覆去的热吵了一遍，网友们热情高涨、乐此不疲，哪怕一审、二审过后也热度不减。“李天一案”于2013年9月26日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天一有期徒刑10年；王某（成年人）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魏某某（兄）有期徒刑4年；张某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魏某某（弟）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二审维持原判。就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网友们的关注目光有多热，对社会热点有多热情，行驶自己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有多热衷。但是在这热火朝天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冷漠。网上有一部分甚至不在少数的网民们热衷于关注——关注八卦，热衷于发言——曝光丑闻和讥讽，就像“李天一案”，很多网民的关注点是：他的爸爸是谁，他曾经有何糗事，有什么样的爱情艳史，案件审理有没有黑幕等等，竟没有人询问他们对那位女事主的伤害，没有人关注案件真正地发展，他们关注的是“富二代”“官二代”这样的亮点，不是亮点就不应该关注了吗？

所谓的热点，可以肯定的是大事，是发生在国内甚至是国际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事件，但是有一些问题，一直在曝光，却从未被关注。2013年5月，媒体曝出贵州金沙县11岁女童被亲生父亲虐待事件。开水烫头，鱼线缝嘴，跪碎玻璃，针扎手指??小丽饱受虐待已达5年之久，施暴者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在接到报案后，当地警方刑拘了小丽的父亲，浑身是伤的小丽被送进卫生院救治。而面对警方审问，恶父杨某某承认了自己虐待小丽的罪恶行径。当地有关部门成立救助小组，为小丽指定监护人。这是个典型的快速曝光快速

消失的热点事件，人人知道却无人关注，就像过去所有的虐童案件一样。2012年，浙江温岭90后幼师虐童，幼师自拍“新奇创意”照片达600多张。同年5月，上海年轻女幼师将芸豆塞进女童下体。深圳、云南、北京惊现现代版“容嬷嬷”，往孩子身上扎针。父母痛心疾首，却无力改变。而这些屡屡曝光的虐童案件似乎却让网民们失去了新鲜感，在一句咒骂或一句“已经习惯了”的感叹后再无下文，难道孩童们的人身安全，教育保障不是大事件吗？那么为什么却形成人人知道却无人呐喊的局面呢？不过是因为它毫无亮点罢了。网络的冷漠和现实由此可见。

网络中出现的问题还不仅仅这些，统筹2013年的社会热点，他们包含着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教育、家庭、人伦、道德、正能量。这些都是与人们息息相关的话题，涉及面广影响巨大，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了人们视线的焦点。通过现代各种网络媒介，任何人都可以轻易而快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相关具体的最新的信息，也可以在网上找到能够互相讨论的，志同道合的人。但是通过电脑查询这些热点话题，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看出，网络给出的信息具有这几大问题：网络信息往往庞大驳杂真假难辨的，因此怎么样选取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真实信息成为了一个问题。而在关注的基础上，人人都会有想法，也具有发言权，但是表达成为了一个问题，大多是一些“怎么这样啊”“牛”“太对分了吧”之类的感叹句，有用的、有意义的百里难寻其一。网络发展至今，上网玩电脑早已不是一门高深的专业技术，任何人都可以用鼠标在网页上点一点写一写，这也就造就了如今的网络世界，用网络语言来说，可以是“鱼目”与“珍珠”同在，“高富帅”与“矮穷挫”齐飞。这句话并不是贬低和讽刺，而是针对现在网络使用现状来说的，正如周小平在《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上说的“这世间上没有容易获得的东西，历史和政治常识也不例外。如果你不读书，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如果你以为微博上、杂志、畅销书上那些夸张的、惊悚的、匪夷所思的或者让你拍案惊奇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你永远都无法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 且不论他所说的对错与否，但是网络上倾向性诱导性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至少每年的网络犯罪率并不低，这正是不正确使用网络和钻空子的危害，正如一句话说的：你永远不知道屏幕面前坐的是人是狗。你永远也不知道网络上的文字和言语是对是错是蛊惑还是恐吓。因此，这就要要求公民要正确认识网络，更要正确使用网络带来的便利。

综上可知，计算机网络这个新事物的出现伴随的漏洞已经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凸显：滥用知情权和发言权，过度依赖网络等。这些问题使网络上的世界混杂，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逐渐孤立冷漠，分不清现实与虚幻。

2013年春晚就把一个网络热点搬上了舞台，对于摔倒的老人扶还是不扶，他说：“老人摔倒了可以不扶，但是人心到了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这句话不仅是针对这个社会热点的探讨，还是对一些人的警告，网络上的一些事件不可过度渲染，有时候正是网络的过度渲染使摔倒的老人扯住人不敢放手，使群众看到了老人摔倒不敢伸出双手。对待网络应该冷静。北京时间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截至26日18时，芦山“4.20”地震已造成196人遇难、21人失踪、1.34万人受伤。地震——死亡，这是多么简单又触目惊心的逻辑关系，死亡，生命的逝去，是多么令人悲伤不可自已，可是在网络上却充满了感动的气氛。早在2008年，那场震天动地的悲剧过后就有人自问，我们是否忽略了什么？可是2013年的雅安地震发生以后，大量网络报道，画面依然是满目疮痍的断壁残垣，依然是被倒塌的墙壁掩埋的生命，依然夹杂着手术室抢救生命的镜头，文字依旧细腻的让人流泪，一张张面对着失去家园失去亲人伤痛的面孔，还

在传递着坚强和乐观。一场灾难再次在网络上也就是在人们心中赋予了太多的悲情、过多的悲壮。仿佛这不是一场现实的灾难，更像是虚拟的“秀场”。似乎灾难的发生，不该是悲痛而是感动，更有甚者网友质疑雅安电视台主持人陈莹从婚礼上，来不及换装，一身婚纱的直接出现在镜头中播报了灾情是作秀和炒作。但是，任何问题的出现总是会有发现他的人，说出一些不同的声音，在地震发生之后的几个小时，就有人追问“地震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学会冷静”，于4月21日10时，网友WongPok在微博上呼吁，“跪求社会志愿者们，不要再去芦山和宝兴了！”，“给救援部队让条路吧！”。截止当天17时，这条微博已得到13万之多的转发。据新浪前方通讯员报道，“大量非相关人员的涌入，使救援现场无序混乱。”网民们也发出了理智的呼喊。

任何事件的发生和出现总是分两面的，网络一下子冲昏了民众的头脑，但是他们会慢慢的学会理智和有节制的热情，重新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网络世界，使它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取代社会。

参考资料： wenwen.hangzhou.com.cn

360图书馆

篇二：社会小论文

老人该不该扶

【背景链接】

2010年11月15日下午，河北邯郸市一位七旬老人摔倒在联纺路上，在长达半个小时里行人们视而不见。途经此处的出租车司机王铁军将老人救起后，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放心吧，我不会讹人！”

2006年9月22日，74岁的南京魏老太在网板路过马路时被一辆轿车撞倒，10多辆过往车辆都不肯送她到医院，最后公交司机杨洋将她送到了医院。

【原因】

一是南京彭宇案，以及后来又发生的几起类似案件重庆的万鑫案、南京彭宇案、郑州李凯强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道德风气起到了一种负面作用。

二是当前社会风气确实存在着正气不彰的歪风。“好人没好报”、“坏人横行”，投机者得利、助人者“流血又流泪”??一个个极不健康的现实标本，让人与人之间充满隔阂和漠视。

三是“济危扶困”和见义勇为成为稀缺品，相对应的表象是道德的沦落，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公民契约理性力量薄弱导致的社会信任纽带断裂。

【图表】

【心理因素】

在中国，“扶一把老人”本来只是一种道德要求，然而由于“见义勇为”的崇高感，很多情况下却变成了一种“法律义务”，不仅要送老人入医院，甚至还要承担垫付医药费，被诬陷后还要赔偿等种种风险。本来，一个人想做个好事，愿意承担的成本无非是耽误几分钟，帮忙打个电话等等。但考虑到彭宇案、许云鹤案的判决结果，许多人自然索性就高高挂起。古语说得好，趋利避害为君子，成本效益才是人考虑问题的根本。有些人指责人心浇薄、试图从道德层面呼吁大家不计得失、伸出援手，自然不会有效果。

【措施】

任的断裂，加剧了道德的沦落——“我不讹人”呼唤的是信任而不是道德，不敢伸手的道德恐惧正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的阵痛，对此进行泛泛的道德倡导于事无补，应该让公民精神尽快成长起来，修补起社会信任的纽带，才能实现根本上的道德救赎。

篇三：中国社会研究论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在使国力得到极大的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情况下，财产分配产生较大的差距。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问题丛生，社会阶层(阶级)分化，曾经一度淡忘的阶级现象又开始出现。韦伯对于社会分层的解释，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提供了新的思考，即他认为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是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因此，根据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理论分析社会分层状况，首先取决于社会变迁或者社会分化处于哪个阶段。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如何解读我国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状况？第二，从什么意义上理解新的社会阶级分化？第三，阶级的产生是否会导致阶级对抗？

一、从阶级分层到阶层分层：一个历史过程仔细阅读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人们不太注意的是，韦伯把阶级和阶层(阶层在社会学分层研究中一般是指地位群体)的分析方法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即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本身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他指出：“货物获得和货物分配的基础某种程度上(相对的)稳定，有利于等级划分，而任何技术的-经济的动荡和变革就威胁着它，并把'阶级状况'推到首位。赤裸裸的阶级状况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和国家，一般都是技术的-经济的变革的时代；而每当经济的变革进程缓慢立即就会导致'等级的'形成的增长，社会的'荣誉'又会恢复其重要性。”[2] 根据笔者所见，韦伯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等级的社会分层和阶级的社会分层两者的相互交替，从而在社会变迁中，社会分层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阶级分层和等级(地位)分层不会同时出现，或者说在社会变迁的特定阶段，社会分层或者是表现为地位分层或者表现为阶级分层。用现在的话语表述，在社会转型时期，即“技术-经济动荡和变革”时期，社会分层主要表现为阶级的分层。一方面，技术和经济的变革瓦解了原有的地位分层，社会地位(分层)处于不稳定时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是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时期，因为所有人都想在这样的社会变革时期获取最大的利益。而在社会稳定时期，主要表现为地位分层，此时“蛋糕”已经瓜分完毕，阶级之间的紧张趋于松弛，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分配的规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阶级对抗开始走向阶级合作，甚至阶级本身也不存在了。②根据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笔者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社会分层在理论上或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应该是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再到阶级分化的历史过程。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

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因而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仍然存在着旧的封建买办阶级势力的残余，这是行将归于灭亡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四个民主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在经济上都是必要的，在政治上也都是进步的、要求民主的，它们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在这四个阶级当中，工人阶级是主要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自由资产阶级也将拥有一定的领导权。[3]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完成，中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变化，财富的重新分配已经完成，经济意义上的阶级被消解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中国社会主要阶层。按照历史的逻辑，中国理应进入阶层社会，但是各种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的财富分配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③并且以政治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在当时的条件下，市场经济是不溶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的，更不用说能够达到成熟市场经济下的社会阶层的稳定，从而使人们原有的经济资源能够对他的社会地位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在毛泽东阶级理论的指导下，经济意义上的阶级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意义上的阶级分层一直存在。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财富的重新分配一直处于不稳定、非均衡、非制度化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一直到90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圈地运动”、证券市场(圈钱运动)以及房改、教改、医改等，暴富现象不断产生，其中交织着权力与资本的勾结。伴随着一个个亿万富翁的诞生，相当多的民众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成为贫民。直到现在为止，与中国改革相伴随的财富重新分配还远没有结束，只要国企改革这个最后的“晚宴”还没有落下它的帷幕，中国的财富重新分配就不会结束；④只要那种不正常的暴富现象还存在，⑤财富的分配就不可能是稳定的，社会资源的分配规则就不会为社会认同或者成为现代国家的资源配置规则，其中包括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和代表社会公正、公平的政府对国民财富的再分配。因此，当下中国财富重新分配所导致的社会分层应该是阶级而不是阶层，或者如孙立平、李强、沈原等学者主张的利益群体。[4]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等级的社会分层，一直处于韦伯所讲的“技术的-经济的变革的时代”，即阶级的社会分层阶段。从实际情况看，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我国原来单一的所有制形式过渡到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国有企业和劳动制度改革，使得工人与国

有资本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原来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仅劳动关系从原来的职工与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劳动者和国有资产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出现了新型的“劳资关系”。“农民工”与国有资产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或者说带有“劳资关系”的性质(劳资关系就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其中资本既可以是私人资本，也可以是国有资本)。因此，阶级分层和阶层分层不仅可以表现为社会分层中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更为重要的是，从阶级分层到阶层分层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在特殊的条件下，这种历史过程并不一定是单向的，即它既可能是从阶级分层社会过渡到阶层分层社会，也有可能是从阶层分层社会转变为阶级分层社会。二、阶级区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稀缺性生产要素占有关系虽然韦伯不反对阶级的社会分层，但是他对阶级的解释与马克思是不一样的。

[5] 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是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标准的，是从生产过程中分析阶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核心。⑥虽然中国现在的财富分配状况如同韦伯所讲的处于“技术的-经济的变革的时代”，更适合于阶级的社会分层。但是，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能否运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解读中国当下的社会分层(其中包括许多学者担忧的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批判性的，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在理论上的归宿是阶级斗争)？学术界有很多争论，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我国学术界是基本的学术常识，即阶级表现为生产资料或资本的占有关系。在经济学那里，生产资料或者资本是一种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因此，根据笔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或资本占有关系还可以表述为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占有关系。生产资料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它是任何社会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物质条件；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要素，在古典经济学中也被认为是“获得财货手段的产品”，在现代经济学中资本被认为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因此生产要素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生产资料或资本是生产要素中的特定形式。在拙作《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一文中，笔者曾经提出一个尚待论证的命题：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的性质及其所有权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6] 并且指出，马克思曾经在不确定的意义上讲过在三种生产要素上(土地、资本和劳动)形成的三大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雇佣工人。[1] (P35)在现代经济中，资本、技术、管理和劳动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还包括土地、企业

家才能，或者认为生产要素就是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企业家才能按笔者理解接近于管理要素，被认为是灵魂性的要素，是指企业领导的经营管理和创新能力)。如果按照我们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理解，阶级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确定的，生产资料是生产要素的特定形式，在逻辑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有关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命题转换为生产要素的占有关系。“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实际上确认了生产要素所有权和对经济报酬的索取权。如果以上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四种生产要素占有关系所形成的阶级就是：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⑦、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以及管理者阶级。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E. 奥林·赖特在重新解读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和阶级剥削有关的四大资产要素。他在与约翰·罗埃默(John Roemer)的讨论中，综合了罗埃默的理论，认为人力资产、资本资产、组织资产、技术资产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和剥削的根源或者剥削机制，并且对应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封建主义--人力或劳动力；资本主义--资本；国家社会主义--组织；未来社会主义--技术。不同的资产要素决定了不同社会的阶级状况：封建社会的阶级主要是封建主和农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主要是资本家和工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主要是经理-官僚和非经理阶层，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主要是技术和专家。当然，赖特从阶级剥削的层面上提出特定社会阶级区分的主要标准或主要资产要素，并不否认其他资产要素的意义。[7] (P551-554)显然，赖特基本上也是从生产要素的层面上划分阶级的。但是赖特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类型法，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两分法的阶级结构，尤其是没有考虑到原来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催生出来的愈益强大的市场力量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影响，从而使阶级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当以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作为划分阶级标准时，如何认识管理者阶级。因为生产要素中的管理主要是指微观经济活动的管理，不包括国家行政管理。但是，这种认识主要针对的是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例如马克思一般把管理者看作是从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在中国，既存在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又存在正在发育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阶级分层与其他社会的阶级分层相比更为复杂一些。在当代中国，政府不仅承担着行政管理的职能，同时还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国家是庞大的国有资本的占有者。因此，中国

的管理者阶级构成不仅包括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微观管理者，如企业家和企业中的中高层管理者，还包括担任重要职务的政府官员。其次，现代社会分层理论中包括阶级分层理论都非常强调权力的因素，但是基本的权力来自资本和管理的力量，因此以生产要素占有关系的阶级分析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权力的因素。诚如赖特所讲的，资产即是组织，组织资产的概念与权力等级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理控制特定的公司中的组织资产，而经理本身又受到资本家所有的资本资产所有权的强制性制约。[7] (P553)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一种围绕物质资源的斗争。物质资源与权力获得之间是一种循环式的关系”，“对稀缺物质资源的垄断能够促使那些需要而没有这些资源的人们的服从；并且，这还意味着，权力的影响和围绕权力的斗争主要发生在经营性的公司厂矿”。[8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权力是建立在对稀缺性资源垄断的基础上。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阶级与阶级的关系，主要是由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占有关系来决定的(即生产关系)。掌握资本和土地稀缺性生产要素的资本家、地主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于劳动是一种非稀缺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因此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成为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社会，资本已经不再是稀缺性生产要素，但是技术、管理和劳动(人力资本)开始成为稀缺性资源。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变化是和贝尔提出著名的“中轴原理”有关的，即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是组织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一个中轴”，并且越来越处于主导地位。[9] 掌握知识的阶级就是专业技术人员阶级，⑧拥有这种由知识而转化的生产要素的是专业技术人员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是后工业社会的主导阶级。因此，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分别是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因为他们都占有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由知识转化的生产要素。当下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是代表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劳动尤其是简单劳动几乎是一种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因此劳动阶级是一个从属的阶级。[1] (P38) 管理者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和专业技术阶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是和资本、技术是一种稀缺性、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有关的。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

《社会论文》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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