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如何写好一篇新闻特稿
想要写好一篇新闻特稿，十二个元素不能少，即细节，展现，虚实，起伏，呼应，棒喝，冲突，人物，情感，开局，收束和结构。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细节。常说细节决定成败，而我认为细节细节也决定这篇新闻的动人程度。既然是要真正打动读者，那么就要从细节入手。其次，是结构。一篇文章最基础的，是结构，像人体的骨架一样，支撑起我们的血与肉。然后，是起伏和冲突。文章有起伏和冲突，才具有生命力。像人的呼吸一样，令人欲罢不能。接着，是开局、收束和呼应。这相当于填充物一样，而且是重要的填充物。开局开好，让人有读下去的冲动，收束收好便使人荡气回肠，前后呼应则给人连贯性和完整感。内容的展现，人物，情感，虚实是一篇文章里最实在的东西。最后，棒喝，我的理解是文章的高潮，给读者醍醐灌顶之功效，这是展现文章的深度的有力元素。
篇二：略论新闻特稿的故事性含义
略论新闻特稿的故事性含义
略论新闻特稿的故事性含义
作者：钱勤发
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一文中说：“特稿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讲述故事的有用的写作工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钢说：“如何讲一个好故事及讲好一个故事，是对特稿的最高要求”；高小康在《人与故事》一书中，对故事有这样的定义：“一切故事都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怀。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行为，表现出对过去和他人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和现在、他人和自己的一种联系。人是通过这种联系而产生命运的观念和对命运的关怀。故事提供了这种参照，从而使人们藉此来领会自身
的存在状态和可能，这就是故事中人本意蕴的真正含义。”
由此可见，特稿这种故事化模式新闻，正是从受众的心理出发，较之于说教论理模式
更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以特有的形式完成传播信息的使命。
一、沉下去发掘故事
故事的雏形来自各种渠道。有读者提供的线索，有饭桌上听来的趣闻，有朋友聊天时聊出的奇事，还有在采访中生发出来的细节。但，这都不是完整的故事。有的是一个细节，有的是一个框架，有的是人物的几句个性语言??然而，这种雏形往往会让你怦然心动，在你脑子里挥之不去，甚至睡觉时还缠着你不放，这叫“有戏”。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有
东西可挖”。
一个完整的故事是沉下去挖出来的。沉得越深，挖得越深，故事也就越完整越丰满。美国《俄勒冈人报》的高级记者小汤姆?霍尔曼，擅长写作描述性的特稿，他那篇《面具后的男孩》轰动全美新闻界，被评为2001年无截稿时间限制的最佳新闻写作奖。读完全文和
记者感言，不得不承认：这是特稿中“沉下去发掘故事”的典范。
故事的线索来自一位热心读者的电话。他说：“我读你报道已经很多年了。我想，我给你弄到了一个很好的选题。我家的朋友有一个脸部畸形的男孩。”小汤姆在卡片上记下了这个线索。这个线索究竟有多少价值？有深入采访的必要吗？不同的记者有不同的思考和选择。年轻的记者也许不以为然，不就是一张畸形的面孔吗？但小汤姆却有深层次的人性思考：“我们都需要健康。我们都戴着面具。我们的面具可以隐藏起来，可萨姆?莱特纳却做不到，他的面具就摆在那里。我想告诉人们面具后的男孩，并让他们意识到，他为摆
脱面具不得不具有的力量和勇气。”这是有思想的经验丰富的记者的思考，分明是直奔主
题的深刻思考。
有了思考，也就产生了沉下去发掘故事的强烈欲望。小汤姆沉下去的深度让人惊叹。他花费了整整10个月，翻阅医疗记录用了几百个小时，不知多少次地去萨姆家拜访，阅读他们的家庭日记，访问萨姆的朋友，与萨姆一起上学，先后两次伴随萨姆一家穿越全国。他亲眼见证了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亲耳听到了每一次关键谈话。他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一员，当萨姆动手术时，医生不让记者在旁观看，可萨姆的母亲对医生说：“不，他是汤姆。
他可以在这里待着。”
像小汤姆这样的采访，在我们听来简直不可思议。10个月写一篇特稿，还能完成工作指标？收入会否受到影响？也许，这就是东西方记者价值观的差异和东西方总编辑对新闻价值判断的差异，当然这不是本文探讨的主题。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我们的共识，那就是深入采访是报道成功的前提。尤其是特稿，讲一个好故事的特稿，必须“绑着石头”沉到底。小汤姆沉了10个月，掌握了大量素材：萨姆的痛苦、母亲的焦虑、他们的家庭生活、人物的性格、语言、学校、医院、左邻右舍??且全是亲历的、目睹的、现场的，这里面有多少人们不知而想知的故事啊。唯有深入到被采访对象的生活、心灵和思想中去，才能挖出某些秘密。秘密里蕴藏着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完全可以想见，像小汤姆如此这般沉
下去和那种走马观花、蜻蜒点水的作派，最终产生的结果必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位《太阳新闻报》女记者米歇尔?基恩斯，她的一篇特稿《一名架线工之死》，也是优秀作品，也同样是沉下去发掘的故事。一名架线工超负荷工作，不幸触电身亡。其家属不让采访，米歇尔迂回绕道，先采访了不少架线工，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并侧面了解这起悲惨事件的概况，以及这家人的家庭背景，最终被死者家属接受，深入其家庭采访。令米歇尔大为惊叹的是，沉下去以后，在这起意外死亡的悲惨事件背后，发现了一个爱的故事，以及因不停顿工作所付出的代价和一个认为自己儿子应该死得更值的父亲那伤痕累累的回忆。看起来，一个很平常的社会新闻，经米歇尔深挖穷追，成就了一篇具有思想深
度的优秀的特稿。
二、亲历性描绘和细节运用
特稿高度的文学性体现在故事当中。如何运用文学技法，写好故事，直接关系到一篇特稿的优劣。作为新闻写作的一个文体，它不同于虚构的文学作品，真实是它的生命。所
以，文学技法的运用，是对真实的故事而言，是对新闻价值而言。
在特稿写作中，亲历性的现场描绘和细节运用，至关重要。现场是建构起叙述大厦的
砖石和激发读者兴趣的关键因素，而细节则是故事的重要零部件。
我们先来说说现场描绘。亲历性的现场描绘，除了增强新闻的真实性之外，重要的是引领读者进入故事，跟随记者的笔触，一起进入一个波澜起伏的感情世界。我们还是以小汤姆的《面具后的男孩》为例，看看现场描绘的魅力：“男孩闪到妈妈的后面，走进一片阳光里。大块大块新起的水泡从他的左脸冒出来。他的左耳是紫色的，畸形，从头的一边鼓起。他的下巴朝前，面部的主要组织布满了蓝色静脉，从鬓角一直到下巴尖都是肿胀的。大水泡把他的左眼扯得裂开，把他的嘴拉成了一个小小的倒置的半月形。看上去就像有人在他的脸上糊了三磅重的湿泥，紧紧地粘着，把男孩裹住。萨姆，面具后面的男孩，只能用右眼斜视着周围。那是一只清澈、形状完好的棕色眼睛，深邃、很有穿透力。”
如此这般精细的现场描绘，可见记者观察之细，写来不缓不急，文字形神兼备，将男孩的这张面具完全立体化，足以刻入读者的脑海。而且，在这段描写中，不忘审美，写出了这张病态畸形的脸庞上，有“一只清澈、形状完好的棕色眼睛，深邃、很有穿透力”，那分明是“黑暗”中的一个亮点。我们完全能理解小汤姆这段现场描写的匠心，既然写的是“面具”，哪有不将这张特殊面具写透之理？这是全文的一个“眼子”。因为，通篇故
事都是围绕着这张面具展开。
现场描写的作用还在于推进故事的高潮。请看：“第16手术室的进展情况已经传遍了第三层楼。住院医生和其他医生都过来看挂在墙上的CAT扫描图。他们吓得直往后退，盯着肿瘤看，它在高能的照射下血淋淋的，还发着光??图上的萨姆看上去像是科幻片里的
机器人。
”这段现场描写是对手术的难度下了一个“注解”，使读者不得不关注故事的高潮，萨姆的命运。他还只是个14岁的孩子呀。小汤姆说得真好：“现场使故事栩栩如生，它能把读者带到故事的核心。在写现场时使用真实的对话，用展现的方式表现人及其生活，胜
于解释的方式。”
再说细节的运用。一个好故事少不了细节的衬托。如果说，故事是“红线”，那细节就是穿在“红线”上的“珍珠”，于是，成就了一串有价值的珍珠项链。很多时候，打动人心的恰恰是细节。当然，细节不可游离主题，不可游离故事。它是为深化主题、丰满故事、为揭示人与物内在质地服务的。《面具后的男孩》里有一张照片的细节：“他们的关系仅仅源于一张照片，一张坎贝尔为了反映萨姆绝望情形而拍摄的照片。正是那张照片督促她三番五次地请求那个医疗组不情愿的外科大夫中的精英，他们最终还是妥协了，同意带萨姆到波士顿来。正是那张照片最终改变了他的生活，以及她的生活。”还有《一名架线工之死》的一个细节：“让她惊讶的是，他的卡车里还保留着她第一次送给他的卡片。
他在工作前读一读，在睡觉前也要读一读。她写道，他的温柔融化了她，她绝不会离开他。”
一张照片，推动了故事的进展；一张卡片，牵出了主人公的一个爱情故事。像这样的
细节，穿插于故事之中，无疑给受众营造想象的空间，也深深打动人心。
三、在故事里刻划人物
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特稿，是以人物作为“舞台的中心”，作为主角。特稿里的故事，也就是人物的故事。写好故事与写好人物是一致的。无疑，在故事里刻划人物，成为特稿至关重要的一个写作手法。这种写法应该是文学的写法。除去虚构之外，在技法上必须向文学靠拢。所谓“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就是这个道理。比如，文字的生动练达、对话的鲜明性格、现场的栩栩如生、思辨的力透纸背、细节的精当灵动、类比的真实贴切、比喻的明暗得当??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形容在文学作品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圆形的，一种是扁平的。圆形的特征是多维度、综合复杂的，而扁平的则是单一角度。人物原本是立体
的、“圆形”的，刻划人物理当采用圆形的模式。
美国《迈阿密先驱报》女记者马德琳?布莱斯说，她总是对“那些常常游离于社会生活边缘或者难以捉摸的人的故事”感兴趣。当她写策普时，她仅仅在为“讲一个好故事，而且尽量使自己在讲故事中身心舒展”。但一个陈旧的故事和一个痛苦老人的素描之所以能获得普利策特稿奖，关键在于写故事写人物的技巧。这篇题为《策普的最后一站》的特稿是这样开头的：“爱德华?策普终生所想的，莫过于问心无愧地去另一个世界。所以，9月11日，这个老人带着一个借来的、里面装满身份证明文件的公文包，在迪尔菲尔德海滨登上一列水陆两用车，然后转乘银色流星号火车北上我们国家的首都。当卧车上的侍者引他
去小包间时，爱德华?策普不住地说，‘我83岁了。83。’”
像这样的开头，我们称之为“叙述”。但，叙述的高低之别，也就是功力的深浅之分，其效果截然不同。文学创作中也讲究叙述，叙述得好，很不容易。马德琳的这个叙述开头不一般，她在策普的“动态”中，很性格化地交代了老人的年龄，又埋下了有关全文宏旨的“终生所想”的“问心无愧”的伏笔。同时，点出了时间、地点、交通工具、前行的目的地等新闻要素，且文笔轻松练达，一点不拖泥带水，读起来丝毫不觉得平铺直叙。随即，紧接开头的第二段写道：“第二天上午9点，策普将出现在五角大楼，接受军事记录改正委员会的听证。他说，他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是第323机枪营D连的列兵策普，1919年11月9日非荣誉退役，这次听证是他策普个人战斗的‘最高努力，最后一仗’。”这是有关策普故事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叙述，“最高努力，最后一仗”这8个字份量很重，
是刻划人物的前奏，也是整个故事的“引爆器”。
策普的故事简述如是：他是一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因一次违反上级命令，上过军事法庭，服过刑，最终结论，非荣誉退役。他不服，一次又一次地申诉，坚持不懈几十年，直至83岁依旧为自己的荣誉作“最后一仗”。马德琳通过多侧面多角度刻划策普的顽强性格。她描写道：“火车上，老人的谈话老是围绕着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他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的故事，就像咔哒、咔哒、咔哒不断重复的火车奔跑声。”在听证时，策普说：“我之所以在83岁高龄，带着关节炎病痛和其他一切不便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的内心、我的良知在呼唤??威廉斯先生，鉴于没有多少差别这个事实，那么，为什么不使之成为荣誉呢？”马德琳笔下的策普是那样的顽强，那样的不屈不挠，在故事中刻划得淋漓尽致。最终，策普的“最后一仗”取得了胜利，错误的判决得以纠正，一般的退伍证改发为荣誉退伍证。显然，马德琳以她高度的文学性，出色地讲述了一个为荣誉而战的老兵的故事，从而获得普利策特稿奖。小汤姆说得好：“让人们记得，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员；记得，确实只有一部分情感是我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这类故事跨越了人种、性别、收入、
地域的所有界限。”是的，人的故事是最为动人的。
四、从因果关系中展开故事
构思二字，最早出现在文学创作中。任何文学作品，都讲究构思。现在，构思广为运用，大凡不同样式的文字写作，均有个构思过程。特稿要写好故事，少不了构思。这种构思是多方面的，诸如情节、人物、对话、细节、铺垫、悬念等等。《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一书中说：在开始采访一个故事之前以及整个报道过程中，你都要考虑你自己对于这个故事的感觉。比如，故事的范围有多大？故事的主题是什么？什么样的表达是最好的？什么样的语气最合适？这种种思考便是构思。在构思中最值得关注、最需引起重视、
最觉得犯难的是如何展开故事，也就是如何讲好故事。
展开故事，讲好故事，技法的运用很重要。一个作家朋友颇有见地，他认为要想方设法将句子引申为段落，将段落引申为章节，将各个章节有机地揉成一篇文章。这就道出了一个要义：句子与段落、段落与章节、章节与全文的因果关系。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因果关系，特稿中的每一个故事也是因果关系的组合。所以，从因果关系中展开故事，不失为一条途径。对此，《华尔街日报》有独到的见解：“按照因果关系归纳故事的主题。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一个是能够提前确定故事中潜在的动态元素———读者们更感兴趣的作用和反作用行动；另一个是能够明确设置故事的范围。在绘制出了大致的范围区域图后，记者就能够根据自己拥有的时间和自己所处的空间，来制定一个可以实施的计划。”
比如：在全美范围内出现了医师短缺的现象，记者决定深究这个现象。这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用因果关系的作用与反作用思考，却发掘出许许多多问题，有许许多多可选择的角度。因医生短缺，造成病人医疗保健服务质量下降、病情加重、耽误上班、影
篇三：叙事学视野中的普利策新闻奖特稿
叙事学视野中的普利策新闻奖特稿
方毅华 贾新
2013年03月11日14:40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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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1979年至2011年32篇获奖特稿作品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个案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四个叙事要素入手，试图发掘并归纳普利策新闻奖特稿的若干叙事策略及叙事技巧，以期对国内特稿写作提供启示及借鉴。
【关键词】普利策新闻奖 特稿 叙事学
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1979年，普利策新闻奖增设特稿写作奖，自此，特稿在普利策新闻奖作品中占据一席之地。从新闻理念来看，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反映的是美国乃至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是我国了解西方世界主流价值观的一个窗口。从新闻写作来讲，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被公认具有“富有人情味”、“关注弱小”等特点，叙事纯熟，堪称叙事学研究范本。
何谓“特稿”？特稿就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叙事，简言之即讲故事，它的本质是一种交流行为，这就必然包含行动主体、客体与受体，对应在叙事这一行为中，即为叙事主体、叙事客体与受众。下面笔者将分别从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归纳。
一、叙事主体：多重叙事者
1．多种叙事者，多重叙事功能
一方面，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无一例外都是由多种叙事者共同完成的，这是因为新闻是过去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报道，记者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对一切了如指掌，因此，记者需要借力于新闻当事人、相关知情人和权威人士等共同叙事，传递信息，让新闻报道无限趋近真实世界。换个角度思考，正是由于作者扮演的角色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需要作者在同一篇报道中，分情况充当公开的叙事者、隐蔽的叙事者或缺席的叙事者。
另一方面，多种叙事者，又分别承担着多种叙事功能。缺席叙事者可以让报道看起来更加客观、形象，常见于对话等场景；隐蔽的叙事者除却上述优点，还可以起到较好的过渡作用；而公开的叙事者则承担起当事人、相关人无法呈现的资料表述以及背景资料等功能。其中，隐蔽的叙事者与缺席的叙事者的作用基本一致，担负着叙述、交流和证实功能；而公开的叙事者通过直接“发声”，表达当事人、知情人、权威人士等等都不能够或不足以表达作者所想要让受众了解的信息或情感，主要承担干预、说服功能。
较之国内特稿，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中，叙事者扮演的角色更为多样，这一点之前也有国内学者进行分析验证。如艾达在对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奖特稿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考察结果：中国新闻奖的获奖者无一例外地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普利策获奖者的角色则丰富多样，作者在新闻作品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是旁观者、调查者、参与者，也可能是亲历者。[1]当充当旁观者的角色时，作者可以运用隐蔽的叙事者或缺席的叙事者这一身份进行叙述；但当作者扮演的是调查者、参与者、亲
历者时，不可避免地就会“现身”叙事作品，也就是公开的叙事者，这也就再次印证了多种叙事者的必然性。
2．主体意识较强，不避讳情感表达
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中，不乏作者公开“发声”进行评论这一最强烈的公开叙事者的表现形式。当其他参与事件的叙事者——当事人、知情人、权威人士等都不能或不足以表达作者所想要让受众了解的信息或情感时，作者往往借用公开的叙事者这一功能，在叙事文本中，直接“发声”，表现为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评价等。请看下例：
Danielle的故事不在人们的关注范围内，媒体（之前）没有给予一个字的报道，这给希望帮助她的人带来了诸多困扰。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母亲能让亲生女儿在粪便中逐渐虚弱，让她年复一年地忍受饥饿、身上爬满虫子，自己却可以熟视无睹？
为什么没人阻止这一切？邻居、政府，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2009《窗边的女孩》（贾新译）
此处作者公开发声，他的愤慨、不满等情绪，读者都可以清晰地听见、看到、感受到。此时公开的叙事者发挥“说服”的功能，使隐含作者接受他的叙述，以充满感情的呼吁，达到“干预”的效果。
即便是在《让它飞起来》、《我们的超级航空母舰超级在哪儿？》这样典型的说明性较强的解释性报道中，也不乏作者的慨叹，更不用说事件性较强的特稿作品了。获奖特稿的作者并不避讳主观色彩的情感表达，从最初到最近的特稿中都可以看到作者的情感流露。自然，纯粹的客观是理想状态，但特稿中的主观表达不是隐蔽的，作者也无意隐藏。这一点不同于国内的特稿。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公开的叙事者的干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事人、相关人甚至是作者本身想要表达却不得的遗憾，也弥补了读者的情感宣泄空白，但这种代替读者思考，甚至代表读者发声的行为依然是有违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因此这一形式是否值得提倡尚存争议。
3．公开的叙事者，对人称的使用更灵活
在国内外特稿中，公开的叙事者较为常见，本身并不稀奇，但在人称使用上，国内特稿一般使用第三人称，以示客观；而普利策特稿则较为灵活，并不介意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的使用。尤其是第二人称的使用，使得作品对象感、交流感很强，对国内特稿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借鉴。
如《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1982）开篇即称“我们先从两个美国人的感受谈起，这两人相隔两个世纪，但却有着相同的愤慨。”作者将普通读者与之列为统一立场，称之为“我们”，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之后文章几处再次出现“我”、“我们”和“你”等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这都属于公开叙事者，而且交流感强烈，发挥着交流、引导的功能。再如：
“它（美国的政府）没有形状，你难以用什么表格来图解它。因为你把总统放在这儿，把国会放在那儿，把司法部分放在第三个地方之后，你到底把实施PL89-306条款的专门委员会安排在什么地方呢？你又如何处置跨部门的“螺纹委员会”呢？或者是负责当下的间冰期小组呢？”
这一段中，记者作为公开的叙事者，将读者称为“你”，仿佛面对面的交流，毫无距离感，这种强烈的公开叙事，不仅表现了作者的自我意识，而且让叙事者承担了“交流”功能、“情感”功能，引导读者思考，并引发对联邦政府臃肿的规模的负面情绪。
二、叙事客体：因“人”而生动
1．“人物”：人物选择与措辞较具人情味
一方面，在人物选择上，普利策特稿频繁涉及小人物。正如《普策的最后一站》作者“马德琳?布莱斯说，她总是对‘那些常常游离于社会生活边缘或者难以捉摸的人的故事感兴趣’”。[2]
据笔者粗略统计，32篇获奖作品（2004年特稿奖空缺）中只有4篇作品的核心人物——1982、1984、1987年度获奖特稿属于非人物特稿，2008年度获奖特稿的新闻人物是“假扮流浪艺人的著名小提琴家”，不属于弱势群体。除此4篇，其余28篇特稿作品中的核心新闻人物均属于弱势群体，这一比率高达87.5%。这些“小人物”中以少年儿童、女性和老人居多，可谓弱势中的弱势，其中报道受病痛、贫困、虐待折磨导致受伤、死亡的少年儿童，占13篇；受犯罪伤害和病痛、贫困折磨的女性，占6 篇；受疾病、贫困折磨的老人，占5篇。与儿童、女性和老人有关的题材总共达到24篇，比例为75%。[3]
另一方面，在描述人物时，尤其是有缺陷的人物时，作者非常注重措辞。例如1985年《一个视力过人的男孩》、2001年《戴面具的男孩》、2009年《窗边的女孩》这三篇特稿不约而同地关注了身体或智力上有缺陷的儿童，但作者都力避“残疾”等字眼。
《一个视力过人的男孩》（1985）的核心人物咔尔文?斯坦利生来即为盲人，但作者通篇极少用到blind（盲），题目也以“A Boy of Unusual Vision”代替。《面具下的男孩》（2001）的主人公戴姆一出生就是残疾人，随着年龄增长，面部畸形愈加严重，危及他的正常生活和生命，戴姆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手术，最终虽未像正常孩子一样，但终究是“看起来好多了”，记者在制作题目时，使用“The Boy behind the Mask”，代替了“残疾”或“畸形”等词，尽量避免刺激。再如《窗边的女孩》（2009）一文中，记者同样没有采用“智障”或“残疾”等词，而是以极其普通的字眼，“The Girl in the Window”来描述Danielle。
2．“事件”：同样关注“人”的力量
个人在西方文化里深受重视。在美国，新闻记者写新闻往往喜欢从人的角度切入，在新闻报道里突出个人，他们深信重视个人的报道最能反映社会现实和吸引受众，从传者的角度分析，这可以说是人情味的真正由来。[4]“新闻因人而生动”，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始终在践行这一点。即便不是人物特稿，如事件特稿等也都非常重视人物的力量，常常以个人角度切入，关注普通个体，以吸引受众。
如较新的2011年《“玛丽”号渔船的毁灭》这篇事件报道，以个体开篇，类似电视镜头的情节片段：
凶猛的波涛不断敲打着Jose Arias。在一阵忙乱后，他准备弃船，刚把救生衣的拉链拉到喉咙口处，冰冷的大西洋海水就开始渗进来，夺走他的体温。
寒冷侵袭着他，他脑海里一片混乱。
在海上颠簸的他已然晕了头，分不清方向。一个巨浪打来，夜空仿佛在他面前展开、又滑走了。星星装在一个个水桶里，不停地溢出来，掉进海里。
救救我。请救救我。他对着女神Guadalupe祈祷着。（贾新译）
对于渔船的毁灭这一事故，作者开篇不是描述这件事，也没有关注渔船，而将目光锁定在人物Jose Arias身上，关注他的行为、情绪，一开始就让人仿佛置身现场，体会着Jose Arias的痛苦与绝望，具有打动人心、让人身临其境的力量。
这与国内特稿的写作实践与理念不尽相同。我国新闻写作较为注重“整体”或“集体”的力量，当然近年来国内特稿也开始更多关注个体命运，但仍不及西方特稿根深蒂固地关注个体重于关注整体。
三、叙事视角：多变而流畅
1．叙事多为零焦点视角
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均是由多种叙事视角完成，其中，零焦点视角的应用最为普遍，这与新闻的特性有关，更与普利策新闻奖获奖特稿的选题内容有关系。在1979～2011年间的32篇获奖作品中，有22篇属于负面报道，占68.75%，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践行了美国新闻界“揭丑”的传统，因而要求记者在深度上开掘，这就势必涉及前因后果、历史背景、专业知识等，而这些背景资料在某一特定人物知晓的范围之外，只能通过零焦点视角来叙事。而其余10篇正面或中性的作品，分别涉及战争遗留问题（1980）、移民问题（2007）、种族问题（1992、2000）、社会（1983、2008）、科技方面（1984、1987）、穷人义捐（1996）[5]，这些问题除却1983、2008、1996有较为单纯的新闻事件外，都是长期以来的复杂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采用零焦点叙事来完成宏大的叙事成为一种必然。
需要指出的是，在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中，由于报道类型不尽相同，叙事视角的采用也有差别——知识性较强或带有科普意味的特稿作品中，全知视角占主导位置；事件性较强的特稿作品，内焦点视角和外焦点视角使用比重有所上升，零焦点视角的使用多在背景资料描写、相关专业知识介绍上。
2．叙事视角层次上，人称采用不拘一格
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在叙事视角选取上，最突出的特色是大胆启用第一人称，并自如切换，娴熟地放缓叙事节奏。在33届特稿奖（32篇）获奖作品中，仅有3篇是以“我”，即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1983年普利策获奖特稿作品《中毒性休克》（Toxic Shock）就是其中之一。《中毒性休克》主要讲述了“我”从中毒性休克综合症中死里逃生的悲切故事，而叙事者“我”正是记者南?罗伯逊（Nan Robertson），“我”本身就是所述故事中的主人公，即故事是记者亲身经历的。这篇特稿正是通过“我”的视角，将所观察、体验到的一切描述出来，包括发病前、发病时、医生的反应、朋友探望以及后期恢复情况等等，这些不仅包括外面的世界，也有主人公内心的感受。鉴于记者即为当事人的特殊情境，这里采用第一人称的内焦点视角叙事与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并不相悖。
大胆采用第一人称让读者眼前一亮，给特稿写作带来一缕新鲜空气。一方面，第一人称的使用首先会给读者带来情感冲击，但如果处理得当，不违背客观性，那么第一人称便可以达到与读者“面对面”聊天的效果，较之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自然更亲切些。另一方面，大胆采用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在人称转换时，视角也会随之流转，因此人称转换对于叙事节奏有影响，如上述《中毒性休克》
从第一人称转换到第三人称时，叙事节奏变缓。因此，人称转换可以调节叙事节奏，这对国内特稿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3．外焦点视角使特稿呈小说化倾向
普利策新闻奖特稿的评奖标准之一——高度的文学性，体现在场景描写、气氛渲染、故事铺陈、情节转折等诸多方面。其中，在外焦点视角的叙事层次，朴实、细致、精湛的描写使用较为频繁。
外焦点视角是一台现场摄像机，以语言充当镜头，将现场场景一一录制，自然地切换、扫描现场，最终以文字报道呈现出来。如《早餐前给你一颗珍珠》（2008）关于音乐家贝尔在地铁站演出的现场场景，《窗边的女孩》（2009）中关于被虐待女童生活环境等多处描写，都采用了白描手法，产生小说般的效果，像是电影镜头将一个个场景呈现出来。在这些获奖特稿中呈现出来的“可视化叙事”，表现出文学化倾向，同时又不违背新闻真实性，因此不论是环境描写还是细节描述，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四、叙事结构：双线索并行
1．表层结构尤以逻辑为重，重复叙事较为新颖
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的结构不外乎时序结构、逻辑结构，尤以多样的逻辑结构——因果式、剥笋式、蒙太奇式平行叙事结构等为重，无出其右。其中蒙太奇式平行叙事法较为新鲜，部分获奖特稿借鉴了蒙太奇的镜头叙事手法，用文字描摹了一个又一个镜头，用文字切换着一个又一个画面，摆脱了传统的平铺直叙，让镜头画面与情节自然过度，毫不突兀。如《弃婴》（1991），作者对于瑞安发现弃婴与朱迪生活画面的描述齐头并进，对于异时空内的画面“切换”比较自然，暗含某种关联关系，即朱迪就是弃婴的母亲——
那个星期四晚上的晚些时候，在离发现婴儿的地方不远的马乔大街5812号，42岁的朱迪?彭伯顿安静地看着电视。小猫在这个有两间卧室的两层公寓里到处嬉戏。
正是由于采用了蒙太奇的平行叙述法，使得两个看似不相关的画面产生了某种镜头意义，貌似安宁的画面与发现弃婴的紧张描写形成鲜明对比，让人更感震惊、不可思议，增加了叙事的冲突、戏剧效果。
这里引申一点，即在叙事结构中的一个“技巧”层面的问题。杨义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叙事学》中指出，叙事存在“技”与“道”两个层面。如果我们把叙事结构看作叙事之“道”，那么在完成叙事结构，推动故事的方式，可以称作叙事之“技”。笔者在分析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时，发现了一个较为新颖的叙事之“技”，即重复叙事，或可对国内特稿有些启发。
如《凯利太太的妖怪》（1979）一文中，随着手术不断进行，尤其到关乎性命的关键时刻，作者频繁使用“怦、怦、怦、怦”的心跳声，更细微的是，不同的危险程度，作者使用“怦怦怦怦”的数量和标点都会有变化，似乎在提醒读者“请注意，危险时刻到了”，力图营造此情此景下的紧张气氛。从结构角度来讲，这几次重复叙事，可以视为全文的分节符，也是结构、节奏的一部分。
再如《面具下的男孩》（2001）也有类似写作手法，在要不要实施手术的关键抉择时刻，在手术进行到攻坚阶段的时候，作者三番四次提及“如果事故发生，萨姆将会失去眨眼睛、皱前额或者微笑的能力”，这种重复叙事的手法，不仅不会使叙事看起来啰嗦或重复，反倒会一次次提醒读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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