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董仲舒简介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为博士官，以通晓《公羊春秋》闻名于世。因他专心治学，三年不到花园游玩，很负盛名，当时士人都以师礼尊奉他。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等。
在汉武帝时期，因长期对外用兵和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赋役日益苛重，怨声载道，西汉封建统治内部孕育着严重危机。董仲舒为了从意识形态上加强西汉中央政权，创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汉书?董仲舒传》）的学说，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在被汉武帝采纳后，对扼杀我国春秋以来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起了很坏的作用。
董仲舒的人口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把孔子的男尊女卑思想推向极端，加以绝对化。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认为男的为阳，女的为阴，是“尽取之天”（同上），由上天所决定，而且阳的永远是主体，阴的永远是附庸，“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空守处”（同上），男尊女卑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永恒的。董仲舒在男尊女卑问题上，贯以阴阳五行之说，作为永恒的自然规律来看待是荒谬的。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重男轻女思想的广泛流传和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起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至于董仲舒提出“群生和而万民殖”（《汉书?董仲舒传》），增加人口的主张，释放奴婢和“除专杀之威”（《汉书?食货志上》），反对任意杀害奴婢的主张等，在当时条件下，则是有益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的。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为博士官，以通晓《公羊春秋》闻名于世。因他专心治学，三年不到花园游玩，很负盛名，当时士人都以师礼尊奉他。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等。
在汉武帝时期，因长期对外用兵和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赋役日益苛重，怨声载道，西汉封建统治内部孕育着严重危机。董仲舒为了从意识形态上加强西汉中央政权，创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汉书?董仲舒传》）的学说，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在被汉武帝采纳后，对扼杀我国春秋以来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起了很坏的作用。
董仲舒的人口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把孔子的男尊女卑思想推向极端，加以绝对化。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认为男的为阳，女的为阴，是“尽取之天”（同上），由上天所决定，而且阳的永远是主体，阴的永远是附庸，“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空守处”（同上），男尊女卑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永恒的。董仲舒在男尊女卑问题上，贯以阴阳五行之说，作为永恒的自然规律来看待是荒谬的。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
对重男轻女思想的广泛流传和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起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至于董仲舒提出“群生和而万民殖”（《汉书?董仲舒传》），增加人口的主张，释放奴婢和“除专杀之威”（《汉书?食货志上》），反对任意杀害奴婢的主张等，在当时条件下，则是有益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的。
篇二：墨子和董仲舒简介
墨子和董仲舒简介
墨子（前468 -前376），名翟(dí)，春秋末战国初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一说鲁国（今山东滕州）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子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有重大影响力的人，墨家创始人。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
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矩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矩子”的指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旋转脚跟后退。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 墨子为宋国人（今河南商丘）曾到过鲁、卫、楚、齐等国，并打算到越国，但终未成行。其主要事迹有：阻止鲁阳文君攻郑，说服公输班而止楚攻宋。楚惠王打算以书社封墨子，越王也打算以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但墨子都没有接受。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大夫。但以后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
他的著作与思想：《墨子》一书，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记录的汇集。它是研究墨子思想的直接材料，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是后期墨家的著作。也有人认为《经上》《经下》两篇是墨子的著作。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他们的领袖称为"矩子"。第一任矩子是墨子，后来的"矩子"有孟胜、田襄子、腹等。由"矩子"执行"墨子之法"。墨者"矩子"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人，本应依法处死。但秦惠王认为腹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就命令不杀。
腹却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禁止杀人伤人的必要措施，它符合"天下之大义"，还是坚持把自己的儿子杀了。①这个故事生动的反映了墨家纪律的严明。正因为如此，墨者很能战斗，具有"赴火蹈刀，死不旋踵"②的精神。但是，墨家是一个具有宗教性的集团，往往容易被人利用。据《史记》记载，在楚国旧贵族阳城君等杀害从事变法改革的吴起时，墨者"矩子"孟胜就站在阳城君一边。后来阳城君畏罪 1
逃走，楚国要收回其封国。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忠于阳城君。他传"矩子"于田襄子，自己为阳城君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墨者有"侠客"的精神。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游侠那样：如果行为并不符合正义，但是说话算话，讲信用，答应人家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等等。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于董仲舒的故里：最早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称：“董仲舒，广川人也。”董仲舒存世之际，既有广川国，又有广川县。司马迁所说的广川是指广川国，还是广川县呢？东汉史学家斑彪在论《史记》时称，司马迁说指应为广川县，并非广川王国。即董仲舒为广川县人。明代嘉靖《枣强县志》载：汉世，枣强广川，离合废置，本为一也。据考，其疆域大致包括今枣强县及今景县西南角与今故城县西北角。古汉之广川为今之枣强。董仲舒故里为今枣强县旧县村处，依据从略。
今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以北约500米处，又一村叫“策村”，村民多为董姓，村民说自己是董仲舒的后裔。策村东南约250米处，有一座古冢，村民称为“策冢”。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专家解释说，这是因为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一直为名。
为西汉初对策：天人三策称圣意，董生一举天下知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 2
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汉武帝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才大略，朝气蓬勃。他讲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同前）！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
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儒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用！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蚡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儒学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司马迁说： “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 3
林列传》）。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崩后，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
《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 的效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向风而倒）。”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你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了。“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塑造）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熔炉），唯冶（铸造）者之所铸。” 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说，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绪，找到一个“正”字。《春秋》开篇即说“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后，春是天体运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动方式，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为（天道），而下正其所为（人事）”。那 4
么王者要有所为就当求之于天道了。天道是什么？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可是“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岂不是南辕北辙么？ 正始之意亦发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鲁隐公元年”，为何谓一为元呢？他说：“一者万物之所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是万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为首，为大。称一为元，即是说要重视开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 [5]，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与不正，就视你君心正与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阴阳调和，风雨得时，五谷丰登，民生幸福，四海来宾，若此，福物祥瑞，莫不毕至。正始是统治者自正，教化则是正民。
董仲舒认为当时“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因此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以礼。”自古以来，凡是“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更化讲革除积弊，改弦更张。圣人继乱世，应当干净彻底地扫除其残风余孽，万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来美化风纪。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反对习儒雅，禁止民间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断专横?真是“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5年便灭亡了。汉承秦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鄙薄丑恶，人民卑劣嚣顽，好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级下流到了极点！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恶习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正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无济于事。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粉饰）也。”现在汉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粪墙，不加革除，终不可救。他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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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我所了解的董仲舒
我所了解的董仲舒
李可 11级教育系小学教育专业 24号 【摘要】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儒家学者，有“汉代孔子”之称，同时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学识渊博，遍通五经，其政治才能和学术造诣颇受汉武帝的赏识，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他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
【关键词】个人简介 三年不窥园 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内容 哲学思想 历史影响 现实意义 【正文】董仲舒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他的思想体系包括了整个宇宙，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社会的人际关系到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涉及到。
一、个人简介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当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宽舒自如。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世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
出了山林。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学之路的。 汉景帝时任博士，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汉武帝即位不久，让各地荐举贤良之士，董仲舒得到荐举及重用。但是，董仲舒后来在仕途上并不顺利，主要从事讲学活动。晚年辞官居家，不问家产，一心著书立说。董仲舒的著作大部分都散失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
二、三年不窥园
一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其父董太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让孩子能歇歇，他决定在宅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他三年没有进过一次花园，甚至连一眼都没瞧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愈见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终于成为令人敬仰的儒学大师。
三、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内容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
（一）、对贤良策 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
董仲舒在应对汉武帝的贤良策问时，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提出了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等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西汉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政策。汉武帝时代，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得到巩固，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大体定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基本形成，这为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政策奠定了基础。董仲舒改造儒家学说，宣传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使儒学顺应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他认为君权受命于天，地位至高无上并且认为文化思想的“一统”有利于巩固政治上的“一统”局面。因此，他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倡导儒学，实践德政，以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巩固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政策。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教化的功效是礼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也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也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弟垄断官位的情形，使少数社会中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董仲舒的建议，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不仅促进了汉代思想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针对董仲舒的三项建议，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立五经博士、开设太学、确立察举制。
（二）、论教育的作用
董仲舒吸取了荀况的性恶论思想，认为万民的从利就好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它，就不能停止。他从这一点来强调教育的必要性，并把教育当做防止恶性发展的工具。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
“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三）论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倡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是道德准则，是相对抽象化、理想化的；“三纲”则是道德规范，是高度具体的、必须遵从的。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被后人称为“名教”，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君权、族权、夫权，再加上封建迷信的神权，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四）论德教
董仲舒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本为主，刑罚为辅，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德教是立政之本，强调以教化作为实现仁政德治手段是儒家学说的传统。对于人们理想人格的形成，大多立足于自觉的道德修养，确立重义轻利的人生理想，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在道德修养中，同时必须做到人与智的统一。
（五）论知识和教学
董仲舒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言传身教，要掌握时机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学分量和进度，要循序渐
《董仲舒简介》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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