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红高粱莫言分析
的是叙述的方式，莫 言的作品给人一种海阔天空的思维。莫言是独特的，他的作品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冲击力。真真实实的来源与生活，同时高于生活。从《天马行空》、《红高粱》、《十年一觉高梁梦》到1991年的《难以捕捉的幽灵》，从《师傅越来越幽默·后记》、《檀香刑.后记》到《丰乳肥臀》，莫言用繁复的叙述结构来表现他的作品，给人无限的空间去回想。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深深的体现了民间风格特点，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莫先生的《红高梁》张扬的个性的解放精神——敢说、敢想、敢做。他的小说既又现代人的叙事技巧，同时也具备现代人的观念。他的小说里时时体现着怪诞现象，体现了对民间大众的深情。本文阐释了莫言小说里的高密文化，包括高密文化的习俗和文化态度，又分析了他小说里的怪诞现象，最后着重分析了在小说里体现的民间性。
莫一言的作品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海阔天空的思维,气势磅礴的语言和自由跳跃的现代叙事与严肃凝重的主题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莫言的红高粱为例，谈谈你对文学形象、情感、典型、意蕴其中之一的理解 《红高粱》的叙述沿两条线展开，主线是土匪头子“我爷爷”余占鳌率领的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辅线是在这次战争发生之前发生的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
小说对题材的处理体现出对传统小说叙事的叛逆，是以追忆的姿态讲述的故事。在莫言的艺术世界里，蕴含着中国农民的生命观、历史观、乃至时空观。
《红高粱》的叙事策略和语言方式追求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小说的展开是由感觉引导，情绪推动。
小说在叙事人称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叠合在一起。在语言运用上，《红高粱》追求一种富有力度的表达，一切都服从主题的自由创造和审美快感。重视感觉，大胆运用丰富的比喻、夸张、通感等修辞手法，还有对于语言色泽的选择和气势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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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论莫言《红高粱》的艺术特色
论莫言《红高粱》的艺术特色
蒋杭恩
莫言的《红高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具有鲜明现代主义特点的“现代派”小说。小说以全新的历史观念表现抗日战争时期北方民众的斗争生活，极力渲染和歌颂存在于民众身上的那种原始生命力和像“红高粱“一样充满血性和反叛意识的民族精神。
《红高粱》曾荣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据此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红高粱》通过“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在小说中“我奶奶”“我爷爷”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为了理想信念，为了国家民族去战斗去献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驱动下，去生活、恋爱、繁殖、杀人、 越货、抗日、牺牲。他们为解放生命而活，又为解放生命而死，无“是”无“非”（在抗日这一民族大义上不含糊），敢作敢为，他们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层面上的“英雄”。 在艺术上，莫言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
一、新颖的叙事艺术
（一）民间化的历史叙事风格
纵观49年到《红高粱》以前的写实文学，从主流的矛盾式现实主义到“红色经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大多以文人的革命式热情创作，把眼光集中在主流社会问题上。而以莫言为代表的新时期作家则开创了一种新的写实方式，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显然，五四以来的“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的现实主义倾向逐渐弱化，到了莫言《红高粱》，他把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武装或民间社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刻意突现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的理想状态，把一种充沛饱满自由自在的民间情感作为作品内在的精神支撑。
《红高粱》是一种对传统刻意的丢弃。把视角从社会的主流路上拖拽到山东高密这样一个“政治中心”之外的纯民间地域。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一个抗日故事。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它的未开化的土地和自然的温床，让暴力和接近原始兽间的性爱关系成为一种可能（事实上，这种可能在中国许多地域都被作为“本应该如此”而存在）。之后的文学作品延续了这种边缘化角视野的创作倾向，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猎奇性的观众文学。但作为开创者的《红高粱》，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一个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民间故事，它丢弃了传统文人对政治的关注和爱国情结的张扬。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最终走向了对十七年、文革文学的反叛或者说纠正。《红高粱》里没有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莫言没有安排表面上善恶分明的人物，没有因为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要打仗而宣传爱国主义。人们大多是为了生存才抗争，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民族大义”。另外，《红高粱》里“父老乡亲们”也不见了传统人物形象里的绝对善恶之分，“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余占鳌是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他的性格是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
50-70 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我奶奶”具温热、丰腴、泼辣、果断，充满真正劳动人女人的美。她在临死前对天呼喊：“天赐我人情，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辐，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正是建立在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
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莫言将自己摆在家乡高密的那片高粱地里，他不肯冷静，也不需要冷静，在文学的天地里，将他那巨大的画笔，蘸上血红的颜料，大笔挥就。一片片红高粱是背景，我奶奶，我爷爷，我，罗汉大叔，父老乡亲，甚至鬼子们，他们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在红高粱的浸染里，渗入了与人性有关的东西。
（二）、丰富的人称和时空交错的多重叙述视角的运用，
莫言说：“《红高粱》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原因就在于他有那么一点独创性，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而《红高粱》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就是第一人称视角，写到“我”的时候也是第一人称，一些到“我奶奶”，就跳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所有的内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的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很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是个创新。”[2]
《红高粱》设置了多重叙述视角，创造穿越时代，过去的历史时空结构围绕1939年故乡高密东北乡这场抗日战争所发生的一些故事，想像力量在这里有了充分的展示。它能突破了线性的情节结构，随着空间的转换而调动，不仅战斗历程被剪成了拼贴的碎片，而且创造了故事正在进行的场面穿行的效果。像《红高粱》穿梭于战斗打响，罗汉大爷被捕以及逃离、奶奶出家、爷爷到烧酒坊当伙计等故事中。与以前的“红色经典”作品中的战争历史叙事却完全不同，它并没有把抗战的历史作为重心，而是借助这段历史，表现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家族祖辈的生存状态，展现最本真的美好人性，充满了对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的颂扬主题。 《红高粱》突破了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叙事的规范，作品在视觉上，突破了传统战争历史小说普遍采用的全知的，带有战争性质判定性的叙事视觉，而是虚构了具有“亲缘”关系的叙述者——“我”和“我的父亲”豆官。建立了双重的叙事视觉。这样的视觉形成了多声部的叙述效果，使故事在“亲历”、“记录”与“评述”之间穿行。作品不断的由“我父亲”构建的叙事时空跳入爷爷奶奶心理的直接叙说，并不时的跳出“我”的评头论足，形成了现实与过去的对话。
《红高粱》中交织了两个故事。第一：是余占鳌与戴凤莲、二奶奶的风流韵
事。第二是高密东北乡土匪活动以及任副官，刘罗汉的故事。小说以二事件为主线，并通过“我”自己对家族先辈的传奇回忆串联起来。由于采用了回忆的叙事角度，叙述人突破了第一人称“我”叙事极限，获得全知全能的效果。这是小说的一个特点。同时小说采用时空交错的叙述模式，用心理时空来写现实，让读者随着“我”的“心理时间”一起去感受。这种叙事方法是在对读者传统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行肢解。这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为了更自如地反映深刻的心理状态，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读者更深入地潜入人物的灵魂，在文艺作品结构上，通常就故意打乱时间顺序，使情节颠倒、跳跃??使好端端的传统故事变得面目全非，使明白晓畅的情节变得陌生。俄国批评家施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长度??”《红高梁》的叙事手法遭到了众多非议，但非议者却在阅读习惯的揉搓中得到了心灵的洗涤，让读者在心灵的冲击中去思考人，去思考生命、自由、幸福的真正含义。
运用超越时空的叙述方式，既能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自由的刻画，又能造成悬念。陌生化的语言艺术
(三)语言的陌生化
语言主要是为了达到沟通交流、传达信息的目的。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普通语言是日常的，司空见惯的，平庸呆滞而且是毫无生气的，而语言经过‘陌生化’后则会变得奇异，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充满活力。“对于作者而言，语言的陌生化是一种艺术手段，通过语言的陌生化使自己的作品为大众所欣赏。对于读者而言，语言的陌生华是能唤起他们对作品的兴趣，克服审美疲劳。莫言《红高梁》的陌生化也表现在语言方面。
1、比喻、拟人修辞
比喻是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手法，莫言在《红高梁》中大量运用了比喻，而且他的比喻不落俗异诡谲，使小说语言形象生动、产生陌生化效果。
例如：“石桥伏在水面上，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枪声沉沉，像雨夜中阴沉的狗叫。”“过去的一切，像一颗颗香气馥的果子，箭矢般坠落在地。”作者把证和承受日体人暴行的石桥比作初愈的病人，把预示流血和死亡的枪声比阴沉可怕的狗中，把“奶奶”丰富充实的三十年过去生活比喻成香气馥郁的果子是选取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和事物作为喻体切合了小说的环境和人物道理，虽然
并不十分高雅美好，但却收获了一种丰富可感的美。
“马骡驴粪像干的苹果，牛粪像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像震落的豆。”将动物的排泄物与人类的食物相联系，作者在这里有意识地将丑的事情美化，拉大了语言内在的空间距离，造成一种语言的阻抗性，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刺激。
“躯干上的皮被剥了，肉跳，肉蹦，像只褪皮后的大青蛙。”作者用冷静的笔调叙述罗汉大爷被活剥皮后的情状，运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不着一个“惨”字，却把罗汉大爷的惨状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红高梁》中，拟人修辞手法的运用也是体现陌生化效果的重要途径。如“高梁高密辉煌，高梁淒婉可人，高梁爱情激荡”“遍地高梁肃然默立”“高梁尸横遍野”“高梁的茎叶在雾中嵫嵫乱叫”“高梁嚓嚓啦啦地财财幽怨鸣声”“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梁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在莫言笔下，高梁是活生生的灵物。他们和人一样拥有肉体和情感，它们对日体人蹂躏高密东北乡民感同身受，它们与乡人民一样仇视日本侵略者。
又如“被篷布上，漏出几颗鬼鬼崇崇的星辰”星辰是没有生命的，更不可能鬼鬼崇崇，作者这样写既给读者创作一种新奇的审美感受，又充分表现出汉大爷意欲逃出的紧张心理。
2、词语超常搭配
《红高梁》中莫言遣词用字常常打破传统的固定搭配模式，超常的搭配往往能带来惊奇的阅读享受，产生陌生化的效果。
例如：“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以形容植物的词形容人的形态生动地表现出奶奶的娇艳欲滴和青春貌美，陌生化的语言给人出乎意外感受，达到了意料之处情理之中的审美的效果。
“大爷双耳一去，整个头部变得非常简洁。”“简洁”一词本指说话或行文简明扼要，这里用来形容罗汉大爷被割去双耳的头部，令人觉得突兀，同时也让人深刻感受到日本人的残忍。
“奶奶的血把父亲的手染红了，又染绿了，奶奶洁白的胸脯被自己的血染绿了，又染红了。”人血本是红色的为何却能“染绿”呢？这样的搭配能给人新奇之感，但新奇之余又可体会到词语背后的含义，绿色是高梁茎叶的颜色。“奶奶”是吃着高梁炏喝着高粱酒长大的，人血液里自然会有高粱的精神了。
篇三：简评莫言《红高粱》
不一样的“红高粱”
——读莫言《红高粱》
莫言的很多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在写作中描写了他的青春往事以及故乡的情景，这在他1987年发表的《红高粱家族》中尤为明显。所以，在《红高粱家族》中，我选取了《红高粱》作为品读的作品。 《红高粱》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我”叙述的方式，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我觉得“红高粱”，是一种生命意识的总体象征，是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奶奶”，是一个被父亲卖给一个麻风病人的苦命旧时代女人，但是，与一般旧时代女人所不同的是，“我奶奶”不甘愿就这样接受事实，而是向父亲反抗，虽然最终还是上了麻风病人的花轿，但是“我奶奶”敢于与轿夫余占鳌相爱，敢于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后来丈夫死了，“我奶奶”作为一个新媳妇，勇敢的接受了现实，毅然撑起了整个酿酒厂。后来与余占鳌，也就是“我爷爷”生下了“我爸爸”。9年后，日军强迫村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并将罗汉大爷剥皮示众。余占鳌带领乡人报复日军，乡人们全死了。痴呆的余占鳌，站在女店主的尸体旁，放声高歌??
在文坛上，写抗日战争的作品数不胜数，但是莫言的《红高粱》，与其他小说不同的一点是，在叙事人称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叠合在一起。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些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所有的内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在语言运用上，《红高粱》追求一种富有力度的表达，一切都服从主题的自由创造和审美快感。重视感觉，大胆运用丰富的比喻、夸张、通感，还有对于语言色泽的选择和气势的营造。
《红高粱》塑造了“我奶奶”这样一个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不仅具有当时一般女性所具有的吃苦耐劳的品格，她还具有独特的浪漫精神。余占鳌——“我爷爷”，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在战争这一环境下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高粱地里的土匪头子，他又是名满天下的抗日英雄，在战争来临后，他可以给他不屑一顾的八路军队伍好的作战武器，他可以暂时抛开个人恩怨和黑眼联合抗日。戴凤莲——“我奶奶”，因为余占鳌与恋儿私下里野合，而对恋儿充满恨意，但当恋儿被没有人性的日军蹂躏后，她不是暗喜，而是悲痛。莫言《红高粱》里鲜活的人物性格不止这两个，他们都具有独特的性格。
莫言的《红高粱》之所以这么出名，是因为这部小说刚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感想、敢做。这正是当时老百姓所需要的一种东西。莫言写作的一个心态是“作为老百姓写作”，我觉得，在这样的心态下，才有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那种悲凉，那种感受，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是触及了他心中最疼痛的地方的。所以我觉得，作家在写作时，就应该把自己当做一个切切实实的老百姓，就是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这样才能真正写出老百姓心中真正的感受和需要。
《莫言小说红高粱》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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