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学者必看 中国社会科学 资深编辑 感言
回眸我们走过的这一年——一个编辑眼中的创新工程
2011年12月29日
2011年即将过去。这一年，因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注定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众所周知，全球化背景下迅猛发展的网络技术及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深刻地改变了学术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对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加剧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类学术期刊的激烈竞争。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潜在的危机和巨大的压力；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实施，则给杂志社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绝好机遇。能否抓住以及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找到走出危机、应对挑战的新路径，进而搏出一片新天地，是我们不得不深长思之的大问题。
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杂志社领导班子不失时机地抓住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报》和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这两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带领我们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短短两年，杂志社便以崭新面貌出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舞台上。年终盘点，2011 年杂志社编辑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概括如下。
（一）大部制下的梯队式编辑团队。为了适应杂志社由单纯办刊到既办刊又办报的重大转型，根据创新工程管理体制机制优化的要求，2011 年初杂志社对原有的期刊编辑室和报纸理论部、副刊部进行改革，整合编辑力量，成立了马克思主义部、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部、史学部、国际一部、国际二部等大部。每个部有若干学科，每个学科设有一个学科带头人，组成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编辑骨干为重点，年轻编辑为后备力量的梯队式编辑团队。
学科带头人负责该学科的编辑工作和队伍建设，部主任、副主任负责该部各学科编辑团队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目前，各大部正积极网罗人才，补充骨干力量，逐步完善大部制下的梯队式编辑团队。
（二）报刊一体化的立体运作机制。大部制以前，由于体制机制上的制约，期刊编辑与报纸编辑分属期刊编辑部和报纸编辑部，编辑力量的布局不合理且协调成本高，难以真正实现“报刊编辑工作一体化”。大部制的确立，从体制上保证了报纸和期刊编辑工作的一体化。期刊编辑全面参与报纸学科版的编辑工作，提高了报纸的学术质量。与阶梯式编辑团队相对应，大部制实行立体运作机制，“一报六刊”相应学科的版面和栏目的编辑工作由该学科负责人统筹安排，学科内部的编辑工作各有侧重，但分工不分家。
（三）编、审分离的审稿、编辑制度。杂志社实行三审加外审、终审的审稿制和责任编辑制。实施创新工程后，为了进一步保证《中国社会科学报》改周三刊、《中国社会科学》改月刊后的稿件质量，在原有的审稿制度基础上，将编辑与审稿工作分离，增设责任编审环节。责任编辑对稿件负有编辑责任，责任编审对稿件负有编审责任。通常由学科带头人担任该学科的责任编审工作。
（四）“三位一体”的编辑定位。实施创新工程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建设队伍。高翔总编辑提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编辑应以编辑家、学问家和社会活动家“三位一体”为目标定位；通过编辑的常规培训、编辑骨干培训，以及改革后的课题申报制（由过去单一的编辑个人申报改为个人申报与编辑团队申报并存）等方式，帮助年轻编辑了解国情，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学术判断力，熟悉编辑业务，建立一支符合“三位一体”定位的编辑队伍。
（五）由大转小的学术组织方式。按照创新工程的要求，为了确保《中国社会科学报》改周三刊、《中国社会科学》改月刊后，学术质量不下滑，并便于培育优质稿件，我们改变了学术组织方式，开始由大型的学术论坛转向小型学术专题研讨会。通过高水平的小型专题研讨会，发现有潜力的作者，培育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六）以聘用制为主的用人制度。创新工程最重要的改革创新是用人制度的创新。杂志社进入创新工程的聘用制人员占了2/3。以哲社部为例，8个学科共有编辑18人，其中体制内编辑7人，聘用制编辑11人。进入创新工程的编辑8人，其中体制内编辑3人，聘用制编辑5人。随着创新工程的实施，聘用制渐渐得到更多认同。
岁末之时，回眸我们走过的这一年，我们欣喜地发现杂志社又登上了一座山峰，而这一切皆因实施了创新工程。毫无疑问，我们是创新工程的实施者，也是创新工程的受益者。创新工程的实施为我们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为我们有尊严地与学者进行平等对话提供了资金保证；杂志社也从边缘成为社科院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中心。然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要继续做大做强，《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学术大报大刊，还需要我们每一位编辑都把它们作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倾注我们全部的心血、智慧和勇气。
正如王伟光常务副院长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投入，但不能只是投入。也正如高翔总编辑所告诫的：我们的收入增加了，地位提高了，但每一位进入创新工程的人都要扪心自问，我对得起这个岗位吗？我们要常常以此为诫勉，认真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
社会科学》在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历史使命，清醒认识自己在创新工程中的岗位职责。在新的一年里，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杂志社领导班子将率领我们再接再厉，共同攀登下一个高峰。我们有理由相信：杂志社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全国政协委员）
篇二：中国社会科学注释范例
《中国社会科学》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
为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社期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原有引文注释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制定新的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和《历史研究》。
一、 注释体例及标注位置
文献引证方式采用注释体例。
注释放置于当页下（脚注）。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标识，每页单独排序。正文中的注释序号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有时候也可能是词或词组)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后。
二 、注释的标注格式
（一）非连续出版物
1．著作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
引用翻译著作时，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
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应使用最新版本。
示例：
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第43页。
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3页。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1-12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9页。 佚名：《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五十七种》上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第56页。
狄葆贤：《平等阁笔记》，上海：有正书局，[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2．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相同时，可省去文集责任者。
示例：
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47-266页。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3.著作、文集的序言、引论、前言、后记
（1）序言、前言作者与著作、文集责任者相同。
示例：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1页。
（2）序言有单独的标题，可作为析出文献来标注。
示例：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页。
黄仁宇：《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
（3）责任者层次关系复杂时，可以通过叙述表明对序言的引证。为了表述紧凑和语气连贯，责任者与文献题名之间的冒号可省去，出版信息可括注起来。
示例：
见戴逸为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王灿炽纂《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所作的序，第2页。
4.古籍
（1）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版本、页码。 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下同。页码应注明a、b面。
示例：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3，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9页a。
（2）点校本、整理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整理本”。
示例：
毛祥麟：《墨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3）影印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影印本”。为便于读者查找，缩印的古籍，引用页码还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示例：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5，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上册，第461页下栏。 《太平御览》卷690《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册，第3080页下栏。
（4）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次／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版本或出版信息／页码。
示例：
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丈书》，《续问辨牍》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子部，第88册，第73页。
（5）地方志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示例：
乾隆《嘉定县志》卷12《风俗》，第7页b。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疆域》，第10页b。
万历《广东通志》卷15《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42册,第367页。
（6）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示例：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33页。
《方苞集》卷6《答程夔州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上册，第166页。
（7）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示例：
《清德宗实录》卷435，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册，第727页。
(二)连续出版物
1.期刊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 。
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也可括注出版地点，附于刊名后，以示区别；同一种期刊有两个以上的版别时，引用时须注明版别。
示例：
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汪疑今：《江苏的小农及其副业》，《中国经济》第4卷第6期，1936年6月15日。 魏丽英：《论近代西北人口波动的主要原因》，《社会科学》（兰州）1990年第6期。 费成康：《葡萄牙人如何进入澳门问题辨证》，《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9期。 董一沙：《回忆父亲董希文》，《传记文学》（北京）2001年第3期。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黄义豪：《评黄龟年四劾秦桧》，《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3期。
苏振芳：《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学思考》，《福建论坛》 （经济社会版）1996年第3期。
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 倪素香：《德育学科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探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报纸
标注顺序:责任者/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版次。
早期中文报纸无版次，可标识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选注项）。同名报纸应标示出版地点以示区别。
示例：
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
伤心人（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第69册，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1页。
《四川会议厅暂行章程》，《广益丛报》第8年第19期，1910年9月3日，“新章”，第1—2页。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外交部电》，《民国日报》（上海）1925年8月14日，第4版。 《西南中委反对在宁召开五全会》，《民国日报》（广州）1933年8月11日，第1张第4版。
（三）未刊文献
1.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标题/论文性质/地点或学校/文献形成时间/页码。
示例：
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67页。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天津，2000年6月，第9页。
2.手稿、档案文献
标注顺序:文献标题/文献形成时间/卷宗号或其他编号/藏所。
示例：
《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年9月15日，北洋档案1011-59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1950年7月，李劼人档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藏。
（四）转引文献
无法直接引用的文献，转引自他人著作时，须标明。标注顺序：责任者／原文献题名／原文献版本信息／原页码（或卷期）／转引文献责任者／转引文献题名／版本信息／页码。 示例：
篇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
2015《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呈现六大阶段性转折
【核心观点】
中国社会呈现六大阶段性转折：第一，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近两年来，我国逆城镇化的种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预示着一种新趋势到来。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可能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第三，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收入差距态势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第四，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会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第五，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第六，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2015年社会蓝皮书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新形势下的社会发展为主题，认为在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应当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提升，从以往较多注重数量增长转向较多注重质量提升。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现在都进入了更加注重质量的时代。注重发展质量导向的形成，首先需要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和政策——制度体系的相应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调结构、稳增长、提质量的“新常态”发展目标。调结构，不仅指调经济结构，而且包括调社会结构，如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稳增长，不仅要稳定经济增长，而且要稳定就业增长、社会建设发展投入增长、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和待遇水平提升（尤其是农民工社保覆盖面和待遇水平）、社会治理结构完善等。这些结构性的变化，是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必需，也是进一步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从而凝聚人心的必需。
专家阐述，“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呈现如下六大阶段性转折：
第一，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从一个农民大国进入一个以城镇人口为主体的社会，但基本上还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和郊区化这两个阶段上运行。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近两年来，我国逆城镇化的种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的到来，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却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也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来解决城镇化问题。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
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这一方面说明，政府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就业弹性较大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另一方面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可能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从理论上测算的结论是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但出于农村劳动力普遍老龄化和年龄匹配原因，他们已难以转移成有效的工业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就业政策选择必须高度关注这一新的变化趋势。
第三，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自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近10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只有中国和巴西出现了转折，巴西已连续10年基尼系数持续下降。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第四，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而第二产业比重为43.9%，第一产业比重为10.0%。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而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结构阶段。所谓“白领时代”，即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我国在这个阶段也会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新议题，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会产生一个庞大的“小康大众”，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 第五，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根据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8.5%，拉动GDP增长3.6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到来。
第六，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我国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专家说，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值得重视。专家分析，2014年前三季度，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2.4%，而全部税收的同比增幅为7.4%，前者比后者高出5个百分点。另外，2014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名义增长率约为8.6%，比同期个人所得税增幅低了3.8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财政部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使得工资薪金及劳动报酬所得税增长。但是，2014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既低于国内
生产总值的增幅，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幅，可见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仍然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专家指出，劳动争议仍然是社会矛盾冲突数量最多的一个方面，网络舆情问题成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大挑战。据统计，前三个季度，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52.2万件，涉及劳动者72.1万人，同比分别增长5.6%和11.1%，共审结48.7万件，同比增长3.7%。由各种劳动争议引发的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数量也有较大增长，事件焦点主要涉及工资（讨薪）、企业裁员和经济补偿、出租车运营争议、职工保险福利争议等问题。社会舆情对各种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继续增强，对各级地方政府、涉事部门以及相关企业形成了较大的社会舆情压力。交通、教育和医疗卫生部门也是舆情热点事件的高发区。另外，网络舆情本身也成为社会矛盾问题的发生场域。网络舆情问题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大挑战。
解读2014《社会蓝皮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贫富分化”取代了物价、房价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居民收入、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大学生就业等社会热点问题均有所涉及。本版特摘选与人口有关的内容为读者进行解读。
农村家庭本科生就业最难 失业率达30%
对于2013年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教育部官方尚未公布权威数字，那么，这个“史上最难就业季”到底有多难？《社会蓝皮书》公布了一组基于12所高校1678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好于人们预测”。
调查显示，在毕业两个月之后，接受调查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为82.4%，失业率为17.6%，其中，来自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困难群体。
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院李春玲负责撰写《社会蓝皮书》中的《“最难就业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她说，经分析发现，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最高，达到91.9%，比重点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还高11.4%。
不过，高职院校毕业生虽然就业率较高，但2237元的平均初职月薪，远低于重点本科毕业生的4497元(税后)，以及普通本科毕业生的3237元。
李春玲表示，如果分析毕业生城乡来源，就会发现，农村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成为就业最困难的群体。蓝皮书指出，通常人们认为，理工科毕业生比文科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但调查数据显示，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重点本科院校，而对于普通本科毕业生而言，文科毕业生82.1%的就业率反而明显高于理工科毕业生的71.6%。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表示，“最难就业季”说法并不科学，2013年大学生就业基本稳定。《社会蓝皮书》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得到初步缓解的同时，其就业后的失业问题逐渐突出。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亿人
《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迎来了人口转型的拐点，人口红利将进入逐渐收缩时期。未来若干年里，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波动中趋于下降，出现负增长趋势，人口老龄化开始加速，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亿人。
老年人口总量的上升，也带来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数量的迅速攀升。现在“失能老人”的总数已经超过3700万人，估计到2015年将接近4000万人。
在人口老化速度逐渐加快的过程中，整个社会高度关注退休与养老问题。对于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甚至对于整个白领职业群体而言，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容易被接受；但对于蓝领工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从事建筑、纺织、煤炭、清洁、生产组装等重体力劳动的职工来说，延迟退休年龄是难以接受的。国家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配置，要把握好职业群体的差别和渐进推行的步骤。
调查显示，42%的城市居民认为政府是居民养老最应该依靠的对象，其次才是子女或其他晚辈。但不同城市居民的观念差别较大，以北京、深圳为首的8个城市居民认为子女或其他晚辈是养老最大的依靠对象，以上海、广州为首的12个城市则认为养老最大的依靠对象是政府。城市生活费用致企业招农民工会更难
据《社会蓝皮书》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介绍，在2013年前五位最受关注社会问题中，贫富分化问题关注度首次升至第一，关注率达到38.6%。房价问题的关注程度则已连续4年排在第二。反腐败和社会稳定的受关注程度也有所提升。《社会蓝皮书》指出，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较2010年有所提高，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较为明显。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家庭收入两极分化现象依然较为严重。“2012年城乡居民高收入家庭(最高20%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为43797.5元，而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为1587.7元，两极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差20多倍。”
《社会蓝皮书》指出，伴随新建住房和二手房价格的上升，城市的房租价格也日趋攀升。农民工增长的收入，也因为房租的上升、粮食价格的上升以及蔬菜水果类价格的上升而显得微不足道或难以承受城市生活费用之重。这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极其不利，估计2014年春节后企业招工会更加困难。
由激烈竞争衍生出的另一个副产品是“拼爹”。调查显示，民众普遍认为，人脉关系、权力地位是决定一个人成败的重要因素，只有7.5%的人坚持认为个人努力是决定成功的主要因素。这一比例还不及民众对机遇(12.6%)、运气(7.7%)和命运(7.7%)等不确定因素的期望值高。 家庭背景对体制内就业影响明显个人能力对月薪水平影响明显
《社会蓝皮书》指出，激烈的就业竞争衍生出一个副产品——“拼爹”现象在大学生就业中显而易见。对于“拼爹”与“拼学”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社会蓝皮书》的结论是：想要进入体制内就业，“拼爹”是有帮助的；想要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个人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背景与学业成绩和能力对于能否找到工作没
有明显的影响，但对于能否进入体制内就业和能否获得较高月薪则有影响。对于“能否进入体制内就业”，父亲职业具有显著影响：出生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可能性大于个体户、工人和农民子弟。
初职月薪水平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显示完全不同结果，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弱化，父亲职业地位较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毕业生月薪水平低于出生于个体户和工人家庭的毕业生。学业能力对初职月薪水平的影响十分明显，外语水平、兼职和实习经历以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都有助于提高初职月薪。
在当今中国社会，家庭的经济资本对于下一代的教育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的积极影响远没有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那么大，这导致一些“富二代”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竞争中成为失败者而只能“啃老”。学业成绩不能有效提升个人就业竞争力的现象也值得关注，它表明大学教育所传授的知识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有所脱节。
城乡居民对结果公平持分歧意见
《社会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人们的个人发展空间因改革而得到拓展，改革使每一个人通过努力获得成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加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中平等、公正状况的负面评价。因此，肯定起点公平，否定过程公平，对结果公平持分歧意见就成为目前城乡居民公平感的主要特点。
肯定起点公平。公众对于目前个人在社会中所获得的自由发展空间表示认可。在2008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当问及是否同意“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孩子与其他人的孩子一样，都能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时，有63.3%的人表示很同意或比较同意；而在2011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上升到72.7%；在2013年的调查中也有70%的人同意这一看法。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个人发展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
否定过程公平。公众认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公平现象。在2013年的调查中，67.8%的人同意“很多老板都是靠政府官员的帮助才发财的”这一观点，认为一些人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官商勾结获得了不正当收益。
对结果公平持分歧意见。由于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扩展与个人在发展过程中不公平现象的存在，人们对结果公平的看法出现分歧。在2013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当问及是否同意“现在有的人挣的钱多，有的人挣的少，但这是公平的”时，52.9%的人表示同意，也有43.1%的表示不同意。这表现出人们对结果公平的意见有分歧。 我国城镇化水平2018年将达60%
《社会蓝皮书》称，即使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下，由于城镇化的推动，我国GDP每增长1%，就会在城镇新创造130万个至170万个就业岗位。从最近几年看，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有逐渐增加的趋势，2012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达到1266万个。
《社会蓝皮书》表示，我国城镇化已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到2013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超过54%，按目前的城镇化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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