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下的《山月记》和相似文学作品的对比与其意义 本文关键词：文学作品，意义，山月，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下的《山月记》和相似文学作品的对比与其意义 本文简介：摘要：《山月记》是日本近代作家中岛敦的代表作，虽取材于中国唐传奇《人虎传》，但其主题变身以及自我告白式手法等创作方面也有近代西方文学的影子。本文以《山月记》为研究对象，首先考证该作品与《人虎传》《变形记》《化身博士》《变身狐狸的夫人》四部作品的创作关联，其次比较分析五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变身原因、过程、
世界文学下的《山月记》和相似文学作品的对比与其意义 本文内容：
摘要：《山月记》是日本近代作家中岛敦的代表作， 虽取材于中国唐传奇《人虎传》， 但其主题变身以及自我告白式手法等创作方面也有近代西方文学的影子。本文以《山月记》为研究对象， 首先考证该作品与《人虎传》《变形记》《化身博士》《变身狐狸的夫人》四部作品的创作关联， 其次比较分析五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变身原因、过程、结果， 指出其创作中的世界文学背景， 以及近现代日本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文学“野心”.关键词：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山月记； “变身”文学；
Studying the Japanese Novel Sangetsuk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orld Literature
Abstract:Sangetsuki is one of the best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Japanese modern writer Nakajima Atsushi. Although the model in the writing of Sangetsuki is the Tang dynasty story Renhuzhuan, the theme of transformation and self-confessional narratives and so forth also show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modern literature. Taking Sangetsuki as a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compares it with Renhuzhuan, Metamorphosis,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and Lady into Fox, and assess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works by analyzing the reasons,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 transformations depicted.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background of world literature within Sangetsuki and the purpose of finding world literature in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Keyword: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angetsuki; transformation literature;
引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大正末昭和初期） , 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在日本得到大力推广， 自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近代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文学方面亦是出现近代化、西洋化倾向， 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日本， 日本作家将文学创作范本的选择视野由本国、中国等东方的古典文学， 扩展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学作品， 像尾崎红叶《裸体》 （取材于法国作家左拉《杰作》） 、芥川龙之介《蜘蛛之丝》 （取材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等。其中， 日本近代文学实存主义作家中岛敦的文学创作受东西方文学影响， 可以说是日本文学“近代化”的典型代表。首先， 其祖父中岛抚山、叔祖父中岛荣之甫曾为日本儒学家龟田鹏斎门下五杰， 叔父中岛靖、中岛端藏、中岛竦、父亲中岛田人或开办儒学私塾， 或为汉字教员， 皆从事与汉学有关的学习研究。受家学影响， 中岛敦的代表作品《山月记》《李陵》《弟子》等， 都取材于中国古典；西方文学方面， 中岛敦曾在横滨女子高校担任国文和英语教员， 读过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全集的英译本， 并和朋友一起翻译过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英格兰作家赫胥黎的《帕斯卡尔》《斯宾诺莎的虫子》等作品， 并自学拉丁语、希腊语。在此背景下， 其创作的长篇小说《光与风与梦》以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Vailima Letters为范本， 刻画了作家在南洋萨摩亚群岛休养期间与岛上居民一起为自由而斗争的晚年生活。另外， 和歌辑录《遍历》， 中岛敦用日本传统的和歌形式表达了对古今中外、世界各国五十余位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等的仰慕憧憬之情。可以说， 中岛敦深谙东西方文学艺术， 因此， 其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文学背景不可忽视。
本文以中岛敦的代表作《山月记》为考察对象， 从比较文学的视点来探究其创作中世界文学作品的影响因素。中日学界关于该作品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 中国学界方面， 学者郭来舜 （1986） 、高晓华 （1994） 从比较文学角度探讨其创作与唐传奇《人虎传》， 或是卡夫卡《变形记》、井上靖《狼灾记》等作品在题材、手法、自我表现等主题上的异同；李俄宪 （2004） 、郭勇 （2004） 等学者从文本分析角度来探讨作品的主题与内在意义， 如性格影响命运、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此外， 冯裕智 （2012） 对《山月记》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了综述。由于《山月记》自1950年起至今， 一直入选日本高中国语课本， 所以日本学界的研究方向主要为作品研究 （胜又浩、山内洋， 2001） 与教材研究 （佐野干， 2013） .作品研究中， 以比较文学视点考察研究成果显着， 主要包括范本《人虎传》 （山敷和男， 1960） 、卡夫卡《变形记》 （西谷博之， 1980） 、日本能与谣曲 （武田智孝， 2003） 等。
梳理学界研究现状可以发现， 对《山月记》的关注除了存在的不安、自我意识等主题探讨之外， 从比较文学视点进行论述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山月记》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 其身上具备中国唐传奇《人虎传》的范本印记， 更有《变形记》《化身博士》《变身狐狸的夫人》等西方近代小说的影子。可以说其创作深受世界文学影响。但在目前的《山月记》相关研究中， 还未发现将所有作品进行平行比较的研究。王向远教授 （1998） 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指出， 要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上， 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清理中日现代文学的表层与潜在的联系， 在研究方法上， 要以重原典材料和科学实证的“影响-接受”研究 （关系研究） 为基础， 把影响-接受研究与平行研究 （比较阐发） 结合起来[1].受此观点启发， 本文将《山月记》与以上四篇作品进行平行对比， 首先以文献考证为重点， 揭示《山月记》与其他作品的创作关联， 其次， 从变身原因、变身过程、变身结果三个角度进行考察， 探究中岛敦《山月记》的世界文学意义。
1、《山月记》与《人虎传》《变形记》等四部作品的创作关联
关于《山月记》范本的讨论， 中日学界普遍认为唐朝李景亮所作《人虎传》即为中岛敦所用的创作底本。笔者亦撰文讨论《山月记》范本问题， 指出无论从行文内容、文中七言律诗的引用， 还是中岛与友人冰上英广通信内容等文献资料来判断， 《人虎传》为其范本乃不争之实[2].
比较文学研究视点下， 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仅次于《人虎传》来做比较文学考察的作品， 主要原因在于二者主题上相似， 均为人变动物的“变身”文学作品。但这仅仅是基于主题相似性的考察， 并未有对二者创作相关性的文献考证。对此， 笔者对中岛文学作品以及《中岛敦藏书目录》 （田锅幸信， 1986） 进行了全面梳理， 通过考察可以推断中岛敦在创作中受过《变形记》的影响。例如， 中岛在早期作品《狼疾记》中， 有提及卡夫卡及其作品， 内容如下：
最近在读一位男性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说， 名为《地洞》。说是一部小说， 但内容极为奇妙。主人公“我”应是鼹鼠或鼬一类的动物， 但到作品结束作者也没有给出明示。 （中略） 通过描写栖居在地洞中小动物的恐慌和不安， 展现了一种类似热病患者梦魇的氛围。这位作者一直写这种奇怪的小说， 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总有一种像在梦中被不可名状的物体吓到的感觉。[3]
卡夫卡的小说《地洞》原题为Dad Bau, 发表于1931年。1933年， E·谬阿将其英译为The Burrow.该作品收录在《中岛敦藏书目录》卡夫卡选集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nd Other Stories中， 在该藏书目录中， 还列有中岛敦所译卡夫卡格言集Reflections on Sin, Pain, Hope, and the True Way.另据佐佐木充编《中岛敦年谱》 （1968） 记载， 1933年中岛敦读过卡夫卡的英译本， 而且中岛敦在自己的创作笔记中， 把卡夫卡与拜伦、斯蒂文森以及夏目漱石、森鸥外等列为自己敬爱的作家[4].由此可见， 中岛敦对卡夫卡的关注较早， 且全面、深刻。
另外， 《变形记》虽然没有出现在《中岛敦藏书目录》之列， 但当时日本已有关于该作品的研究论文。论文作者冈村弘为当时东京帝国大学德文专业学生， 冈村认为《变形记》中， “小市民阶层的不安、疲于生活的叹息等痛苦都似乎可以真切感受到， 在这种细腻的现实描写中， 作者巧妙且自然地嵌入人变虫这一极具非现实、空想的情节。儿子变成虫子匍匐于墙壁之上， 而另一侧的房间内， 父亲对着所剩无几的银行存折发出了叹息。荒唐无稽与日常琐碎的描写被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5], 这种现实与虚幻的结合正是卡夫卡文学的主基调之一。该论文发表于1932年， 当时中岛敦直升进入同校就读日本文学专业研究生。作为关注卡夫卡的文学爱好者中岛敦， 也应同时期关注了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据此可推断， 熟知并推崇卡夫卡的中岛敦至少在大学阶段就已经接触过《变形记》。
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在上述藏书目录中已有收录， 另外中岛敦根据斯蒂文森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光与风与梦》， 因此《化身博士》对《山月记》的影响关系不证自明。对于英国作家格内特的《变身狐狸的夫人》， 据郡司胜义编着的中岛敦年谱可知， 中岛敦自1935年开始爱读格内特作品， 包括《变身狐狸的夫人》《进入动物园的男人》[6].学界虽然对《化身博士》《变身狐狸的夫人》与《山月记》的创作影响关注不多， 但通过考察可得知， 它们与《山月记》创作关联密切， 因此有必要作为比较考察对象来进行解读研究。
2、《山月记》与其余四部作品的影响关系
通过上述考证， 可发现《山月记》在创作过程中受上述四部作品的影响较大。以下从变身原因、变身过程、变身结果三个方面， 对四部作品与《山月记》的影响关系进行考察。
2.1 变身原因
首先， 五部作品从主题上看， 皆为“变身”文学作品。但关于主人公变身原因的陈述却大相径庭。根据原文， 我们可以将其归纳如表1所示。
表1所述， 对于主人公的变身原因， 五部作品多少都有涉及。其按性质大致可分为三种， 其一为宿命等不可抗因素。《山月记》中对宿命这一变身原因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存在的不安， 即作为生物在世界上生存的不可解理由之一。由于中岛敦的深刻剖析、详细解读， 加之变身为虎的离奇情节， 让这一弥漫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不安”更加形象具体化， 也引发了更多为形而上所苦恼的知识分子的共鸣。同时， 这种关注与深刻解读让《山月记》对范本的继承在思想上得到了深化。相对于《山月记》， 同持宿命论观点的《变身狐狸的夫人》在变身原因的处理上稍显简略， 仅仅提及主人公姓氏为Fox, 并且受过狐狸血的洗礼， 所以暗含变身为狐的原因在此。这一简单的处理方式， 让作品的中心偏离了对变身原因的追究， 与《山月记》的存在的不安这一宿命论探讨， 表面相同内涵相异。
其二为性格论。中岛敦在《山月记》中虽然把变身原因首先归结为宿命， 但其后从自身性格方面进行了剖析。狷狂自大、不肯与师友朋辈切磋等性格、心理描写和范本《人虎传》一脉相承， 且剖析更为深刻详细。《山月记》主人公--化身为虎的诗人李徵认为这一切行为表现皆源自自己“胆小的自尊心和狂妄的羞耻心”, 且认定这样的性格就像是一头住在自己心中的猛兽--虎。对性格的深刻剖析与存在的不安同样发人深省。这样的性格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自视甚高， 不愿对作品切磋琢磨。
在性格论方面， 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也是代表。主人公杰基尔博士的变身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双重性格， 或者说是性格分裂导致。对内心“恶”的纵容让其逐渐发展、壮大， 最终其内心之“善”也无法控制“恶”, 只能选择自杀， 来让躯体消亡， 从而战胜这愈来愈强大的“恶”.
该作品中的性格论是近代精神分析学发展的产物， 其代表学者为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提出心理可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即遗传下来的动物性本能， 其目标是毫不掩饰地满足生物欲望， 内部充满了非理性、反社会和破坏性的冲动， 遵循快乐原则， 是潜意识结构部分。“自我”是理性的， 控制着能动性的入口， 及将兴奋释放到外部世界中去， 处于本我与外界之间， 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活动， 是意识的主体结构部分。“自我”调节着“本我”, 与之相对立， 它的任务是使“本我”与外界社会更好地协调， 并采取某种方式转移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本能冲动。“超我”则代表社会引发生成的良心， 以道德及伦理思想反制“本我”, 属于潜意识。
对于化身博士而言， “恶”是其本能， 为“本我”, 即杰基尔博士讲述自己身体内那快乐至上的一面。另外， 海德在释放出来后所表现的易怒甚至杀人等行为是“本我”的典型表现。而“善”则是“自我”, 在“恶”刚从躯体分离出来还处于虚弱阶段时， 起到了检查者的作用， 服从现实社会对医生的道德约束。“自我”想通过分离来解脱“本我”的原始冲动， 但是， 被分离出的“本我”之恶， 迅速强大， 使“自我”无法制约其活动， 而“超我”所代表的社会道德、伦理思想， 在“善”的最后一次短暂回归时， 通过自杀来消亡躯体， 达到遵从社会道德的目的。作品将人的性格， 或是意识系统进行了绝对化、形象化处理， 来表现文学作品追求的对立、冲突效果。
变身原因之三为因果论。《人虎传》为古代文学作品， 反映了因果报应等古代人质朴的思维方式， 本文不再讨论。而《变形记》中巨大的工作压力， 让主人公格里高尔身心俱疲， 尤其精神世界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最终承受不住， 变身为虫， 脱离束缚。这是当时近代工业快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等社会现状的反映， 也可看作是变身原因的一个表象因素。曾艳兵 （2006） 从作者自身的经历来分析其变身原因， 提出了卡夫卡在童年时期遇到恐惧便会幻想变身为虫子等来达到躲避的目的， 而且童年时期的卡夫卡在语言表达、沟通能力方面也有心理阴影， 所以在《变形记》中， 变身甲虫的格里高尔发现自己的“语言”谁都不懂；并且卡夫卡成年后一直处于工作与文学创作、家庭义务与个人理想的矛盾之中， 此外， 与菲利斯恋爱的煎熬、与略韦友谊的不被认可等都是造成创作“变形”主题的原因。但作为荒诞文学代表的《变形记》中， 其形体上的变化以及当时的工作压力、紧张的生活节奏等对社会现实的折射可以说并非荒诞的中心所在。就像作品一开始便告知“一天清晨， 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一样， 变身的原因应该不是作品的中心主题。变身确实荒诞， 但更荒诞的是曾经是一家之主的主人公变身后， 最亲密的家人对他的态度--由温暖变成了冷漠， 最后变成了讨厌， 将它扫地出门。人由于形体的异化、作用的消逝， 其在社会中的存在也变得虚无， 这才是作品想表达的荒诞中心所在吧。
综上， 可以发现《山月记》在变身原因的描写方法上， 与四部作品的变身原因都有关联。首先舍弃了范本《人虎传》中的因果报应思想。这是因为近代以来，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对自然界所有物质、现象都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开始进行客观严谨的科学探索， 对人本身的思想、情感亦是企图通过科学手段进行合理的解释。所以因果报应等简单、传统的逻辑推理已不再能满足近代人日益发展的科学观， 于是范本中的私通孀妇情节也自然被删减。但是存在等哲学问题， 至今未解。以此， 无法解释、不可抗的宿命论在近代文学中仍旧有所保留， 《山月记》即属此列。同时， 作品中表达的对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对命运不合理性等的恐惧， 虽仅以疑问形式提出， 但这种形而上的思考本身已经具备了近代文学的特点， 也具备了思想的深度， 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此外， 《山月记》变身原因中的性格论剖析， 则和《化身博士》一样， 受到了近代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 把自己的性格， 即意识系统进行了分析、形象化， 深度探讨了意识系统中的矛盾、对立以及相互制约等复杂关系。
2.2 变身过程
“变身”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立， 在于其关注点并非为“A变B”这样一个简单事实， 其重点在于关注“A变B”的过程， 由此产生一系列的故事或是阐释。本文所考察的五部作品亦不例外， 其各自变身过程的描写都是作品的陈述重点， 在此过程中对变身原因、变身结果等进行解释说明。根据文本， 五部作品的变身过程总结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 五部作品所讲述的变身故事中， 外形变化是一致的， 即由A瞬间变成B.但由于文学艺术创作的需要， 其内心思想世界的变化则遵从渐变的原则， 以此来陈述变身的意义。这种渐变的变身过程， 包括瞬间完成的形体变化、语言能力的丧失、人类社会行为的消逝、思考时间的减少等方面。例如语言能力丧失方面， 《化身博士》的变身是主人公性格对立面的转变， 不存在语言能力的变化， 除此之外， 在其余四部中都有特别强调能否说人类语言的描述， 《山月记》《人虎传》可以言人语， 《变形记》《变身狐狸的夫人》不可。能否言人语关系到作品对变身现象的叙述视点， 尚能人言， 则意味着可以通过第一人称尽情表达变身前后内心的所想、所感；相反， 则只能通过第三人称来解读其内心世界的变化。同时， 这种主客观叙述视点的差异影响了作品中对变身主体指示代词的使用， 总结如表3所示。
从人称代词的变化上可以看出， 《山月记》与《人虎传》因为语言能力尚未失去， 所以对变身的大部分陈述均由第一人称完成。同时， 也出现了“李徵的声音”, 来表达这种变身过程中非A非B无法具指的实体。其余三部西方文学作品， 则明确地用指示人、物、动物等代词来区别， 这也反映了指示代词所具备的情感色彩。
此外， 变身前后社会行为差异的描写在五部作品中均有提及。特别是三部西方文学作品， 均由第三人称对变身现象进行讲述， 并对变身前后的行为差异进行了重点描写， 像听懂人类语言 （《变形记》） 、保持人类的礼仪 （《变身狐狸的夫人》） 等。这样处理的目的在于通过行为差异来表现主人公的变身程度， 或是体现变身后能否像人类一样思考， 从而说明与人类的差异程度。
变身过程中的渐变描写是五部作品的共同点所在， 这是文学创作的需要， 也可以说是“变身”文学的创作原则之一。此外， 作者们对变身过程中的描写各不相同， 反映了各部作品主题表现的不同。《山月记》除了遵守“变身”文学的创作原则， 其变身过程的描写大多继承了范本《人虎传》， 即保留语言能力和思考能力， 把变身现象用第一人称进行直接讲述， 来反映诗人李徵 （也可看作中岛敦的分身） 的文学创作反思。不同的是， 中岛敦在范本基础上增加了思考能力上的渐变处理， 让其慢慢减弱， 直至消逝。这一点， 与其余三部作品中主人公变身前后的处理方式一致， 即随着时间推移， 原有的人类思想、行为能力逐渐消逝。这种关注人类思考、关注自我精神世界的主题思想， 也是近代日本文学作品的创作特征之一。
2.3 变身结果
在“变身”文学中， 创作的需要让变身过程的渐变描写成为作品叙述重点。对于变身过程， 变身后的结果仅仅是一种形体上的符号， 一般着墨不多。在这五部作品中， 《山月记》继承了范本的故事梗概， 所以变身结果依然为虎。《变形记》与《变身狐狸的夫人》中， 变身结果亦是动物。
《变形记》中， 营业员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 行动缓慢， 一无是处。这与作品表现的主题形成对照， 变形前的格里高尔生活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 像一个旋转的陀螺， 工作繁忙， 经常出差， 一刻不得闲；他又是一家之主， 负担着全家人的生活。而变形后的甲虫， 则近乎处于静止状态， 没有出差， 也无法工作；于是， 在家人眼中， 它仅是一只没有任何用处的甲虫， 所以当它死亡后， 被家人当作垃圾， 扫地出门。
《变身狐狸的夫人》中， 丈夫深爱妻子， 所以接受妻子变成的狐狸， 并试图继续和往常一样生活。但是妻子的人性渐渐消逝， 狐狸的兽性随之显现， 愈来愈明显， 最终离他而去， 回到自然， 成立新家庭， 有了小狐狸。尽管如此， 丈夫依然不离不弃， 对小狐狸们视如己出。因此， 狐狸的形象看似天生注定， 实际蕴含狐狸娇小灵巧、善通人意等特征， 可以让丈夫特布里克接受， 并待之如昔。这一设定与作品夫妻恩爱之主题契合， 并不突兀。
在《化身博士》中， “恶”的形象--海德刚刚从杰基尔博士身体解放出来时， 因为长期受到“善”这一下意识的监管， 加之本身品质低劣， 因此发育滞后、丑陋无比。这与代表“善”、仪表堂堂的杰基尔博士形成鲜明对照。随着被解放出来的次数与时间的增加， 海德身体与力量逐渐强大， 但是其面容依旧丑陋无比， 代表了其无法改变的邪恶本质。
作为近代文学作品的《山月记》应该也可以舍弃范本原有的老虎形象， 重新选择变身结果。然而， 究其继承范本让诗人李徵变身为虎的创作原因， 则可察知老虎在日本国民中应有广泛的认知度。众所周知， 日本本土并没有老虎栖息生存， 对老虎的感知多从与中国、韩国等国家地区的交流中获得。在日本， 关于老虎的传说最有名的应是十七世纪武将加藤清正英勇打虎。相传加藤跟随丰臣秀吉出征朝鲜， 其驻地周边有老虎出没， 战马、士兵等多为其所害。加藤带将士进山寻虎， 最后用手中长矛将虎刺死。这个故事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 且成为画家们的题材， 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日本美术作品中。与武松打虎一样， 这则故事表现了打虎者加藤清正的勇猛神力。凶猛且伤人畜的老虎形象多代表无法控制的力量， 有褒有贬。据滨田阳等考察， 在日本老虎多象征“非寻常行为的斗争场合”[7], 例如《山月记》发表于1942年， 当时日本民间盛行“千人针”绣， 即一千名女性在布片上缝制一千个红线头， 用来祈祷出征士兵武运长久、战无不胜。其中， 老虎图案的刺绣很多， 取自日本谚语“虎行千里自归家”, 表达了民众盼望士兵出征平安归来的心情。
由此可见， 《山月记》对范本变身结果的继承， 一方面借“虎”形象的凶猛， 表达自己“狂妄的羞耻心”这一力量强大且无法控制的性格特征， 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日本文化中老虎代表非寻常行为的含义。出现在战斗中的老虎意味着非寻常的生活场景， 而作品《山月记》中诗人李徵变身为虎， 则代表了其性格、行为与常人不同。正如李徵告白中所讲：“人人均为猛兽驱使， 具体为哪种猛兽则由个人性情而定。对我而言， 这种强大的羞耻心就是猛兽， 是老虎。”[8]变身老虎， 意味着李徵已不能回归人类世界， 不能像以前一样说话、思考， 这与日本文化中老虎象征非寻常的行为特征一致。所以， 中岛敦在《山月记》的变身结果上， 继承了范本的处理方式。同时， 这一继承并没有受到日本读者的反感、抵触， 相反， 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和理解， 成为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的“安定教材”[9].
对五部作品进行横向比较， 可以看出其表现主题偏重不同。首先， 最早的《人虎传》 （唐） 通过一个“人作恶变虎”的故事表达了古代社会宿命论、因果报应等朴素的哲学思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人类开始更加关注自我以及与他者的关系， 《化身博士》 （1886） 关注了人性本身， 试图通过医学解剖来分离人性的善与恶， 或者说是人类想主动控制自己性格的一种文学尝试， 但故事的发展却令“善”只能通过杀死“恶”来完成“超我”--遵循社会道德的目的。《变形记》 （1912） 与《变身狐狸的夫人》 （1922） 则表现了自他的关系， 但二者所表达的主题似乎是两个极端， 前者叙述人作为生命主体在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中出现虚无和异化， 自我与他者由于利益的消逝关系变得极其疏远；而后者却通过妻子变身狐狸仍旧不离不弃， 表达了纯洁的爱情， 两部作品都是社会的缩影， 有荒诞， 也有感人至深， 正是那个大工业发展时期人性多层面的表现。通过五部作品的文本对比分析可以发现， 中岛敦的《山月记》 （1942） 对上述四部作品都有或多或少的借鉴， 对《人虎传》是故事情节上的承继；对《化身博士》是关注自己双重矛盾性格的借鉴， 以此来形成强烈的对比冲突， 达到“变身”文学的戏剧化效果；而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方面， 表面上似乎没有受到《变形记》与《变身狐狸的夫人》所表现的疏远、亲密等关系影响， 但细读下来可以发现， 中岛舍弃了原文中的两处关于他者的描述， 即变身后李徵仆从抢走车马行李远逃， 以及李徵旧友袁傪救助其妻儿， 但保留了袁傪不惧虎， 上前与虎亲切叙旧， 且加上了袁傪数度回望、依依惜别的情节。由此可知， 《山月记》作为实存主义文学作品， 其表达的主题中心是自我存在， 特别是性格上的矛盾与冲突， 以及人类对自我存在的无法控制。因此， 自我在社会上的虚无、夫妻间的深情都没有直接借鉴， 而是让自他关系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例如为了表达李徵与袁傪深厚友情， 甚至删除了仆从的丑恶行径， 来维护人与人之间真切的情感。这也是《山月记》入选日本高中语文课本的原因之一吧， 既有对人性的深刻揭露， 也有温情有加的友谊，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存信任。这样的处理缓和了《变形记》的荒诞--人在社会中的虚无与异化， 让作品本身在深刻反思自我的同时， 也具备了温暖的亲民力量。
3、《山月记》的世界文学意义
对存在、我是谁等哲学问题的思考与追问是中岛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 遍读中外着作的中岛敦试图从古今人物的生命轨迹中寻找答案。中岛作品中， 包括《山月记》在内， 以英国作家斯蒂文森为主人公的《光与风与梦》， 以沙悟净为主人公的《我的西游记》， 以汉朝名将李陵为主人公的《李陵》， 以子路为主人公的《弟子》等， 主人公的行为、思考方式都能够看到作者中岛敦的影子， 他们代替中岛对存在、我是谁等形而上的问题不断求索。其中， 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较多， 可以看出汉学对中岛文学的创作影响深刻。但是， 如本文考察所知， 在《山月记》的创作中， 西方文学的影响因素不可忽视。
中岛敦对东西方文学、哲学、艺术的广泛涉猎也反映了当时的日本社会现状。张哲俊 （2004） 指出日本自古以来受中国文化影响深厚， 相近的地理环境促使两国的交流延续千年之久， 成为日本形象形成的前提；而大量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文学则是日本形象形成的基础[10].但是， 自江户中期以后， 日本虽推行闭关锁国政策， 但却向中国与荷兰商船开放长崎港口， 积极引入近代西方的科技、文化， 发展平民教育， 最终在亚洲率先实现近代化， 成为列强之一。明治维新之后， 政府推行欧化政策， 对西方文化的输入更加广泛。全面欧化政策的推行也让日本重新开始审视自己， 1897 （明治30年） 以后， 推崇本土文化的国粹主义抬头并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形成规模。这种欧化与国粹的对立并行， 在文学上的表现即是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对立与结合， 这种对立与结合亦是日本近代文学成立的基本原则之一。日本近代思想家丸山真男曾考察日本古籍试图整理日本思想发展史， 结果发现除去中国大陆的儒家、道家与佛教等学说外， 所剩为零。丸山随之转换视点， 考察了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过程， 指出日本虽没有自己的本土思想， 但对外来文化“漏雨型”[11]的接受方式则是日本文化的独特之处。
日本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漏雨型”, 与朝鲜那种无法抵御大陆文化洪水似的侵入而不得不基本全盘接受的“洪水型” （丸山真男， 2004:133） 不同， 日本作为岛国， 与大陆之间相隔辽阔的海洋， 对外来文化的传入都有时间观察对方并调整自己的接受方式来做出选择。于日本文学而言， 历经中国文学千余年的影响， 其内部和中国文学已无法割舍。至近代， 以中国文学为强大根基的日本文学才开始受到西方启蒙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影响， 新一轮的“文化暴雨”来袭。对于这些外来的文化， 日本受惠于海洋， 有自主应对的时间。他们一方面对外来文化充满敏感、好奇， 一方面又在顽强地维持着自己内部的同一性。《山月记》的创作即是代表， 中国文学《人虎传》的范本地位牢牢稳固， 但在其繁衍的枝丫上嫁接了西方近代思想， 这种嫁接方式为日本独有。因此， 吸收了世界文学元素的《山月记》获得了处在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最前沿的日本读者大力、长久的推崇。
4、结语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 《山月记》的创作具有世界文学背景， 这种世界文学背景可以认为是日本近代化在文学上的表现。其中以东方文学为范本、引入西方近现代精神心理分析等手法的创作方式， 既体现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对其本源中国古典文学的强烈依赖， 同时也展现了其向西方文学靠拢、借助西方文学试图独立并成长的文学“野心”.独白式的心理分析、对性格的反省、对自我存在的反复强调等写作手法都可看作是日本近代小说对西方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接受与实践， 即试图从劝善惩恶等“东方传统的道德思想模式中来获得解放”[12].但是由于日本近代化发展过于性急， 没有强大的本土思想作为精神支撑， 而快速引入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精神以理性、客观为特征， 与感性、保守的东方传统思想格格不入， 深刻详尽的理性分析在日本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引入与发展， 带来的并不是解脱而是困惑。1927年， 作家芥川龙之介即因“茫然不知所以的不安”而自杀；1933年哲学家三木清发表《不安的思想与超越》， 试图用新的人道主义来超越这不安；1934年文学家河上彻太郎将俄国哲学家谢斯托夫不安的哲学引入日本。这些因存在的不合理性等无解命题而产生的不安思想， 很快引发不安文学的创作潮流。
可以说， 快速完成近代化的日本社会， 因为理性分析能力的不足与社会思想根基的薄弱， 导致日本近代文学的作品发展仍旧摆脱不了东方文学的传统色彩。正如《山月记》继承范本的宿命论， 尽管理性分析得出性格是变身的因素， 但继续追问下去， 却只剩下存在的不合理性等未解的哲学命题。对中国传统故事情节的继承让我们看到以中国古典为代表的东方文学仍是日本近代文学摆脱不了的根源所在， 而对西方文学创作手法的尝试也展示了日本文学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成长、独立， 以及获得西方认可的强烈意愿。从固守日本传统审美意识表达的川端康成， 到代表亚洲文学力量的大江健三郎， 再到如今诺奖呼声不断的村上春树， 这三者的文学创作亦是日本近现代文学逐步放眼世界的一种表现或是趋势， 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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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下的《山月记》和相似文学作品的对比与其意义》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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