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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莫言《蛙》的主题意象

2017-05-08 07:12:33 来源网站: 百味书屋

篇一:莫言-《蛙》-评论

论《蛙》——莫言

莫言,是近日文学论坛中备受关注的一位作家,自2006年《生死疲劳》出版后,他就没再出一部小说,沉寂了近四年的他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蛙》。这部小说被誉为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前四部分为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先生的信,后一部分为一部话剧。作品以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姑姑这个山东高密地区妇产科医生传奇而复杂的一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

当初,被要求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书名很特别,貌似是描写蛙这一生物的特性,后来看来之后才为之而震撼,为“姑姑”在小说里的人物形象而感触很深。“蛙”,全文的内容与蛙无关联,已蛙为书名,极有隐喻意味。“蛙”神性生殖意,而且据我所知蛙的繁殖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蛙”可同“娃”和“娲”,“娲”是古神之女,化万物者。书名是整部小说的主旨和浓缩。

在《蛙》中,最突出的就是“姑姑”,姑姑是个阶级观念很强的人,但她只有在将婴儿从产道中拖出来的那一刻时才会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她体会到的喜悦是一种纯洁、纯粹的人的感情。后来她也感慨过,从事接生工作时她被人成为“送子娘娘”,蜜蜂蝴蝶到处都围绕着她,自从她从事了计划生育工作后,苍蝇都缠着她飞了。在陈鼻出生的时候,陈额还夸张地说:感谢心姑赐名!可想而知在当时,接生孩子的任务是如此光荣而伟大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延续,更是一个母亲最基本想得到的权力。

姑姑是个心高气傲的女性代表,可在阶级面前却会屈服,她愿意跟这王小

倜逃跑,可也愿意嫁给“像怀孕八个月的大肚子、满嘴的大蒜味儿、比姑姑大了二十多岁、下乡坐着草绿色吉普车,身后跟随着秘书、警卫员的大人物”的县委书记。对于姑姑这个人物,其一生充满了传奇与悲哀。1953 年开始从事妇产工作,到1997 年退休,共接生了一万多名婴儿。作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在计划生育高潮到来时,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姑姑完成了由接生到计生的角色转换,期间她流产了计划外的两千八百名孩子,为了完成这项残酷的工作,她的内心无时无刻在挣扎中煎熬。身为妇科医生的姑姑曾见证着生命的繁衍,后来也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了计划生育的战役中。莫言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姑姑偏偏最怕“青蛙”,这当然可以视为姑姑晚年忏悔心理的一个象征,因为自己在“计生”运动中毁掉了2800个孩子的生命,所以她有一种负罪感,故见“蛙”就恐惧。蛙声一片引起了她想到婴儿出生时那一刻的哭叫声,同时也蕴含着婴儿无辜的救喊声。在目睹了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等母亲的死之后,姑姑对人的生命已有着深刻的切肤认识。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临死前对姑姑说的话更是心灵上的冲击,是对她人性的一个呼唤。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更是计划生育政策盲目执行下的牺牲品。从一开始天使般地接生婴儿到魔鬼般地执行计划生育工作,最后只有深深的懊悔,这些更深刻地勾勒了30 多年里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景象。在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面对一群青蛙的攻击,这一夜成了姑姑赎罪的开始。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通过他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当然里面也有作者提到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中不乏对政治与人性的反思,商品经济给社会以及人性的冲击。

《蛙》对于人性中的私欲、名欲有着深刻的剖析。而所有的不幸都集中在了陈耳、陈眉的姐妹之中,陈眉一出生,其母亲王胆就死了,临死前还跟“姑姑”说了句话:“谢谢您救了我的孩子”。陈眉的诞生也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开始和姑姑执行计划生育的落幕。可命运也并没有眷顾她们,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重男轻女更是尤为严重,导致两姐妹几乎被其父亲所抛弃。她们姐妹结伴南下,去外面闯荡,也是为了能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姐妹俩那样的姿色那样的聪明,在那样纸醉金迷的环境里,如果想赚钱,想享受,其实只要豁出去身体就可以了。但她们在车间里出卖劳动力,忍受着血汗劳动制度,忍受着血腥的剥削,最后,在那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一个被烧成焦炭,一个被烧毁面容,妹妹之所以死里逃生是姐姐用身体掩护了她。可痛可悲可怜!这说明她们没有堕落,是两个冰清玉洁的好孩子。陈眉侥幸活着,却又遭遇了最深刻的迫害,无婚无性而被迫受孕,用她全部的心血孕育了一个孩子却没有权利做母亲,并因此被人不断迫害。她们生后在被社会遗弃的角落里。在话剧的第一幕中,陈眉的悲惨命运展现得令人悲凉,所有人都认为她是疯了,其实真正疯的是这个社会。社会的冷漠、人间的恶习在小狮子这个似乎很善良的女人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性的恶不仅表现在恶人身上,也表现在大多数善良人身上。她始终如一地追随者姑姑进行计划生育,可当厄运(不能生孩子)降临到自己的时候,却从执行者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违背者”,违背良心地利用人工受孕,抢走了陈眉的孩子。

《蛙》不只是一部揭露性质的小说,除了表现人性之恶,剖析造成这种恶习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还对人性中那点微弱星光的善进行了呵护。在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面对一群青蛙的攻击,这一夜成了姑姑赎罪的开始。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通过

他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当然里面也有作者提到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中不乏对政治与人性的反思,商品经济给社会以及人性的冲击。

郝大手、秦河这两个与“姑姑”生命相关的男人都保持了人性中的善,郝大手救了“姑姑”,让她脱离魔幻,也让她描述的娃娃在他的手里复现,从而完成对“姑姑”心灵的救赎。写秦河对爱的执著让人垂泪,让人感叹。他是社会的畸零人,他又是人性善的守护者。莫言通过这两个人物意在言明,保护道德底线的不是满口玉牙的道学家,不是达官贵人,不是大款,而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那些所谓的富人却背地里做了千千万万残害他人的事,而“牛蛙公司”正是这很大的魔爪基地。

《蛙》还给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敲醒中,“我”(蝌蚪)是一位典型的旧时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姑姑疯狂地执行计划生育时残害众多婴儿,内心更是矛盾。“我”不让自己的妻子怀孕,因为这会影响到到在部队里的发展。在面对自己的妻子逃跑的时候,“我”很无奈地对王仁美进行劝说尽快去做人流,最后导致王仁美死亡。本想转业的“我”在父亲的劝阻(可以提前晋职,还被杨主任赏识,而且好不容易地可以攀上关系)下有心动了。在姑姑的牵引下,“我”带着对好朋友王肝的愧疚和“小狮子”结婚。在陈鼻、王肝等众多同学的遭遇相比下,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他们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这社会的畸形演变。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小说由四封长信和一个九幕话剧组成,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没有刻意的夸大也没有过多论述,掩卷后发人深省。 “姑姑”到底有没有错,是那些愚昧无知,重男轻女的农村人,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者,还是

六亲不认的姑姑本身?或是三者皆有之。《蛙》已经跳出了故事本身,是对那历史时段人性的剖析和挖掘。

人只有盖棺才算谢幕,否则谁也不知这人生旅途还会发生什么,得势也好,落魄也罢,也应了古话,三起三落到老。书中很多事没有说透,故意遮掩了想要鞭策的一些东西,这的确是莫言高明之处。计划生育以国情和国家需要来决定人们生孩子,历史将来会有定论。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不一定就受报应。社会本来如此,或许轮回会找平。

死不是一个赎罪的方式,善行也不是,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这段话也许可以认为是姑姑赎罪心理的一种深刻展示,其实不然。姑姑的赎罪心理实际上也充满着伪善或矛盾,缺乏一种真正心灵上的悔罪反省,姑姑的所谓“赎罪”,其实只是一种自我逃避,自我安慰,甚至自我欺骗,并没有真正从灵魂和人性上去反思,所以她的“赎罪”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伪善或自我辩解。

自己想知识分子要进步,要避免历史上的错误,反思和忏悔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每种行为、政策都是个过程,总会有它错的一天,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谁对谁错。但不可否认,在《蛙》中,最突出的是每个生命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没有人能有权利去剥夺它的存在。

篇二:莫言《蛙》批斗片段分析

东北乡的节日

[导读]

[讽刺]讽刺是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笑。用讽刺的艺术手法以使大家对这些错误、弱点有更鲜明,深刻,清楚的理解认识。用讽刺手法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及事件,往往是作者否定、批评的对象。对丑恶的人与事,否定主要通过讽刺对象的可恶、可鄙、可笑来体现,而对值得同情人物身上的缺点,其讽刺往往包含善意的批评。

《东北乡的节日》中作者多次采用讽刺的手法,通读全文,尝试着找出一些讽刺性的词句,解读作者对不同人物或事情的态度。

浅析《东北乡的节日》的艺术特点

《东北乡的节日》出自作家莫言的小说《蛙》。莫言是山东省高密市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作为“寻根作家”之一,莫言在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作品的内容主要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他的小说《蛙》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凭借该作品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法新社称赞《蛙》是莫言最为勇敢的作品。

节选《东北乡的节日》以一个孩子——“我”的视角讲述了文革期间“我”的姑姑被批斗的故事。故事中,姑姑因被人栽赃而拒不认罪,动辄反抗,使得整场批斗大会“有声有色”,极大地满足了前来观看的群众的心理需要,批斗大会便成了东北乡的邪恶节日。

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典型环境的设定等因素促使了《东北乡的节日》成为一篇极具特色的文章,其中,小说在艺术上的表现格外值得一提,主要表现在语言和人物刻画上。

一、语言方面

1.采用文革历史时期的典型语言具有时代特征,引起一种世事沧桑之感。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方面。文革时期的语言及思想影响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我们家三代雇农,别人怕你,老子不怕你”,“喇叭里正放着‘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把文革时期的走资派叫做“牛鬼蛇神”。

2.莫言对社会阴暗面的讽刺直接而赤裸裸。

在写黄秋雅列举姑姑罪状,姑姑反抗的时候,“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创造力,也蕴藏着邪恶的想象力,黄秋雅揭发我姑姑的两大罪状,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再加上我姑姑的拒不认罪,动辄反抗,更使每一次批斗大会有声有色,成了我们东北乡的邪恶节日”,这个冷漠的“看客”情节表达出作者对人性的呼唤。在姑姑去县城与县委书记杨林见面后,“第二天,公社书记秦山便来卫生院视察,在院长陪同下他来到妇产科,满脸的媚笑,满口的谀词,活脱脱一个奴才。姑姑说,此前的秦山,是那样的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一转眼换上这样一副嘴脸”,这个情节揭露了“变色龙”式的官场风气。

3.语言风格四两拨千斤,比较“节制”。

小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小孩子追逐打闹,分担了批斗场面的血腥气,以小孩子并不够深刻的视角使批斗情节具有了戏谑的味道。用节制的笔触不会使批斗情节惨烈化,反而让读者有了新的体验。

二、人物刻画方面:

1.动作描写:

文中运用了一系列动作描写,准确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肖下唇一声怪叫,扔掉梭标,急忙去撕掳脖上的绳子。当他看清掉在他眼前的只是一截烂绳时,才慢慢地回过神来”肖下唇的一系列动作都表现出他的懦弱,之前的嚣张跋扈在“我”略施小计之后消失得无影无,红卫兵大队长不过是纸老虎一只罢了。

“女红卫兵蹦了一个高,揪住姑姑的头发,使劲往下拉。姑姑昂着头,与那女孩僵持。那胖女孩少说也有一百斤重,她双手揪着您的头发,已经悬空吊在您身上了。姑姑猛然一甩头,像一匹摆动鬃毛的烈马——那女孩手里攥着两绺头发,跌落在台子上”女红卫兵费力、戏谑的动作衬托出姑姑的刚正不阿,姑姑威武不屈的形象顿时格外高大。

2.肖像描写:

“她被剃了一个阴阳头,丑陋而恐怖”这句话写出了黄秋雅丑陋的嘴脸,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反面人物;“尽管我不喜欢他那个像怀孕八个月的大肚子,尽管我讨厌他那满嘴的大蒜味儿——其实他也是个土包子”,虽然杨林也是被批斗者,但是他最后成了栽赃姑姑的帮凶,这种负面的肖像描写暗示了下文他懦弱的行为。

3.侧面描写:

黄秋雅看到姑姑被折磨得满脸是血的样子后,吓得怪叫,倒在地上,侧面表现出姑姑被折磨后恐怖的样子。

4.对比描写:

文中多处写到人物的叫声,不同人物的尖叫有着不同的含义,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肖下唇“怪叫”,表现他的懦弱胆小,和之前的嚣张形成鲜明对比;母亲“尖利的哭叫”是在指责当权者的恶行和对姑姑的关切与担忧;胖女红卫兵“嚎啕”一方面是因为被甩出去跌倒了,一方面更是为姑姑坚强不屈的气势所畏惧;黄秋雅“怪叫”,表现出她内心的恐惧,侧面烘托出姑姑受伤之惨烈;姑姑“毛骨悚然的尖叫”,是对真相的强烈申辩和对诬陷者的控诉。

小说运用这些巧妙的艺术手法揭露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混乱景象,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与“人性的呼唤”的矛盾,给人以深刻的反思与教育意义。

篇三:论莫言《蛙》主题思想处理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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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莫言《蛙》主题思想处理的限度

作者:洪嘉珮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3年第06期

[摘 要] 《蛙》在处理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关系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陷入了自我构建的“围城”中,对“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的现实性和广泛性意义有所削弱。同时,《蛙》反映的是一种虽痛彻但不无迷惘的主体反思意识,并没有寻找到走出思维“怪圈”的出路。《蛙》虽然直面了历史和自我,但并没有超越,其在主题思想的处理上仍有限度。

[关键词] 《蛙》;主题思想;限度

作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蛙》自2009 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的重点大致放在作品的主题、叙事和创作角度等方面。其中关于《蛙》主题思想处理的研讨,着重于“作者如何巧妙地将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思考融入到宏大叙事之中,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观照当代中国,实现和世界的可能性对话。”[1]对此,本文提出两点质疑:《蛙》的主题是设置在“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下,还是陷入了时空“围城”?《蛙》是展现了生命层次的主体意识还是徘徊在无出路的思维“怪圈”中?通过文本分析,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探析。一

从文本看,莫言在处理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关系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陷入了自我构建的“围城”里。

在时间维度上,主人公“姑姑”的人生经历是《蛙》叙事的主线。从一个乡村接生员,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再到晚年的悔悟,“姑姑”在多重时代和角色间转换。然而,叙述人蝌蚪(即“我”)的限制性视角造成了转换和过渡的时间断代。蝌蚪虽然述说了“姑姑”人生的很多精彩片段,但是连接各个片段的线索是缺失的,从而形成了时间上的“围城”。

在计划生育以前,“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2],解决了多个难产案例:高龄而且胎位不正的艾莲、出生时先出腿的蝌蚪甚至包括难产的老母牛。然而,在计划生育时期却出现了她全力捉捕超生孕妇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且这三人最终都死在了“姑姑”的手术台上的情节。其中对于“我”妻子王仁美手术中大出血的原因,前后完全没有任何交代,但显然不是“姑姑”故意为之。“姑姑”晚年的忏悔也仅是以某天她做了被青蛙围攻的梦引出。尽管作者在最后的剧本中通过回忆三个女人临死前的话来冲淡主体意识转变和时间转变的断代感,但依然无法消解性格强悍、意志坚定的“姑姑”为何会如此多变的疑虑。不同年代的“姑姑”更像是三个不同的人而非一个主体。

但是,作为一个民间话语场,高密东北乡是无法承载这样一个充满哲学意味和人类学思辨的主题的。为了展现这一主题,莫言运用了“加法”甚至“乘法”,“最大限度地裹挟了一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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