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近代史论文：浅析李鸿章的历史功过
浅析李鸿章的历史功过
摘要：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近百年来“论犹未定”。误国、卖国之罪不可否定，但也还有爱国进取之心。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看待一个人应客观更立体，这个擅长外交的李中堂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如果我们抛弃故有的偏见,客观地考察他的生平,去阅读这位晚清重臣的一生,我想大家会发现一个与以往观点不同的李鸿章。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近代化、外交、忠臣
正文：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海禁大开、强邻环绕的时代，是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挑战，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时代。中国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个驻外使领馆，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这些第一个无不刻着李鸿章的名字。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这些内忧外患中到处都有李鸿章的影子。李鸿章的个人命运是末代中国从衰落走向灭亡的见证，是中国逐渐被迫开放的写实，他是中国驶向世界的第一个舵手。 李鸿章是何许人？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道光三年）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
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他以军事起家，纵横于晚清外交界，弛名于西方，为晚清一代“兵家”和“外交家”,代表晚清政府主持签订了《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近代史上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重大不平等条约。同时又对晚清近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史学界中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始人”。
1、军事近代化上
李鸿章是晚清政府中较早认识到要向外国学习先进武器才能“自强”的官僚
之一中国近代史上首先在自己部队中实行并向西方先进武器学习的就是李鸿章。由于李鸿章最先给淮军装备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所以淮军为晚清的主力军队之一。
李鸿章在勾结外国侵略者抵抗太平军进攻上海的作战中，“其亲睹器械之利”，“深感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三)决心“取而用之”，向外国购买洋枪洋炮。他分析“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故不敌于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的重要原因。李鸿章承认了落后的现实，正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清醒的认识到要抵抗住外来的侵略，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改变落后状况。必须以自强为基础，以“富国强兵”的实力作后盾。李鸿章的见解，不仅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也是“救时”、“救国”之要策。
此后由于“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獗到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在1864年他说大清要“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其具体做法就是“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 。于是，在李鸿章的运筹帷幄下，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中国近代第一批军火企业纷纷出现，这些企业还大量聘请洋人做技术人员并购置外国先进机器来生产制造军火；同时在国内培养一些技术人员以逐步取代一些不合格的洋人技术人员。中国的重工业发展不能忘记李鸿章。
又由于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自己曾多次强调：要“筹办海防，欲与洋人争衡，非治土寇可比，必须时加戒备。”，“日本狡焉思逞，更甚至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为了防范外敌，尤其是东邻日本的野心，于是北洋、南洋舰队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筹建，而北洋舰队与更是由李鸿章亲自一手经营，也是他一生花费最多，经营最久的事业。到19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已成为外国商人的最大主顾，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辖下的北洋水师已拥有总吨数四万多吨，在当时可说是相当可观的一支真正舰队了。李鸿章当之不愧为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奠基者和创始人。
中日甲午海战使北洋舰队重创。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指挥失误也是他得卖国贼之骂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中日两国实力来说甲午海战爆发时，总体而言，中国海军实力稍逊于日本。张明林在他的著作《外国人评点李鸿章》中总结了北洋海军的四条严重缺点：1、制度上含混不清；2、指挥系统不清；3、经费不足；
4、军纪不严。从这些记载看，北洋海军的综合实力也许还需要再做考证。事实上李鸿章早在战前给光绪帝地走这种就写到“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动，战舰过少??”
这场战争也许注定要失败，根源不在李鸿章，而在腐朽的清政府，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机器已经没有太多精力与外敌抗衡。有传言慈禧曾挪用北洋海军的经费用于私人享乐，在颐和园上她花了千万，国家危难之时，军费紧缺，若有千万补给军费，海战不致输得如此惨烈吧。西方报纸有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触目惊心，言中其实。由于李鸿章贪恋权位，忠诚地执行慈禧太后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避战保船，乞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之误，加之
北洋海军自身的腐败因素，各省大吏又“徒知划疆自守”的地域、派系之见等种种原因，致使北洋海军及所有海防设施也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覆灭。李鸿章误国、卖国之罪是不可饶恕的，但不等于所创办的近代海军、工程功绩也随李鸿章的卖国之名而被唾弃。应该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军事设施、海防工程、北洋海军在反击外来侵略者的“炮战”、“海战”、“陆战”中都发挥了近代化人才和武器的威力。 李鸿章把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策，努力付诸实践，比起昏顽、愚昧、空喊“礼仪”治国、救国的封建顽固派，的确可称“鹤立鸡群”。他的思想、言行并没有越出封建囹圄，但却给这种封闭的囹圄打开了一道缺口，代表并领着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那部分人，走出国门，顺应历史潮流不自觉地迈开了前进的脚步。
2、经济现代化上
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 ，认识到民用企业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为解决晚清军事企业筹办资金问题，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李鸿章开始注意西方的政治制度，提出改变传统的思想方法和生产方式、注重商务，强调“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主张“购器设局，自行制造”，达到“敌洋产”、“收利权”，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交通、资金饷源的匮困。为此，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航运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矿务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条铁路。由他始终控制的这四大民用工业，在与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中，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1） 清中叶以后，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运输，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一直运营到1949年。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李鸿章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作为大清惟一出访过工业革命后欧洲的重臣，李鸿章深知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天津到大沽口之间开通，效果良好，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重要城市。
2）轮船招商局在建立以后的十几年中，所得利润“总共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三千万两”。正因为如此，他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责难，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是要“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这虽是言过其实，排挤出去的目的并未达到，可总算收回了部分利权，打击了外国轮运对中国江海运输的垄断，还解决了清政府漕运和部分财政困难。
3）李鸿章最早于1875年试开湖北阳城山煤矿和江西兴国铁矿。1877年又奏准开采科尔沁铅矿，同年设开平矿务局，1881年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用机器采煤的矿局。从此中国兵轮、商船及机器制造各局所需用煤不致远涉重洋购进，打破外资的控制。
4）1879年李鸿章筹设织布局于上海。上海开埠以后， “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城市镇，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李鸿章向清政府奏请表明李创办织布局的目的，一方面是看到外资在华设厂办工业日增，生产效率高，获利丰厚，有利可图；但另一方面所表现的 “稍分洋利”的动机和目标也不能
忽视。织布局的创办，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客观上起了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作用。
5）为了开平煤矿运煤的需要，他奏准修筑自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一条全长20里的运煤铁路，这是近代中国修成的第一条铁路。同年又建议由海军衙门奏准修筑津通铁路，从此开创了中国近代自修铁路计划之始。
可见，李鸿章真不愧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第一人”，而他兴办的这些军用民用实业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毕竟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李鸿章确实在那个时代中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为中国经济近代化奠下了一定基础。
3、外交近代化上
中国的近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的，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外交关系基本上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那一时期的一代外交家。曾出使过日本，晚年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
清与日进行《马关条约》商谈期间，日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要由恭亲王或李鸿章充任谈判全权代表，才能开议，否则清政府不必派代表前往。于是清政府就派李鸿章前往日，“成功”完成《中日马关条约》后，李鸿章“声名鹊起”。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原拟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彼得堡参加典礼，但俄国政府表示，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要求改派李鸿章为专使。于是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庆贺沙皇加冕，并前往英、德、法、美四国“联络外交”。李鸿章奉命出使的消息一发表，西方列强便纷纷来电，请他先赴西欧和中欧。俄国急派专使乌赫托姆斯基前往苏伊士运河迎候，把李鸿章接到俄国。4月30日，李鸿章到达彼得堡，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给予最隆重的礼遇。此后，又到西欧和俾斯麦、梅特涅等西方重要人物会晤，方返回中国。李鸿章的这次西行，“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可见李鸿章此行中尽现泱泱大国一代外交家之风范，得到外国的高度评价，所以李鸿章为晚清一代外交家，晚清与列强的“平等”外交确实是从李鸿章开始。
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李鸿章确实为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人”，生逢于大清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都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所以梁启超在所写的第一本《李鸿章传》里，就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一代外交家，并是“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4、重视人才
改革教育，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是李鸿章洋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培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有了自己的翻译人才，在和外国人交接时，就可避免外国翻译的“偏袒捏架情弊”(《刘状肃公奏议》，卷六)。 1863年，他奏请增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他强调在向西方学习时，重要的是要“觅制器之人”，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给以优厚待遇，甚至还提出“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以功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奖励士子们入“洋务”科馆学习，这的确是李鸿章的创举、是他的“洋务”思想对科举八股取士的渗透和冲击。
在当时还处于封闭式的、封建传统教育占绝对统治的自我陶醉的时代，李鸿章高瞻远瞩，提出派遣学生出国学习，要求联系实际，实地考察、探求“秘钥”、“精通”各国制造、驾驶、水师兵法，操练成才，为国防“储备人才”的教育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无疑是对愚昧、锁国的封建教育的冲击和改革。从1872年至1886年间，李鸿章等洋务派先后向欧美派遣了共计200多名留学生。随着军事和海防工业的需要，从70至80年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军医学堂等一批新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军事理论、科学技术、工程、外语等专门专业人才。这些捷足先登的行动，和对西方先进教育的引进，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功劳和初愿，但也不可否定李鸿章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5、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总结：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举办洋务活动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利、抗衡的作用，维护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这是李鸿章的本意。但他没有想到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近代教育会冲击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破坏封建制度的根基，增强了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符合人民的愿望、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不是李鸿章的预期目的，但这些进步因素的萌发，又无不与李鸿章“超卓之眼孔”、思想、行动紧密相联系。李鸿章，应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人物。
参考文献：
篇二：浅谈对李鸿章的评价
浅谈对李鸿章的评价
字数：2831
来源：中国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11期字体：大 中 小 打印当页正文
[摘要]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兴办洋务来实现国家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极力妥协，并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主要卖国贼之一。
[关键词]评价 历史人物 标准 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政坛上显赫一时的人物，1901年在屈辱中辞世，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我想有一个焦点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那就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评价的主要标准，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他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
鉴于上述观点，我这样看李鸿章：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其政治制度本身，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指挥失当、极力妥协，战后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的《马关条约》等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的主要卖国贼之一。
这样认识和评价李鸿章，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二是李鸿章一生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1 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表层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利，所以洋务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其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人物。因此说，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的人生旅途，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根植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2 李鸿章一生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2.1 政治生涯，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又是忠君观念根深蒂固的人，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又在自己自立有余时还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谋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挽救清朝沉没的命
运。
2.2 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客观上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但李鸿章毕竟是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反对对内残酷剥削、对外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不可赦。
2.3 在经济上，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不仅在客观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且代表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因为它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躯体，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
2.4 在文化上，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有利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开阔了国人眼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2.5 在外交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李鸿章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蜜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至在当时外国人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
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鉴于封建的中国综合国力远逊于列强，李鸿章主张以“羁縻”之策推行“和戎”外交。这一外交政策从实际上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极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蜜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因此说他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在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当然李鸿章本人由于“好以利禄驱众”等独特的性格特征，决定他在建设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如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也没有摆脱晚清政治的陋习，存在贪污腐化的一面，并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漩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总之，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人物不能求全责备和有严重的脸谱化倾向，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以偏概全，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他的所作所为，从阶级分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篇三：浅谈李鸿章之功过
浅谈李鸿章之功过
摘要：
晚清时期时局动荡，中国遭受种种前所未有的创伤。而对于李鸿章的是非功过，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笔者认为，他提出洋务运动，带领中国第一次打开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其功劳不可磨灭。虽然最终甲午中日战争导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而且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中签字，这确实是我们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但是这并非是他一人的责任。 关键字：李鸿章，功过，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 正文：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李鸿章可谓是占据了一定的篇幅。最引人注目的是，晚清社会遭遇内忧外患，时局动荡，而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的一举一动都对当时有所影响。笔者对于李鸿章其人并不算很了解，但是根据我所学的知识和看过的文章，李鸿章应该不像当时的人们所看的那样不堪。站在今天的角度，我想说，李鸿章不敢说有功无过，但至少其功大于过。
李鸿章早年用功读书，中进士。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他以诗言志，胸怀大志。与和他同科的优秀考生互相切磋来往，这对其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后来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历练，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作为可谓不小。 但是晚清时期，国力衰弱。再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更加令人深思。当时很多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不禁引起很多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的注意。当时内忧外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人亲眼目睹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不得不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他们提出洋务运动，期望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从而自立自强。这其中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的历史记录：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海军基地、第一支远洋海军、第一支洋枪队洋炮队、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条铁路、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业绩。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模仿、学习西方工业化的运动，它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打开了西学之门。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这在历史上也是举足轻重的一次运动，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而作为洋务运动带头人之一的李鸿章，功劳不可谓不小。
李鸿章之所以被一些人诟病，不外乎有两点：洋务运动中他所建立的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不堪一击；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在甲午中日海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这其中，李鸿章的水师原本为全国所瞩目，期盼能依靠先进的德国“定远舰”打倒日本侵略者。可是没想到，拥有强大的舰船北洋舰队还是全军覆没。甲午中日战争的遗憾让李鸿章深有感触，他说他练了这样久的兵，原来都是纸老虎！
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到，其实原因并不完全在他。众所周知，晚清时期腐败成风，即使从德国购买了两只舰船，但是由于底子差，训练管理并不算好。当时慈禧60大寿，耗费巨大，也从军库中拿了钱财。相反，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变得无比强大。两相对比，战败在所难免。而正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清政府不得不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代表清政府去谈判、签字的正是李鸿章！
时人都将李鸿章描述为一个罄竹难书、不堪入目的卖国贼，然而上过课后我才有所了解。原来当时清政府不便派遣皇室成员前去签字，因为这样有损皇室颜面，于是万般无奈下，年逾古稀的李鸿章第一次东渡日本。试想一个老头子出国，竟不是游览山水，也不是考察风土人情，而是要以战败国的名义签署丧权辱国的条款！当时清政府政治军事都很落后，财政方面也不宽裕。李鸿章谈判的时候为了国家着想，还三番四次与日本提出将赔款减少，但是可恶的侵略者毫不松口，以至于老头子差点都要软下心来，苦苦哀求了！他平生笑看风云变迁，何曾受过这样的待遇，但是为了国家，为了稍稍减轻百姓的负担，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恳求。离开谈判地会驿馆的路上，甚至造人刺杀，幸而只是伤及眼睛，身体无碍。也正是这次刺杀，日本无法面对国际舆论，赔款才稍微减少了些。但是由于基数大，对国家的伤害无与伦比，国人还是一致认为李鸿章是个卖国贼，我真替他惋惜、不平！
李鸿章离开日本，当他踏上船的第一步时，他就决定永远不再来这片伤心的土地。日本，永远是他心头之痛，他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
回国后的李鸿章便身体抱恙，但他仍然勤勤恳恳的奔波着。看过老师播放的一个视频，里面提到李鸿章晚年的外交活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而李鸿章又是代替清政府出使西方各国谈判。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准备着各种会议和谈判，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和压力。终于积劳成疾，享年79岁。想他一生抱负，尽毁在晚年20年中，实在惋惜！好在现在很多学者也为其平反昭雪，这也算有所宽慰吧！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我想后人都是能看见并铭记的。很多前人壮志难酬，而我们身处和平的
年代，享受着舒服的生活，两相对比，我们更应该不忘国耻，再创辉煌！
参考资料：《中国近现代外交史》
《如何评价李鸿章》
《看洋八股的坚船利炮如何打开清朝大门——中国近代
当代西方学术中国化问题探谜》
百度百科
《评价李鸿章的功过》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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