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1982年8月17日 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 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２９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１９６６年开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２，０００万人，波及遭殃者至６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７２７，０００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３４，０００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１２０００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
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７１年８月１７日
宋美龄
篇二：廖承志诗鉴赏
到阳朔 1
廖承志2
地壳初凝两亿年3,
沧桑变幻浑如烟。
却留阳朔山和水,
空惹后人苦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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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4年10月，廖承志和他的夫人经普椿，还有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来到桂林。他们寻觅了当年廖承志母亲何香凝在桂林住了两年的旧居，游览了桂林有名的景点，而后到了阳朔，临别的时候,写下了这首诗。
2廖承志（1908－1983），曾用名何柳华。广东惠阳县（现惠城区）陈江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都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出身国民党元老之名门，在革命低潮时投奔了中国共产党；曾多次被捕入狱，每次都奇迹般生还；文革时曾因“海外关系”被批判，也凭海外关系在外交战线上独树一帜。一生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为港澳回归殚精竭虑，魂系宝岛，情动海峡两岸。
3两亿多年前，由于地壳无能运动，地壳逐渐上升， 形成大陆，露出质纯、粒粗、层厚而又分布广阔的石灰岩。由于桂林温热多雨， 加之地下水年复一年对石灰岩的冲刷、溶蚀，形成了许多孤峰、溶洞、暗河，桂林成为亚热带岩溶发育最好的地区。
【学习重点】
1 领会这首诗大处落笔的豪迈风格。
2 学会比较豪迈大气与清丽细腻的不同诗风。
【赏析】这首诗起笔不凡，给人以深邃的思考和茫远的想象，吟诵这两句，令人感慨：阳朔，这一方奇山秀水是怎样形成的呢？作者似乎站在云端，目光穿越悠悠的历史隧道和茫茫的时间长河，发出深沉的感叹：混沌之初，宇宙洪荒，地壳运动，而后天翻地覆，千万亿年变幻不停，沧海桑田，鬼斧神工才塑成了这一片奇山异水啊！作者廖承志作为一个革命家，
目光高远，胸怀广阔，大格局造就了大境界，诗的这一句，感情激荡，意境开阔。
诗的后两句看似平平，实则意韵颇丰。造化把这世间罕有的奇山秀水留在阳朔，千百年来招来了多少人流连，观赏，惊叹，描摹和赞美啊！可是那些画坛的丹青妙手，那些名家的生花妙笔，尽管留下了许许多多赞美阳朔山水的名作，可谁又能把那无限的奇美表现得完呢？还有那些慕名而来的探险者，那些苦苦探求自然奥妙的科学工作者，他们探寻研究之路，还是那样迢迢且漫漫啊！一个“空”，一个“惹”，把作者内心的赞叹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人胸襟开阔，下笔落拓不羁，虽没有对阳朔山水精雕细绘，但诗境阔大，颇具阳刚之美。
( 阳朔中学 覃业芬)
【问题研习】
1 作者没有对阳朔山水进行具体描绘，而先从什么角度来抒发感慨？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2 淡妆浓抹总相宜。清人陈洪畴吟阳朔之景“白沙渔火”时有诗云：“沙明水碧晚烟含，片片轻舟绕市南。欸乃支离依岸泊，流星飞影照空潭。”试将两诗比较鉴别，说出它们不同的美。
1. 答：这首诗从大处落笔，从两亿年前地壳初凝形成阳朔这一方奇山秀水这个角度来抒发
感慨。这样写落拓不羁，意境阔大，表现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宽阔的胸襟，具有豪放之美。
2. 答：廖承志的诗，意境开阔，短短的四句诗，时间跨越几亿年，从地壳初凝，到沧桑变幻，到如今的奇山秀水，表现一个革命家目光的高远，开阔的胸怀，豪迈的感情；而陈洪畴的诗，则对阳朔的景致进行了精雕细绘：白沙滩头，沙洲如银似雪，江水澄如碧玉，烟笼碧水月笼沙，渔舟点点，白帆片片，渔光映水??生动的语言，细致的描摹，表现了诗一般，梦一样的美妙的意境。景中融情，风格细腻。两首诗，一首粗犷，一首细腻；一首豪放，一首清丽，不同的风格，同样给人美的感受。
篇三：廖承志给蒋经国的信
国共关系发生转折时蒋经国突然离世
讲述人：原中央统战部三局局长耿文卿
为落实党对台政策，进一步推动对台工作的开展，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在台湾的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
廖承志的公开信到了蒋经国手中，据说，蒋经国看毕默不作声，不置可否。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思考着怎样回复这封信。“来而不往非礼也”，蒋经国不能默不作声，他要公开表明台湾当局坚硬的立场，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一贯回绝态度。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这封信自然是纠葛在国民党失败情绪中难以自拔，并借机恶毒攻击祖国大陆。
宋美龄的回信可以说是恶气充盈，但尽管表面上如此，实际上蒋经国在考虑着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认识到“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了。尽管联系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义，迟迟不入正题。但到了1985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与隔绝大陆的联系就更急迫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由于邓小平复出后坚决推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热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资金向大陆迸流，邓小平本人也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由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台湾的改革步伐。
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最后一次，他得到了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邓颖超等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逐渐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由过去强调武力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大力倡导加强两岸人民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在岛内和海外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对国民党僵化的大陆政策形成强大冲击。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982年7月，蒋经国在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很快，中共方面就作出了反应。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引起海内外瞩目。信是这样写的——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
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迂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顺祝
近祺！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极大震动，以个人私谊，浸透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亦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共民族大义昭然明示于天下。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是在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
廖承志这封公开信，并不突然，是中共对台工作中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按照中央的布署作出的对台工作大动作。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80年元旦，中共对台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
1980年1月1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80以至90年代全党的重大
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重大任务。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高层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海内外震动，体现了中共博大的情怀，也体现了中共对台湾人民的切实关怀，受到普遍的欢迎。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志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12月27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了对台工作面。
1981年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颖超主持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再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10月10日上午，邓颖超又在人大会堂主持茶话会，希望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来宾，对叶剑英委员长的九条建议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大会讲话充分发表意见。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很强，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
1982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一封公开信。
蒋经国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先后在孙逸仙大学(亦称中山大学)、红军军政学校读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时期的蒋经国因为身受红色赤都洗礼，还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共的那套做法深为不满。“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
然而，毕竟是道不同，蒋经国最后成为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继承者。台湾海峡是国民党凭借的天堑，加上美国军舰的驶入，他们可以与中共暂时不再往来，像驼鸟一样，自顾而无视世界潮流，然而，毕竟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天堑吗？中共决定将统一祖国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八十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务，那么，怎么向对岸沟通呢？自1949年以
来，国民党坚持不接触，中共与国民党的公开“交往”，只是炮击金门和福建前线的“对敌”广播。
世事沧桑，在中共党内，能自然而然地与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人不多了。这份兄弟情，当然也包含了复杂的纠葛和豆萁相煎成份在内，但不管怎么说，渡尽劫波兄弟在嘛！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之“同志”，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党代表，母亲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重要干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出现思想路线上的严重分裂，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国民党亲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惨遭右翼分子杀害。何香凝相信杀廖乃蒋介石幕后指使，但苦于拿不到证据，而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明目张胆这么干，所以，两家关系依然没变，党内还是同志，但实存心结。廖、蒋两家后代虽有往来，恩怨情仇却是深深难解。1949年，新中国建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工作，更名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出任主任。
由于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有一批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
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从个人角度，显示了廖家的大度，杀父之仇是上辈人的事，可以暂时不论，民族大义却是不可隐藏的，此情此意多么宏阔！此信写得文采斐然，古风扑面，温润感人，丝丝入扣，确实令人印象极深。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白话文一统天下，廖承志的这篇浅近文言公开信，对于尚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异有着较强的亲和力，显示了特殊年代沟通海峡两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但展现了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予以鼓励和劝慰，甚至训诫，有相当程度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当然，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虽是个人名义，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国家统一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大要，也是中国亿万百姓的恒愿。现今，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台湾问题便摆上了桌面，是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听了邓颖超的意见，他亦感到，现在出面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关系，采取多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
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公开信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寥海天，不归何待”的话，稍加变动，又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既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这都是邓颖超的妙思。正是在邓颖超领导的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推动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廖承志》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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