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人生感悟五
人生点滴感悟之五
山再高也挡不住太阳的光照，人再能也干不完重大的事业。自我炫耀，足以办成错事，导致失败；欣赏别人，足以激发才智，提高效率；自我挑剔，足以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挑剔别人，足以打击才智，扼杀效率。人之相惜惜于品，人之相敬敬于德，人之相随随于义。大道无言，大悲无泪，大笑无声，大爱无疆。智者若愚，悟者心明。静听喜欢的歌，远看喜欢的人。2013-07-31 06:06
布施不一定要出钱，出物，出力，出时间，出理念，出精神，乃至一句好话，都是一种友好的展现。或见人做善事，给予赞叹；或见人做傻事，给予规劝。对顽强众生，给予包容；对怯弱众生，给予鼓励；对冤家对头，心存和善；对亲朋好友，心存感恩，这些都是布施。 您若是太阳，大地便有晴天；您若清风，鲜花就会绽放。心善，万物接近；行恶，众生远离。
仁之于人，在于人之于仁。 我深知：一人仁可得天下仁，一世仁可得万世仁。故身于世，用心做人，用心修心，用心修身。以仁待人，以仁感人，以仁乐人，以仁育人，以仁助人，以仁传人。我之所以乐于学人，并不在于超学于人，而在于学人懂得仁，进而影响于人；我之所以乐于助人，并不在于受助之人谢人，而在于受助之人感受仁，在于受助之人感谢仁。
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仅只是彼此凝视享受此刻的温馨，同时也要共同瞻望，并朝着同一方向并肩携手走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并适应与之共同生活到终生。
什么叫婚姻？婚姻就是并轨，就像两列火车并入一个轨道运行。两列火车处于同一个行进方向，行进轨道在同一平行线上，且行进的速度相当，就能顺利并轨，并能继续加速前行。否则就难以并轨，难以前行，就是强制并轨，早晚也是会翻车的。两个人家庭背景差不多，自身成长和受教育程度相近，对人生的追求有共同点，才能走到一起，结婚以后才能志同道合。
人活到了四五十岁的年龄以后，在事业的象限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干不完的工作，停一停，放松心情；挣不够的钱财，看一看，身外之物；看不惯的世俗，静一静，顺其自然；生不完的闷气，说一说，心境宽广；接不完的应酬，辞一辞，有利健康；尽不完的孝心，走一走，回家看看；还不完的人情，掂一掂，量力而行；走不完的前程，缓一缓，漫步人生！
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使人感到舒畅；一个和平的生活环境，让人安心事业；一个祥和的情绪氛围，令人感觉温馨。生活，生活，不在于怎么生，而在于怎么活。活，就要活得有朝气，活得有生机。人生好比
一只杯子，杯中的水满了长久不动，水就会变味变质。如果倒些出去，再加些新水，这样不断地进，不断地出，杯子始终才是活水。人生如杯水，应不断吐故纳新。
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只在做两件事，也只需做好两件事，那就是选择和拒绝。面对所有变迁，只要能正确选择，就是幸运顺畅的；面临所有得失，只要能果断放下，就是轻松快乐的。有时我们之所以茫然无措，是因为一味沉醉于名利金钱的追求；有时我们之所以心情纠结，是因为舍不得已经拥有的所得。假如能适时正确选择，学会坦然面对得失，人生就是快乐幸福的。
人生旅途，坦途和坎坷链接，鲜花和荆棘映衬，艳阳和风雨交织，得志和失意错位等，这些都是常有的情境，需要我们看懂世态人情、看透沉浮名利、看破生老病死，在修正中砥砺品性，在省悟中拓宽心胸，淡泊豁达，宁静致远，静看花枯荣，淡视云卷舒，沐浴春风不自傲，挑战逆境不伤情，成败自清醒，是非一笑过，让人生多些惬意，多些感动，多些精彩，多些永恒。
做人应像水，做事应像山。做人尽量往低处，对人海涵、尊重、包容、接纳，尽量随和，谦让别人，遇见利益和荣誉尽可能往下退，往后靠，给自己留下最大的空间；做事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订立高标准、远目标，像山一样高耸挺立，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把事做好，不随意降低标准，不拿原则做交易，不自欺欺人做愧对良心的事情，有成效不争功，有过错不推诿。
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不可能事事顺心，也不可能处处逆境；人生有巅峰也有谷底，不可能一直站立顶峰，也不可能始终处在谷底。人生过程就像一条抛物线，有上升状态，有下降状态，也有平稳状态。不论是处在巅峰或顺境都可能使人趾高气扬，不论是处在低谷或逆境都可能使人垂头丧气，都是浅薄的人生，只有那些在低谷或逆境勇敢奋争的人才是生活的强者。你走得再远，站得再高，得到的再多，都脱离不了苦与累的纠缠。受几千年来传统的束缚，人们习惯在负重中前行，在逼迫中奋进。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自我奋争，还要承担赡养长辈、哺育儿女的义务。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支撑自己，失败时给自己多一些激励，孤独时给自己多一些温暖，让自己的心灵轻快些，让自己的精神轻盈些。2013-07-20 07:12
待人，妥协没什么不好，退一步大家都有空间，放过别人也等于为自己留条生路；处事，失败没什么不好，只要没有被困难摧毁意志，就会靠坚强赢得最终的成功；生活，吃苦没什么不好，苦能让人知道甜来之不易，所以应该珍惜幸福的滋味；人生，平凡没什么不好，那样不会有大起大落的折磨，所以也就少了担惊受怕的境遇。为人处事的风格，就是人生活法的品位。
人与人相遇，就是一种缘分；面对面相识，就是一种交流；心与心相通，就是一种情分；爱与爱相交，就是一种感情；情与情相融，就是一颗真心；错与对相会，需要就是谅解。人生就是一个人与人相遇相识、相依相助、相亲相爱、相知相惜的交往、相处的过程。人人都有自尊，
人人都有苦衷，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做法、活法。人生过程就是一个为人处事的过程。
人一生总有许多的梦，从出生那一天起到生命的结束，梦一直陪伴。站在现在的起点，朝着美好的方向，达到理想的目的，都取决于自己今天乃至明天的努力。理想再好，不努力都是空想，等于白日做梦。只要肯期待，并不断拼搏，希望就不会幻灭。人生朝何方向走，能走多远，经过多少年才到终点，最终经地如何？是每个人始终必须明白，并用毕生言行回答的问题。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用自己的言行书写一篇文字，这篇文字就是自己的碑文。有人描绘的蓝图，有人书写的散文，有人抒发的诗歌……各有特色，各有韵味。所以，我们不要尝试着去学别人，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独特的文体；不要尝试着改变文风，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亲为的手笔。碑文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正题是否突出；不在于言辞华丽，而在于内涵有无份量。
我的梦，就是角色梦。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要演好什么样的角色，扪心无愧，于事无愧，于世无愧。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不危害国家，不背叛民族；做一个合格的公务员，履行职责，坚守岗位，廉洁从政；做一个有担当的家庭成员，尊老爱幼，勤俭持家，为人类积德，为祖宗争光。想义善仁之举，做益德功之事，用自己的言行举止，书写流芳百世的碑文。
篇二：解读审美范畴荒诞
《美学基础》
结业论文
解读审美范畴“荒诞”
2012年12月
荒诞原指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一个戏剧流派，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个概念发展到现在，已远远超出戏剧的范畴，上升为一个普遍的深刻的重要美学范畴。
荒诞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现实中的荒诞是审美范畴中荒诞的根源，荒诞审美形态是对现实中荒诞人生以审美的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
在当代，荒诞派艺术不仅表现在戏剧领域，还涵括黑色幽默文学，超现实主义绘画，偶然音乐，新浪潮电影等等。
尽管很多人都认为荒诞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但我认为荒诞的艺术作品古已有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文学作品《堂吉诃德》中，荒诞的人物形象就已经被塑造出来了。
主人公堂吉诃德一方面脱离现实，爱幻想，企图仿效游侠骑士的生活四处征险；另一方面又心地善良，不满社会现实的黑暗，立志铲除人间邪恶。在小说中，堂吉诃德是一个瘦弱的没落贵族，因迷恋古代骑士小说，
竟像古代骑士那样用破甲驽马将自己装扮起来，以丑陋的牧猪女杜尔西内亚比作美赛天仙的贵妇来崇拜，还雇佣矮胖的农民桑丘作侍从，三次出发在全国征险，渴望建立锄强扶弱的骑士业绩，并在这个过程中闹出了许多啼笑皆非的笑话。
在整部小说中，处处充满着荒诞元素。
荒诞的人物形象，整天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作者运用了喜剧性的手法写出了一个带有悲剧性色彩的人物。它把人物放在一个个不同的情景之中，用讽刺的笔调和夸张的手法，一再描写人物的荒唐行动，造成喜剧性的效果。比如小说中，堂吉诃德的装备是最破烂的，但是他自己却认为是最精良的；他把理发师的铜盆当成是至高无上的骑士头盔；他还总在向桑丘许诺可以让他做一个岛屿的都督??诸如此类，作者在刻画堂吉诃德时可谓夸张至极，使得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荒唐到不可理喻。
荒诞的故事情节，遍布全国的征险行动。在小说中，堂吉诃德尽管也有正常的时候，但是多数时候他是充满幻觉的，因此，发生了很多荒诞离奇的故事。他把风车当做恶魔的脑袋，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冲上去与之大战一场，结果，给别人造成损失，自己也吃了苦头；他把羊群当做军队，冲上去厮杀，被牧童用石子打肿了脸面，打落了牙齿；他把一群罪犯当做受迫害的绅士，将看押他们的士兵打跑了，然后他要求罪犯们到村子里找自己崇拜的杜尔西内亚去道谢，结果反被他们打成重伤??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作者着力运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将堂吉诃德的不切实际和周围人的玩笑戏弄作对比，将堂吉诃德和桑丘的言行遭遇作对比，在很大程度上
更加深了主人公的那种含有痛感色彩的焦虑，即荒诞。
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也会发现，荒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悲剧，从根本上源于人生的荒谬，即人自身的有限性和对无限性向往之间的矛盾。
其次，我还想从超现实主义绘画的角度去解读我所理解的荒诞。 《记忆的持续性》是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于1913年所作，这幅二十世纪初的巨作深深震撼了我，中学时代就在美术教材中看到过这幅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软塌塌的钟表像一张张面饼到处悬挂。
在达利的这幅《记忆的持续性》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软掉的钟表，这些钟表的外框不再是圆形的或正方形的结构，相反他打破了我们熟悉的钟表构造，将其边框画成不规则的曲线，钟表那种金属的坚硬感被抹掉了，而且表盘被夸张的拉长了，整块钟彻底成了一片流体似有延展性的物体，滑溜溜的仿佛要从似桌子一类的长方体上掉下去。给人感受更深的是达利并没有只画这一块钟，而是为了加强效果画了三块，另两块或搭在枯枝上，或搭在我认为像沙发的一类的变形物体上。
我想这些应该是达利想要展现的超现实主义的主要部分，可是我觉得它仍和现实有密切联系，首先，达利想展现时间这样一种物质，他无法画出具象的时间，只能借用钟表，其次，我们一定见过类似桌布、衣服等物被随意摆放时那种曲线的图像，我想达利在为钟表变形时一定是想到了类似的物体，或者是面粉揉成的湿面饼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些钟表在他的画笔下就像那些面粉一样可以随意变形。因为艺术毕竟不是生活，所以达利还是可以在画笔下将客观存在的物体进行抽象变形。
再看画面中一些其他物体，有枯树枝，有长方体似地东西，我觉得它
像桌子，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把中间的不明物体想象成沙发，尽管细看它不太像沙发，但是像不像又有什么关系呢？达利画这些的时候也不想弄清这些是什么，但我认为他在作画时脑子里一定有桌子沙发之类的物象出现过，然后这些物品在他的笔下慢慢变形扭曲成一个个奇怪的物体，进而成为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所以这幅画中的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变形。
最后，达利展现超现实主义的一个方法就是将毫无关联的事物组合到一起来体现“不可能存在”的场景。哲学上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达利用儿时家乡加泰罗利亚的海岸线做画面的背景，配上枯枝、钟表、许多不明物体，仿佛完全不合逻辑性，因为它们是完全不相关的一些事物，但是这些貌似不相关的事物还是有关联的，它们的概念层面就揭示了一定的关联性，童年、流水、时间、枯死、静止??总之，想象所到之处就能把它们巧妙地串在一起。
在这幅作品中，达利通过运用夸张、变形和组合的手法，将不可能的场景搬上了自己的画布。而至于这幅画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想这从来不是我们应该揣摩的东西。因为荒诞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生存在状态的无意义的体悟，它的表现形式是怪诞的。
篇三：荒诞世界中的孤独“呐喊”
作为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名作之一，《六号病房》以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结合标志着契诃夫的创作走向成熟。文学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契诃夫的现实生活实践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80年代末转型期的作品《六号病房》也不例外。1888年契诃夫凭借小说《草原》获得了普希金文学奖，但随着日益增长的荣誉与地位，契诃夫越来越意识到作家身上的责任与义务，在他1889年5月写给苏沃林的信中，他叙说了自己的内心：“我的热情太少，此外，我还犯了一种精神病，已经有两年了，我无缘无故地不喜欢看见自己发表出来的作品。而且对评论冷淡，对文学的方面的讨论冷淡，对诽谤、成功、挫折冷淡，对巨额稿费冷淡――一句话，我变成了十足的傻瓜了，我的灵魂里有一种停滞状态。我用个人生活的停滞来解释这种停滞。我并没有绝望，也没有厌倦，也没有害忧郁病，而只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对一切东西都变得不大有趣味了。必须在自己身子底下放上点炸药了”，迫于这种内心的忧虑与苦恼，1890年契诃夫拖着病弱之躯来到了萨哈林岛考察流刑犯与当地居民的生活，亲眼看到了俄国政治犯的悲惨生活与斗争精神，正如他给苏沃林的信中所说，“除了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现在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觉得萨哈林岛简直是一座地狱”“，在我出门旅行前，《克莱采奏鸣曲》对我还是件大事，可是现在，它对我是可笑的，似乎不近情理。要么因为这是我在这次旅行中成长了，要么因为我发了疯”。萨哈林岛之行的生活阅历使契诃夫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成长，他由昔日的托尔斯泰主义作家转变为了正义的化身，《六号病房》正是其远游归来的转型之作，作者在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对人生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契诃夫曾说医生是他的“合法妻子”，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六号病房》从医生与作家的双重视角出发描写了一个发生在外省小城医院里的故事，以文官伊万与医生拉京两个知识分子的争论为主要发展情节，塑造了这两个变态心理“患者”形象，并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种层面剖析了社会的病因与人性的弱点，赋予了作品双重内涵，一方面，放在当时敏感的政治环境中，小说通过描绘沙皇俄国监狱的一般生活状态从而揭露了俄国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若脱离时代背景，小说又通过伊万与拉京心理世界的展示揭示了人生的荒诞与无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伊万拉京两个变态心理“患者”的行为论述二人“呐喊”背后所潜藏的双重意蕴。
一、孤独的“呐喊”
《六号病房》以一间关押着五个人的小病室为背景，描绘了契诃夫在库页岛上的真实所见所闻。小说中的精神病人并没有得到医院的合理治疗，相反，暴虐与痛苦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的活动场所仅仅局限于病房，他们能够见到的人除了理发师外就是每天对他们进行殴打的看门人尼基塔。这种凄惨的生活模式使他们逐渐变成了一具丧失灵魂的“活死人”，但伊万?德利特米奇?格罗莫夫是病房中一个独特存在。虽然社会的残忍使他成了制度的牺牲品，但内心的反抗意识让他在狭小的病房里发出了孤独的“呐喊”。当托尔斯泰主义的信仰者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与伊万交流后，拉京内心愁闷的“呐喊”也开始发出声音，伊万拉京二人的多声部“呐喊”构成了小说中的孤独存在。
契诃夫从医学角度通过对伊万被送进医院前后病理症状的描写尤其是被害妄想症凸显了伊万的软弱。在被关进医院前，出身贵族的伊万曾是法院的民事执行吏与十二品文官。由于对社会的理性思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内心的压抑使偏执多疑的伊万陷入了长期苦闷，这在伊万的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当他在大街上看到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犯人时，他会突然联想到自己也会被关进监狱。随着这种胡思乱想的频繁发生，伊万的被害妄想症愈发严重，以至于他认为所有路过窗户和走进院子的人都是奸细与侦探，认为“全世界的暴力都结合在一起，正在后面追赶着他”。但契诃夫却又将伊万设置为一个具有自知力的病人，即伊万意识到了自身的恐惧是心理状态在作祟。于是在自知病态下无能为力的伊万被家属送进了医院。在被送进医院后，性情刚烈的伊万继续坚持对社会弊病的抨击。
六号病房的遭遇让伊万的变态心理得到了更进一步地发展，他把短小的病服裹得紧紧的，全身发抖，牙齿打战，立即开始在房间里从这边走到那边，或者在床铺之间走来走去”“他说得语无伦次，像是梦呓，断断续续，常常叫人听不懂”，这种行为下伊万紧张焦虑的内心被凸显得淋漓尽致，但契诃夫的写作目的并不仅仅这种表层透视下的变态心理，还有病症背后所指涉的深层含义。
在伊万病症背后，契诃夫实际控诉的是沙皇俄国政府的残酷冷漠。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病态心理“患者”，伊万之所以患上被害妄想症是因为他认为老有人会来抓他，而现实社会的动荡残忍则直接促成了这种想法的诞生。伊万发疯的时代正是亚历山大禁锢思想、迫害进步力量之时，伊万身边的人尽是一些麻木不仁的法官、医生和警察等，日常生活中的他们感情淡漠，敷衍了事，这样一个在当时大部分人看来都习以为常的俄国专制社会在极具反抗意识的伊万眼里却成了不合理的存在，他认为“这个城市的生活既烦闷又无聊，交往的人们中没有高尚的趣味??到那里只有形形色色的暴力、粗野的淫荡和伪善。卑鄙的家伙吃得饱、穿得好，正直的人却忍饥受寒”。契诃夫借伊万之口对沙皇政府的残忍与恐怖进行了强烈批判，但最终这种批判未能改变现实，伊万的反抗在腐朽的现实下变成了歇斯底里的疯狂与无谓的挣扎。此外，一个人变态心理的产生不只是当时所处社会作用的结果，个人的性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他身上，空有反抗的软弱与消极使其成了社会的牺牲品。尽管伊万用独特敏锐的眼光认识到了腐朽的黑暗现实，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中却表现出了言行不一的态度：“我痛，我就用叫喊和泪水来回答。对卑鄙，我就愤怒；对污浊，我就憎恶。??只有这才叫生活。机体越是低级，它的敏感性也就越差，从而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感受就越敏感，对现实生活的反应就越有力”，这种意志上的懦弱使得伊万不会有更自觉的行动去改变这种现状。尽管对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在社会与性格的双重作用下，伊万只能将强烈的反抗意识寄生于变态心理下，在具体实践中他却选择了屈服，这种病态的转化也就更凸显了改造社会的艰难。 与伊万相比，医生拉京像伊万一样意识到了社会的丑恶，但善良软弱的他却消极地选择了“勿以暴力抗恶”作为生活的信条，用自欺欺人的方式即通过精神上的慰藉解释与淡化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而向社会妥协。在这种妥协的怯懦中，可以看到医生拉京对先前契诃夫小说创作中“小人物”形象的秉承。在刚进入医院工作时，拉京同样也曾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最初他也想要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他认为“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于是购置了“两柜子的医疗器械”，只“要求医院的杂役和护士不要去病房里过夜”，但对那些总务处长却予以“搁置”的态度。这种生活实践中的妥协奠定了拉京性格的基础，当他渐渐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现实时，在对内心平静与安定的要求下他开始了自欺欺人的妥协。但随着现实的残酷，拉京的内心愈发苦闷，加之与伊万的交流使他更清醒。这种愈发的清醒就意味着他在“正常人”眼里“精神病症状”就越严重，最终他像伊万一样被当成疯子送进了六号病房并被看门人尼基塔殴打中风致死。在尼基塔殴打的背后，拉京因为与伊万的结识而不幸，他们被共同关进病房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某些带有反抗性的行为与言语让周围人深刻地感到了不安，但不同的是，拉京的死亡表层下所潜藏更多的是沙皇政府的荒谬。
在医生拉京的人生遭遇中，契诃夫从另一个方面对沙皇政府进行了讽刺与批判，拉京的死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所逼。虽然俄国专制社会的法律规定“未经审判人的自由不可被剥夺”，但意识清醒的拉京却被骗进了病房，向社会妥协的他也未能逃脱荒谬社会体制的摧残。与伊万一样，拉京的“小人物”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他的悲剧，他身上有的“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江湖杂耍，是浑浑噩噩的痴呆”，就像拉京自己所说“我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房也没有什么差别??人的宁静和满足不在于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这种对托尔斯泰主义信条的信仰使拉京走进了自欺欺人的死胡同，他与伊万的交流就如同井底之蛙对头顶天空的仰望，但怯懦的他始终却困在其中，最终也成了维持沙皇
政府统治的牺牲品。
在狭小的病室生存空间里，契诃夫通过被囚于监狱的伊万与原本掌握权力话语的医生拉京之间的争论展示了俄国大社会的千姿百态。社会权力等级的高低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哲学态度与社会立场，伊万与拉京的变态心理对这种相异性予以了证明。前者徒有思想而无行动，后者怯懦顺从，因此二者的思想交锋构成了一种多声部“呐喊”。这种呐喊的实质一方面传达了对沙皇俄国政府的控诉，但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双方所代表的社会阶级运用思想武器夺取权力的象征。反对托尔斯泰主义的伊万对现实有着强烈不满，而最初拥有社会统治阶级权利话语的拉京以怯懦妥协的方式寄生，直到与伊凡智慧中的非理性因素交流，他的“呐喊”开始发声。一个原本处于社会上层的医生在想要进一步理解精神病人伊凡对生活自由的渴望之时，他却因为与伊凡的接近被骗进了为社会所疏离鄙视的“禁区”，由理性的社会正常人被变成了变态心理“患者”。此外，在两人的思想交锋中，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实际上也揭示了伊万与拉京最后结局的合理性。在当时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俄国社会，非理性绝不能与理性相苟同或妥协，因此，在二者之间水火不容的局势中，拉京从理性走向非理性注定是一个与他人相异的孤独过程，虽然路遇伊凡这个同伴，但二者的多声部“呐喊”也尚未能摆脱反动势力的压迫，而二者的思想碰撞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促进了主体灵魂的进一步觉醒，但最终也未能实现人身最基本的自由，这种无奈正是伊万与拉京“呐喊”背后契诃夫对作品内涵的凸显。
二、“呐喊”的隐喻
契诃夫在《六号病房》中将小人物都投向了一个小病房，但这个阴森的病房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几个疯子的世界，而是对社会大病房的隐喻。在《六号病房》中，虽然契诃夫对伊万与拉京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软弱妥协进行了深刻批判，但也由于知识分子这种懦弱与正直并存的特点，正如《契诃夫札记》写道“一个民族的力量和救星在它的知识分子身上，在那些正直的、思想着的、有感情的、善于工作的知识分子身上”，契诃夫对社会真实强烈的批判下实际上隐含了其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关怀，即对人生荒诞性的深刻思考。简言之，在伊万与拉京的“呐喊”背后，契诃夫既从社会背景与个体自身出发揭示了人类心理背后的深层原因，又站在哲学层次上通过人类精神病态心理的表现对人生的理解赋予了独特意义。 小说的开头便被契诃夫赋予了一种社会意义，即对俄国专制社会缩影的隐喻。“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小厢房，它的周围长满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厢房的房顶已经生锈，烟囱一半已经坍塌，门廊的阶梯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上的灰泥也只剩下一些痕迹。??墙边、炉子旁边丢着大堆大堆的医院里的破烂：褥垫、破旧的病人服、裤子、带蓝条子的衬衣、不能穿的破鞋等。所有这些破烂都随便地堆在一起，又脏又乱，正在腐烂，散发出一股窒息人的臭气”，六号病房便存在于这所有着阴森恐怖氛围的医院里。五位特殊精神病人每天都要接受惨烈的虐待，不能满足温饱的食物被克扣与看门人尼基塔的肆意殴打等待。这种生活环境下的六号病房更像是一座监狱，而这种监狱之下隐含了契诃夫对俄国社会缩影的展示。在这个缩影里，腐烂的恶臭、铅灰色的地板、冰冷的铁窗形成了一种阴郁、低沉的格调，象征着俄国专制暴政之下的典型社会环境，而病房里的“精神病”患者则代表了生活在俄国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在残酷的压迫之下发出了挣扎的呐喊，可这种呐喊却无声无息地被当权统治者所压制。尼基塔便是这个缩影里当权统治者的代表，对纪律与秩序的绝对遵守使尼基塔成了对专制秩序的维护者，他的出现为底层人民又添加了苦难的一笔。此外缩影里伊凡与拉京的悲剧也蕴含了契诃夫的强烈抨击，即俄国黑暗的专制制度不仅毁灭对社会生活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也会迫害温顺善良不谋反抗的人。契诃夫通过小空间的创建使社会环境得到了真实再现，列宁在读完该作品后也不由得倒吸一口气，以为现实中的自己如同置身于六号病房一样。但在脱离现实意义的背后，契诃夫从人生的荒诞、自由的选择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出发所论证的存在主义人生观使《六号病房》这部小说中伊万与拉京的“呐喊”具有了永恒的意蕴。 作为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
契诃夫很早就用心灵的敏锐感悟通过《六号病房》对以荒诞为主题的人生哲学有所诠释。苏联学者金格曼曾谈到“契诃夫主人公对于生存的目标，对于生活意义热情探索的精神，为了这些而把争取实际生活的利益放到次要地位，这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一简直就可以说是哈姆雷特气质”。契诃夫自己也曾写道“生活里是没有主题的。一切都掺混着：深刻的和浅薄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悲惨的和滑稽的”。可以看到，契诃夫很早就对个体的存在进行了思考，《六号病房》主要从三个方面实现了与萨特存在主义观的契合。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从对自为的存在的讨论出发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他指出“自为是自己规定自己存在的存在，因为它不能与自身重合”，“自在的存在”只有通过“自为的存在”的揭示，才能显示其存在的意义和规定性。这种自为的存在具有绝对的超越性与纯粹的自由性，“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因此我们成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区别于‘人的实在’之存在的。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来成为自由的，人的存在和他‘是自由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在萨特那里，人就是“自为的存在”，人从被抛到世上起就被判定了“自由”的刑法，自由是人的宿命与前提，正如《恶心》中洛根丁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偶然。归根到底，我要说存在不是必然性??偶然性并不是一种伪装，也不是人们能够消除的一种现象，它是绝对的”。萨特认为人类的偶然降生引发了荒诞感与虚无感，对人生无意义的思考导致了荒谬世界中的痛苦人生。《六号病房》首先从对人生的偶然性追问出发呼应了萨特的荒诞人生观。契诃夫先从宏观上展现了一个丧失意义的荒诞社会，生活在作为社会缩影的六号病房里的精神病人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前提下过着无聊而烦闷的生活。微观上，契诃夫在小说中则通过拉京的大段独自对自身生死的偶然性提出了看法，“事实上，他从不存在到有了生命，并不是他自己做主的，而是某种偶然性使然??他想弄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目的”。这种毫无意义的生命在拉京看来可能会因为随时而到来的死亡而化作虚无，对自己生存意义与目的的思考使拉京整天都陷入在无聊痛苦状态之中，甚至在他进入病房后，他甚至认为环境的转换没有任何差别，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荒诞虚无。此外，拉京存在的孤独感也深刻体现了他对生死的荒诞思考，当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人时，他感叹“没有孤独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孤独促进人类更加清晰深刻地认识存在的虚无，正如萨特所说“除非一个人是为了满足某种期待而专程来到这个世界，否则他生来就是一个多余的人”，拉京对自身虚无存在的认识正是对萨特“存在决定本质”的完美契合。其次，医生拉京借托尔斯泰主义信仰自欺欺人的方式体现了契诃夫对人身自由选择与责任的深刻思考。萨特认为人与生俱来就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逃避也是一种选择，选择即意味着承担。“如果没有先验存在着的价值和德性，而且，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又必须没有根据，没有指导地自己单独地做出决定，并且是为全人类做出决定时，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怎能不感到焦虑呢？”。自由的选择会伴随着苦恼焦虑的产生，一方面人的自由使人可以自主地做出任何选择，另一方面由于选择的主观随意性又会凸显出人生的荒诞感。拉京正是在对人生的逃避中产生了对人生的荒诞思考而陷入了无限苦闷迷惘之中，正如他信仰的“勿以暴力抗恶”理论所说“疼痛是一种关于疼痛的活生生的概念：用意志力可以改变这个概念，丢掉它，停止诉苦，疼痛就会消失”。选择对现世逃避与漠然的拉京不得不承担一种连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后果。即逃避后产生的人生厌倦感使他不得不从伊万那里寻求精神的安慰而最终导致死亡，这一系列的责任承担正是拉京不断选择的结果。最后，契诃夫在《六号病房》中对存在主义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提出了先见之明。社会群体同一性下的个体由于差，异性导致的内心疏离进一步恶化了伊万与拉京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恶化推动了两人人生悲剧的发展，周围人因为伊万的反抗意识将他送进了医院，而与世无争的拉京因为对精神慰藉的寻求被霍博多夫以占权为目的借口精神病将其骗进了六号病房，这种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直接论证实际上隐含了萨特“他人就是地狱”的观点。萨特曾明确指出“一旦我存在着，事实上我就给他人的存在设置了一个界限，我就是这个界限，而且我的每一谋划都围绕
别人勾画出这种界限”。萨特认为当一个人过分看重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而无法做到与周围人和谐融洽相处时，周围人相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成为“地狱”，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个体身边的所有他人都是“地狱”。它实际上蕴含了萨特对自由双重性的定义，即一个人在使他人成为实现自身自由的目的的同时也要使自身成为他人实现自由的目的，既要重视与个人自由相对立的他人客体，又不能忽视个人自由下的自我主体。伊万与拉京的人生境遇中包含了存在主义这种“他人就是地狱”的理论雏形。作为孤独的个体，伊万的被迫害妄想症首先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给予了直接诠释，尤其是契诃夫对伊万在进入病院之前的行为动作与心理的描写。伊万认为周围人对他都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恶意，造成伊万这种恐惧痛苦心理的原因不只是外界环境与他人的影响，还有伊万对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不正确认识。即他只认识到了外界对他自由的限定，而忽视了自由除了自身还需要通过外界才能实现。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在伊万的人生境遇中得到了具体表现，即他只单方面地对社会他人进行了抨击与批判而忽略了自身的软弱性也是限制其自由实现的重要原因。这种过于强调他人对自身自由的否定导致伊万最终丧失了自由。与伊万相反的是，医生拉京则因为过度依赖伊万的判断即过度强调他人对自身自由的肯定而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契诃夫从自由的双重性出发对萨特“他人就是地狱”的理论进行了最佳诠释，即一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只有同时且适度做到他人对自身自由的既限制又肯定才有可能不会被丧失自由。
三、“呐喊”背后的“存在’，之思
契诃夫曾说过“我写过的全部东西过上五年十年就将被人们遗忘，然而我开辟的道路却会完整无恙。这是我唯一的功劳”。随着时空的变化，契诃夫的作品并没有被人忽视，反而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其所“开辟的道路”也使他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综观契诃夫的文学写作生涯，契诃夫的小说创作构成了俄国文学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即他的作品中既包含了现实主义传统因素又表现出了许多新的创作理念与形式，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多重意蕴。文学写作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文学史发展背景的影响。在世界文学史发展的进程中，契诃夫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两个伟大时代的影响，一方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传统因素，另一方面则是二十世纪初旧有价值体系崩溃下欧洲文坛现代主义艺术雏形的出现，正是在这种历史转折中，契诃夫在描述生活表层现象的基础
上以清醒客观的态度对人类的生存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使其作品具有了跨时空的永恒意蕴。 透过《六号病房》中伊万与拉京“呐喊”背后的现实与哲学蕴意，对于处于科技飞跃时代的当代人类来说，契诃夫对社会生活的揭示与对个体生存本相的发现也是极具意义的。1892年，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写道：“现在的科学技术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对我们来说，这个时代是疲沓的、抑郁和枯燥的。我们自己也是抑郁和枯燥的??我们没有最近的目标，也没有遥远的目标，我们的心中一无所有。我们没有政治活动，我们不相信革命，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不怕幽灵，而我个人呢？我连死亡和双目失明也不怕。??这是不是一种病？??我不向自己隐瞒我的病，不向自己撒谎，不用诸如六十年代思想这类别人的破烂来掩盖自己的空虚，??我也不用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迷惑自己。我患这种病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我能治好自己的毛病??。”这段内心倾诉反映了契诃夫对当时为世纪末情绪所裹挟的俄国人苦恼烦闷普遍精神状态的捕捉与发现，像孤独无助的伊万那样不理解别人也不理解自己，期待有所作为却软弱得空有满腔热血的反抗之心；或者又像深陷于庸俗与痛苦中的拉京一样对世界充满疑问却又无法回答对生活的追问，渴望幸福却以自欺欺人的妥协方式摆脱痛苦。契诃夫学专家斯卡夫迪莫卡将契诃夫捕捉到的这一精神状态称为“人们每天都以此生存的普遍的生活感觉，内在的普遍的紧张情绪”。实际上这种对俄国人苦闷心理的反映更是一种跨时空的揭示，即当代人类所共有的生存困境。在当代生活中，人类对自然的过多干预恶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物种灭绝等问题出现；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逐渐物化了人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恶化；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打破了旧有的价值体系，繁重的
《荒诞人生》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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