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古今名人尊师重道的经典故事
古今名人尊师重道的经典故事
1:理学家杨时：程门立雪尊师典范
“程门立雪”这一成语家喻户晓。它出自北宋著名理学家杨时求学的故事。
杨时，将乐县人，四岁入村学习，七岁就能写诗，八岁就能作赋，人称神童。他十五岁时攻读经史，熙宁九年登进士榜。有一年，杨时赴浏阳县令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拜著名理学家、教育家程颐为师。时值冬季的一天，杨时因与学友游酢在对某问题有不同看法，为求正解而一起到老师家请教。他们顶着凛冽寒风来到程颐家时，适逢先生坐在炉旁打坐养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打扰老师，就恭恭敬敬侍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过了良久，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和游酢，只见他们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迎他俩进屋。此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2:儒商始祖子贡：尊师至诚孝道楷模
子贡，孔子杰出弟子。后弃官从商，成为孔子弟子中最富有者，商界历来公认他为“儒商始祖”。
公元前479年，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圣人孔子溘然长逝。孔子死后，众弟子皆服丧三年，相诀而去，独有子贡结庐墓旁，守墓六年，足见师徒情深，尊师之诚，实属中华尊师孝道楷模第一人。后人感念此事，建屋三间，立碑一座，题为“子贡庐墓处”。因子贡为孔墓所植为楷树，后世便以“楷模”一词来纪念这位圣徒。
3:民族英雄岳飞：尊敬师长终身思慕
岳飞（谥号：武穆王），中国历史上著名战略家、军事家、南宋抗金名将，其军事才能被誉为宋、辽、金、西夏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
岳飞的老师名叫周同，据说他的力气很大，可以拉开三百斤的弓箭。周同去世后，每到初一、十五，岳飞都一定会到老师的墓前祭拜，并且痛哭一番。在痛哭后，必定会拿起老师所送的三百斤的弓发出三支箭才回去。他这份念念不忘师恩的真情，正是他日后精忠报国的忠心。
4:汉明帝刘庄：放下九尊之躯尊师
汉明帝刘庄，东汉第二位皇帝。明帝在位期间，吏治非常清明，境内安定团结。
博士桓荣是汉明帝做太子时的老师，而明帝对老师一向非常的尊敬，后来他继位作了皇帝“犹尊桓荣以师礼”。有一次，明帝到太常府去，在那里放了老师的桌椅，就请老师桓荣坐在东边的方位，又将文武百官都叫来，当场行师生之礼。桓荣生病，明帝就派人专程慰问，甚至亲自登门看望，每次探望老师，明帝都是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往，以表尊敬。桓荣去
世时，明帝还换了衣服，亲自临丧送葬，并将其子女作了妥善安排。明帝能放下自己九尊之躯的至高身份来恭敬老师，可见他的用心与风范，值得大家学习。
5:唐太宗李世民：教子尊师传为佳话
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第二位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明君，开创了“贞观之治”唐朝盛世。李世民懂得国家要兴望发达，长治久安，搞好子女教育非常重
要，认为教诫太子诸王是“当今日之急”。因此，他给几个儿子选择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而且，一再告诫子女一定要尊重老师。
一次，太子的老师李纲因患脚疾，不能行走。怎么办呢？在封建社会里面，后宫森严，除了皇帝和他的后妃、子女可以坐轿后，其它官员不要说坐轿，就是出入也是诚惶诚恐的。唐太宗知道后竟特许李纲坐轿进宫讲学，并诏令皇太子亲自迎老师。
后来，唐太宗又叫礼部尚书王圭当他第四个儿子魏王的老师。有一天，他听到有人反映魏王对老师不尊敬。唐太宗十分生气，他当着王圭的面批评儿子说：“以后你每次见到王圭，如同见到我一样，应当尊敬，不得有半点放松。”从此，魏王见到老师王圭，总是好好恭迎，听课也认真了。
由于唐太宗家教很严，他的几个儿子对老师都很尊敬，从不失礼。唐太宗教子尊师也被后人传为佳话。
6:儒家学者魏昭：尊师重道终成大器
东汉末年，有一位名叫魏昭的人，当他还在童年求学的时候，看到郭林宗，心想这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便对人说：“教念经书的老师是很容易请到的，但是要请到一位能教人成为老师的人，就不容易找到了。”而郭林宗汗牛充栋，熟读各家典籍，乃是远近闻名的大儒。后来，魏昭到京城洛阳任官，毅然决定拜远在南阳的郭林宗为师，并派奴婢侍奉老师。但是郭林宗体弱多病，有一次他要魏昭亲自熬药给他吃。当魏昭端着煮好的药进来的时候，郭林宗便呵责他熬的药太烫，而魏昭就再熬一次，送上后郭林宗又说药太苦。这样一连三次，到了第四次，当魏昭再端重新熬的药而又没有不好的脸色时，郭林宗才笑着说：“我以前只看到你的外表，今天终于看到你的真心啦！”于是大喜，将毕生所学的都全部教给了魏昭，而魏昭也终成大器，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学者。
7:军事家张良：访贤求师终获真传
张良，秦末汉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
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之一。
张良年轻时，曾计划要刺杀暴君秦始皇，失败后，为躲避官府通缉，潜藏在下邳。有一天，张良闲游到一座桥上，遇见一位穿褐衣的老翁。那老翁见张良走近，便故意将鞋坠落桥
下，让张良下桥去捡。张良很不高兴。等张良把鞋捡上来交给老翁时，老翁又让他帮着把鞋穿上。于是，张良跪着帮老翁穿上了鞋。老翁没客气，笑眯眯地离开了。临走时留下了一句话：“小子可教矣！5天后黎明时分在这里等我。”张良按老翁的指示，5天后天刚亮，他就来到桥上，不料老翁早呆在那里，见了张良便怒斥道：“跟老人约会迟到，岂有此理。过5天再早些见我。”说完就离去了。又过5天后，鸡刚打鸣，张良便匆匆地赶到了桥上，可是不知怎么的，他还是比老翁来得晚。老翁这回更不高兴了，只是重复了一遍上回说的，就拂袖而去了。这下张良可点急了，又过了5天，他索性觉也不睡了，在午夜之前便来到桥上等着。一会儿老翁来了，见着他便点头称是。从袖中拿出一本书，很神秘地说：“你读了这本王者之书，就可以做帝王的先生了。10年之后，兵事将起。再过13年，你到济北，可以与我重逢，谷城山下的那块黄石，便是我的化身。”说完飘扬而去。天一亮，张良打开书一看,原来是太公望兵法书。张良特别高兴。后来，张良认真研读黄石老翁授给的那部兵法书，真的当上了汉高祖刘邦的高级参谋，帮助汉高祖刘邦统一了全中国，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大汉王朝。 8：文学家鲁迅：探望老师传为美谈
鲁迅，中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革命家，伟人毛泽东称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十二岁时到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先生读书。鲁迅对寿镜吾老师一直很尊敬。他18岁到南京读书，每当放假回绍兴时，总要抽空去看望寿老先生，1902年至1909年，鲁迅出国留学。这8年间，鲁迅经常写信向寿老师汇报自己在异国的学习情况。1906年6月，鲁迅从日本回绍兴与朱安女士结婚，在绍兴只停留了短短的4天，但他仍专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寿老先生。
9：数学家华罗庚：修炼成名不忘师恩
华罗庚，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在他成名之后，不止一次说过：“我能取得一些成就，全靠我的教师栽培”。1949年，华罗庚从国外回来，马上赶回故乡江苏金坛县，看望发现他数学才能的第一个“伯乐”：王维克老师。他在金坛作数学报告时，特地把王老师请上主席台就座，进会场时让老师走在前面，就座时只肯坐在老师的下首。
由于青年时代受到过“伯乐”知遇之恩，华罗庚对于人才的培养格外重视，他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故事更是数学界的一段佳话。
10：一代伟人毛泽东：尊师重教光辉榜样
人民领袖毛泽东, 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而他在尊师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禹居，毛泽东小时的私塾老师。1959年, 已是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重回故乡韶山，
毛泽东亲自向毛禹居老师敬酒，毛禹居老人说：“主席敬酒, 岂敢岂敢！”毛泽东却说：“尊老敬贤, 应该应该! ”杨昌济, 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学
篇二：古今名人尊师重道的经典故事
古今名人尊师重道的经典故事
1:理学家杨时：程门立雪尊师典范
“程门立雪”这一成语家喻户晓。它出自北宋著名理学家杨时求学的故事。
杨时，将乐县人，四岁入村学习，七岁就能写诗，八岁就能作赋，人称神童。他十五岁时攻读经史，熙宁九年登进士榜。有一年，杨时赴浏阳县令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拜著名理学家、教育家程颐为师。时值冬季的一天，杨时因与学友游酢在对某问题有不同看法，为求正解而一起到老师家请教。他们顶着凛冽寒风来到程颐家时，适逢先生坐在炉旁打坐养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打扰老师，就恭恭敬敬侍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过了良久，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和游酢，只见他们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迎他俩进屋。此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2:儒商始祖子贡：尊师至诚孝道楷模
子贡，孔子杰出弟子。后弃官从商，成为孔子弟子中最富有者，商界历来公认他为“儒商始祖”。
公元前479年，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圣人孔子溘然长逝。孔子死后，众弟子皆服丧三年，相诀而去，独有子贡结庐墓旁，守墓六年，足见师徒情深，尊师之诚，实属中华尊师孝道楷模第一人。后人感念此事，建屋三间，立碑一座，题为“子贡庐墓处”。因子贡为孔墓所植为楷树，后世便以“楷模”一词来纪念这位圣徒。
3:民族英雄岳飞：尊敬师长终身思慕
岳飞（谥号：武穆王），中国历史上著名战略家、军事家、南宋抗金名将，其军事才能被誉为宋、辽、金、西夏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
岳飞的老师名叫周同，据说他的力气很大，可以拉开三百斤的弓箭。周同去世后，每到初一、十五，岳飞都一定会到老师的墓前祭拜，并且痛哭一番。在痛哭后，必定会拿起老师所送的三百斤的弓发出三支箭才回去。他这份念念不忘师恩的真情，正是他日后精忠报国的忠心。
4:汉明帝刘庄：放下九尊之躯尊师
汉明帝刘庄，东汉第二位皇帝。明帝在位期间，吏治非常清明，境内安定团结。
博士桓荣是汉明帝做太子时的老师，而明帝对老师一向非常的尊敬，后来他继位作了皇帝“犹尊桓荣以师礼”。有一次，明帝到太常府去，在那里放了老师的桌椅，就请老师桓荣坐在东边的方位，又将文武百官都叫来，当场行师生之礼。桓荣生病，明帝就派人专程慰问，甚至亲自登门看望，每次探望老师，明帝都是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往，以表尊敬。桓荣去
世时，明帝还换了衣服，亲自临丧送葬，并将其子女作了妥善安排。明帝能放下自己九尊之躯的至高身份来恭敬老师，可见他的用心与风范，值得大家学习。
5:唐太宗李世民：教子尊师传为佳话
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第二位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明君，开创了“贞观之治”唐朝盛世。李世民懂得国家要兴望发达，长治久安，搞好子女教育非常重要，认为教诫太子诸王是“当今日之急”。因此，他给几个儿子选择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而且，一再告诫子女一定要尊重老师。
一次，太子的老师李纲因患脚疾，不能行走。怎么办呢？在封建社会里面，后宫森严，除了皇帝和他的后妃、子女可以坐轿后，其它官员不要说坐轿，就是出入也是诚惶诚恐的。唐太宗知道后竟特许李纲坐轿进宫讲学，并诏令皇太子亲自迎老师。
后来，唐太宗又叫礼部尚书王圭当他第四个儿子魏王的老师。有一天，他听到有人反映魏王对老师不尊敬。唐太宗十分生气，他当着王圭的面批评儿子说：“以后你每次见到王圭，如同见到我一样，应当尊敬，不得有半点放松。”从此，魏王见到老师王圭，总是好好恭迎，听课也认真了。
由于唐太宗家教很严，他的几个儿子对老师都很尊敬，从不失礼。唐太宗教子尊师也被后人传为佳话。
6:儒家学者魏昭：尊师重道终成大器
东汉末年，有一位名叫魏昭的人，当他还在童年求学的时候，看到郭林宗，心想这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便对人说：“教念经书的老师是很容易请到的，但是要请到一位能教人成为老师的人，就不容易找到了。”而郭林宗汗牛充栋，熟读各家典籍，乃是远近闻名的大儒。后来，魏昭到京城洛阳任官，毅然决定拜远在南阳的郭林宗为师，并派奴婢侍奉老师。但是郭林宗体弱多病，有一次他要魏昭亲自熬药给他吃。当魏昭端着煮好的药进来的时候，郭林宗便呵责他熬的药太烫，而魏昭就再熬一次，送上后郭林宗又说药太苦。这样一连三次，到了第四次，当魏昭再端重新熬的药而又没有不好的脸色时，郭林宗才笑着说：“我以前只看到你的外表，今天终于看到你的真心啦！”于是大喜，将毕生所学的都全部教给了魏昭，而魏昭也终成大器，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学者。
7:军事家张良：访贤求师终获真传
张良，秦末汉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之一。
张良年轻时，曾计划要刺杀暴君秦始皇，失败后，为躲避官府通缉，潜藏在下邳。有一天，张良闲游到一座桥上，遇见一位穿褐衣的老翁。那老翁见张良走近，便故意将鞋坠落桥
下，让张良下桥去捡。张良很不高兴。等张良把鞋捡上来交给老翁时，老翁又让他帮着把鞋穿上。于是，张良跪着帮老翁穿上了鞋。老翁没客气，笑眯眯地离开了。临走时留下了一句话：“小子可教矣！5天后黎明时分在这里等我。”张良按老翁的指示，5天后天刚亮，他就来到桥上，不料老翁早呆在那里，见了张良便怒斥道：“跟老人约会迟到，岂有此理。过5天再早些见我。”说完就离去了。又过5天后，鸡刚打鸣，张良便匆匆地赶到了桥上，可是不知怎么的，他还是比老翁来得晚。老翁这回更不高兴了，只是重复了一遍上回说的，就拂袖而去了。这下张良可点急了，又过了5天，他索性觉也不睡了，在午夜之前便来到桥上等着。一会儿老翁来了，见着他便点头称是。从袖中拿出一本书，很神秘地说：“你读了这本王者之书，就可以做帝王的先生了。10年之后，兵事将起。再过13年，你到济北，可以与我重逢，谷城山下的那块黄石，便是我的化身。”说完飘扬而去。天一亮，张良打开书一看,原来是太公望兵法书。张良特别高兴。后来，张良认真研读黄石老翁授给的那部兵法书，真的当上了汉高祖刘邦的高级参谋，帮助汉高祖刘邦统一了全中国，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大汉王朝。 8：文学家鲁迅：探望老师传为美谈
鲁迅，中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革命家，伟人毛泽东称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十二岁时到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先生读书。鲁迅对寿镜吾老师一直很尊敬。他18岁到南京读书，每当放假回绍兴时，总要抽空去看望寿老先生，1902年至1909年，鲁迅出国留学。这8年间，鲁迅经常写信向寿老师汇报自己在异国的学习情况。1906年6月，鲁迅从日本回绍兴与朱安女士结婚，在绍兴只停留了短短的4天，但他仍专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寿老先生。
9：数学家华罗庚：修炼成名不忘师恩
华罗庚，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在他成名之后，不止一次说过：“我能取得一些成就，全靠我的教师栽培”。1949年，华罗庚从国外回来，马上赶回故乡江苏金坛县，看望发现他数学才能的第一个“伯乐”：王维克老师。他在金坛作数学报告时，特地把王老师请上主席台就座，进会场时让老师走在前面，就座时只肯坐在老师的下首。
由于青年时代受到过“伯乐”知遇之恩，华罗庚对于人才的培养格外重视，他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故事更是数学界的一段佳话。
10：一代伟人毛泽东：尊师重教光辉榜样
人民领袖毛泽东, 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而他在尊师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禹居，毛泽东小时的私塾老师。1959年, 已是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重回故乡韶山，
毛泽东亲自向毛禹居老师敬酒，毛禹居老人说：“主席敬酒, 岂敢岂敢！”毛泽东却说：“尊老敬贤, 应该应该! ”杨昌济, 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学时的老师，毛泽东认为：杨先生是一位“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常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杨先生的住处登门求教, 讨论问题，改正笔记，杨先生也特别器重他。而徐特立老人是毛泽东一直非常敬重的另一位老师，1937年徐老60寿辰时, 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说：“您是我20年前的老师，您现在仍然是我的老师，将来必定还是我的老师。”1947年徐老70寿辰时，毛泽东又题词“坚强的老战士”送给他，表示尊敬和祝贺。
11：毛泽东向教师敬酒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同志来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特意邀请自己在私塾读书的老师毛禹珠一起吃饭。 ...
12：程门立雪 杨时在洛阳求教于程颐。杨时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四十岁了。一天他去拜见程颐时，恰巧程颐正在坐着打盹，杨时就和游酢恭敬的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走开。等到程颐醒来的时候，门外的雪已经有一尺深了。
13：周恩来向老师赠款。1952年2月，南开大学老校 长张伯岑突患脑塞栓逝世，周总理参加了治丧委员 会并送了花圈，白色缎带上写着：“伯岑师千古， 学生周恩来敬挽。”张伯岑逝世后，总理一直惦记 着张家人的生活，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总理给张伯 岑夫人送去500元人民币，并嘱咐交际处要加倍关照 张夫人和子女。
14：先师百人齐国名臣晏婴勤奋好学，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他都去拜之为师，虚心求教，博采众长，相传他有“先师百人”，因此他学识精深，能言善辩，成了齐国名臣。他多次代表齐国出使，不辱使命，捍卫了国家尊严。
15：卖衣求师南北朝时贾思伯、贾思同俩求学于老师阴凤门下，由于家贫，只好把身上穿的衣服典卖出去，筹集学费。人们为他们好学的精神所感动，便凑了不少丝绸之类的物品让他们去送给老师。阴凤知道实情后，坚决不肯收礼。这则卖衣求师的故事便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
篇三：这是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故事，要慢慢的看，才看得懂??我意思是文字写得太晦，和一般习惯不太相合。你知道，大凡一种和习惯不大相合的思想行为，有时还被人看成十分危险，会出乱子的！”（沈从文，“看虹录”1992[1943]：47—48）
我认为就20世纪中期中国的情况而言，文学中值得一提的现代主义流派至少有三种，沈从文是其中一派的杰出代表。要给这几个流派冠名并不是简单的事。我们姑且从中国的立场分别如下：（1）从西方和日本传过来的外来现代主义，（2）上海现代主义，（3）学院派现代主义。 虽然沈从文具有明显现代主义特点的作品并不多，也不是因此成名而受人追捧，但他却是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注：Yan Jiayan （1989:246） explores modernist influences on Shen Congwen, Xiao Qian, Fei Ming, and Wang Zengqi. Kinkley （1987） analyzes the modernist side of Shen Congwen.）同其他现代主义作品一样，沈的现代主义作品都是“非主流文学”。这些作品，连他在大学里面的同事和朋友都不大认可。鲁迅、废名（冯文炳）、林徽因、还有凌淑华等也写现代主义作品。但他们的东西既有别于上海现代主义，也不同于沈从文。换句话说，与那些相互影响又相互捧场的上海现代派人物诸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相比，沈从文多少有点孤单。但跟上述人物不同的是，他影响了后来整整一代的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
诸多学者如严家炎（1989：100—104），吴中杰和吴立昌（1995），朱寿桐（1998），以及史书美（2001：96—127）等均令人信服地指出20年代许多思想前卫的作家，包括鲁迅和周作人，对西方现代派都很熟悉。所以他们的某些作品颇有现代派的特点，不过既不是一种“模糊”的现代，又异于那种明确流行的“19世纪现代”色彩。但我这里所谈的中国现代主义既不同于理论上植根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现代主义，也不是郁达夫所表现的那种实验浪漫主义，更不要说郭沫若了。我指的是中国主流文学之外所充分展现的那些现代主义流派，甚至与五四时期的主流思潮也大相径庭。学院派现代主义作家们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引人注目，既不是因为他们熟悉国外现代主义思潮、作家或作品（这方面胡适与徐志摩始终都比沈从文要强，但他们的作品并不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也不是因为选材和主题的现代性（如郁达夫的某些作品），而主要在于这些作家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不但心仪，且有才气。 所以，就文学的现代主义而言，我的意思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中表现的“现代性”、“现代意识”或“某种有关现代的意识”等等，这些东西是什么我到底不清楚??有的学者使用这些术语，似乎只是表明他们内心怀着某种与前现代或“传统”相对立的时代精神。我所说的“现代主义”，是一种有其哲学主张的文学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主题和技巧上。所谓“现实主义”的定义，常常也脱不了类似的窠臼，如果不是源自某些经典作家和作品，则必是受某些哲学思潮的影响，要么就归结为某种类型的题材和技巧（如贝克尔在1963年把现实主义要点归纳为：照现实生活写作的哲学，无粉饰的主题，关注下层人众的生存状况，逼真的对话或对生活进行解剖等等）。后现代主义现在也有了自己的摹本（拥趸的是约翰·巴斯
和唐·德里罗，而不是詹姆斯·乔伊斯或者威廉·福克纳）。目前达成的共识与伊哈布·哈桑那张有名的图表所罗列的手法、技巧及内容虽已相当接近，但仍有不同。
一种潮流所表现的哲学思想、作品内容以及写作技巧，总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相互关联的，彼此又成为造成这种潮流的相辅相成的因子。文艺史家们往往又过分注重它们之间的联系。有时新学派的产生（如西方现代派以及中国清代的考证风气）与思想意识上的显著变化碰巧在同一个时期出现，这就使得批评家们往往将两者视为不可分割的现象。同样，当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统治时，某些标语、形式和思想意识之间的联系就成了争取政治解放或对付政治压迫的有力工具。然而，意识并不一定就能产生特定的作品或表现手法，此一时代视为新颖的方法也许在“另一时代”的作品中早有显现，甚至更早??如抽象派手法就常见于古代中国的诗画之中（中国诗画对西方现代派确有影响，可参见劳伦斯的新作）。按照E. H. 高布里希（1960）的立场，有些抽象程式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眼中是“现实的”。因此，否认“过时”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会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种“历史相对论”的逻辑错误。这样，像我这样的历史学者主要从艺术手法审视现代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英语中，“现代主义”的含义并不比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具有更多的“现代本质”，因为“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为技巧而技巧的实验，将技巧本身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顶礼膜拜乃是现代主义运动的主要特点，也是沈从文批评中的显著现象。本文的目的是根据相对狭义和严格的“现代主义”定义，揭示中国文学作品中一些共性的东西。这样，我们又需回头尽量找出隐含在它们背后的更为宽泛的含义。
那么，怎样对“现代主义”下定义呢？这场国际化的文学运动有着五花八门的哲学注解、文字宣言，以及感性的张扬，多数情况下与线性的历史感是背道而驰的。李欧梵和马泰·加林内斯库认为线性的历史感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意识”（李1990：124；加1977：41），也有人称为“启蒙的‘现代性’”（史来福2000：2）。现代主义的典型主题包括：探求空间、时间（历史之外的时间）、意识、语言、心理和性心理以及文学本身的本质。李欧梵关于典型的现代主义表现方法（主题与技巧的结合）的论述属于最为简明的一种， 尽管他还是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最明显的趋向“表述为”不断地用相对支离破碎的语言对分裂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李1999：148）。约翰·巴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所作的总结却要详尽得多。下面一段话经常被人引用（据他自己说是受了杰拉德·格拉夫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启发，文章里多处引用T.S. 艾略特评论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话）：
用“神话的”方法代替“现实的”方法，以及“在现代与古代的意识之间自由转换”??；还有突然颠倒叙述的顺序，完全打乱传统的情节与人物的统一与连贯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因果关系，运用反讽和模棱两可的并列句质疑作品中行为的道德和哲学“意义”，一种大彻大悟的腔调一揶揄有产阶级那种所谓理性的装腔作势，突出与理性的、大众的以及客观的认识相对立的内在意识，并且主观上不惜歪曲事实以强调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昙花一现的本
质。（巴斯1984[1980]：199）
以上并不是纯粹有关技巧和题材的定义，因为其中还夹杂着在特定的西方历史背景下故意不按传统方式塑造人物的尝试。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是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方法、实证主义理论以及阅读习惯的反动，矛头对准的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资产阶级分子。中国的现代主义也面临着同样的历史环境。20世纪早期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同样倾心于科学、实证主义，以及“现代性的”线性的时间观，更不用说当时那些“民族”和性别的新观念了。这就是李欧梵所说的上海现代主义（1999：43）的要点之一，近期的学术界大都持类似的观点。大多数中国文人，包括那些受过旧式教育的老派文人，更习惯于冗长的叙事方法以及现实主义色彩，也喜欢欧洲文学中更具确定性的东西。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也跟西方一样，特别反感传统文学的自以为是。
与“现代意识”或“现代感”不同，西方的现代主义原来是一帮文化精英发动的。常常，这种在主题和技巧上的前卫总是将人生的“难题”表现到难以理喻的地步。因此，现代主义作品总是竭力回避那些大众化的一目了然的题材，这一点区别于许多后现代作品。然而，有讽刺意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以后，至少二战以后，许多现代主义作品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特别是学院派现代主义，也具有类似的精英现象。
我认为中国有第三种现代主义文学，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也有别于上海的现代主义的观点，随着近来对上海现代主义研究的深入，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但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中国自身的文学现代主义受上海的限制或者说依赖于上海的发展呢？李欧梵令人信服地指出，上海的城市文化里面就表现了对文学现代主义的兴趣。他同时又重弹20世纪晚期批评界的老调，认为文本的依凭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其他文本。显然，文学的现代主义可以通过其他现代主义文学文本得到阐释，或者通过电影（上海之外的其他城市也都有电影院），尤其是当意识、语言以及文学的本质成为关注的核心的时候。将文学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现实主义（同时反浪漫、反古典或反传统）表现手法的非主流观念似乎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共生的那股文学潮流有关（甚至早于1985年出现的“新潮”作家群，当然“新潮”作家也包括在内）。（注：I do not see a major formal distinction between“humanist”modernists （Liu Suola, Xu Xing, Wang Meng） and “antihu-manist”experimentalists of the later 1980s （J. Wang 1996: 165—67）, although there may have been “generational” and affiliational（clique）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References to international pop culture in Liu Suola's fiction might make it“postmodernist.”）这场运动不仅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甚至涉及到刘心武、刘滨雁、张杰、蒋子龙以及高晓声等作家。当今被认为属于后现代的世界级作家，如伯格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1985年后在中国非常有影响，但像弗洛伊德、卡夫卡那样的古典现代主义作家也依然吃香，此前被当局所禁的中国作家像沈从文、郁达夫等又被重新发现。韩少功属于毛时代后的作家，
特别是他的“爸爸爸”（1986，写于1985）致力于探索语言的玄妙现象，这是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派作家没有触及的问题，但却是现代主义文学关注的主要方面。（注：On Han Shaogong's “Bababa”in light of Shen Congwen's prior creativity, see Kinkley （1993:96—103）.）80年代的许多中国作品，虽然不是全部， 至少可以归于“后现实主义”一类。
那么，既然谈论中国“现代主义”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我又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关注中国的学院派现代主义呢？在史书美看来（2001：42）“美国出版的文学史方面的著作，谈到现代中国小说的时候，是不太主张使用‘现代主义’这一术语的。”写下全史的作者只有夏志清（1961）、杜博妮和雷金庆（1997）；他们确实没有使用这一术语（考虑到夏曾是克林斯·布鲁克斯的学生，不免使人大跌眼镜）。但史的话却没有注意到利大英（1989，1996）、李欧梵（1990，1999）、彭小妍（1994）、王瑾（1996）以及本文作者（金介甫1985，1987，1990，1995，2000）、还有杜博妮自己（1971）对中国现代派文学所作的研究。当然，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文学中，甚至其文学批评中，现代主义只是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倾向（Denton-1996：
59）。话说回来，即便在西方，现代主义最初也被认为是一股逆流。
史书美也许只是对北美出版的许多书在谈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有意回避使用“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感到不满（安敏成1990；王德威1992，1997；张英进1996；（注：Yingjin Zhang analyzes the Shanghai modernists very much ac-cording to their modernist technique, but prefers to call them new perceptionists. His is a reasoned choice, but I prefer the term that allows us to see East-West similarities.）梅贻慈1998；唐小兵2000）。这种情况即使在有关中国80年代文学与文化的专著中也存在（赵毅衡1993）（张旭东以“现代主义”冠名的著作[1997]可作为印证史的论断的一个例外，因为张的“现代主义”似乎又有他自己的意思，是“现代＋主义”。（注：This is a longstanding problem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en even Liu Naou and Mu Shiying spoke of jindaizhuiyi近代主义and xiandaizhuyi （“modernism”） in the 1930s （Shih 2001: 262—264）, it may have been their or associates' own neologism, constructed from“modern”or“modernity”+“ism,”not “modernism”as understood in critics' discourses in English and several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On the other hand, some critics writing in English, such as Marshall Ber-man, have also written of a“modernism”that is as broad as “modernization”（Berman 1982: 16, cited in Eysteinsson 1990: 19—20）.））甚至李鸥梵的代表作“上海现代派”（1999）中“现代主义”的含义，与他与其学生海茵里希·鲁霍夫撰的关于上海现代主义的论文中（1990，1993）的意指，也已大相径庭。李的新书首先考虑的是“现代”的概念。
部分北美作者或许只是试图为那些被控传播精神污染的现代派作家或现代主义观念本身进
行辩护。唐小兵认为“现代主义”的说法已经过时（唐2000：49）。也许因为“后现代主义”指责现代主义的叙事方法过于张扬。但这不过是给现代主义画了一张漫画（尼科尔斯1995： vii）。王德威却感觉“现代主义”“很时髦”（王1997：22）。显然，“现代性”也一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份杂志使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标题：现代主义/现代性。同时，北美的某些研究成果中随处可见后殖民时期对现代主义吹毛求疵的态度及其他一些冲突决定论的批评观点，其中自然有对文学“现代性”的吹捧，这有点像中国人谈到现代化的时候那种自豪。（注：The term “modernization”of literature appears in some books by Chinese expatriates in North America, as it does in the title of a book by Zhu Shoutong （1992）.）
在80年初的中国大陆，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是受批评的；当时称他们为“现代派”，这是带有贬义的词汇（王瑾1996：139），这种潮流无论是政治上还是道德上充其量只配称为“派”，还不足以像“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那样被称为“主义”。（注：When Wang Yao earlier on （1972:1, 200—202） wrote of a Xiandaipai, theoretically he might have meant simply “those who published in the Xiandai magazine,”but calling those who published together a “school”was inaccurate to begin with and not really innocent-it was a way of damning them as a group for their presumed politics.）如今， “现代主义”一词被人们广泛使用并带有积极的意义（严家炎1989；张宇宏1990；谭楚良et al. 1992；吴中杰和吴立昌1995；朱寿桐，ed.1998；陈思和1999；孙玉石1999）。然而，历史相对论使得如今的批评家们，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将主要的视点集中在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上。西方的情况也一样，如果能够证明最近发现的一支“莫扎特交响乐”是写于18世纪就大受欢迎，倘若发现是20世纪的作品则马上嘘声一片。一件艺术作品创作的年代不仅影响到其创作方法，而且决定其品味。本雅明（1968）创作的艺术复制品缺少“品味”。这好像指现代的、甚或是现代主义的神秘色彩。
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文学史中所说的“现代主义”比起靠标新立异但却常常“晦涩难懂”的任何一种非主流倾向都要宽泛得多。在部分文学史中，“现代主义”指的是那些读过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作家们所创作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一定的心理深度且以性作为主题。确实，这一术语还可以广泛地包括一切非社会主义的、非正统现实主义的、非传统的作品??也可以包括所有非说教的文学。甚至198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也可以收入囊中（朱寿桐1998）。另一些文学史书的定义要窄一些，除了1949年以后的台湾和1978年以后的大陆的现代主义之外，主要着眼的是以上海为背景的文学（谭楚良et al. 1992；谭楚良1996）。当然，这些著作没有提到沈从文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看虹录》早已失传，直到1992年一份中文版本才被重新发现。吴中杰和吴立昌（后者是沈从文的传记作者）的书（1995）自成一家之言，对现代主义的解释外延更广，涵盖一切非实用主义的文学。这样一来，鲁迅、
《汗牛充栋的故事》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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