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儒林外史》的价值体系及其文化意义
《儒林外史》的价值体系及其文化意义
?摘要?《儒林外史》的讽刺是建立在明确而完整的价值体系之上的，那就是实学、道德、人性和济世实践。这个价值体系的特点是反伪尚真，弃虚返实，它对于我们研究和反思传统文化具有很深刻的启发意义。
《儒林外史》是一部思想家的小说，它以丰富犀利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独树一帜。但是，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它的批判性，而缺乏对作品的价值体系的深入剖析。对此美国评论家亨利?韦尔斯说：
……莎士比亚与吴敬梓颇为类似，两人皆较少以作者身分发言。然而，莎氏之价
值观不难判断，而吴敬梓内心是一难解之迷。如一位西方作家对社会写实、社会风俗及道德问题的描绘，具有和吴敬梓相同的资赋，他必然会提出更为清晰的价值体系。我们可以大胆在认为，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象《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的
①问题。
他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社会现实、社会风俗及道德问题的描绘”要 建立在“清晰的价值体系”之上，二是对《儒林外史》并没有给出这个“清晰的价值体系”感到困惑。对于前者而言，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对社会生活的描绘也好，讽刺也好，都必须基于作者所持的某种立场和角度。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对生活现象进行讽刺，那么他对社会现实一定具有居高临下洞察和理解。所以，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是我们在进一步考量《儒林外史》的思想价值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儒林外史》具有明确完整的价值体系
《儒林外史》明确而完整的价值体系，可以通过对王冕及“真儒”形象的分析，清晰地显现出来。书中描写了上百个人物，这些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事俱迄”，②基本上是单独的一个个人物小传，人物之间的顺序似乎安排得比较随意，但在开篇，却单用一个“楔子”，以十分推崇的笔调写了“辞却功名富贵”的名流王冕，这是具有深意的。它不是简单的用来比照书中其他人物，而是提示了作品的价值体系结构。当然，在没有仔细阅读全书、深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之前，单单从“楔子”中的文字本身，这个价值体系结构是不容易被发现和解读的。 因为王冕故事所取素材无非日常生活片断，如事亲、放牛学画、交游、推辞出山等事。这些看似平淡的文字，对整部书而言，其实无一闲笔，它在提示作品价值体系的如下几个构成部分：
其一，实学。即真学问。“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后文的“真儒”身上也具有相同特点，如杜少卿著“诗说”、庄尚志注《易》，虞博士首选的学问是诗文；泰伯祠大祭，提倡的是具有实际教化意义的礼乐，等等。这些都属于“实学”， 无疑有别于科举时文及空洞的天理人欲之说。以此为价值标准，对应的就是对周进、范进、王慧、高翰林等一班科举中人的伪学问、伪道德的讽刺，深层次上分析，则是对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宋明理学的统治地位的明确否定。
其二，真道德。王冕身上体现的道德是“孝”。“孝”既是儒家思想的基石，同时也是人类基本、最朴素的情感体现。作品写王冕对母亲的拳拳之心，与秦老真诚无欺的朴实情感，看上去是很普通的人之常情，但自然率真，这在书中“真儒”身上同样有所体现：杜少卿和庄尚志、虞育德等人都十分重“孝”，杜少卿对父辈仆人俸养有加，而虞育德曾助人葬父，帮助别人时直言自己还要留一点银子用，这种坦诚与率真的基础上的真道德，就是后文对人而无极、百般机变、唯名是取的一班“名士”进行讽刺的参照标准。
其三，真性情。文中写了王冕不慕权势、不图富贵，并且甚至为了躲避与县令交往而远走他乡；日常行为也异于时俗：“??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哼着歌曲，在乡村的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得乡下的孩子们三五成群的跟着他笑，他倒也不在意下”。这种看似怪诞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功名富贵”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超脱，对古代人文神的追寻与坚守。自然方面性情则体现为对美好的景色的感受和热爱。《儒林外史》很少进行细致的景色描写，“楔子”里描写的七泖湖雨后景色，显然是在隐喻王冕至纯的性情世界。书中的“真儒”们也是一样，庄尚志隐居而不避世，杜少卿夫妇游山，散财施舍，这种洒脱与超越，就是作者所推崇“真性情”。它使人在那种僵化与没落的文化环境里保侍人格的完整与健康。与此为出发点，对应的就是对书马二先生、王玉辉等一班失却性情的迂儒的讽刺。
其四、尚实践，疾虚妄。一个读书人各方面的价值体现，用王冕的话概括就是“文行出处”。其中“文”、“行”与“处”都在书中用“真儒”们的行为给出了形象化阐释。关于“出”，作者借用杜少卿之口说“正因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出”的成功的人，做的多是“虚应故事”，真正按照儒家理念去做有用的事业，反而行不通，后来庄尚志应征的遭遇、萧云仙文治武功的挫败则是验证。所以在“出”的方面，王冕也好，“真儒”们也好，都没能给出一个行为范式。然而“真儒”毕竟是“儒”而不是“道”，不能无为，于是他们提倡‘礼乐兵农”，自发组织泰伯祠大祭，以期“助一助教教化人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出”，只不过是不为朝廷而“出”，而是自己去践行治世理念。尽管凭这些“真儒”的个人努力未能挽救世风国运，但有了这个行动描写，作品的价值体系才更加完整。
这样，《儒林外史》的价值体系就基本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可以发现，这个价值体系有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反伪尚真，弃虚返实。有了这个价值基点，作品对各色人物的评判与讽刺才高人一等，入木三分。
二、《儒林外史》价值体系的文化意义
其一，小说的价值体系中，首先主张“辞却功名富贵”，提倡尚真尚实的人生理想，实际上可以看作为当时的一种思想启蒙。
在我国封建社会，“功名”和“富贵”之所以并列在一起，因它们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功名”是功绩及相应的荣誉，富贵则是它带来的相应的物质利益。我国封建社会是生产方式单一的农业社会，财富又主要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自然就成为人们跻身上层社会、获得物质财富的主要途径。因而“功名富贵”也就成为封建社会传统价值取向。在历史上，“功名”的内涵虽没有人过明确过，但大致说来，无外乎“文治”与“武功”两方面。然而进入科举时代后特别是明清以后，“功名”意义逐渐发生了演变：由原来的文武实绩变成了科甲及第，获取官位。《儒林外史》中的功名即是此义。就科举制度本身来讲，它无疑是当时一种较为先进的人才先拔制度，但当它服务于一种没落的文化体制时，所起的作用就恰恰相反了。由于以“代圣人立言”、僵化空洞的说教为考试内容，以机械的八股为规定程式，科举所得人才，多空疏无学，实无一用，于是科举考试仅仅成了读书人的“一条荣身之路”，“功名”脱离了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演变为一种单纯的谋取社会地位与财富的手段，然而，由于文化惯性和统治者的价值导向，知识分子大体上一如既往地认同、追逐“功名富贵”这一传统价值观念，尽管它已虚无化、病态化。如马二先生谈举业：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须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言行扬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了宋朝又好了，用的都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是日日讲那“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十三回）
马二先生在书中是一个一心向学、品质尚优的儒者，只是本末倒置的价值观念，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迂儒”。即便如此，当他以“优行”被“题保进京”时，施御史还评论他说“这些异路功名，弄来弄去始终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操守”和“优行”竟然发生了对立，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当一种价值追求被虚无化、病态化之后，它最终带来的后果，往往走向它的反面，书中获取 “功名” 最成功的高翰林就把“敦孝悌、劝农桑”的治世实践称为“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藻”，与功名无关。科举之名如此，其他各种名士之“名”仿而效之，由迂而虚，虚而黠，整部书所抨击的种种虚妄现象，根源尽在于此。其结果便是人才凋零、世风日下、国运渐衰。书中最后的市井四奇人，已不属于文化阶层，表明作者对主流社会已经绝望了。所以，作品的价值体系中对人之真学问、真性情及 “礼乐兵农”的社会实践设想，无疑是那个时代振聋发聩的启蒙声音。因此把《儒林外史》定义为“思想家的小说”，是最恰当不过了。
其二、小说价值体系中反伪尚真，弃虚返实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学可贵的理性精神文化超越意识，具有跨时代的启发意义。
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只有真，才有善和美。当中国的封建社会行将没落时，假丑恶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们都披着貌似合理的外衣。这是，寻求真善美需要具有理性智慧和历史自觉精神。在一点，在《儒林外史》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它提出反伪尚真，弃虚返实的价值体系，立足于那个时代，但同时又超越了那个时代，体现了中国文学中可贵的理性精神文化超越意识，是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吴敬梓留给我们的一份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中华民族较早跨入文明门槛，在世界上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东方文明，证明她在世界诸多民族中具有独特的智慧和能力。然而，文明历史又使它背上了深重的包袱，使她在最近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举步维艰。她的复兴过程，实际上就是超越自己，超越历史的过程。近百年来，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从推翻帝制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前进的每一步，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超越。当代社会，这种超越仍在进行：从建国初期的“自力更生”到改革开放，从“一句顶一万句”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实事求是”的提倡，等等，科学和理性的力量正越来越多地为我们民族所拥有，它必将为我们的民族提供巨大的创造力，从而加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其改变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为“文化是长时期塑造成的人生设计，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为
③什么人总是反对变化，包括对自己有利的变化”。人的素质、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超
越比社会制度的更替要艰难得多。李大钊曾说过：“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应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当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所做的文，都当作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际生活不
④生关系。是什么残酷的制度，把我们的民族弄成这样的不自然。”这句话是针对几百年
来科举制度的弊端的一个深刻全面概括，同时也证明了《儒林外史》这部作品有跨时代的文化反思价值。数百年来，人们不得不用假思想、假行为甚至假情感来立身于社会，于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形成了一种心理积淀，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彻底消失。科举制度已经做古一个世纪，周进、范进式的人物早已成为笑料，但书中匡超人的善于剽窃别人思想，不学无术而长于机变的成名术，如今不仍为一些“人才”所熟谙吗？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不仍在时而上演出一幕幕“虚应故事”吗？八股文早成了古懂，但八股文风至今仍在，它继续破坏着语言的准确交流功能，影响着社会运转效率，甚至经济生活中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都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关。只有对这一点具有深刻清醒的认识，才有利于我们在工作中有的放矢，标本兼治，加快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速度。这些都是进一步研究《儒林外史》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注解：
①《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比较研究》，1971年4月第十一卷。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③〔美〕S?南达《文化人类学》，刘燕鸣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897年版，第13页。 ④《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篇二：儒林外史简述
《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垂世名作《儒林外史》为作者十数年心血之结晶，在他49岁时基本脱稿，原作五十五回。相对于其他小说而言，吴敬梓的生平资料保存完备，这部作品版本明晰。现存嘉庆八年刊印的卧闲草堂本为较早行世者，是五十六回，最后一回没有情节，为人所补。光绪年间有增补的齐省堂本六十回，多处的回目水准极低，盖非原作。
学习目标
1．作者生平与作品思想
2．作品的艺术成就
一、作者生平与作品思想
1．作者简介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他约于五十岁时写成此书。当时尚属清中叶较早的阶段，其时代略早于曹雪芹及其《红楼梦》。
吴敬梓生活于满清盛世康、雍、乾时期，此时正值清王朝控制思想的政策取得效果，人民反清情绪受到压抑，科举八股深入人心的时代。
但吴敬梓在苏、皖地区广交士大夫，且本人在穷达、升沉之间有过长期、痛苦的思想斗争，加之家庭破败，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的真面目有所了解，他越来越看清了八股取士制度以及封建末期的颓势，最终彻底打消了走仕途的念头。
吴敬梓不顾流俗的非议，忍受着穷苦的煎熬，冲决了八股科举的罗网，由这种制度的忠臣肖子变为了二臣逆子，表现了初步的民主思想。但挽救末世的办法，也只能是把古代的儒家学说理想化，企图以此来挽救世风。由作品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对旧道德之救弊也无把握，他似乎觉得，生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所有的办法都于时无补，于世无益。
2．内容梗概
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以后的回目，极写士林普遍的荒凉，并摹写世风的颓落；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第一回“楔子”，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
小说开篇不久就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
这二人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
由此可见，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这就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
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当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
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
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
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
3．“士”的群像
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借形形色色的士林人物，大力抨击科举制度。
但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
如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
虞博士等“真儒”。
在作者看来，这些人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骗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二、作品艺术成就
1．杜绝传奇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
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2．洞悉人性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3．新语体的贡献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4．平实的深刻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儒林外史》打破了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推进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它把目光从奇人奇事转向现实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示了一幅幅的社会风俗画。
5．理解之同情
一般人会注意吴敬梓尖锐的眼光，但更应该强调的是他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
这让我们看到，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实际上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也并非一味把他当“丑类”来描绘。他的胞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
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
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如果一定要将《儒林外史》看作讽刺小说，那么，它已经将讽刺艺术发展到新的境界。它的讽刺是真实的，“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讽刺是婉曲的而又锋利的。
需要补充的是，《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让读者直接与生活见面，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篇三：儒林外史内容简介
《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13]
《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13] 由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的划分线主要在于保持着应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则是那些整天凭着官位欺压百姓，并且不学无术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钻研儒学、推行正道其实却把道德品质封存的儒士。
《《儒林外史》简介及其意义》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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