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国古代各时期航海发展现状概述
中国古代各时期航海发展现状概述
学号：201110710205班级：经济116 姓名：张国庆
古代中国虽是灿烂黄色的农业文明，却也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航海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中国现拥有内海渤海和琼州海峡，大陆的东面和南面有位于太平洋东部的黄海、东海和南海；中国现在海岸线长18000余公里，领海中有7000多个岛屿，岛屿线长14000余公里;现有河流中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5800余条，总长度420000公里，其中注入海洋的河流的流域面积占全部江河流域总面积的64%，此外，大小湖泊也有2000多个；还有相当重要的是沿海的风有着典型的季风气候特征。在古代中国，我国辛勤的劳动人民就开始运用自己的智慧利用这些优越的条件进行了航海的探索。
中国古代航海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初创期，公元前221年前，即先秦时期；发展期，公元前221年-220年，即秦汉时期；徘徊起伏期，220年-589年，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繁荣期，589年-960年，即隋唐五代时期；全盛期，960年-1368年，即宋元时期；由顶锋转向停滞期1368年-1840年，即明清时期。下面就介绍一下中国古代航海各个时期的发展概况。
一、初创期
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航海活动最早开始在新时期时代，至少在7000年前，中国已能制造原始的水上航行工具，如竹筏、木筏和独木舟等；而木帆船的出现则带来了中国造船与航海文明史上的革命，殷墟遗址出土的物件更是证明商代已开展了海外航海贸易；在西周时期，我国与越南和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已成雏形；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的讲话交叉的综合航行网络已初步形成，海上强国的出现更是致使海上战争频发。
殷商与西周时期，人们除了会制造船舶之外，已能制成帆而利用风力航行。甲骨文用“凡”通假“帆”字，说明殷人行船已经使用帆，不过，这时的帆一般主要用在陆地江河航行中。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海上活动兴起，人们航海的地理知识逐渐增加，将中国东部外测的不同水划成“北海”（今渤海）、“东海”（今黄海）、“南海”（今东海）。人们已了解到“百川归海”并一开始在沿海巡航。在这一时期，人们在认识风的同时，也对一些云雨气象有所了解，如《尚书·洪范》“月之从星，则从风雨”等都是人们在航行中注意天气变化而总结出的经验规律。人们对海洋水文特别是潮汐有一定的了解。如《尚书·禹贡》“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等，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趁涨潮出海，利用海洋定向潮流，顺流而下。而此间更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海上导航技术已与天文学联系起来。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对二十八星宿和一些恒星进行了定量观测，并取得了可喜成果，并把海上航行与天文学相结合，利用北极星为航行定向。战国时期，磁石“司南”已发明。但其用途主要用于陆上定位。英尺，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以太阳和北极星为海上导航标志。
总之，在此初创时期的航海技术已有一定的基础，人们对海洋的认识逐渐深刻，对洋流、风力、潮汐，和海上天文、气象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利用太阳和北极星为海上导航标志，并发明了海上测天体高度的仪器。
二、发展期
此间正是造船业大发展和航海工具的成熟时期。在此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季风规律，并将其应用于航海活动。实际上，东汉应勋在《风俗通义》已经提到：“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落梅风”意即梅雨季节以后出现的东南季风。两汉时期人们只有利用季风，才能做远洋航行。在先秦时期天文导航的基础上，秦汉时期的导航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根据《汉书》，西汉时海上导航的占星类书籍已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等有关书籍总计达一百三十六卷之多，这些应是中国航海人员记载下来的他们在航海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天文经验和规律，此中应涉及到航海中对星座、行星等位置的判定对于确认航线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地文导航与陆地定位在航海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汉时，人们已能利用“重差法”精确测量海上地形地貌。唐代李淳风《海岛精算》记载了这种利用矩或表进行两次观测，可求得海岛之高度和与船的距离，这对后世航图的测绘及航程的推算具有深远的影响。
《史记》载，秦始皇在位期间曾先后四次巡游江海，以示强威服海内，其中公元前219年的巡游为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大规模远航活动。秦朝时，以徐福为代表的秦人大规模东渡日本也得以成功。汉代时期，汉武帝也曾七次巡海航行并以军事实力扫清阻力从而畅通了沿海的海上航路。另外，汉朝时期还开辟了一条印度洋远洋航行的航路，即后来在19世纪有德国学者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秦汉时期，造船业的发达，能够利用季风航行，能对潮汐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天文和地理导航知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航海技术的进步，这些都使中国航海的发展不落人后。
三、徘徊起伏期
三国时，魏国对日交往，吴国孙权派卫温到夷洲（即今台湾），他们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两晋时期，孙恩、卢循海上大起义，反映了东南沿海人民巨大的航海能量。法显和尚天竺求学后能够只身航海回国，并留下一部关于远洋航行的对了解和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古代航海活动有中国大意义的纪实性文献——《法显传》；南北朝时对外贸易络绎不绝广州直达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的远洋航线开通，东西亚海上联系增强。
但是此时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这从总体上影响了秦汉以来古代航海活动的发展势头，由于东南沿海相对稳定，经济重心与航海重心开始南移，江南与东南沿海各政权也尽量利用濒江临海的优越自然条件加强了海内外各种性质的对外航海联系。因此这个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中国古代航海的徘徊起伏期。
四、繁荣期
隋唐五代时期航海技术趋于成熟，人们已能熟练运用季风航行，天文、地理导航水平都有明显提高，对潮汐也能进一步正确解释。
隋朝时，大陆台湾通航恢复并加强，隋朝还对高丽进行了三次航海活动并五次派使节赴日考察，此间，常骏、王君政也出使赤土国；唐朝时，鉴真东渡日本，为中日交流做出很大贡献，“海上丝绸之路”全面繁荣，中国能够直航直航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并首次到达红海与东非水域。此外唐朝还出现了大型海港（如广州、泉州）并设置了专门管理航海贸易的市舶司和市舶使；五代十国时期，东南沿海继续发展。这都为宋元时期航海的全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人们已能认识到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风到来和结束的规律，并称这种与航行有关的季风为“信风”。在利用信风航行的同时，人们不断归纳总结
直至掌握完整信风的规律。义净正是利用对南海季风、北印度洋及孟加拉湾的季风和洋流规律的认识乘船到达东南亚室利佛逝国并回归中国的。在唐代，由于对海洋气象也有了进一步认识，人们已经能利用赤云，晕虹等来预测台风。唐代天文定位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量术。开元年间天文学家僧一行已可以利用“复矩”仪器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面的高度，虽与实际数字有一定的差距，但这是世界首次对子午线的实测，而且这种测量术很可能已经在航行中使用。唐代航行者已掌握利用北极星的高度而进行定位导航。与天文定位术一样，隋唐地文导航技术也有一定提高。“广州通海夷道”中对航海方向、距离、时间的记录已相对具体，对某些地区的地理位置或地形特征已有明确的地文定位描述，而且其记录了远洋航行中的人工航标。特别是随着数学的进步，航海家已经能在勾股定理相似关系的原理基础上，运用两次观测计算的“重差法”来测量陆标，这大大提高了海岸测量术的水平。在《海涛志》中，窦叔蒙深入研究了潮汐运动与月亮运动的同步规律，对潮汐运动中的形成原因、大小潮出现的时间、计算方式、潮汐循环的周期等做了详细的论述。封演也对一月之中潮汐逐日推移的规律做了非常清晰的论述。
此时，中国航海发展已很繁荣，隋末唐初后，我国的海船就以体积大、载量多、风力强而闻名于世。
五、全盛期
宋朝时，对日的民间航海十分活跃，这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宋朝时期， 航海技术的提高,最突出的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宋以前的航海指引，一般是凭天象、天体识别方向，夜以星星指路，日倚太阳辨向。至北宋时期，航海技术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船队已能利用指南针航行。南宋时期，指南针发展成罗盘形构，精确度不断提高，应用更为广泛，海上航行已普遍依靠指南针指示方向。由于罗盘广泛地应用于航海，加上前人积累的牵星术、地文、潮流、季风等航海知识，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水密隔舱技术，使宋代后的航海家可以长年在海上远行。宋代人开辟了横越印度洋的航线，尤有重要意义，宋代航海家从广州、泉州启航，横越北印度洋，可直航至西亚和非洲东海岸。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不仅促进了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更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此外，宋朝关于海图的记述也已十分明确。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南宋叛臣刘豫献于金主完颜亶的海道图等，都说明了当时海图的发展。海上交通航线的发展，为海道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海道图的产生是人类海洋知识不断积累的结果，为人类进一步征服海洋，发展海上交通事业，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工具与技术知识。宋朝航海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面也有较大进步，能够根据天气变化确定方位，判断环境，并已懂得利用长绳系砣测量海深，并从砣底所粘附的海底泥沙判断航行位置及情况。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措施，他们利用信鸽作为海上交通工具，而且已经能进行水下修补船只的作业工作以防止船舶渗漏致沉。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使两宋时期的对外海上交通更为安全，航向更为稳定准确，航行时间也大为缩短，进而有利于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中国海洋航运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海上漕运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元朝建都于大都(今北京)，要解决京城地区及北方粮食紧缺问题，就必须从江南调运，
其中海上漕运是主要途径之一。在远洋航运方面，无论是航行规模，还是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元代都超过了唐宋。元代较大的远洋船舶能承载千余人，有十余道风帆。阿拉伯的天文航海技术传入中国，也促进了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 由于当时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和以罗盘导航为标志的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国领先西方进入"定量航海"时期。中国舟帆所及，几达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全部海岸，与亚非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航海贸易关系。元代远洋航运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外贸港口的繁荣，尤其是泉州港，在元代经历了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和东方第一大港，而且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外贸易港。此时，民间航海也有了很大发展，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就曾于公元1330年-1390年两次从泉州出发，航海远游，行踪遍及南海、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海地区。为此，他于公元1349年写成《岛夷志略》一书，其中记述国名、地名达96处之多。
六、由顶锋转向停滞期
明朝时，中国航海发展可谓达到了顶峰，最典型的代表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1405年-1433年间，伟大的中国航海家郑和率领远洋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其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路之广、航技之高，在当时无与伦比。 而在从1405年-1411年的6年中，郑和船队更是几乎没有间断地三次出洋，每次均游历南洋和印度附近的大小国家，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政治经济上的来往。此后外国使臣纷纷回访中国，当时的南海上桅帆点点，中外往来日趋频繁，许多国家和地区使臣的来华也不再限于搭载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同时郑和的几次出访，在旧港（在今天的印尼）消灭了海盗，也加强了与南洋各国的联络，使海路得以安全通畅。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深远，其在航线及航海经验上具有历史性的突破，他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东非。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在当时靠木船、仅凭借自然的风力航行，克服海上种种困难，不仅要有航海技术、造船技术、航海经验，掌握海洋知识，而且也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这些为以后中国人的航海奠定了基础。元代以前中国的远洋航线，基本上是沿海岸航行，船的规模、数量和人数、航行的次数，持续的时间都远不及郑和下西洋。郑和通过七次大西洋的探险航行，开辟了海上交通路线，形成了系统完善的海上交通网络。前三次主要到印度以东，最远到达古里，这里是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第四次开始到达西亚、东非地区。郑和重要航线有56条，航线总长15000英里，如开辟了古里到溜山到东非索马里摩加迪沙(木骨都束)、卜喇瓦、肯尼亚的麻林地，并向南航行到比剌(莫桑比克港)、孙剌(今索法拉港)，据说分船队过了南非风暴区,远远超过了季风航行的要求。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从航海发展史角度看，具有创新性的突破，为以后的航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郑和下西洋结束后不久，悲剧就发生了，明朝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国内的海运由政府直接组织，中国航运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中国晚期封建主义的保守和僵化使后来的清王朝也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都严重阻碍了中国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航海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此中国航海业进入了由盛转衰的时期。
篇二：地图学的历史与发展
地图学的历史与发展
马京振 29020142001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地区或者地理环境中进行的，人们要使自己的活动获得成功，就必须认识和利用周围的地理环境。从远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一直在寻找这种能描述和分析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工具，而地图便是这样一种最普通最常用的工具。从古代地图的起源与萌芽到近代地图的发展与传统地图学的形成，再到现代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地图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长盛不衰，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不可取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地图学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中并且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一、 地图学的历史轨迹
1. 地图学史
1.1古代地图
大约在距今1万至4万年之间的原始社会，出现了用小块石头、树枝在地上摆成的缩小模型，用来表示居住的位置及周围的通行路线。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地图是公元前 27 世纪梁流域的苏美尔人的地图，这幅古老的地图是雕刻在陶片上的。在我国，地图的萌芽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夏代或者更早，在《左传》中记载的关于鼎地图的传说，后人称之为《九鼎图》；《山海经》也绘有山水动植物及矿物的原始地图。3000年前，西周为修建洛邑时绘制的洛邑城址地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幅具有实际用途的城市建设地图。《管子·地图篇》对当时的地图内容和地图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并指出“凡兵主者，必先审之地图”，可见在当时地图在战争的作用已经很受关注。
古代地图从原始地图逐渐发展到具有相当绘制水平的地图，无论就地图的种类，地图的内容要素、地图测绘技术等方面来看，都反映了当时我国地图科学的蓬勃发展，但这时在制图的理论上还没有系统的阐述。从西晋到明末，这时期，裴秀创“制图六体”，奠定了制图的理论基础，中经贾耽、沈括、朱思本一直到罗洪先，终于形成在我国古地图中最有影响的《广舆图》体系。
1.2近代地图的发展
公元 14 世纪后，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国的罗盘、造纸、印刷等技术的西传，推进了当时欧洲探险的地理发现，也推动了地图的发展。从 16 世纪开始，出现了社会对新地图的需要，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地图学家，在东方是我国的罗洪先，西方就是佛兰德Flanders的墨卡托(Gerhardus，1512-1594)。墨卡托的《世界地图集》和我国罗洪先的《广舆图》总结了16世纪以前东西方地图学发展的历史成就。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欧各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国家三角测量和地形测绘，并先后测制和出版了大比例尺地图和中比例尺地图。我国是亚洲最早以政府名义统一进行地图测绘的国家，清朝乾隆皇帝期间就开始了全国规模的测绘工作，主要是测定全国的三角网，历经十年的艰辛，终于在1718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后来又编成中国分省图。这些大规模的三角测量和地形测绘，奠定了近代地图测绘的基础。
1.3传统地图学的形成
大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地图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形成。一方面，由
于地理学、测量学、印刷学相继成为比较完整的学科，为地图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地图学本身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经过不断的概括总结形成了一套系统而完整的关于地图制作的技术、方法、工艺和理论，我们把这之前的地图学称为传统的地图学。
传统地图学的研究对象是地图制作的理论、技术和工艺，传统地图学是以地图制作和地图产品的输出作为自己的目标的，因此，英国地图制图协会把传统地图学定义为“制作地图的艺术、科学和技术”。传统地图学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地图学成果的积累和科学的总结，又是现代地图学形成与发展的基石与起点。
2. 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
地图学和文化发展的史是是研究地图的基本概念、制图技术以及地图对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长期影响，地图学史也是从人的角度研究地图作为人脑内部世界与外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媒介。新中国成立以来，地图学史作为一门融考古学、心理学、哲学、地理学和目录学为一体的学科，在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考古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不断爆出惊人发现，如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西汉帛地图”，1978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出土了战国时期中山王墓中的“兆域图”，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中出土了四块七幅木板地图，以及大量史前先民生活遗迹的发现，丰富了地图学史研究的内容，在时间维上将地图学史研究的实物地图向前推进了很多。在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主要经了四个阶段：古地图的收集整理阶段；古地图内容和表示方法分析阶段；古地图的新发掘与研究阶段；地图学史系统研究阶段。
2.1古地图的收集整理阶段
王庸先生利用他在南京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机会，阅读了大量馆藏的书籍，于1958年写成了《中国地图学史纲》，这是一本资料翔实并绘有大量古地图的书，它是中国专门研究地图史以及古地图的第一本书，为后人研究中国地图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83年以后，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史研究所曹婉如牵头开始了中国古地图正式收集与整理工作，历经14年，终于完成《中国古代地图集》，这是一项重大工程，是我国古代地图收集、整理和研究的重大成就，也是我国科技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2.2古地图内容和表示方法分析阶段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宋代石刻禹迹图和华夷图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时间更早的古代实物地图，因此，地图学家根据禹迹图和华夷图以及裴秀的“制图六体”的文字记载，对古地图的表示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分析。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三幅汉代帛地图，它开启了中国古地图研究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有大量学者针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和《地形图》进行了比例尺、地名、地图绘制内容和绘制方法的研究。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考古发现了秦地图以后，又有大量学者开始研究秦地图。20世纪80年代以后，地图内容和表示方法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开始研究古代地图的数学基础。总之，60多年来，根据已出土的实物地图，中国的地图学家们已经能够确定中国古代地图的制作理论和制作技术，即：在中国古代地图中，以水系控制要素为主，以‘计里画方’为主要数学基础，并辅以图例和象形两种符号表示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制作各种需要的地图。
2.3地图学史系统研究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地图史料的公开和收集整理工作结束，对对地图学史进入系统研究阶段。其主要表现不仅研究陆地地图，而且研究海图；不
仅注重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把眼光放在国外。在研究领域上，不仅研究地图本身的制作技术，而且拓展为研究地图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中西方地图学的比较。在这期间出现了地图学研究的书籍，如《中国地图学史》、《中国地图史话》、《中国近现代地图学史》等。2009年出版的《中国地图学史》更是从古代地图开始，一直写到现在中国地图的发展历程，是对中国地图学史发展的一个全面总结。
二、 现代地图学的进展
1. 地图学的现代革命
1.1传统地图学的扬弃
传统地图学是地图生产之本，长期以来它成功地指导着地图的生产。但是它确实存在着明显缺陷：其一，以经验总结为主，忽视基本理论的建设与研究；其二，以联系对本学科有直接关系的学科为主，忽视同更高层次学科之间的关系；其三，以地图制作为主，忽视地图应用的研究，尤其忽视地图制图者自身认识活动和地图使用者认识活动规律的研究。50年代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三大科学理论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不仅对现代工程技术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 且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彻底改变了世界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 的思维方式，它无疑也为地图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此，地图学进入了新的由“封闭”到“开放”的发展时期，即现代地图学时期。
1.2地图制图技术上的革命
理论是技术的先导，当地图学家们认识到传统地图学的缺陷，并走出传统地图学的封闭体系后，伴随而来的是地图制图技术上的革命，主要表现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为地图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遥感图像制图的兴起为地理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地图印刷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为提高地图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地图制图技术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地图生产已开始由传统手工方式向数字化方式改变。
1.3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脱胎于地图”，“脱胎于60年代的机助地图制图系统”，“从地图数据库脱胎出来”，由地图学到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这是科学的发展规律。相比较而言，GIS的数据源多，数据量大；在遥感技术的支持下，能保证信息传输的现势性；数据查询、检索方式灵活多样，信息传输的可选择性极强；通过数据分析和计算，可为用户提供大量派生信息；计算机图形技术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地理信息传输方式。
把地图学和GIS加以比较可以看出，GIS是地图学理论、 方法与功能的延伸。 地图学与GIS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空间信息处理的科学，只不过地图学强调图形信息传输，而GIS则强调空间数据处理与分析，可以说GIS是地图学在信息时代的发展。
2. 理论地图学的认识与探讨
2.1理论地图学的提出
20 世纪60年代以前，对地图及其生产过程的研究都是从生产和技术的观点出发，因而把地图学称作研究地图编制的技术和方法的科学，60年代之后有的学者开始把地图学分成“理论地图学”和“实用地图学”。把地图学分成“理论地图学”和“实用地图学”使得地图学探索的范围向前推进了一步。尽管学术界对理论地图学的含义仍存在着分歧，但有一点得到公认，那便是必须引进和应用
横断学科一些理论和概念与地图学嫁接，发展和建立理论地图学。因为每一门学科都需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技术是盲目的技术，没有先进技术支持的理论是落后的理论，地图学也不例外。理论地图学的提出扩展了地图学探索的范围，促进了地图学的发展，使地图学的研究不致局限于技术的范畴，对进一步阐述，地图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建设，认识地图学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共性与个性，理解信息时代的地图制作与应用特点，都具有重要作用。
自理论地图学提出以来，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目前为止，比较成形的理论有地图信息论、地图信息传输论、地图模型理论、地图认知理论、地图可视化、综合制图理论、地图感受论、地图符号理论等。
2.2数字时代地图学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地图学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特别是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制图学的发展，许多过去传统地图学中不曾有过的问题被发现或许多过去传统地图学未重视的问题提上研究日程，主要有以下几点：
（1） GIS的认知局限性
（2） 地理信息本体论
（3） 地理信息可视化
（4） 3D认知
（5） 地图语言学理论
2.3数字时代理论地图学的应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理论地图学的应用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影响最主要表现为地图生产过程的全数字化、地图产品形式的多样化以及产品分发方式的多样化等几个方面。
（1） 地图生产过程的全数字化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地图的生产技术支撑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它使传统意义上的地图制作过程的全数字化成为可能。近几年来使用新的全数字化制图技术从事地图生产迅速得以普及。数字地图制图技术大大缩短了地图生产周期、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在计算机软件的支持下还丰富了表现手段、提高了成图质量。
（2） 地图产品形式的多样化
随着地理信息的产业化，地图设计与制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地图的形式更是多样化。数字地图的出现打破了模拟地图一统天下的局面，数字地图通过数字表示传统在纸质地图上用图形、符号、颜色、注记等表示的空间信息，以计算机外存设备存贮管理。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数据管理与处理软件的支持下可完成传统人们通过使用和阅读地图完成的一些空间信息加工活动。
三、 地图学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地图制图学科已发展到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学科，经历了传统地图学到数字化地图学并进一步向信息化地图学发展的过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近几年来，关于信息化地图学的讨论不断深入，对地观测技术和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国家和军队信息化建设对地理空间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可以预见，今后十年，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学科将在以下六个热点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异构地理空间数据同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并将成为研究的热点
（2） 由着重地理信息源获取一端向面向用户的地理信息深加工一端漂移已
成为必然趋势
（3） 地理信息服务的网络/网格化将成为主流模式
（4） 空间数据综合的智能化研究将从根本上实现地图生产的自动化
（5） 地理信息系统与虚拟地理环境的集成与一体化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6） 以多模式时空综合认知模型为核心的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工程学科理
论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引自王院士《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学科发展趋势》）
从传统地图学到现代地图学的历史转变，由地图学到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说明地图学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学，在新的世纪里，地图以怎样的面貌和方式展现出新的生机应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关注。
参考文献：
1. 娄倩，郭建忠.《地图的发展与地图学史》
2. 王家耀.《地图学的回顾与展望》
3. 王家耀.《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学科进展与成就》
4. 中国测绘学会地图学与GIS专业委员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的现状与趋势》
5. 王家耀.《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学科发展趋势》
6. 姜道章.《近九十年来中国地图史的研究》
7. 曹婉如.《近40年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
8. 钮海燕.《评<中国地图学史>》
9. 朱东兴，李中原.《数字时代理论地图学的认识与探讨》
10.王家耀.《我国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学科发展研究》
11.张国坤，张洪岩等.《现代地图学理论对地图学的影响》
12.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
篇三：中国水路发展概况
中国水路发展概况
姓名：尹明
学号：20142110010322
班级：2014软工三班
摘要：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约有８．７万座水库，年供水能力达２４００亿立方米，占全国年供水能力的３７％。水库在防洪、灌溉、供水、发电、航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益。但是，在这些水库中，约有１／３是病险水库。“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基本完成重点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全面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预警预报系统建设。中国水路发展的历程经历过什么？在中华五千年以前就有大禹治水的神话，也有李冰治水的传奇。纵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黄河于长江显得尤为重要，是他们孕育了华夏儿女，他们献出了他们的宝贵财富。正因为这样水路运输的发展使不得不谈的。 关键字：水路运输，水路发展
早在隋朝时期，隋炀帝杨广就开始开凿京杭大运河，连接南北两地的运输。交通运输的演变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作为人和物位移手段的运输方式，从手提肩扛、利用牲畜驮运发展到现代化的铁路、公路、水上、航空和管道五种主要运输方式，这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人类社会的多次分工逐步演变而来的。同时它又反过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根据考古的发现与证明，我国祖先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使用船只，4600多年前已有了舟车，4500年前也曾设过掌管道路的“司空官”。古代人们大都沿河而居。随着火和石斧的应用，为适应捕鱼和渡河的需要，便创造出最早的水上运输工具——独木舟。人类在利用天然的河、湖、海航运的同时。很早就挖掘人工运河，接通天然河道，扩大航运范围。我国早在公元前486年的春秋时期就开凿了邗沟运河；秦朝时挖掘的灵渠把湘江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隋朝时完成了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工程，这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唐代以后逐渐开始了海上贸易。宋代已把帆船作为海上交通的重要工具，从广州、泉州等地出航东南亚、印度洋以至波斯湾。明代大航海家郑和，从1405—1433年先后7次渡洋远航，沟通了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值得重视的是，大约在11世纪，我国将指南针应用到海船上，大大提高了航海技术。这种技术，不久经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这是我国科学技术对航海事业的巨大贡献。一、水路运输业的发展变化
（一）、 奴隶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交通多恃水道，并始用木板造船。夏、商、周各代的国都，为便于诸侯朝贡和人员往来，均务求舟楫之至。另据史载，当时长江、黄河与淮河都已通船。如在黄河流域，船只可溯航至禹门口一带，并经汾水可通至山西曲沃，经渭水可通达秦都雍（今陕西凤朔、宝鸡间）；在长江流域，船只西可通达四川的宜宾和成都（溯岷江），北经汉水转唐白河可抵河南的南阳，南分别经湘水及其支流来水可通到广西全州和湖南郴县。通过海上，同附近的日本和越南也时有往来。
（二）、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仍主要发展水运，先后开凿有沟通江、淮两大流域的邗沟运河（今苏北里运河的前身），和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鸿沟运河等，使我国东部形成有黄、淮、江三大水系相互连接的水运交通网，进而也推动了原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吴、越等地的开拓与发展。
（三）、秦汉时期秦汉时期，在河运方面，此时最著名的建设工程有：秦时开凿的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灵渠，以及东汉末年曹操在河北修建直通冀东北滦河下游的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等一系列运河。从而到3世纪初，在我国东部广大南北方之间，便出现有滦、海、黄、淮、江、珠六大水系相连通的伟大水运壮举。在海运方面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航船已利用舵来操纵航向，并出现有碣石（乐亭）、转附（芝芣半岛）、琅琊（胶南）、吴（苏州）和番禺（广州）等有名港口。同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多了，并开辟有通往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航线。
（四）、隋唐时期到了隋唐，我国造桥技艺已达到很高水平，隋代所建河北省赵州安济桥（亦称赵州桥），跨径长达37.37米，气势雄伟，结构合理，在当时世界上是十分先进的，该桥至今仍相当完好，比欧洲同类桥型的出现要早千余年。此外，在沿海，除广州港外，扬州、华亭（松江）、杭州、明州、温州、福州、泉州、潮州、密州、登州、楚州（掖县）、平州（卢龙）、都里镇（旅顺口附近）等港口与城镇，也都发展到一定或相当的规模。我国同海外通商的地域范围逐渐在扩大。内河水运已建成有以洛阳为中心的，东北至涿郡，东南到余杭，总长达2700余公里的南北大运河。
（五）、宋元明清时至宋元明清，我国交通运输业又有了十分显著的进步与发展。如内河水运，通过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等等的开发，也将举世闻名的，北起北京，南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建成通航。再如海上交通，随着我国指南针的发明和海图的出现及其应用，为发展我国远洋国际航行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因而便出现有明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
远及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等地，遍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大促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从而也成为世界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由于海运事业的辉煌成就，早在宋、元时期，我国广州、泉州和明州等港，都已成为国际上著名的海港，特别是泉州港，还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与最著名的海港。正是由于宋、元时代倡导的开放政策和鼓励海外贸易的做法，加上设置管理机构市舶司实行有效管理，使得泉州港等成为国际性贸易大港，中国对海外的贸易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在南宋年间，市舶司的收入一度占国家总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明代的海禁和清代的“迁界”政策，尤其是顺治十八年(公元1161年)的大规模强迫沿海民众内迁，严重阻碍了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其后果则造成私商贸易漫延，并形成内地向东南亚大规模移民。还有一些新型的水路运输方式在变革与发展。
1. 运输功能拓展与运输方式变革 现代运输强调物流的系统观念，在拓展港口功能，充分发挥港口集疏运作用的前提下，建立以港口为物流中心，由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优化组合的联运系统，使由原材料供应、产品生产、储存、运输到商业销售的整个物流过程更畅通，从而使货方、运输方、销售方和购买方在合理的方式联运中全面受益，体现运输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宗旨。物流的系统观念改变船方、港方、货方在运输中过分顾及各自利益的传统做法，而树立了全新的物流流通全系统利益的观念，使运输服务于社会经济的观念得到升华，这是运输的时代新特征。 2. 航运经营观念的新变革 在航运市场激烈的竞争形式下，航运公司经营观念从单纯追求利益转变为追求低运输成本和服务高质量，以使自己获得新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3. 船专业化与运输全球化 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的今天，运输全球化成为必然的趋势，长距离的海上运输促进了船舶大型化和专业化。从船型构成看，油轮和散货船舶等专业化船舶占有极大的比例，作为新运输方式的集装箱租船发展迅速。
4. 泊位深水化，码头专用化，装卸机械自动化 船舶大型化的趋势对港口航道水域和泊位前沿的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例如随着第四、第五代集装箱船舶和大型油轮、散货船的出现，要求港口航道和集装箱泊位前沿水域的水深不断加深。对于流量大而稳定的货物，如散货、石油及其成品油类和集装箱的运输，专用码头泊位的产生，加上专用装卸机械自动化程度高，大大地提高了港口通过能力，同时也提高了港口地装卸效益。因此，泊位专用化和装卸高效益已成为现代化港口地发展趋势。
5. 港航企业经营管理改革 近几年来，世界航运业实现了“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在港口方面，实行“政企分开”和“港口经营民营化”。我国港口对外开放以来，吸收了大量外资，沿海各大城市港公的集装箱码头的中外合资经营屡见不鲜，以“政企业分开”建立港口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港口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港口组合经营、港航联合经营、港方和货方合作经营正成为港口一种新的经营机制。
参考文献：1：《中国水路运输发展历程，现状及趋势》:豆丁网
2：《水路运输现代化》 金文
3：《交通运输概论》 杨浩
4：《水路运输》
5：《水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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