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历程之回顾
的文学，又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大潮之中，因此它具有许多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
内蕴、新形式和新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
究，倘与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研究相比，其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差距。但，许多专家
学者在这块处女地上付出的劳动和作出的贡献仍值得我们珍视。今天适逢世纪之交，回
顾一下本世纪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不论是从总结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角度，
还是对推动21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文学的终点是“五四”运动，然而早在“五四”前，就已有人着手近代文学的
研究工作，如寅半生（钟骏文）的《小说闲评》（1906）、俞明震《觚庵漫笔》（1907
—1908）、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1907）、李详的《论桐城派》（1909），
以上这些笔记和评论文字多是对某一作品和某一文派即兴式的评论，也有关于作家真实
姓名的考索和身世的介绍，总的说还比较零碎、肤浅，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更谈不到对近代文学整体的探讨和发展规律的揭示。但在“五四”前的笔记和文章中也
有个别有价值的见解，如《谭瀛室随笔》指出《官场现形记》的结构“仿《儒林外史》
，每一人演述完峻，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注：转
引自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版，第415页。）。 再如黄人
的《小说小话》评《三侠五义》云：“豪情壮采，可集剑侠传之大成，排《水浒记（传
）》之壁垒”；“而摹写人情冷暖，世途险恶，亦曲尽其妙，不独为侠义添颊毫也”（
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5—376页。）。像
如上这类中肯的、有见地的评论在当时并不多见。对近代文学较系统的研究工作是“五
四”之后开始的。我把“五四”至本世纪末的近代文学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
开始期（1919—1949）；（二）重建期（1950—1978）；（三）繁盛期（1979—1999）
。二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至194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
“五四”运动后学术界虽有“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但于近代文学的时限却是模糊
不清。1921年，沈雁冰（茅盾）著有《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注：《近代文学体系的
研究》约13000字， 与刘贞晦的《中国文学变迁史》合为一册，名为《中国文学变迁史
》。1921年12月出版，大约此书是最早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但该书不是专讲
中国文学的，这里只是借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于是“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逐渐为学术界使用。后则有陈衍的《近代诗钞》（1923）、严伟等人的《近代诗选》、
钱仲联的《近代诗评》（1926）、金兆梓的《近代文学之鸟瞰》（1933）、钱歌川的《
近代文学之特征》（1934）等。但以上论著中的“近代文学”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近
代文学，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它的时限范围是什么？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并未形
成共识。1929年，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他在书中说：
“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一
八九八）说起”；陈独秀曾主张“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
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第2页。）；郑振铎
则谓“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
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828页。1958 年他写《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时，又将中国文学史分为
五期：即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现代期。郑先生把近代期明确定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时期（公元一八四○—一九一八年）”。），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
，似又把“现代”视为“近代”，总之，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近代文学始终未形成一
个明确的科学概念。
尽管如此，从“五四”到1949年，近代文学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绩：即论述了 近代文学范围内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及其文学现象，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 。在这方面成绩尤为突出的是鲁迅、胡适、郑振铎、阿英、陈子展诸前辈学者。
较早论述近代文学的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此文是为纪念《申报》五 十周年而作，它所论述的范围也就只能是1872—1922的五十年，但这五十年恰恰正是中 国近代文学最繁荣、最有代表性的时期。《申报》创刊于1872年，19世纪的七十年代正 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萌生期，随着近代维新思想的发展，文学也逐渐发生变革， 而后又兴起以梁启超为旗手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 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直到“五四”前后，这是近代文学最具近代性的一段。胡适写此著 并无意于总结近代文学，但在客观上却为近代文学描画了一个轮廓，如果说他为近代文 学研究建构了一个叙述框架，似乎也不为过分。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当他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五十年文学 变迁的历史时，他首先发现“这五十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它的重要就在于这五十年“乃是新旧文学过渡时代不能免的一个阶级”（注：《五十年 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东亚图书馆1924年版，第91页、94页。 以下引胡氏文，除注明者外，均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在论著中开宗明 义的这几句话，正表明他并非一味“攻击”旧文学，而倒颇有点清醒的“历史主义”观 点。胡适说这五十年的文学，由于受到“时势的逼迫”，它不能不有所变化：“这五十 年的下半（笔者按：约指戊戌变法之后）便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
诚然，胡适的文学史观从总体上来讲，仍存有以文言、白话来作为区别、判断文学 是“死”是“活”的根本缺陷，但他毕竟是一个具有卓识的学者，他在具体考察作家作 品时并非因其用的是文言而一笔抹煞，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除对仍用旧体诗 创作的黄遵宪、金和和新文体作家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给予较公允的批评外，典型的例 子是对古文学三大家严复、林纾、章太炎的评说。
严复、林纾均是用文言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外国小说的，但胡适对严、林 二人的评价却颇有历史主义眼光。他说：
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 文明古国了。严复与林纾的大功劳在于补救这两个大缺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 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胡适对严复、林纾的总体评价与定位，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认同。胡适于二人译著 的具体分析更值得我们玩味。比如他说：“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 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这话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当时知识界尽管在语言功能的 认识上存有差别，但在语言的价值观上是共同的：即认为语言有雅俗和层次高低之分， 用文言写成的古文被人视为“高文典册”；而白话则是对妇孺农氓启蒙和宣传的工具。 如果严复不是用古文翻译《天演论》，那末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是绝不会为它写序并赞为 “骎湜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
再如，胡适对于林译小说的评价亦很中肯。他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文“自有 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 个新殖民地。”胡适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如所周知，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正是凭借林纾这支以文言为转换符号的生花妙笔，重视了巴黎上流社会肮脏一角所 发生的一个哀艳感人的爱情故事。小说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外”，“不 胫走万本”（注：寒光：《林琴南》；陈衍：《林纾传》，见《福建通志·文苑传》第 9卷。），时人誉为外国《红楼梦》。 文人雅士也纷纷献诗题词，连近代翻译大家严复 对此都赞叹不已：“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注：《甲辰出都呈同
里诸公》，《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5页。）以此在中国近代文学史 上掀起了一股茶花女热。胡适之所以如此看重《巴黎茶花女遗事》，正是基于这部林译
小说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胡适在评论林纾译的华盛顿·欧 文的《拊掌录》和狄更司的《滑稽外史》时又指出：“平心而论，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 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 往更用力气，更见精采。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毕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 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书的文学趣味往往比现在许多粗能读原文的人高得多 。”这些言说不仅是“五四”之后第一个对林译小说作出正确评价的文字，而且对后来 的研究者也很有启示。不少评论家最常称赞的林译狄更司小说中的幽默情调就是最早由 胡适指出的。
篇二：近代文学研究 日 1
20世纪70年代的日
本近代文学研究
日本学论坛
每当考察日本近代文学研究都无法绕过1980年由讲谈社出版的柄谷行人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以此书为标志，在此之后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改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那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对先前所产生的研究结果的继承，而是对先前的研究框架的彻底颠覆，它直接导致了重构日本文学史潮流的产生以及批评话语的改变。作为柄谷行人本人也在1988年《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的文库本
发行之际写到：?很明显，1970年代中期是一个巨大的转换期，……现在回头看来便会清楚地明白，我的这本书也是属于那一潮流（后现代主义）。?
[1]248-249与此同时，柄谷行人在此书的后记中写到：?本书并非像其标题所显示的那样的文学史。文学史方面的资料仅仅被用于‘文学史’的批判。所以，如果把本书作为又一部文学史被阅读的话，我会苦笑。但是，对于想回避本书而进行延喘的批评话语我只有怜笑了。?[1]243柄谷行人在否定了本书是通常的文学史的同时，还预言了与本书所提示的新观点以及思考框架没有关系的文学批评已不具有意义。而事实上，柄谷行人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的确给后来的研究者以重大影响。首先正如高田
知波在《近代文学的起源》的解说中所说的：一谈到近代文学的起源这一题目就会有许多人想起柄谷行人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2]248。絓秀实也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诞生〉》写到：本书如果不是作为柄谷氏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以及它的后续论考存在的话将无法写成[3]372。在此之上，《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不是仅仅限于日本国内，1993年此书在美国出版英文本后，又相继在德国和韩国出版了德文本和韩文本，而中文本也在200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之所以能产生全球性的效果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提出了近代文学制度一经确立其起源便被遗忘了，而且遗忘过后所产生的一些所谓的自明的概
念现在需要重新进行解读和还原。这也正像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的后记中所写到的：必须把日本〃近代〃文学，在此之上特别是把起源这些话语加上括号[1]243。这是站在近代文学的终结点上来看近代文学的起源，其所预示的是：在此之前的近代文学研究都是在近代的框架中使用近代的并没有进行还原的批评话语所进行的研究，而在此之后的研究将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形式与状态，即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一个时代过去了。
自从《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在日本发表以后，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的研究的确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状态。这体现在了自我意识、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方法等多个层面。首先川村凑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
（文库本）的解说《批评的诞生》中写到：在专注于近代性思维以及文学意识的精神中是不可能出现对其进行根源性的批判的。这表明了，在进行近代文学研究之前，研究者首先要跳出?近代?这一框架的根本前提。在这种研究动向下，?近代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等要素或者说视角被不可避免地加入到文学研究当中。当然文学研究方法的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明治时代的特有表达过程的变化被问题化的同时，要解明?近代小说?的独自发信者（作者）和收信者（读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开始出现，而且为了让人们感受到由多样化系谱丰富地混杂在一起的文学史，对于明治时期的小说和文体，研究者们是从读者和作者、自然、文体、物
篇三：近年来学界对阿英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再认识
近年来学界对阿英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再认识
作者简介：龙莹莹（1988—），山东济宁市人，济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主攻近代文学方向。
（济南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阿英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料的收藏、整理及其对近代小说和近代俗文学，如弹词、鼓词等的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奠基作用。近年来，学界对阿英在中国近代文学方面做出的成果有了公正、合理的认识，对阿英这位近代文学的先驱有了更加正确的评价，本论文旨在对当前学界学者对阿英中国近代文学成果的认识做简单梳理。
关键词：阿英；中国近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1
阿英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几乎是将毕生的精力用于对近代文学史料的收藏、整理及其对近代小说和近代俗文学，如弹词、鼓词等的研究。郭延礼先生评价阿英先生说：“阿英是在近代文学研究的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大、贡献最大的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①
当前学界对阿英的研究势头颇热，已经形成“阿英现象”。对阿英的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对其生平经历的研究，对阿英文艺批评成果的研究，对阿英文学成果的窥探，以及对阿英史料学的探索。其中，对阿英近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探索主要有以下。
《近代文学研究》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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