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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概念是什么?

2017-03-02 05:54:25 来源网站: 百味书屋

篇一:概念辨析:城市化、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概念辨析:城市化、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2014年06月06日 16:52:01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丁守海

【核心提示】从内涵上讲,城市化至少有两层内涵。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以库茨涅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定义城市化的。这个概念已广泛地为人们所熟知,但它仍是一种浅层次的定义,因为它没有涉及在人口结构分布变化背后所隐藏的经济结构变化的本质。二是克拉克将城市化定义为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人口转换的过程。

从内涵上讲,城市化至少有两层内涵。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以库茨涅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定义城市化的。这个概念已广泛地为人们所熟知,但它仍是一种浅层次的定义,因为它没有涉及在人口结构分布变化背后所隐藏的经济结构变化的本质。二是克拉克将城市化定义为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人口转换的过程。这种定义法可以弥补第一种定义所存在的缺陷。将这两层内涵结合起来,城市化就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换的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会带来其他一些伴生现象,如城市生活方式及城市文明向乡村渗透。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前二者才是问题的根本。而城镇化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它发端于城市化,但又不同于城市化,即便是今天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概念,与城市化之间仍存在重大区别。 城镇化与城市化本质相同但形式有别

城市化的英文单词是Urbanization,而英语的Urban既包括城市(city)也包括城镇(town),所以城市化既可以是通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在城市发展第二、三产业来吸纳农业人口的过程,也可以表现为人口从农村向城镇集中,在城镇发展第二、三产业并吸纳农业人口的过程。它们都属于城市化范畴,本质都强调经济社会的活动中心从农村转出。只不过前者强调转向城市,后者强调转向城镇,在地理上的侧重点不同。

在西方国家,由于多重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城市化发轫之前,工业化所积累的雄厚经济基础以及国土资源的稀缺,它们一般都秉承了city型的城市化路径,强调人口向大城市转移、非农产业向大城市集聚,缔造了纽约、伦敦等大都市的快速繁荣。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小城镇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只是在城市化的后期才被重新重视起来。 中国则正好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化刚发轫的时候,百业待兴,没有能力去搞大城市的发展,就只能尝试小城镇的发展。毕竟中国农村有广袤的土地,土地资源充足,在农村搞小城镇,可以摊薄建设资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将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到当地的小城镇具有可行性。于是就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偏重小城镇发展的城市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小城镇遍地开花,1984—1996年,中国建制镇的数量就从2664个猛增至18200个。

不管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小城镇为中心,它们都肩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让人口从农村走出来,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这才是城市化的本质内涵。从这个角度讲,城镇化与城市化没有根本区别。

城镇化内涵演进与新型城镇化概念提出

城镇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其内涵不断变化。在改革初期,城镇化带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重外延、轻内涵。其核心任务是调集一切资源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促进人口的就地转移。

外延的无序扩张带来严重的内涵问题。首先,小城镇缺乏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效率低是小城镇的一个先天缺陷。其次,最初的小城镇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导致资源配置的失灵,无节制地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以及对土地的掠夺式占用。这些缺陷注定早期的城镇化模式具有过渡性质,对它的调整就成为必然。这种调整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改变过去片面强调小城镇优先发展的战略,重新认识到大中型城市的作用,开始强调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必要性。2001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提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2002年十六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第二,改变过去片面强调城镇外延扩张的做法,开始注重城市与城镇功能的完善。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当然,城市与城镇的功能定位不同,功能完善的内涵也不相同,这进一步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农村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第一步,现已基本完成。第二步是农村城镇功能的完善与产业体系的构建,即城镇城市化。与此同时,大中型城市要实现生产与服务功能的升级,即城市现代化。后两步是当下工作的重点,它与产业结构变迁一起,构成了城镇化内涵转变的核心。

第三,改变过去为城镇化而搞城镇化的教条思想,减少城镇化的盲目性,注重从经济社会效益全方位评价的角度,发挥城镇化效益对城镇化规划的引领作用,不再像过去那样顾此失彼。社会效益评价既包括对人的评价,也包括对物的评价。

第四,城镇化的推动力量从过去自下而上的自发力量,转向将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与政府规划的自觉力量有机结合起来。要保证城镇化内涵的上述转变,就不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仅靠乡镇企业的自发力量来主导城镇化建设,要引入政府调节来克服市场失灵。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矫枉过正,已成为我国城镇化内涵转变过程中,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

上述内涵转变集中体现在新型城镇化上。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虽然仍沿袭城镇化的提法,但此城镇化已非彼城镇化。它不是对20世纪80年代城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一种扬弃,是城镇化的升华版。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仍存在重大区别

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具有共通性,特别在人的城市(镇)化方面,二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正因如此,有人提出,为避免概念上的混乱,可以用城市化来代替城镇化。我们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之间仍存在重大区别,特别是空间定位上的区别。

如前所述,城市化强调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在城市的集聚。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强调大城市的发展;后发的美德则强调中等城市的发展;再后来的日韩等国则强调大城市群的发展。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空间定位都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性。

新型城镇化,则强调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均衡分布,它虽然摆脱了过去对小城镇的片面依赖,但仍强调小城镇扮演的重要角色。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产业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换,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特殊条件下,可以有过渡的形式,城镇就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带。它符合中国的特点。在地理空间上,新型城镇化已不再局限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镇)的转移,还强调它在城市与城镇之间的均衡再分配。今天城市(镇)的分类调控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取向: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促进人口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这里农村城市化和城镇发展仍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前述的城市偏向型的空间定位,也未必就适合于发达国家。20世纪,城市学家霍华德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强调城市要为健康的生活和工作而设计,它不能太大,最好为农村所包围??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超前的理念只能算是一种梦想。但在今天的中国,田园城市的理念正在变为现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篇二:概念辨析:城市化、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概念辨析:城市化、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从内涵上讲,城市化至少有两层内涵。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以库茨涅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定义城市化的。这个概念已广泛地为人们所熟知,但它仍是一种浅层次的定义,因为它没有涉及在人口结构分布变化背后所隐藏的经济结构变化的本质。二是克拉克将城市化定义为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人口转换的过程。这种定义法可以弥补第一种定义所存在的缺陷。将这两层内涵结合起来,城市化就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换的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会带来其他一些伴生现象,如城市生活方式及城市文明向乡村渗透。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前二者才是问题的根本。而城镇化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它发端于城市化,但又不同于城市化,即便是今天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概念,与城市化之间仍存在重大区别。

城镇化与城市化本质相同但形式有别

城市化的英文单词是Urbanization,而英语的Urban既包括城市(city)也包括城镇(town),所以城市化既可以是通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在城市发展第二、三产业来吸纳农业人口的过程,也可以表现为人口从农村向城镇集中,在城镇发展第二、三产业并吸纳农业人口的过程。它们都属于城市化范畴,本质都强调经济社会的活动中心从农村转出。只不过前者强调转向城市,后者强调转向城镇,在地理上的侧重点不同。

在西方国家,由于多重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城市化发轫之前,工业化所积累的雄厚经济基础以及国土资源的稀缺,它们一般都秉承了city型的城市化路径,强调人口向大城市转移、非农产业向大城市集聚,缔造了纽约、伦敦等大都市的快速繁荣。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小城镇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只是在城市化的后期才被重新重视起来。

中国则正好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化刚发轫的时候,百业待兴,没有能力去搞大城市的发展,就只能尝试小城镇的发展。毕竟中国农村有广袤的土地,土地资源充足,在农村搞小城镇,可以摊薄建设资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将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到当地的小城镇具有可行性。于是就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偏重小城镇发展的城市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小城镇遍地开花,1984—1996年,中国建制镇的数量就从2664个猛增至18200个。

不管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小城镇为中心,它们都肩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让人口从农村走出来,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这才是城市化的本质内涵。从这个角度讲,城镇化与城市化没有根本区别。

城镇化内涵演进与新型城镇化概念提出

城镇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其内涵不断变化。在改革初期,城镇化带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重外延、轻内涵。其核心任务是调集一切资源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促进人口的就地转移。

外延的无序扩张带来严重的内涵问题。首先,小城镇缺乏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效率低是小城镇的一个先天缺陷。其次,最初的小城镇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导致资源配置的失灵,无节制地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以及对土地的掠夺式占用。这些缺陷注定早期的城镇化模式具有过渡性质,对它的调整就成为必然。这种调整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改变过去片面强调小城镇优先发展的战略,重新认识到大中型城市的作用,开始强调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必要性。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提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2002年十六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第二,改变过去片面强调城镇外延扩张的做法,开始注重城市与城镇功能的完善。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当然,城市与城镇的功能定位不同,功能完善的内涵也不相同,这进一步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农村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第一步,现已基本完成。第二步是农村城镇功能的完善与产业体系的构建,即城镇城市化。与此同时,大中型城市要实现生产与服务功能的升级,即城市现代化。后两步是当下工作的重点,它与产业结构变迁一起,构成了城镇化内涵转变的核心。

第三,改变过去为城镇化而搞城镇化的教条思想,减少城镇化的盲目性,注重从经济社会效益全方位评价的角度,发挥城镇化效益对城镇化规划的引领作用,不再像过去那样顾此失彼。社会效益评价既包括对人的评价,也包括对物的评价。

第四,城镇化的推动力量从过去自下而上的自发力量,转向将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与政府规划的自觉力量有机结合起来。要保证城镇化内涵的上述转变,就不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仅靠乡镇企业的自发力量来主导城镇化建设,要引入政府调节来克服市场失灵。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矫枉过正,已成为我国城镇化内涵转变过程中,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

上述内涵转变集中体现在新型城镇化上。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虽然仍沿袭城镇化的提法,但此城镇化已非彼城镇化。它不是对20世纪80年代

城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一种扬弃,是城镇化的升华版。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仍存在重大区别

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具有共通性,特别在人的城市(镇)化方面,二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正因如此,有人提出,为避免概念上的混乱,可以用城市化来代替城镇化。我们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之间仍存在重大区别,特别是空间定位上的区别。

如前所述,城市化强调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在城市的集聚。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强调大城市的发展;后发的美德则强调中等城市的发展;再后来的日韩等国则强调大城市群的发展。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空间定位都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性。

新型城镇化,则强调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均衡分布,它虽然摆脱了过去对小城镇的片面依赖,但仍强调小城镇扮演的重要角色。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产业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换,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特殊条件下,可以有过渡的形式,城镇就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带。它符合中国的特点。在地理空间上,新型城镇化已不再局限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镇)的转移,还强调它在城市与城镇之间的均衡再分配。今天城市(镇)的分类调控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取向: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促进人口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这里农村城市化和城镇发展仍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前述的城市偏向型的空间定位,也未必就适合于发达国家。20世纪,城市学家霍华德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强调城市要为健康的生活和工作而设计,它不能太大,最好为农村所包围??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超前的理念只能算是一种梦想。但在今天的中国,田园城市的理念正在变为现实。

注:(1)带*为2011年数据。

(2)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指标中,常住人口不含16周岁以下人员和在校学生。

(3)城镇保障性住房:包括公租房(含廉租房)、政策性商品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等。

(4)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国家《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规定,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标准为65.0—115.0平方米,新建城市为85.1—105.0平方米。

(5)城市空气质量国家标准:在1996年标准基础上,增设了PM2.5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调整了PM10、二氧化氮、铅等浓度限值。

篇三: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

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儿?

十八大报告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新型城镇化被寄予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重任。然而在今天,虽然名义上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城镇化还有多大的潜力可以挖呢?

——汪传虎在“大头针PPP问答平台”上的提问。

最近新型城镇化提得少了,但并不是没有人关心了。汪传虎抛出的这个话题又在一个小范围引起了热议,讨论角度和思考深度又有新的进展。中央层面提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地方上照葫芦画瓢对不对?我们想问一问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专家,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那么人以什么为本?

城镇化乱象丛生及原因

各界对城镇化乱象的指责和批评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王明从专业的角度概括了过去一个时期的城镇化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城镇化片面发展、不均衡发展问题。过去的城镇化是侵吞土地的一轮狂欢,是房地产的一场盛宴,目前造城重于产业发展,形成了农业人口在被城镇化的同时随即‘失地’、‘失业’。

“二是资金不足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离不开资金支持,仅靠国家下拨的款项是远远不够的,如何筹措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也是当前的一大问题。

“三是资源浪费问题。由于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总量有限,加上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有限,使得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资源利用率低下,有些地区还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

“四是城镇化发展中的不公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荣邦瑞明的陈民说,“过去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农村土地变城市土地,随之房地产大发展,各个城市都能分享一些城市化发展的红利,只是多少不均而已。”

豪宅研究院院长朱晓红说:“新型城镇化的提法有待商榷,我们这个社会浮躁得很,概念满天飞,难落地的东西太多。原因是,我们的决策、规划多数是长官意识,拍脑袋的结果。不解决由下而上的决策程序,不广泛汲收各界意见,一个城市的发展必然会顾此失彼!一些地方出现鬼城现象是因为规划出了问题,是长官的意识,专家的诗意畅想的结果。”

就城镇化乱象的原因,彭松总结了四点:

1

“一,城镇化参与的人多,但专注的人少,很难形成合力,也就失去了凝聚力。

“二,现在主导城镇化的企业大多数是从原来的房地产企业或者是建筑企业转型过来的,还是没有脱离房地产或建筑行业的思维,缺乏合作概念和运营理念,重经济利益,重眼前利益。

“三、国家层面对于新型城镇化缺乏有效的指引,本来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但到头来又成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没有走出原来的套路,只是给了一些企业新的概念和名头。

“四,城镇化项目的效果是逐步显现的,一般要5~10年之后才能进入良性运转阶段。新型城镇化这个概念从提出到现在还不到五年,还有一大批项目都在探索过程中,很难形成范例。”

新型城镇化规划中“话语重述”现象制约发展

整个新型城镇化,用一条什么主线提起来,才算抓住了根本,而且具有操作性?李伟认为,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这是非常好的,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各级尤其是一线实践中不能空喊”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人又以什么为本?都需要进一步思考,不能跟着中央简单重述。

比如我们承担了某区域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在规划中坚持紧密当地实际,注重地方特色和创新,也得到当地领导的高度认同。但在省里组织的新型城镇化验收的时候,问题和麻烦就出来了。专家组一位专家发言说:”你们对政策掌握得不到位啊!习总书记最近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论述你们都看过了吗?“我们的项目经理解释说:”老师您说的都很对,我们看了,我们也按照这个精神结合当地的情况落地了。“这位专家马上就急了:”你这叫什么落地!城镇化以人为本写进去了吗?“项目经理说:”写进去了。不仅写进去了,还是结合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写的。“他说:”错就错在你自作聪明的有的放矢,中央领导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写。“会后,地方领导找到我说:”老李啊,还需要再提高啊!您看这专家多有政治水平啊!“我俩会心一笑,”还是要按照专家的意见好好整改啊!“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批评地方政府领导说套话和空话,可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还把套话和空话放在嘴上呢?为什么这位专家还要机械重复中央领导的话呢?这里面有他们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追求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空话虽然明知无用,却是最安全的。这是一个多层级话语体系中常见的问题。按照系统工程来看,子系统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这个子系统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总目标可以一致,但具体目标决

不能是同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阶段的城镇化的“房地产化”,不是因房地产行业的错,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简单重复,所以发展最快,所以赢得了主导权。新型城镇化之“新”要不流于空谈,就必须在各行各业、各级各部门改变这种毫无意义的重述作风。

如何改变,作者提出三点建议,供参考。

第一,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口号是这有自身道理的,因为中央要改变过去以投资为本,以土地为本,以速度为本等错误的导向,所以提出以人为本。

第二,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人以什么为本?中央为什么不问人以什么为本的问题呢?因为这个是个性的问题,每个区域的情况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人的地域性格和地域文化不一样,需求特点和需求层次就不一样。对于特定区域,其主要问题和矛盾可能只有本地本级政府最清楚,所以各级各地政府都应有自己的以人为本的方向,要分别讨论清楚本地人以什么为本的问题。围绕本地人以什么为本,制定本地以人为本的政策,才可能出具有针对性的、有创新的策略和目标。比如台湾省在蒋经国先生执政时期,政府为居民提供的福利中竟然有米酒补贴。因为本地人酷爱米酒,几乎是生活必需品,如果不补贴,消费成本会很高,民众就会有意见。像这样的政策,拿到其他哪个地方都不行。

第三,以人为本的地方策略是什么?以人为本要深化到人以什么为本的战略后,形成管理策略、财务策略、组织策略、传播策略等。我们地方政府在传播策略上也是有很多忌讳的,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出错,所以传播上基本上是以不出错为基本出发点,最简单的就是“重复”了。这样,不管你是“左”还是“右”来攻击,我都不犯什么大毛病。

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汤明旺提出,城镇化诸多问题的本质是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他说: “有研究指出城镇化率在50%前后是一个关键期,这在过去拉美体现明显,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进入集中爆发期。掌控好的国家社会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相反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处于混乱局面。中国新型城镇化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面临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摊大饼‘、以土地开发及硬件建设为主的模式不可持续已成共识。‘深耕细做’,把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环境保护等“软设施”及‘软服务’做好,应该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及PPP领域努力的主要方面。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六个关系:

“一是新城与旧城的关系。旧城是城市文脉所在,不能断但也不意味着止步不前,局部改造提升是延续城市活力的重要途径;新城“求大求高求洋”,没有体现本地特色,与旧城(母城)割裂,可以说走向人气不旺将是大概率事件。

“二是本地与周边的关系。看过许多地方的城镇化规划,往往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眼光仅仅局限于本地,……另一个极端则是天马行空。……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既立足本地、又跳出本地,合理利用周边资源,开拓周边市场。

“三是硬件与公服的关系。房地产、道路、市政基础设施等硬件一般都不是短板,教育、医疗及社区商业等配套才是。软环境真正能够吸引人,并为房地产保值增值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产业与居住的关系。城镇化要让人留住,既要“安居”也要“乐业”。而且,“业”比“居”更重要。以东北为例,振兴的关键不在于……推动多少棚户区改造,而在于……培育发展新的接续产业。

“五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行政能够规划甚至建设新城,但未必能让新城运营发展下去。……构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模式的必然选择,PPP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模式。

“六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短期相对固定,长期则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从这个角度说,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也可以视为静态与动态的关系。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城镇化必然带来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在短期看似低迷的行情中,找到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战略思路,并付诸实施,是所谓创建百年基业、永续发展的根本。”

处理大中小城市关系要站在客观角度科学定位

就大中小城市关系问题,胡志刚说:“大中小型城市协调发展比较符合国情。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避免片面地只发展大型城市,将中小城市、小城镇与大城市的发展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一定要杜绝地方借新型城镇化之机大搞‘形象工程‘。必须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同时严格把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关,扎扎实实地通过调查研究、问计于民进行投资建设,使更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单红松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大城市的优势是机会多、综合性强,分工定位应在高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优势是特色突出,环境优美宽松,在特定领域成本低、效率高,分工定位应在专业性。年轻人和创业企业应该到大城市锻炼一段时间,不停地试验,寻找机会,发现自己的专长,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以后,完全可以通过返乡创业、被产业园区招商等渠道,回到家乡的中小城市,或者其他合适的中小城市,沿着既定

的方向,尽情地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把专业细分领域做到极致。中外都有很多著名企业的总部长期坚持驻在小城镇,就是找到了自身定位与小城镇的契合点,不用去投靠大城市。”

(编者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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