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浅析宋子文与西安事变
科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题目 浅析宋子文与西安事变
【学术史回顾】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可谓一波三折。早在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时宋子文就对其存有戒备，1927年宋赴上海时却开始有了投靠蒋的想法，接下来宋一直在蒋的阵营中扮演着大管家一般的角色，再到后来宋的屡屡辞职激化了二人的矛盾，不得不说，蒋宋关系直到现在还是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西安事变中宋对蒋的出手相救，则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宋为什么救蒋，如何救蒋，救蒋之后有什么影响，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流出，这些问题似乎都有可能被解答。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指出“宋子文曾经是南京政府地位显赫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因为主张政府应当在对日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与蒋介石和汪精卫发生了意见分歧，不得不于1933年10月辞职而去。 这之后，宋子文一直被蒋介石摒弃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决策圈之外，但他仍旧力图推动中国转向抗日??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对于宋子文来说，未必不是一次重新推进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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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久岳在论文中提到甚至有人怀疑是宋子文一手策划的西安事变：“宋子文执意返回南京后却发现，他离开才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失去对他的信任。因为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扣在两安，居然平安而归。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
而本着孤证不立的原则，郭岱君和林孝庭则对宋本人在《宋日记》中的记述提出了质疑：“身为西安事变当事人之一的宋子文，其对整个事件的观察，并非完全正确无误。例如12月21日他于西安分析整个时局时，得出几个结论，认为张学良与杨虎城至为团结，南京方面希望两人分裂，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又认为中共当时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维系在张、杨两人身上。而最后事件的发展，证明并非完全如宋在第一时间所判断的。”
我们的观点是，尽管蒋宋关系十分复杂而且很多情况下表现出的是趋向分裂的态势，但即便心怀不满又暂时被排挤出核心圈子，于公于私宋子文也对蒋介石十分忠诚。反过来蒋介石虽然对宋子文怀有戒心，但也仍旧视其为重要的部下。因而，宋子文对蒋介石出手相救也是有理可依有据可查的。至少，对于是宋子文一手策划的西安事变的说法应该是可以排除的，我们主要需要讨论的，也应该集中在宋救蒋的动机和这对他的影响等方面。
近年，一批西安事变的史料相继公诸于世，我们小组的论文基本就是构筑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之上的。除了已为大家所熟悉的蒋日记与宋日记，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先生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缩微胶卷中择要选出，共计收入89封电报的《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台北国史馆2002年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三）剿共与西安事变》，以及《西安事变史料》6册、《王子壮日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陈公博著《苦笑录》与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等。尤其是2012年4月1日，台湾当局正式解密国民党原特务头子戴笠的手稿等史料，共59卷22382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等方面，其中也有戴笠当年亲身涉险经历的西安事变相关手稿和资料。
【论文主体】
1936年12月12日，为了迫使蒋介石放弃剿共转向一致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尽管张、杨与中共握有主动权，但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个问题，各方均颇感骑虎难下。一致抗日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的大舅子兼大管家宋子文顶着巨大的压力，携宋美龄和戴笠赴西安谈判，终于救下蒋介石，给西安事变画上了和平解决的句点。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宋子文敢于冒风险来到西安进行谈判，他和蒋介石之间有着怎样难以捉摸的联系？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把时间稍向前追溯一段，从西安事变之前的蒋宋关系谈起。
一、西安事变前的蒋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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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宋关系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或多或少存在妖魔化与神化的成分；宋子文也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官僚资本家，利用和蒋介石的亲家关系在大陆敛财的，对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历史罪人。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功过往往不是那么简单明确的。杨天石先生在他的《解读蒋介石日记》中就说蒋介石是“一个温和、柔弱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既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一个不断自我反省的人”。在他看来，蒋介石有五大缺点，好色、暴躁、多疑、任性、孤僻。陈枫先生也在他的《蒋介石的处世为人》中提到蒋介石“对于自己，他好强好胜，由此能够‘自强’和‘奋斗’；对于他事，他以强硬态度和硬对硬的做法相处理，体现了一代强人的蛮横和斗勇”冯玉祥将军也对蒋介石有过这样的描述：“孙先生说：‘人民是主人’，蒋介石把人民当奴隶；孙先生主张国家独立，不要依赖外人，要打倒帝国主义，今天的蒋介石，却只是跪在帝国主义面前叫祖宗。”
而当我们把视角集中在一个极其短暂又极其重要的事件——西安事变上时，也不得不阐述一下宋子文在事件的和平解决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关于宋子文为什么会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主动向南京政府请求前往西安，从之前学者给宋子文的传记中可见一斑。首先在蒋向宋美龄求婚之时，宋子文曾经表示坚决反对，“宋子文多次表示反对这桩婚事，有时还十分急躁冲动，几乎兄妹决裂。”但他后来又为什么同意了呢？除开谭延闿对他的劝说让他无话可讲之外，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如果他反对这桩婚事，他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如果不支持蒋宋联姻，就休想在上海继续混下去。”由此可以看出，蒋宋联姻除开可能存在的爱情因素外，更大的可能是与当时的政治因素相关。宋子文为了保全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勉强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的立场已逐渐开始右转，宋子文“经过对时局的分析，对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对比消长的观察，开始倾向于蒋介石。”我们认为，要说宋为何偏向蒋，恐怕是在当时蒋的势力很大，宋是在对当时形势进行仔细分析后，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最为光明的前途。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蒋第一次下野后宋也跟着辞职，宋之所以选择辞职，是由于“根本立场与利益的一致使二人保持了共进退”。
宋的理财才能十分突出，蒋也需要他源源不断地为自己筹措军饷以用于剿匪。宋的第一次辞职是由于蒋宋在军费问题上达不成共识，宋愤而递交辞呈。但是，蒋对其是百般挽留，并在挽留失败后不久即恳求其复出，而宋也很快再次上任。接下来的两次辞职，都是由于蒋的主动让步才得以解决，由此可见蒋对宋的经济才能是十分依赖的。从各个角度来看，蒋宋二人似乎一直是一种互相利用，取长补短，把对方当作自己实现目标的砝码的关系。等到二1
2654321 陈枫《蒋介石的处世为人》 团结出版社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中国文史出版社 3 王松 《宋子文大传》 团结出版社 4 王松 《宋子文大传》 团结出版社 5 石源华主编《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宋子文传》 6 石源华主编《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宋子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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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是否亲日问题上发生冲突时，宋再次提出辞职，但这次蒋却没有刻意挽留。这是为什么呢？恐怕是蒋认为宋与自己的根本利益，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不合，遂决定将其驱逐出国民党政治体系核心之外。不难看出，二人之间并没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存在，仅仅只是在各自的政治道路上互相需要，由于政见相同而形成了一种政治同盟。当政见发生不合时，二人分道扬镳也在所难免了。
至于宋为何主动前往西安救蒋，我们认为与他个人强烈的对日强硬主张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张杨两位将军发动事变的起因就是想要逼蒋抗日。而宋子文在这次事变当中的出场，与他多年来对中国国内政局和中日关系的看法，和他所持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可谓毫无关系。蒋宋二人的郎舅关系可能在家庭内部也对他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但我们认为，宋之所以作出此番决定，与他想要重回国民党核心权力圈也存在关联。宋子文在1936年12月14日发表的讲话中称：“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用有效办法，于最短期内解决。??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如果是纯粹的个人行动，就没有必要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强调服从政府。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也想利用这一事变重新获得蒋的重用，以贯彻自己对日强硬的主张。而日后宋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进行的各方奔走，也不能不怀疑有重新获得蒋的信任之动机。
2、蒋宋家族的关系及蒋宋私交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蒋宋关系由此描述大概是贴切的。
在《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蒋九岁丧父，他的少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母亲与外祖母的陪伴下度过的。在两位寡妇的抚育、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性格中 难免有敏感多疑的成分。
相比之下，宋子文受过西方教育，同孙中山、蒋介石有亲戚关系，凭借家族关系和个人才干而发迹。宋子文是一派欧美作风，他有个性、有见解，容易感情用事，敢于大胆直言，甚至对蒋介石也表现出倨傲态度。
可以想见，由于家族原因，二人一开始就已初现不可调和的端倪。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宋子文积极筹措经费，保证战争进行。但此时蒋宋关系相当紧张，蒋介石在日记多次流露出对宋的不满，并指责‘子文吝刻，使人难堪’。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催促将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但当宋庆龄、孙科、宋子文等一行人由广州动身北上，准备去武汉时，蒋介石突然变卦要国民政府同他的总司令部都设在南昌，蒋的用意很明显，他要把中央政府置于他的军事管理范围内。但宋子文却站77 王松《宋子文大传》 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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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国民政府方面，一度令蒋极其被动，特别是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问题上，蒋介石不得不向武汉妥协，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的军费仍需由武汉筹措。对此，宋子文曾自信地对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为了迫使蒋介石迁都，宋子文一度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蒋可以不顾其他，但军费不能不要，最终被迫同意迁都。蒋在日记中曾痛苦地写道：‘子文狡赖，不肯负责财政，压制不能发展自如，苦痛极矣。’”不得已，蒋只得同意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从此，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结下了祸根。
“其实，宋子文这样做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对蒋介石有点反感。原来，从1924年开始，蒋介石就开始追求宋美龄。在与蒋几次的接触中，宋子文认为蒋身上有几点不能接受：一是蒋读书太少；二是蒋身上有很浓的草头王加军阀的霸气；三是他有一种预感，蒋的介入会引起宋家的裂变??作为宋家长子宋子文力劝母亲，阻止宋美龄与蒋的婚姻。但母亲告诉他，尽管蒋的风度她也不喜欢。但美龄对蒋印象颇好，另外宋家的财力需要蒋介石共同维护。”98通过宋子文力劝母亲，而母亲反劝说宋子文的语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蒋宋联姻成功的根本是出于利益需要，蒋于宋家其他人，宋家其他人于蒋并无多大感情，能否获得宋美龄的欢心便是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步。这一步，对蒋来说至关重要，对宋来说，也意味着他要在投靠还是背离蒋的问题上做出抉择。
就在这时，宋家大姐宋霭龄站了出来。她先鼓动丈夫孔祥熙投靠蒋介石。然后，在蒋与三妹的婚姻方面，宋霭龄又利用自己的大姐身份，对这桩婚事极力撮合。届时的宋子文，虽然看不起军人出身的蒋介石，但是也并非像二姐一样因为与蒋的政见不同而截然对立。且宋子文不像二姐一般性格刚烈，此时小妹宋美龄也表明了“非蒋介石不嫁”的心意，于是，在大姐与自小崇拜大姐、以大姐为榜样的小妹美玲的轮番“洗脑”之下同意了蒋宋的婚姻。这为宋子文投靠蒋迈出了第一步。
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派宋子文赴上海，目的有二：第一，对蒋介石“劝阻分裂”；第二，达到控制上海、江浙这一带富庶地区的财政金融，解决财政问题，为武汉国民政府提供财政来源。宋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拜见了蒋，与蒋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此时的宋子文对武汉国民政府与蒋的分歧不以为然也并不表态，他所关心的还是统一江浙财政和筹资的问题。而统一江浙财政，蒋介石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此时的蒋也急需宋子文这样的人才为他8 《宋子文蒋介石恩怨20年:你打了我几次,我记
得》,/hb/news/2009/03-27/1621864.shtml,2013-12-14
9 《宋子文蒋介石恩怨20年:你打了我几次,我记
得》,/hb/news/2009/03-27/1621864.shtml,201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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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史纲论文_西安事变
浅谈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发生前：
1．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基础
东北的将军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谓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第一号人物。实际上，张学良早期仍然是执行着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致于在全国人民面前承担了“不抵抗将军”这个名号。作为“剿匪”副总司令，作为赞同蓝衣社倡导的“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导”的法西斯口号和拥戴蒋介石的将军，[1]是什么让其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呢？
1928年6月1日皇姑屯事件造成其父亲张作霖遇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引起国难，家丑国耻集于一身，张学良思想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另外，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均溃败的事实，也让其不得不思量一下东北军“剿共”的前景。此外，在国民党内部得不到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支持，自身地位也骤降，也使得张学良大为不快。因此，他重新思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在苦闷中寻求出路。[2]
相较于在苦闷中思想转变巨大的张学良，西安事变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杨虎城抗日态度一直很坚决。杨虎城将军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有抗日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过去同中国共产党或中共友好党员有过友好关系。[3]1933年日本侵略热河时，杨虎城就曾经向蒋介石请求，愿率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并曾将所部四十二师开到华北抗日。[4]
而无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二人的共同特点除了爱国情怀以外，同非蒋介石嫡系的身份使得他们自己的军队不断遭到削弱。蒋介石对于地方军队，向来是采取分化瓦解、借机消灭的政策。蒋介石将东北军调往陕北“剿共“，实际上是利用陕北地形逐渐消耗和最终消灭东北军。[5]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入陕北时，有3个师。然而蒋介石将58师改编，甚至策反。1934年10月，蒋介石更是把杨部的17师49旅改为第五师，完全脱离杨虎城的管辖。[6]
凡此种种，都为张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2．国民党内部反蒋日益激烈
日本大举进犯，使得蒋介石实际上也坐立不安，考虑着自己既定多年的国策——“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政策首先公开提出是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中。起初，“安内”既包括共产党武装，也包括胡汉民、陈济棠等反蒋派。后来反蒋派的态度有变动，“内”就专指中共了。蒋介石认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而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而不得。这就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制定政策，考虑的不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而是怎样保住自己的权力，延续自己的统治地位。[7]其实蒋介石也不是不想赶走日寇，他只是不愿意伤了自己的实力。因此他采取与日本兜圈子的方法，寄希望于英美等外力，以拖待变。
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本身就处于各派斗争中，政权基础不稳。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不断会有反派冒出来。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公然挑起了全体中国人民最朴实的情感，不可能不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弹。
第一个敢和蒋介石“叫板”的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其在1932年3月24日在香港发表谈话，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在淞沪会战中对十九路军和五路军不给予支援而且多方面阻难的行径，并且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1936年2月22日，胡汉民公开发表谈话，进一步批驳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出日寇侵略加深根源为蒋介石、汪精卫的错误政策，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坚持错误而不肯改正。[8]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向蒋介石发起挑战。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以“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为题，系统地
批判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针锋相对提出著名的“焦土抗战”理论。[9]
主战的抗日派，另一个重要的代表就是曾任诸多重要职位的冯玉祥。1932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一个月内攻克了唐保、宝昌、沽源等地，察省失地全部收复。[10]
另外，党内仍有部分人对于蒋介石的权力虎视眈眈，时刻企图夺权篡位，这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何应钦等人的态度中显得尤为明显。
持续的不抵抗使得军队将领对于蒋介石的不满加深，李济深领衔发起反蒋的福建事变，胡汉民死后引发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相继向蒋发难。加之民众、学子的不断示威游行，一时间，蒋介石成为了众矢之的。
3．共产党的“推波助澜”
共产党虽然在西安事变时并没有直接参与，但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中最大的影响表现在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思想工作上。强邻虎视，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毛泽东看到了西北的战略优势，他力主把联合抗日的触角伸向在西北的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分析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政治态度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统战重点锁定于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并支持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
于是，中共在军事上重拳出击，打掉张学良“剿共”速胜的幻想：重创张学良精锐110师，全歼东北军主力107师，全歼109师。就这样，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共领导们的精密部署下，东北军接连打了3次败仗，近3个师的兵力被消灭，死了2个师长、2个师参谋长，6个团长也非死即俘。这使张学良意识到继续“剿共”东北军就有全灭危险，要抗日复土，必须另某出路。[11]同时，中共还在政治上不断主动联系张学良，派人与之谈判，向他晓以民族大义：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电示在前线的彭德怀，派伍修权将瓦窑堡会议决议送给驻在洛川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等。然后派俘虏高福源向张学良表明中共的诚意。1936年1月18日，中共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判。1936年1月25日，21名红军将领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再次与李克农会谈，并且达成口头协议。1936年4月8日，张学良与周恩来谈判，并且达成8项协议。[12]这也标志着中共与张学良秘密伙伴关系的建立。
西北的第二号军政实力人物杨虎城，乃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身边聚集了一批支持共产党主张的有识之士。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方针“吸引”杨虎城从民族大义出发，赞同联抗日。1935年末，毛泽东给杨虎城写了亲笔信，由汪峰担当信使，杨虎城在看到信后十分激动。后来，曾十七路军中共北方联络处处长王世英与杨虎城达成4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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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分别于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结束敌对状态，开始成为共同抗日的友军。在经过中国的政治领导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下，西北地区于1936年秋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经过一系列准备和思索，张学良先是苦劝、苦劝蒋介石，想让他改变想法。但蒋介石冥顽不化，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决定对蒋介石实施“兵谏”。在十二月十二日上午4时临潼捉蒋战斗开始，到8时蒋介石到达西安，一共只用了4个小时。但蒋介石被捉后仍然拒绝联合中共、全力抗日，而且态度十分坚决。一时间，事态呈现僵持的局面。而各方面势力对此态度截然不同。
二、西安事变发生后：
1．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
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国民党内部的态度分为了二派。
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主张不管蒋介石的死活，明令讨伐张杨，并用飞机把西安炸平。12月13日，何应钦以政府的名义，下令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而16日，国民政府明令张学良，并特派何应钦为讨伐逆军总司令，下了讨伐令。将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外，并于16日派大批飞机对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肆轰炸，炸毁房屋千余所，死伤居民数百人。[14]这样做，无非是何应钦想趁此机会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自己取而代之。
另一派是以宋梅岭为首的力主和平派。在何应钦召开谈话时，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主，协同宋氏家族的宋子文、孔祥熙等，也于十二月十二日晚开始以营救蒋介石为目的的讨论研究。12月13日，宋美龄与孔祥熙前往南京，与何应钦展开激烈辩论。后来，宋美龄请澳大利亚的瑞纳由南京前往西安，去看个究竟。瑞纳带回了蒋介石的停战信，何应钦不得不有所让步。因此，19日在孔祥熙家，宋美龄与何应钦双方达成协议：允许宋子文营救蒋介石，并且在22日停止轰炸。[15]
2．地方实力派发生分歧
西安事变后，不仅南京政府内部由于利益而发生分歧，而各个实力派系的头目，也因为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的不同以及他们本身利害之各异，而表现不同的反应。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由反蒋立场出发，对西安表示支持和同情，他们给张杨二人的电报中说：“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四川的刘湘也表示愿意追随。而华北的韩复榘和宋哲元这二个地方实力派却采取了两面态度，他们一方面公开来电表示“万请保护蒋委员长的安全”，一方面又暗地派人在西安进行破坏。而山西的阎锡山则主张将蒋介石送到太原。[16]
3．中共对事件力求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中共是没有直接参与的，因此，在12日夜间消息传来是，中共内部是十分兴奋的，同时很快就展开会议讨论。中共认为西安事变本意是要求抗日救国，然而因为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蒋介石，有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与全国反日团结相悖。中共针对这种科学分析，采取了4点基本方针，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动摇，用一切方法联系南京左派和支持中共的派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张杨及积极的援助，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17]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2余人组成代表团，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17日，代表团抵达，晚宴后，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长谈，达成和平解决的共识。而18日上午，周恩来与杨虎城交换了意见，消除了杨虎城的疑虑的同时改变了杨虎城的想法，使其坚定了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18] 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清楚表明中共在反对讨伐、坚持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
19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二个重要文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明确了方针：坚定地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20]
后来，就像历史记载的那样，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终于底定和平。事变后，中共坚持与蒋介石谈判，促使蒋介石履行抗日承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举国团结抗日御侮的局面终于掀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新页。
三．结语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那段历史虽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我们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拐弯，西
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
篇三：蒋宋日记中不同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宋子文日记中不同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差异:何时会晤周恩来
一般来说，亲笔日记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的事实的。但是，比对蒋介石、宋子文所记西安事变日记(见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宋子文档案和蒋介石日记内，宋这部分日记自1936年12月20日他抵达西安记起，至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至，原件系英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翻译成中文，载《百年潮》2004年第7期；蒋西安事变日记见《百年潮》2007年第10期)，我们发现事变的这两个重要的当事人，对事实的记载，却差异很大。如：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关键之一，蒋介石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时度势，同意宋庆龄、宋子文兄妹全权代表他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交涉、谈判，最终所达成的释放蒋、解决事变的条款等内容，在蒋介石的日记内或矢口不提，或简而略之；而在宋子文的日记中则有较详细的记录。再如：两人的日记都记述了蒋介石和周恩来有过两次会晤，为我们解开了长期以来西安事变中周、蒋到底会谈了几次之谜，但二人所记会面时间却有出入。类此不同之处，还有很多。那么，既然二人都是亲历者，何以会出现如此差异？以下根据两人的日记作一对比和考订。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冲破南京“讨伐派”的阻拦，以私人身份飞抵西安，陪同他的有曾在杨虎城幕下做事的郭增恺以及随从秘书陈凤扆、陈康齐等人。宋是日日记载，他首先见了张学良，张告诉他，蒋介石已于17日接受了四项条件，即一、改组政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七人。还告诉他，蒋在今晨又反悔了，“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接着，宋子文又见了英籍澳大利亚人、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他在事变发生后奉宋美龄令于14日飞西安，了解真相。随后宋子文才拜见蒋介石。蒋对宋的到来，“甚为感动，失声大泣”，同时表示拒绝接受上述四条，主张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针对蒋介石态度出现反复，宋向蒋分析局势，认为：军事上的成功，并不能确保他性命之保全，而且将使国家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他的性命悠关整个国家之命运，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只有张、杨被迫作出退让，才可保全其性命。宋请求蒋同意，由他谋划一和平解决之道。
当日傍晚，宋子文再次见蒋介石。由于上午宋为蒋分析了形势的危险性，蒋的头脑开始冷静，因此下午在张学良和他见面时，他已答应：一、允其军队开往绥远；二、召开中央执监大会讨论四项条件(即上述改组国民政府等条件)；三、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蒋要宋和张、杨接洽讨论。宋随与张、杨商谈，张、杨认为四项条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蒋说经中央执监大会讨论通过，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只要他个人同意，南京方面定能执行。张、杨对蒋的表态不满意。
总之，宋子文到西安一天来经和张学良、杨虎城、端纳、蒋介石等的接触与观察，得出的印象是：虽然蒋介石的生命暂时安全，但他的“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指张、杨)已走向极端，如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蒋介石这天日记记录简单。他和宋子文的两次单独会见，第一次因怕谈话时间长引起张学良怀疑，只谈了约半小时，便催宋速出。谈话内容仅有“余将余之日记为张所得及其阅余日记后之言行告之”，以及要宋转达中央迅速进兵西安，“并示以进兵之方略”。第二次也大约谈了半小时，记录仅有“余告以此时之处置与营救，应为公，而不可为私”。此外，还记录有张学良来见，希望趁宋子文在，“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使事得早日结束”，蒋以释放他回南京相要挟。
比照蒋介石、宋子文这天的日记，其不同之处有如下几点：
第一，蒋介石是日日记根本不提宋子文向他分析形势后，他态度变缓，答应张学良同意其部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等，却记载了他要求宋转达中央，迅速向西安进兵。与此相反，蒋省略的正是宋较详细记载的。何以如此？笔者以为，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方式扣押了蒋，已使他羞辱甚极，如果他再于日记内记录其在武力方式下做出让步，将严重损伤其政治威望，日后何以服人？多半是出于此种顾虑，下笔有所忌讳。宋子文则不同，他是以蒋姻亲的身份来进行和平劝说，营救蒋，因而能够真实地记录事实。这一方面的差异，贯穿与蒋、宋全篇日记内。
第二，宋第一次拜见蒋介石时，蒋日记为宋和端纳、张学良一同来见，其已泪流满面，看了宋美龄给他的亲笔信中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更加情绪失控，呜咽说不出话来，于是宋乃命张和端纳出外，由他和蒋单独谈话。宋的日记则是由他一人“单独拜见”蒋，蒋对他的到来深为感动，失声大泣。众所周知，自“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宋主张对日采取强硬立场，并反对蒋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和蒋发生意见分歧，被摒弃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决策圈之外，在他身系囹圄的状态下，宋不计恩怨冒险前来，其感动哭泣是人之常情，此记载当是事实。
第三，蒋日记说，在张学良和端纳出去后，他即将写给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及全国国民三份遗嘱给宋子文转交宋美龄，即宋第一次见蒋时交给他。宋子文是日未有记录遗嘱事，但写在了次日(21日)，而且说蒋要他把这几份遗嘱给张学良看，结果被张扣下，张说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不允许发送。无论蒋当日日记还是宋次日日记，均无记录遗嘱内容。在西安事变两周年之际，蒋找出了这三份遗嘱，并把前两份抄入1938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把给全国国民的抄在20日的日记内。从三份遗嘱落款时间来说，均系20日完成。此外，蒋在这之前于15日写有和遗嘱内容相差无几的给宋美龄及两儿的信，交奉宋美龄命随同端纳一起来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和蒋信任的黄仁霖转交，但被张学良扣留；18日，张学良已告知蒋宋子文将来西安，因此，蒋的记述应是准确的。
第四，宋子文日记说，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已于17日同意“释放被捕七人”等四项条件；蒋日记记载，当晚张学良来言：“趁子文在此之机，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俾事得早日结束。”七人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沙千里，因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23日在上海被捕，后移送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其中史良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二次发出拘票逮捕时，躲避在外，于12月30日才去苏州投案。所以蒋记录张学良要求先释放六人而不是七人，不包括史良在内。由此可以证明宋的日记系事后追记整理而成。
21日，宋子文日记记载，他分析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方面的局势，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他认为“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由戴笠代表黄埔系来西安，亲身观察当地局势；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发生的军事问题。
他的想法获得张、杨同意。于是他向蒋介石辞行回南京。蒋嘱咐他不要让宋美龄来西安，也让宋子文不要再返回。当日下午，宋子文回到南京。他先见了宋美龄、宋霭龄和戴笠，“毫无保留”地报告了他西安一行的所见所闻。并根据戴笠的建议，拜会了政府要员叶楚伧、顾祝同、蒋鼎文、孔祥熙、熊式辉、何应钦等人，告知西安方面所提四项条件。为了说服“讨伐派”以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他说明采取军事解决只能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并模棱两可地说：“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他要求：“四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他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
蒋介石是日日记，仅简略记录了宋辞行前两人生死离别的情形，以及他坚持主张南京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对比蒋介石、宋子文21日日记，相同之处，两人都记载了宋回南京前与蒋告别，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宋反复说后天一定返回的凄惨情形。不同之处，蒋记载他授意宋，南京迅速出兵攻打西安，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要挟他们早日释放自己。宋子文记载他经仔细考虑，坚信只有采取政治解决，才能营救蒋介石，因这是他自己的思量，所以在蒋的日记内没有记述。至于宋回到南京进行的和平活动，蒋的日记更不可能涉及了。
22日下午，在宋子文的陪同下，宋美龄从南京飞抵西安救蒋介石，同行者有端纳、戴笠、蒋鼎文等人。宋子文是日日记载，他们到达西安后，先让宋美龄去照顾蒋，由他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讨论，戴笠和蒋鼎文也在场。晚间，宋子文见蒋，并探询他对中共代表周恩来要见他的看法(应张学良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7日到达西安，参与和平解决事变的工作)。蒋主张宋氏兄妹先去见周，并提出必须要求周同意以下条件：(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倘若中共接受，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
(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这是蒋对谈判的基本态度。
蒋介石这天的日记主要记了下午四时他与宋美龄见面谈话事。在当时的情况下二人相见，悲喜交加，不可名状，当是实情。宋美龄向蒋简要介绍了他被拘后外间各方面情况，并劝他“能先设法出去再说”。蒋说：“妻来此，须知为公而非为私，为国家而非
为夫君，决不可允其有签字违法之事，如签一字，则余即违法，更无离此希望，即使离此，则余虽生犹死。”
对照宋子文、蒋介石是日的日记，虽然蒋没有记载晚间和宋子文会见的事，也没有记录宋子文所记上述蒋对谈判所持的基本态度，但不能说没有发生。因第二天宋即和西安三方面开始谈判，如果没有蒋的同意，没有蒋提出谈判条件的底线，后来的谈判是不可能开始的。而宋美龄劝蒋先设法离开西安，蒋答说不可有签字违法事，也可佐证。至于宋美龄向蒋建议的什么办法，蒋虽没有只言片语的吐露，但不难判断，应是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对其所提条件做某些让步。
23日，宋子文日记记录：上午，张学良、杨虎城交给宋一份拟好的条件：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宋庆龄、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的大会，“落实17日委员长讨论过的四项条件”。俟大会作出决议，蒋可离开西安。宋子文担心南京方面不会接受，经与戴笠、蒋鼎文会商，提出如下“反建议”报蒋介石批准：一、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参加之大会。二、改组政府，排除亲日派。三、释放在上海被捕七人。四、中日战争爆发，将自动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蒋介石让宋子文和张学良一起去见周恩来，但主要听周谈。周恩来的谈话内容主要为，“若委员长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然红军的人数不应限定在3000至5000人之间；中共欲保留其军事系统；中共同意于国民大会召开时参加大会，以一个民主之中央政府来取代中华苏维埃政府。周并说，“他愿意会见委员长”。另据周当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周在谈判时提出中共及红军的六项主张(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1页)，并说这六项主张宋同意，承诺转达蒋介石。但宋日记没有记录这六条，却记录了周电报中没有的上述谈话内容。
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继续谈判，主要讨论未来新内阁人选问题。谈判结束后，宋氏兄妹一起见蒋介石，向他汇报谈判内容，蒋答复：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长，拟令孔祥熙出任；新内阁保证不再有亲日派。二、返南京后，释放“七君子”。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变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4、中日战争爆发，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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