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古代文人与安徽之吴敬梓
古代文人与安徽之吴敬梓
摘要：安徽古代文人辈出，清代的吴敬梓也是其中一位颇具影响的一位，他出身全椒地方世族，33岁时移居至南京秦淮河畔，54岁潦倒病死。可以说他的大半辈子都是生活在安徽，这三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和家族兴亡对吴敬梓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才使得吴敬梓写出《儒林外史》等优秀的作品。
关键词：安徽；吴敬梓；文人；《儒林外史》
引言：从古至今，文人林立，每个朝代，都出现过文学大家，而安徽出产的文学名士也不胜枚举。吴敬梓是清代最伟大的小说作家之一，他的出现给安徽文人又添了闪亮的一笔。
吴敬梓，1701年生，1754年卒。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后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因家有“文山木方”，所以晚年又称“文山林人”。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文木山房诗说》等，最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小说《儒林外史》，其中《范进中举》（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也曾被选入中学课本。
吴敬梓家族世代为地方世族，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而吴敬梓也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考中秀才。
关于吴敬梓的生父，众说纷纭。一说是吴霖起，一说是吴雯延。吴霖起是吴雯延的长兄，由于没有子嗣，又是长子，所以吴雯延将儿子过继给兄长。所以他的亲生父亲是吴雯延，吴霖起是他的嗣父。从少年时期，吴敬梓就展示了他在读书方面的过人天赋，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显露出很好的禀赋和才气。由于出生于官宦人家，所以养成一种放荡豁达的态度，胸襟开阔，睨尘俗，显现出少年才子的特质。由于吴敬梓有亲子、嗣子的双重身份，在宗法制度财产继承问题上，引起了很大的矛盾。在这场争夺中，吴敬梓处于所谓“弱肉”的地位，“饕贪”的是他的叔伯和堂兄弟。叔伯和堂兄弟的步步进逼，引起了吴敬梓的极大愤慨，他在《移家赋》中感叹“淳于恭之自鉴不见，陈太邱之家法难寻”。到三十三岁时“乃以郁伊既久”，终于怀着“逝将关汝”的忿怒情绪，移家金陵。这场持续了十余年的遗产之争，至此方告结束。由于嗣父的财产在生前因修学宫花去很多，而在遗产之争中，吴敬梓又没得到多大利益，三十岁前已经“田庐尽卖”，所以到了南京后不断穷困下来，最后过着“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的生活。
乾隆十九年（1754年），吴敬梓54岁那一年，到江苏扬州访友痛饮，归来之后，酒酣耳热，痰涌气促，救治不及，顷刻辞世。
统观吴敬梓一生是波折的，从少年时的意气风流到成年后的家产争夺，中年穷困潦倒，晚年孤苦无依。但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才造就了《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小说史上最早、最成功的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其对当时儒林百态的描摹刻画，对世相人情的揭露批判是前所未有的，其辛辣的手法也成为后世众多讽刺小说模仿的对象，但其深刻的思想高度却是后世难以企及的，这种蕴含在作品之中的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性正是作家自身思想的反映。
吴敬梓的家世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儒林外史》无论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提炼等方面，都受到吴敬梓家族传统的影响，其中颇有类似他的先人的某些事迹。首先，作者选择清代初期生活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遭遇作为小说的题材，就与他先人的仕宦经历分不开。就像之前提到的，自高祖吴沛以下的吴敬梓历代先人，均从科举出身谋得官职。吴敬梓的至友王又曾曾说过“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昊”,这并非虚美之词。吴敬梓本人在《移家赋》中就说“五十年中，家门鼎盛”，此亦非夸诞之言。
其次，《儒林外史》中的许多情节,固然大多是从当时现实社会生活中摄取而来，但作者也常常掇拾家族中发生的一些真事写入作品，当然会经过一番改造与提炼。例如赵姨娘立嗣、严贡生夺产一节，作者极其形象地描绘了封建宗法社会中嫡庶贵贱的不同，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中立嗣纠纷的实质，只不过是财产继承权的争夺而已。作者之所以于此节能描摹得极其生动、十分深刻，则是与全椒吴氏这个大家族和吴敬梓本人的生活遭遇有关。
此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吴敬梓经常揉合进自身的遭遇和亲人的事迹，加以移置、改造、概括、提炼，从而使之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意义。杜少卿的所作所为，当然融合了吴敬梓的某些生活经历。高翰林在责骂杜少卿“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的同时，还教导子侄们且“不可学天长杜仪”。这一情节就有吴敬梓词作《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可证。又如杜少卿风阻识舟亭，得韦四太爷接济盘缠一节，同样也是吴敬梓的亲身经历。
吴敬梓的家世对他创作的影响，还不仅仅表现在题材的选择、情节的提炼和人物的塑造这几个方面，在这部小说的思想主旨和批判特色等方面也表现出来：
首先，《儒林外史》中有关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内容等方面的描叙，就留有其先人的思想主张的明显痕迹。例如吴国龙在任礼科掌印给事中时曾说:“天下之治在民安,民安在吏善,吏善在士良,士良在得师以育之。”认为教育士人是选拔人才从而治理天下的先着。他还提出教育士人的六条标准:务孝友、慎交游、砺
廉耻、崇经学、斥排偶、禁坊选。吴国对也有类似的主张,他在任顺天学政时曾“颁三则以教士:敦孝佛、祟实学、正心术”,从而“士风王变”。
其次，吴敬梓的先人和颜元、李堪一样，主张广大士子不仅应掌握理国治民的学问，而且更重要的还要培养自己孝梯忠信的德行，具有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修养。祖父吴旦曾随父国对在京师做官,“父苦寒，旦身温袅以埃睡。早起取父衣之，侠温然后扶父起。”嗣父吴霖起也是一个“当捧檄之未决,念色养之堪娱”的孝子。这种重视封建孝弟的道德观念，对吴敬梓自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他笔下的正面人物无一不有孝行，如王冕于母死后不但“负土成坟，三年苫块”,服丧尽礼，而且牢记其母教导“不要出去做官”，隐居在会稽山中以终。杜少卿只要听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
再次，除教育思想以外，在对待其它一些社会问题的态度上，吴敬梓也显然受到其先人的某些影响。例如《儒林外史》中对盐商典当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着力的鞭答，就和他的封建地主家庭传统分不开。
此外，《儒林外史》对现实问题进行批判时所采用的讽刺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他的家庭教养和传统的影响。全椒吴氏自吴沛专攻儒业以来，世代受儒家思想的浸润颇多，特别是对儒家奉为六经之一的《诗经》研究有素。这部诗集所开创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义而橘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美刺”传统，对文人影响巨大。吴敬梓自幼秉承父祖的旨意，饱读诗书。他“少有六甲之诵，长余四海之心”，心存大志。在吴氏众多子弟中，他聪明颖慧，尤负隽才，所读经、史、子集之外，尤精《文选》，又广泛涉猎稗官野史，诗词传奇，戏剧杂曲。
对他创作产生影响的不仅是他的家世，还有他的思想。吴敬梓的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三个因素，即传统儒家思想、魏晋六朝风尚和明清实学思潮对他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以“礼”“仁”为核心，以“忠”“恕”“孝”“悌”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对吴敬梓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魏晋六朝士人放达不羁，清高脱俗的生活态度与吴敬梓豪爽的性格不谋而合，因而对吴敬梓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身处思想活跃的朝代更迭之际，时代思潮的浸染也不可避免，明末清初“倡真反伪，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潮对吴敬梓思想的形成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种思想杂糅在一起，使吴敬梓的思想体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特征，这种复杂性表现为，从整体上看，吴敬梓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但是在出世与入世的选择以及对待功名的态度等问题上，他的思想又明显存在着矛盾乃至对立的特征。
吴敬梓思想的这种丰富而复杂的特征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儒林外史》中既有讲究忠恕孝悌、信奉礼乐仁政的真儒名贤，又有崇尚逍遥自在，性情放达不羁的名士隐者，还有追求礼乐兵农，提倡实学实用的下层官吏；在作者的感情倾向方面，既有对正面人物的褒奖赞扬，又有对反面人物的讽刺批判。与此同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还流露出对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向往，这些理想的人格范型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一面，又有道家洒脱自然的一面；这个理想社会，既包括他理想的社会风气、社会秩序，又包括他理想的社会制度，但这些理想人格和这个理想社会都因为缺乏现实基础而显得比较苍白和空幻。
值得一提的是，《儒林外史》中写了七十七个人死亡，每个人都死得很平和。吴敬梓经的一生中历过许多亲人的死亡，老了之后身边没有任何亲人的陪伴。郁达夫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除了自己的之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所以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大多是父母不全的，也有丧妻失子的，这就给小说笼上了一层淡淡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感伤情调。经历了这么多亲人朋友的死亡，一方面使作者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又使他对死亡有了一种超出常人的感受和感悟。在小说中，“死人”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又刻画了“活人”的性格，可以说“死人”不死。“如果《儒林外史》中有悲剧性，有含泪的微笑，那么死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儒林外史》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有着特定的现实土壤和我国文学的讽刺传统，但这些因素又都是通过作家吴敬梓独特的生活实践才发生作用。在安徽全椒生活的三十多年对吴敬梓的影响是巨大的，《儒林外史》是他现实生活的缩影，正是有了这些经历，才塑造了吴敬梓，也塑造了《儒林外史》这部佳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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