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冷战国际环境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冷战国际环境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对于五十年代后半期中国政治的发展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 中外学者多年来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著作, 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中共领导层的决策过程, 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国内外因素, 做了深入的研究, 在西方同行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1]
然而, 产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这两卷本大作, 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文革时期流传的资料的影响, 较多地强调了五十年代后半期面对苏联东欧风云变幻，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此外, 在某些尚缺乏足够资料证明的问题上, 作者做了大胆的推论和猜测。全书所论述的这段历史, 带有很浓厚的宫廷政治色彩。尽管如此, 这部大作（欣闻第三卷已经问世）的分析方法和观察视角, 对中国学者仍有参考价值。
近十年来, 中国方面又有一批新的史料出版。[2]根据这些新资料, 我以为, 前人的某些（不是全部）推论和猜想已被推翻或证实。实际上, 很多“分歧”被那些文革中的资料夸大渲染,甚至无中生有。新的资料表明, 至少到五十年代后半期, 中共领导核心之间, 政策基本一致, 没有重大分歧。即使稍有分歧, 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立即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尤其在对斯大林逝世后苏东风波的因应等对外问题上, 中共领导核心完全听从毛的决策。我还以为, 就探讨文革起源而论, 比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更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 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例如他那一整套辨证法、矛盾论、斗争观、两点论、两分法等等。
本文将中共领导核心视为一个整体, 探讨其怎样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在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等国际风潮的回应中, 一步步走上了文革之路。对于缺乏确凿史料论证的问题, 宁肯置而不论。
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理念, 鲜明地表述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的一篇经他本人审定的社论中。[3]社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其归纳为六个要点：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五）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六）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以上论点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经典概括, 而第一点是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选择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来阐释这个理论, 是意味深长的。社论提醒人们注意这个理论缘起的国际背景:“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纂夺了政权, 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纂夺党和国家的领导, 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4] 尽管中国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但一些国际因素也影响了中国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文革的发生。反对美国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苏
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冷战国际环境的回应，也是中国文革缘起的背景。
一 以苏为鉴, 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矛盾
自两极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入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态度，作出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选择。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照搬苏联模式，而试图独立自主地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和平方式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例。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中共面临的下一步的战略任务，就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个时期的国际冷战形势趋向缓和，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对中国实行围堵和禁运政策。中国只能在苏联的援助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社会主义改造相比，中国在建设方面的独创性较小，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然而,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相继发生捕杀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加强农业、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展开争论、转变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更换斯大林选拔的接班人等等事件。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和苏联的建设模式中存在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从1956年2月开始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5]
恰在此时, 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贯彻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重大决定。赫鲁晓夫还在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泄露后引起国际轰动，并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引发了非斯大林化的风潮。
中共中央政治局获悉苏共的通报后, 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 反复开会讨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此举, 一是揭了盖子, 破除了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 有利于中国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值得感谢; 二是捅了漏子, 秘密报告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严重错误, 应予补救。对于斯大林问题, 毛也持两点论: 一方面欢迎批判斯大林的严重错误, 特别是他曾经四次错误地干预中国革命, 都直接针对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毛现在得以一吐旧怨; 另一方面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 认为更要强调斯大林的伟大功绩, 任何政党和个人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引起政治局常委们的共鸣。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毛提议发表文章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 并说明中共一贯主张群众路线, 反对突出个人。刘少奇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迷信, 从根本上说是主观不符合客观, 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 是思想方法问题。毛也同意这一点, 并亲笔在文章中加写了相应的论述。[6]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和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理清思路, 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论列了中国面临的十大矛盾关系。他论述每个问题时, 都把苏联和斯大林的错误引为教训, 对照总结中国的经验。按照当时听众的记录, 他对斯大林的批评比后来发表的版本更为尖锐。而他对于美国和西方的长处, 则更倾向于持学习、借鉴的态度。[7]例如, 论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时, 他指出苏联的办法不好, 把其他党派都搞光, 只剩下共产党, 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则采取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 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谈到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抓到一个就杀一个, 结果犯了大错误。斯大林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毛认为“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谈到党内外的是非关系,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 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8]
中共领导人这时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当前的中国社会还存在什么矛盾和怎样处理这些矛盾。他们最初并不认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在这个阶段上还占有重要地位。经毛泽东
和政治局审定的对苏共二十大的表态文章, 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唯心论与唯物论、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等等矛盾, 但是没有提到阶级矛盾。[9]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最初版本, 也未谈及阶级矛盾。[10]这以后的一些谈话表明, 他当时认为,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国内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 阶级斗争已经完结或“基本解决”了。他对斯大林混淆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抱有高度警觉。[11]不幸的是, 他后来由于各种很复杂的原因, 又在某种程度上重蹈斯大林覆辙，原因之一就是对冷战中的国际事件的领悟与回应有失误。
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们在1956年已经察觉到,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矛盾的性质各有不同，处理方法也应不同。究竟能不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二 对苏波匈事件的回应：扩大民主与区分两类矛盾
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扩大民主的办法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 防止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国重现。[12]针对苏联以前在学术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乱扣政治帽子的做法，毛泽东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 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13]随后他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布了这个“双百”方针。
周恩来7月21日在上海的党的会议上指出，从国内情况和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他从国家制度方面提出一些改进办法，扩大人大代表批评政府工作和检查公安、司法工作的权利。[14]
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充分肯定并扩展了民主化的尝试。与某些传闻和推测不同, 毛泽东事前以充分的时间多次审阅和修改了大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彭德怀的发言稿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等, 所以这些文件中的原则性内容都是经他审定的。[15]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为例, 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 群众的监督, 人民团体的监督。” 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似乎一样重要, 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 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 而前两者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16]看来他不愿走得象同事们那么远，半年后的整风运动似乎不幸地验证了他的这个见解。
政治报告还指出: 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
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现在已经解决了”。“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 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反复审阅这个报告和决议草案时, 对这些论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17]
扩大民主的努力还体现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不要个人突出”的原则, 这两个文件要求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 并从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18]
这一时期, 非斯大林化运动在共产主义阵营接连引起思想、政治和社会动荡, 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群众性的示威和骚乱，对中共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扩大民主的进程造成很复杂的影响。中共中央密切关注局势并不断作出反应, 仅在1956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二十天内，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连续开了十几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19]
关于波兰事件，中国驻华沙大使最初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骚乱。当地新华社记者谢文青的报告则认为波兰事件具有革命性质。毛泽东赞成谢文青的看法。[20]波兰统一工人党7月18日召开的七中全会认为：引起罢工和动乱的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 事件表明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重大错误。对此, 波兰党积极采取措施, 克服缺点, 扩大政治民主, 改善人民生活。中共中央赞赏波兰党的做法, 认为他们比较有力量, 能控制局势, 使群众的不满逐步得到解决。[21]
当苏共中央发来准备武装干涉波兰的电报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0日紧急开会, 一致同意向苏共中央发出紧急警告, 坚决反对武装干涉。毛泽东随即召见苏联大使, 劈头便说: 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 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 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 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 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 时间无多, 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苏联大使满头大汗, 诺诺而退。
[22]应苏共中央21日来电邀请, 中共中央22日派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苏共处理波、匈事件。[23]
这时匈牙利事件愈演愈烈, 执政党处置不当, 矛盾激化, 局势失控，后果严重。中共中央认为由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策动, 匈牙利事件已变为“反革命复辟”的性质, 执政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在此情况之下, 苏中两党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似乎各有新的理解。苏共决定从匈牙利撤军。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 10月31日向苏共中央表示反对, 严厉地指出: 这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 将成为历史罪人。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整夜的会, 最后决定武装干涉匈牙利。
[24]
中共中央更为关注的是波匈动乱原因和经验教训。代表团回来后，政治局连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11月1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也以此为主要议题。毛泽东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错误概括为：对外的大国主义, 对内的大民族主义, 对人民的专制主义。[25] 刘少奇在全会上报告了他对匈牙利事件起因的看法：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执政后没有发动群众去进行阶级斗争，去反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一直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以致激起群众不满，被反共势力所利用。他认为应吸取的教训有：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26]
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讲话中, 再次从政治哲学角度指出: 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 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问题。斯大林的错误具体表现为否定矛盾, 实际上是主观主义, 否定群众, 个人崇拜, 个人独裁。波匈事件表明, 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存在。革命就是解决矛盾。今天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般来讲, 不是对抗性的, 可是如果解决不好, 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为了防止这样的变化, 他宣布明年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 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27]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的言论, 铁托对“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激烈抨击, 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反感和警觉。在政治局的集体讨论中, 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形成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28]他在12月4日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 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 敌我之间用镇压的方法, 人民内部用说服和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 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 还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这里流露出他在波匈事件后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再思考。[29]
根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和毛泽东的归纳, 《人民日报》编辑部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篇即提出应把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观察国际问题的“根本立场”。文章认为匈牙利事件和杜勒斯的言论提醒人们, 不能忘记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冷战中的两极对抗。然后论列了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区别、产生原因和处理方法，接着谈到这两类矛盾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30]
在国际冷战背景下总结出来的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的政治哲理，很快被运用到中国内部问题上。其中关于敌我对抗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被逐步扩大, 成为从民主整风转向反右运动以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源头。
三 匈牙利事件的阴影：从民主整风到反右运动
中国在国际风潮的影响下，1956年下半年也频频发生群众闹事。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几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共约一万人卷入。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农村也连续发生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有十一、二万户，等等。有人在闹事中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31]
闹事的原因，据刘少奇的调查研究，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 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32]毛泽东也认为：“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以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33]
1957年春中共开展的以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是用民主方法处理党和群众之间矛盾的一次尝试。毛泽东2月27日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 3月12日又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这两个讲话当时虽未立即发表, 但在很广范围内传达了, 起了鼓励党内外人士向中共的领导作风发表意见的作用。
[34]
整风之初，毛泽东强调允许互相批评，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老干部不怕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中共中央内部也出过坏人, 也能产生官僚主义, 所以对共产党的缺点也应揭发。“放”有百利而无一害, “收”是错误的。他甚至“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 认为群众闹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清除官僚主义,“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35]
根据他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指示, 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除布置党员学习讨论,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外, 还邀请甚至组织党外人士批评中共和政府的缺点错误, 举行各种会议进行“鸣”、“放”, 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各种批评意见。整风很快从“小民主”走向“大民主”, 毛泽东的战略发生了急剧变化, 从5月中旬开始, 采取“引蛇出洞”的“阳谋”, 诱使“右派”们“放”。继而动员党内外力量大举反击, 民主整风变成急风暴雨般的反右运动。
发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 十分复杂。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原因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兰事件, 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给中国决策者造成的心理阴影。
苏、波、匈事件的接连出现及其在中国引起的社会波动, 使中共领导人认识到, 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仍在一定范围（至少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和国际上）存在, 而人民内部的各种
篇二：也说文革的起源――另一个“官方”版本的解读
也说文革的起源――另一个“官方”版本的解读大凡欲了解些文革时的旧事，无有先不
知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份正式官方文件的。
按理说，文革学，还能算门学问的话，一来涉猎极广，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等体式难以穷尽；
二来可大可小，国家时政身边琐事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原也非短小一文所能圈定，须知画
地为牢，无异自戕。反而观之，民间也好，官方也罢，充其量刻画的是万千文革的某一视角。
稍举一例，中共九大报告，如今虽不入流，名曰大错特错，想当初却也是中央头号红头文件，
轻易不能冒犯。再者，九大报告是由一群文革既得利益者拼凑而成，享有当时的“政治正确
性”，也更具于那段历史的独特亲和力。故要考察文革的发生及其诸条件，径直从九大文件入
手，不失为一捷径。一、概念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
过）在第一节开宗明义的宣称：所谓的文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1]
何为革命？“革命”这个词汇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有过很不一致的解释，狭义的革命与改良对
立，通常夹带有“暴力”、“激进”等修饰词，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革
命”指改变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特别是基本生产关系的变革行动，当然这是从革命所造就的
社会结果加以论说的，也即只要达到改变“生产关系”这么个结果，手段完全是可以多样化。
有人认为，东欧苏联巨变基本上是没废枪弹，不过和平的“转轨”而已。其实东欧私有化从
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制结构，又何尝不是一场广义的革命？国外早就有人形容这场巨变为“天
鹅绒革命”，我们有的研究者却避之惟恐不及，搞起“告别革命论”来，可革命是有人振臂一
呼就可告别的么？“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邓小平如是说。东欧的革命，虽称不得“无产阶级
革命”，却也大致可归为“官僚的革命”或“精英的革命”，甚或“反（向）革命”。此处提及
了当代革命的不同含义，让我们将视野回归毛泽东时代吧。毛话语中的革命，却是那么的直
截了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
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
文革，要书写成“真正革命”的话，必然要求符合毛对革命的基本定义。“广大的工农兵、革
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3]“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
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文革对象的圈定从一开始便倍受争议，随着运动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各级党政干部被当成“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揪出来，来自官僚层的反弹也相应
加强，并构成了文革初期的几次反复和革命委员会权力妥协的重要力量。九大报告首先引用
了毛泽东的一句原话说明文革的意义所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5]细心的读者可
能发现，单论毛此话是大而无当缺乏应有的说服力。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是为了一
个巩固党的领导的目的，何必再捅出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
次谈话中提供了解释，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
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6]原来毛对过往运动的成效是颇有诟
病的，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均没能实现他的战略意图。
以上列举的多次运动，尽管口号不同、对象有别，却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在党委的领导
下遵循权力的统治秩序逐级发动，普通群众跟着党走准没有错。时下的情形大变，毛认定党
的高层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7]，还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大温床。怎么办？
惟有付诸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来说是要“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8][!--empirenews.page--]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
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9]。由群众直接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这不禁让人联
想到57年的鸣放，中共号召党外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那场“整风鸣放”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为更为凶猛的反右派斗争扭转了方向。
鸣放的积极参加者少有人不带上右派帽子，经此一役，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再不敢言。时隔九
年，毛重焕活力，找到了“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最好形式”――文化大革命。文革运动
以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到69年的中共九大已进入
所谓”斗、批、改“的收尾阶段。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诉求实现了吗？《报告》宣称
本次大会是在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然而这是大可以质疑的。二、准备1967
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0]，也是文革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年。先有造反派的
“一月夺权”，再有军队支左和二月镇反，到了七八月间整个中国都成了武斗的火药桶。国家
几近崩溃，文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痛楚已远远超出毛当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的预想。毛所采取的措施已由放到收，以求重新控制运动的进程。11月6日，借十月革命50
周年之际，两报一刊发表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该文总结了
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论断，首次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最
终在中共九大报告中给予正式的确认。九大报告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将毛泽东的《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列为其“继续革命论”的起点。这多少有点让人始料不
及，《正处》一文的发表是在1957年，提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按流行的观点，该文是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丰
富和发展，实在是看不出与后来的文革有什么瓜葛。然而1957年的确是个非常微妙的年头，
此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不久，党的整风才刚起步又转向“轰轰烈烈”的反
右派斗争。毛正是在2月27日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连同他稍后的整风动员，应该说都是在扩大民主以揭露党阴暗
面的真诚努力。接着就有了各地的学生、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填平鸿沟、积极进言的动人
场景，目标直指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固有弊病。而后毛的态度转折之快
力度之强却是一大谜题，通常的解释是知识分子的过激言论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超出了
毛的允许范围，因而反击也是必然的。以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写就为标志，毛的
注意力从整风运动已转移到反击右派的另一面。无论如何，知识分子鸣放的夭折同时也意味
着毛旨在改变党逐渐脱离群众状况的努力的一次严重挫败。其后反右斗争的愈益扩大化，只
是距离原来的目标更加遥远罢了。《正处》从讲话到6月19日公开发表，其间经历近四个月
的时间，“一共修改了14次。”[11]据薄一波的回忆，“修改，不仅是根据文章逻辑结构的需
要，还有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认识的发展变化。”其中，“这段话是毛主席在看到极少数资
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而逐渐加上去的。”[12]全段照录如下：“在我
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
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
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
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
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
还没有真正解决。”[13]正是在中共九大报告上，反复的引用了这段由毛后来增补的话，作为
《正处》文“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主要凭据。
[!--empirenews.page--]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得以大笔渲染，围绕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
争重重展开论述，并被归结成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14]
从报告的逻辑出发，既存在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势必也要有其“对立面“的存在，而事物
正是在这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
报》曾提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15]，这是在1966
年8月，毛发动文革时向所有人公开宣布的目标所指。到了1969年的九大报告上，对“刘少
奇路线”的清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一九三九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推
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断，到1949年四月刘少奇天津等
地考察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谈话，均被描绘成一条与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鉴于“三大改造”
的基本完成，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曾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
已经解决了”，及至《正处》的修改稿中，毛泽东公开否定了刘的论调，而认为“问题还没有
真正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这便是
从九大报告中所能推断的基本线索。三、脱离现实的理论文革的一大成果便是夺了所谓”资
产阶级司令部“的权，这是毛泽东所承认的，本没有什么疑问。问题在于，高层的夺权斗争
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换句话说，中共九大总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准确地概括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四大“武器似乎从
来只是文革造反派的专利。其 实毛泽东在1957年10月一次讲话中就涉及过这一概念。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
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6]毛是想将专利权授
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反右派斗争的普通群众，实际上“四大”在更早的知识分子和学生
鸣放中便出现过了。至于知识分子的另一发明――“大民主”，当时受到毛的严厉批评，长期
弃置不用，却在文革的“无产阶级大民主”中获得概念上的重生。遗憾的是，57年的整风鸣
放沿袭的依旧是中共老一套的群众运动，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没有从法律上保
证人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也就从大的框架上决定了参与鸣放者后来的悲惨命运。毛泽东在
丧失57年开放民主实验的良机之后，又历经了平均主义的幻灭。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党内的
分化，由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部分中共领袖倾向于退却，这是毛所无法容忍的。多年来
毛便憧憬着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五七”指示可谓是他内心理想的蓝本。在新
社会里，消灭了“三大差别”，人人都要学军、学工、学农、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
但人人又以一项为主，兼学别样。好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而中国恰似“一张白纸，好画最
新最美的画图”，其中的点睛之笔就是人――“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厌恶
人间一切形式的等级制，他的阶级论却又人为的将人间分为三六九等。过去搞了各种形式的
斗争，始终解决不了问题。党内的分歧，非但得不到消弭，反而变本加厉。在毛看来，对立
的一方是“修正主义”，就在党内。为了“揭发我们的阴暗面”，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
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革命。于是乎，在1957年的那次失败的预演之后，时隔九年，
毛重新将火力对准自己的党。[!--empirenews.page--]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确立
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传统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就已不复存
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仍会有各种游离的敌对分子存在，但并不构成完整的对立阶级。
这就决定了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特点，换句话说，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现有制度
的主要矛盾。斯大林模式却是一种极端化了的官僚政治实践产物，其要害在于由党的中央委
员会包办替代一切。在僵化的体制下，人们发出的不同声音往往被视为“右派”向党发动进
攻，“地、富、反、坏、右”则是阶级斗争的当然对象。对于“先锋队”的官僚主义倾向，晚
年的列宁、卢森堡、葛兰西甚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人都事先提出过警告。可惜列宁早逝后，
其他人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止官僚化的进程，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为这一努力付出了生命
的代价。毛泽东的回应却得再三推敲，他强化了阶级斗争，也就是九大报告中所表述的“两
条路线”之争，这是继承性的一面；他又不止于此，以向“党内走资派”开战和“大民主”
而言，他的理论严重的偏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现超越性的一面。所谓文革，实质上就
是从左的极端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尝试。学者崔之元曾有惊人之语，“毛泽东对马列正统
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
不够彻底。”[17]为何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呢？这是因为“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
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18]毛泽
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有深刻的局限性，但与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清谈不同，他的理论有着巨大
的社会动员能力。“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
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
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
的初衷。”[19]此处是从挖掘文革的合理因素出发进行的一番善意的发挥，假如让我们重返那
滚滚的文革硝烟，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还会有着这般诗性的幻想了。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各
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运动主要的支撑力量造反派也不例外。李宪源先生曾
花了很大工夫来研究文革造反派这支奇特的力量，得出的却是充满感伤的结论：“无论从其社
会产生根源与政治特征，还是从其出现的形式、过程和遭遇结果看，文革造反派与一九五七
年受到打击的右派，几乎可以看作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
惜乎造反派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砸烂一个旧世界还排得上用场，被遗弃的命运终究难
逃。或许有鉴于57年一度失控的教训，毛泽东祭起“个人崇拜”这把尚方宝剑，也是于事无
补，控制不了局面。于内，毛泽东自身的思想认识，忽左忽右，难以琢磨。在外，文革中“造
反”与“保守”对垒之激烈，各派势力呼喊着毛泽东语录撕杀成团。两派的互搏，犹如毛内
心交锋之物化，陷于继承与超越的两难处境而无力自拔。《十六条》有言：“文化革命小组、
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
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21]
为了应付67年“天下大乱”的危局，毛舍公社而取革命委员会，将选举制替换为“三结合”，
以“大民主”为始，“大专制”为终。在“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现实修正了理想，斗争
压倒了民主。于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诞生了。[!--empirenews.page--]
四、脱离理论的现实九大在十年文革中的地位其实相当尴尬。先看会议召开的背景，到一九
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止，在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
已成立了“三结合“的类似权力机构。当时的最高指示是：“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22]然而在实
际委员会权力分配当中，往往伴随的是各派你死我活的血腥争斗。委员会的权力高度集中，
排斥异己，毫无民主可言，其专制程度远甚于文革之前。有李一哲大字报为证，“复辟行动是
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23]毛此时已锐气
大减，为了维护国家必要的统一，尽快恢复党的组织系统，只有默认这个局面。事实上，到
了1969年，群众运动的能量几近耗尽，文革所剩下的惟有狂热的个人崇拜。刘少奇是下台了，
可毛的政治地位稳固了吗？历史偏偏开了个最为残酷的玩笑，1971年林彪爆炸，举国震惊，
人们信仰由此坍塌。李一哲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有这样的比较：“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
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
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
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24]该篇发表于1974年，行文自也无法摆脱那鲜明的时代烙印，
然文章中流露的却是社会中下阶层对文革颇具代表性的另类看法，其观念之独到，见解之深
刻，就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而言确乎已难能可贵。同样是对文革动机的首肯，同样为了反对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无法抹杀各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狠斗私字一闪念”，也削不
平各个社会阶层所持的特殊利益动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一场不成功的“大民主”实践，
完全是因为它只具有一幅迷人的空壳。不同人物打的招牌背后，有着很不一致的实际要求。
毛泽东深知，他要想最广泛的发动群众，仅仅靠近年所积累的“个人崇拜”作为资源是远远
不够，他必须放权于民，允诺一个理想的社会图景。既然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因其私有制的经
济基础而大打折扣，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理应涉及面会更广，更为深入。毛正
是这样阐述他的“大民主”思想：“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
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
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25]毛的理念在文革初期获得了广大民众强有力的呼应，很多造反群体沿着他的思路走得更
加遥远，念念不忘他们的“公社理想”，哪怕被扣上“极左”“无政府主义”的帽子也在所不
惜。所谓纯正的“毛泽东主义”，不是在庙堂之上，而在民间。至于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
如林彪、“中央文革”大员等眼里的“大民主”，绝对只是个可资利用的工具，冲击“走资派”
不妨借以用之，一旦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则毫不犹豫的将其拔除。理解了这一点，九大报告
放弃了“大民主”，仅用夺权斗争来解读文革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empirenews.page--]
天下没有尽善尽美的事物，毛却总在孜孜以求他心目中的“金光大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俗语有云：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毛泽东一旦播下“大民主”的龙种，局势的
发展也就由不得他来掌控了。或许，我们可以抱怨中国历来没有良好的民主法制传统，一放
就乱，一收就死，57年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这里有个基本的难题，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
的专制权力和给予群众以民主权利的做法之间存在极大的矛盾。“没有选举的民主”，实在超
出了现代政治学的一般想象。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审判某位官员，却无权决定他的去留；人
们砸烂了几乎所有的陈规旧矩，却发现人与人正常的交往关系也被付之一炬。毛泽东也许预
感到他的理想会在现实面前碰壁，“是准备跌得粉碎的”，[26]但以九大这样的反讽宣告他实
践之破产确是极其残酷的事情。自那以后，他头脑里的民众意识也逐步的边缘化了。林彪、
“四人帮”受宠的时候，也恰是中国专制气氛最为浓郁的一个时期；待文革后期，被推倒的
老干部卷土重来之际，他们一门心思要否定“罪恶滔天”的十年动乱，对文革中的一切难免
会狠之入骨。有趣的是，即便两者立场完全对立，他们对文革之起源的理解竟也分毫不差，
“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27]毛逝世后，彻底终结了文革，中国的面貌由此得以重塑。
注释：[1][5][6][8][14][22][27]《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
十四日通过）[2]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3][4][9][21]《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7]毛泽东：对陈
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10]《人民日报》、《红旗》：1967年
元旦社论[11][12][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89页和590页。
篇三：西方学者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几种看法
西方学者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几种看法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各种人士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人们纷纷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要将他亲手建立的党和政权“打倒”？为什么要“打倒”与他共同战斗多年的战友？
在“文革”十年期间，除去仇视中国的人提出各种污蔑性原因外，一般中国问题学者也都同意中国当时的解释。但在中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外国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提出了各种新的解释，美国怀特三世1989年在《混乱的政策》一书中认为，各学者提出的解释都是表层的原因。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其“暴烈性”与“普遍性”。应该研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参加这场“革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对同阶级的人那样“暴烈”，否则不足以解释“文化大革命”。
外国学者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１、“文化大革命”是追求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的结果。
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多为比较“左”倾的，而且发表这种意见的时间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理查德&8231;费理察在《追求纯洁：毛的文化革命》一文（载《共产主义问题》
1969年11～12月）中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毛的意图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实行统治的上层建筑。” 威兼&8231;欣顿1972年在《中国的转折点：论文化革命》一文中称“这些政策将会改变人民，直至社会阶级不存在为止。”
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1972年在《中国在人民共和国里》一书中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平等、共享财富、中国的独立，并将革命的火炬无代沟地传下去。” 利奥&8231;休伯曼与保罗&8231;斯威齐1967年在《中国的文化革命》一书中称，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
多克&8231;巴尼特与米歇尔&8231;奥克森伯格认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现代化。
哈里&8231;哈丁在1971年《中国：走向革命的实用主义》一文中认为，毛的“革命的实用主义”所以容忍“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活动，是为了“解冻”中国的官僚主义。 还有不少学者认为，文化革命之所以发生是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目标”有关。
２．“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这里的“权力斗争”不是指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而是指领导人在政策上的分歧。法兰斯&8231;麦克1967年的《权力
斗争》一文（载《共产主义问题》），詹姆士&8231;迈尔斯1968年的《毛主席的垮台》一文与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均认为，“文化大革命”起因于领导层对农村政策的分歧。麦克法夸尔特别证明，在其它问题上领导人的分歧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大，他尤其不同意将刘少奇视为鼓吹苏联模式的人。
但怀特三世认为，政策分歧只是文化革命起因之一，尚不足以解释文化革命的全部过程，因为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以前经常有，但均没有引发一场文化革命；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也难以解释群众的暴烈行为，而且领导人在农业政策上的分歧，也难以解释城市居民如此积极地投入文化革命。
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个性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
史卡拉皮诺在《一个革命者的转变：1919～1921年的毛泽东》一文中，曾提到“有人认为（文化革命）是老年人的胡思乱想”。
罗伯特&8231;利夫顿1968年在《革命的不朽：毛泽东和文化革命》一书中认为，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非常敏感”，他发动了一场使中国社会获得“新生”的运动。他企图“根据已与外界实际脱离的内心需要采取行动”，来控制其“环境”。
写有《毛泽东传》的罗斯&8231;特里尔在书中称，毛泽东已“失去了同伴感”。
怀特三世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亦有类似的意思。他认为决议说毛泽东开始骄傲了，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武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当然他也同意决议说不能责怪一个或几个人。
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老的政治文化决定中国人有崇拜领导的现象，但怀特三世认为，个人崇拜是文化革命中“群众忧虑和政治热情的象征，而不是原因”。
４．“文化大革命”是1949年以后17年内执行各项政策的结果。
许多学者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成员的组成情况，如斯坦利&8231;罗森1982年在《广州红卫兵派性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称，他调查了广州市二千名红卫兵，发现造反派成员中四分之三的出身不好，保守派成员中五分之四的出身是好的。
马克&8231;布莱彻与戈登&8231;怀特对技术单位的调查，也得出同样的比例，而工人参加哪一派则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如临时工、合同工与固定工）与在单位是否受到好评。 因此，怀特三世认为，1949年以后的三个政策对“文化大革
命”中各派的组成与文化革命的暴烈性是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什么》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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