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毛泽东老三篇
愚公移山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
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
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
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
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
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後，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
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
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
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
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
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
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
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
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
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
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
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
们一
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
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
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
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
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
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
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
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
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
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
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
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
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
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
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
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
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
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
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
必然要失败。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⑴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⑵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⑶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⑷，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 这是毛泽东于１９４４年９月８日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
注 释
〔1〕 张思德，四川仪陇人，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2〕 司马迁，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史记》一百三十篇。此处引语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 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4〕 这是指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所拥有的人口的总数。
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１９４４年９月８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追悼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同志大会上所作的演讲。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县人，１９３３年参加红军，１９３７年入党。参加过长征，作战机智勇敢，曾多次负伤。１９３８年任中央军委警卫营通讯班长，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任中央警卫团１连通讯班长，后调延安枣园担任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
１９４４年夏，中央办公厅抽调有烧木炭经验的人去安塞县石峡峪（今楼坪乡）山打窑烧木炭。中央警卫团派张思德等和中央社会部的同志组成一个烧炭生产队，张思德任副队长。他工作认真负责，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１９４４年９月５日，由于连日阴雨，炭窑崩塌，崩塌的炭窑压住了正在埋头工作的张思德。待战友们将他救出时，年仅２９岁的共产党员张思德已经停止了呼吸。
１９４４年９月８日下午二时，张思德烈士的追悼大会在延安枣园后沟西山脚下的操场上举行，中央警卫团的全体指战员，中央社会部及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１０００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在花圈上题写的挽词是：“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追悼会由中央警卫团团长吴烈主持，警卫团政治处主任张廷桢报告张思德生平和牺牲经过后，毛泽东发表了悼念讲话，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篇二：“老三篇”的修辞艺术之《为人民服务》
“老三篇”的修辞艺术之《为人民服务》
编者按：许多人说，《毛泽东选集》我也买过，毛泽东的文章我也读过，没觉得哪里好。既然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下的任务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大力宣传和弘扬毛泽东思想的，那么我认为很有必要花时间跟大家讲清楚毛主席的文章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感悟毛主席的思想。这个问题不说明白，还是会有好多同志稀里糊涂地听信谣言野史，对毛主席产生误会，对毛泽东思想产生怀疑，这是不利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团结的。
从哪里谈起呢？我想还是从《为人民服务》说起吧。因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宗旨。我们的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更不能把为人民服务这个最高境界与追求抛之脑后。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
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注：以下文章引自李春阳著《老三篇的修辞艺术》
第一段的开头一句，有些特别。主干是一个主语较长的判断句，A 和B是革命的队伍，但由于主语的变化，标点符号的使用，而使整
个句式摇曳生姿。A=我们的共产党，B=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背诵之时，这一优点突出，念的遍数越多，越觉得话有滋味。所谓味道，就是语言比意思多出来的那部分。
第二句的主语，恰好是第一句的宾语，修辞上具有将两句话衔接得紧密的效果，仍是判断句：“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其中的“完全”“彻底”，两个最高程度的修饰词，意思大约相当，但在形式上却尽量变化，一前一后，围绕着“是”而分布，使这一肯定判断的语气，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十分肯定，毋庸置疑。既然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就没有自己的利益，而只有人
民的利益，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而奋斗、而牺牲。这在表述上，是无懈可击的。
第三句，是此一段落的第三个判断句，主语是“张思德同志”，宾语长了些，“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而连接两者的是“就是”，而不是“是”。
连续三个判断句，用了四个“是”，却有变化，显示了白话文在语气上的灵活性和同一句式的多姿多彩。
第二段四句，每句有一层独立的意思，合起来却是严密的论证，结论明确，归结在第四句后半句话上：“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引用司马迁的话，大致是原话，出自《报任少卿书》而略有出入，原文 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将“死有”改为“或”，去掉后面的一句，意义基本没变。虽说司
马迁用的是文言，但与白话同样明白易晓，勿须解释，而是加以引申，
赋予“重于泰山”以新的含义，“为人民利益而死”。文白衔接，自然而无痕迹。称司马迁为“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而不是汉代史官有些不寻常。听讲者多数没读过《史记》，也不必理论作者是哪朝人，但“文学家”的头衔，还是十分特别，在新文化运动的视角下，才会有这样的说法。
第三段稍长些，六句。前四句所说，大体是一个含义，但层层递进，后三句口语化色彩浓，简短而直截了当，是对第一句的补充和说明。第五句是举例说明，有名有姓，议案合理，已经采纳。第六句是全段 文字的概括，“只要?就?”连接的一个条件复句。主语是“我们这个队伍”，与第一段的主语照应。
第四段是全文最长的一段，有九句，似在论证上段结尾的那个条件复句，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个队伍”“一定会兴旺起来”，也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所在，每句说的都是“我们这个队伍”。“五湖四海”是 成语，泛指四面八方，全国各地。唐代吕岩《绝句》有“斗笠为帆扇作舟，五湖四海任遨游”之句；宋朝《景德传灯录·福州鼓山神晏国师》云：“鼓山自住三十馀年，五湖四海来者向高山顶上看山玩水，未见一人快利通得。”前三句讲的是“我们这个队伍”的构成，既描述了现在，又展望了未来。革命者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用了一句口语“走到一起来了”，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根据地小就直接说“还要更大些”，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没有说，却说了“全民族的解放”。接下来的五句，讲了“我们这个队伍”的困难和牺牲。 文章写于1944年9月8日，抗战进入第七年，正是困难重重之际。
先是总论：“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三个“要”两个“看到”一出，大家眼前为之一亮，仿佛真的看见了什么，语言运用恰当，的确可以带来某种信心和勇气，下面却是“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这是我们的困难背景，是更大的困难，在这里有意地区分“他们”和“我们”，受难者和解救者，乃是为了突出解救者的先锋意识，以唤起他们奋斗的热情。下面三句谈到了死亡和牺牲，因为有第二段的铺垫和伏笔，重点放在死亡的意义上：“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所”是成语，是书面语，用的是文言句法，口语不是这样说话的。“得其所”，得其合适的地方，就是说要死得有意义，有价值。《魏书·张普惠传》：“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明朝朱鼎《玉镜台记·王敦反》有“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得其所”。白话文并不一定要排斥书面语，用得恰当，往往言简意赅。第九句看似闲笔补充，实际乃是重中之重。“我们这个队伍”是一个集体，一个武装的战斗的集体，处于困难当中的集体，只有“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才能在战场上生存下去，战胜强大的 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消灭。
最后一段虽短，却有五句。而第一句和后四句话的字数总和相当，该长则长，需短便短。口语化的句式，仍是此一段的特色。“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这样简捷的口语，人人嘴上说得出，执笔为文时一般的写作者并不就敢使用。以“开追悼会”的方式“送葬”，是革命队伍的一种新习俗，与传统的安葬方式差别大，破旧立
篇三：读《看见》 (2)
喜欢文中简练而传神的文字，记得有一位心理咨询师说，绘画中出现书。多是由于生活中缺少书，那么对这些文字的喜爱就是源于自己文章中美丽文字的缺乏。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忍不住摘抄几段，以慰自己。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十年前她被选择成为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播，却因毫无经验而遭遇挫败，非典时期成为现场记者后，现实生活犬牙交错的切肤之感，让她一点一滴脱离外在与自我的束缚，对生活与人性有了更为宽广与深厚的理解。十年之间，非典、汶川地震、两会报道、北京奥运……在每个重大事件现场，几乎都能发现柴静的身影，而如华南虎照、征地等刚性的调查报道她也多有制作。在书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书中记录下的人与事，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你和我的生活。 《看见》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已。——柴静
柴静固然是我所见到中国目前最好的记者，但这多半是因为她能不断地反躬自省，不求在体制内浑浑噩噩混一辈子。但真正从智识上来说，我对她有诸多不满。
柴静做新闻的大前提我就是反对的。她认为，只要理性沟通、亲身体验，就能同情地理解被采访者的处境。这个前提先验地认为人性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两个主体之间能够“同情地理解”。在理智，或说“自我”的层面上可能确实如此，但理智只是很浅层的一种操作。在采访恋足癖、同性恋、抑郁症这类可能由于童年创伤产生的心理问题时，这种“沟通”、“交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方法就无能为力。柴静怎么可能做到同情地理解一个恋足癖、同性恋和抑郁症患者呢？这时应该采取精神分析师的方法，和患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认同患者），在患者的自我、他者、从自我指向他者的欲望，从这三者中找出患者的症结所在。但柴静不懂这个，因为她的知识里只有胡适的老三篇：容忍，独立，自由。
对李阳的采访就是个绝佳范例。李阳说他和Kim结婚只是为了“做个实验”，柴静这时只是说：“那小孩会觉得，我只是一个实验品”，李阳回答的理直气壮：“挺好啊，有好的实验品和不好的实验品啊，如果我们把他实验得很好。” 一个好问题应该是：“你崇拜毛主席么？”得到答案后就此打住。李阳自卑的童年、向强者投射的欲望，提供了一个教科书般的精神分析样本。但柴静不会分析，也不可能同情地理解李阳，她只知道“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孩子应该是自由的”，所以在听到“实验说”之后，她只能吃惊地表示：“可那是一个生命啊！”这有什么奇怪？中国几十亿人在几十年里不都是生活在“实验”中吗？李阳的屌丝心理，不仅产生了他的家暴事件，也是微缩版的中国近代史。
在涉及制度问题的采访中，她也缺乏足够的政治、经济、历史知识，因此完全提供不了有价值的角度和信息。她多次采访征地的新闻，却没有对土地财政的缘由和性质做一个基本的说明（土地财政和分税制改革的关系？土地财政收入是不是预算外收入？），反倒是在一次采访中，由于采访对象闪转腾挪躲避问题，她在笔记本上记下“真是没有道德底线”（大意）。后来她有所长进，知道自己没文化，去采访了周其仁和陈
锡文。
但积习难改，记吃不记打。在最新一期的《兰考弃儿》里，她先对主管民政的副县长说：“县里有2000万给某某中心盖大楼，却没钱修孤儿院。”然后问了个巨傻逼的问题：“您觉得这是一个钱的问题，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这问题的傻逼还傻逼在两方面：1，这是种“逼问”，受访者在此条件下当然只能回答“这是个意识问题”，给受访者预设了唯一答案，因此问题没有实际意义，只能满足提问者的施虐快感 2，提出这样的问题，柴静显然自己就认为县里设立孤儿院是个“意识问题”，政府提高意识就行了，跟解决随地吐痰似的。问题真正在于两种关系：政府和民间的关系；县级政府和上级政府的关系。这里面可以问的问题太多：政府现在是怎么看待NGO的，是仍然对NGO抱有抵触情绪，还是愿意小政府大社会？从经济上，政府、特别县级政府是不是有必要花一笔钱来办一个孤儿院？县级政府的priority是什么？在预算里、在工作上有多少是放在孤儿院的医疗、教育上（在教育支出首次达到GDP 4%目标的情况下，这当然不是意识问题，是政策导向如此）在设立公共项目时，县级政府要经过怎样的审批程序？钱从县级政府自己的预算里拿，还是上级给拨款？真正的信息在“how it works”，而不是“啊，不好意思，这次没意识到，下次一定注意！”
举一个好的例子。在讲到46年的土改时，秦晖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土改并不只是执行我党的经济政策，同时也是一种战争动员的手段——你都把地主斗死了，国民党如果赢了你还怎么活？所以死了心的跟我们闹革命打老蒋吧！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土地集中程度并不严重的地方，土改依然进行的很惨烈。这种说法提供了土改的心理动机，而且也不是瞎猜，这种逼别人脏了双手、裹挟上船的举动，在之后又重复上演：九大前，毛对周说：“你想洁身自好， 对不起。我要让你在中央全会上做刘shao奇的历史问题审查报告。你干净不了。就算以后历史翻案，你也难逃后人的责备。”
总而言之，以柴静的知识结构，不足以撑起一个调查性新闻的节目。当然这都怪我，我就不该要求从她的节目里得出这么多信息来。 坦白地说，我并未看过柴静主持的节目，除了她采访卢安克那期，网上看的。采访拍得好，我的注意力都放在卢安克和广西留守儿童们身上，根本没留意记者是谁。我认识柴静，是她的博客，写作家野夫那篇。这人写得好，不是舞文弄墨那种好，很少能找见她用什么特别出挑或艰涩的词句；她的好是内容，文字细密，信息量大，像个电影里的长镜头，从从容容地白描。你以为演完了，才不是，她换个角度喘口气接着来，又是一个新层次，一些更深的东西。我喜欢读她的文章，跟我喜欢读《国家地理》杂志是一个道理——写得踏实，文字里没有戾气。
什么是戾气？就是不平、不满、疾呼、暴跳如雷，攻击式的抗争。
我不是做新闻的，那些记者的道德操守我关心，可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关心，尤其中国记者，央视记者。说句不好听的，这个世道，还能离咋地。可柴静在《看见》这本书里讲她的采访故事，讲她怎么一点点理解、探索新闻的价值观，却深深吸引了我，不，应该说，是打动了我。她的字是煽情，可情绪激发全在事实陈述之后，起码水到渠成，没有强迫感；何况她对自己也够不客气的。第一章《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基本就是开篇先给自己一当头棒喝，坦白自己怎么从端着文艺的架子到终于“有人味儿了”。但“人味儿”并不够，她还得摆脱轻慢、偏见、思维定势，接受真实的复杂无解，在“表演性采访”与“表演性克制”中艰苦拿捏。我觉得她不容易，做这些事写这些字都特别不容易，因为除了她自己真没人逼她必须成为一种什么形象，她跟自己较劲是在追求一些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如果仅仅是成功，是成为一名伟大的记者，那我没兴趣。打倒我心坎上的，是她怎么一点点认识人，了解人，感受人，理解人，在认识人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第五章《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她写吸毒的妓女，写滥交的同性恋，她说“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第六章《沉默在尖叫》，
她采访因家暴而致死丈夫的女囚，总结出“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又写“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第九章《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柴静反思她在采访两会期间顺口用“万人空巷”这样的空词、假词，坦白思维定势之深，“光靠自己靠不住”。第十章《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她直面“煽情”，把自己将偏见美化为趣味的姿态心理一一曝光，追问记者的职业要求究竟是迎合大众的情绪表现，还是客观的探索，甚至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重建”问题——“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她要新思维的萌芽，她要“让人?明白?”。在这一章里，柴静原文引用了她博客上一名读者最尖锐的批评：
“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准确是这一工种（记者）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归根结底，她在追求真实，她要“明白”，“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她还要建立真实——真实的从容的自我，不为了煽情而煽情，也不为了克制而克制。她要将人还原为人，而不是一个概念或某种符号，以最谦卑的心态去了解、理解，去掉装饰，关注细节，看见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那个看不见的纽带。
当然，她依然不完美。第十七章《无能的力量》中，她写卢安克在采访之后的故事，他离开了板烈，去了杭州工厂，辞职，又流落越南。文字支吾，没能真正解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卢安克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作为旁观者的柴静也只交代了粗略的事实，没继续追问。我喜欢她写卢安克的困惑那一节，那个困惑，让他从“神”还原为了一个“人”；我不喜欢她推回采访的结尾，非要去点那个教育的题。但文章中又有一句话狠狠撞击了我的心：柴静问卢安克“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卢安克回答：“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这个女记者，她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能一点戾气都没有呢？她当了十年记者，在这个魔幻现实的国度里遇见了那么多丑陋与不平，怎么能还那么从容、文艺，那么“理想主义”？
用柴静引用同事王开岭的话来回答：“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用柴静自己的话来回答，“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
她写的都是别人的事，可这书就是怪，读完会忍不住想要扯到自己身上来，起码我就特别想也像个记者那样也问问我自己干吗哭。浅显点，柴静写得煽情，那些故事那些细节不是特感人就是特悲恸，读来动容是人之常情。但我哭得最厉害的又不是那些事本身，是她在第十一章《只求了解与认识而已》中讲给一个爱折磨动物的小男孩的话。小男孩问她什么是“洁白”，柴静这样回答：“将来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人，她也爱上你，从她看你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洁白。”
呼，这话真TMD煽情。但这话其实又多么朴素啊，除了“真正的”这个在上下文中必要的定语，连个形容词都没有。能说出这话的人，心里是踏实的。能这么说话的人，心底是坦然的。纯净。
柴静这本书让我想跟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并排到一块儿，放在书架显眼的地方，有空就摸摸，翻翻。高老您当年兰州告别演讲上说的那些话有人听见了，有人在还原“人”，有人在踏踏实实地认识“人”，不急躁，不灰心，像任性却温柔的水流。这土地的精神血脉没断，我们都看见了。
身边很多人在读《看见》，我也在看。评价是一片叫好，我认识的人当中，有自讨腰包买了好几本送朋友的，有看书从头哭到尾的。
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说看完了，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作者柴静本人，而是她所描写的身边的那些人。 有人喜欢陈虻，大约也希望生活中有这样的长者指点一二。跟柴静合作的几位男女摄影和导演更是各有粉丝。 这么火红的第一女主角不被喜欢，反而是配角们纷纷抢镜，让我想到的简直就是《士兵突击》中的那个许三多。
还有人看到的是大事件，是并不那么遥远，跟我们切身相关的大事件——SARS事件，汶川地震，山西煤矿塌陷|、华南虎造假，大事件像舞台上的聚光灯，把主角照的熠熠生辉，这也就是对此书不那么喜欢的人所说的—— 柴静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而不是记者。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跟许三多不一样，我看到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成长。这跟CCAV的宏大背景无关，跟著名记者的光环无关，跟那些传播率极高的新闻节目无关，我能看到的，是一位女性，从年轻气盛，到平淡如水。
她说二十出头的时候，采访黄永玉， 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黄回答“寻常”。 二十多岁的柴静不明白，心想，这也叫哲学吗？。老人家说， “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 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二十几岁，她听不懂。
在最初的不适应之后，她在SARS的报道中找到了勇往直前的胆气，也找到了记者引以为豪的“正义感”和“道德感”。
但是， 太用力了。
太用力并不是坏事，年轻的时候，自然是应该“跨马提刀入东京”，应该“一日看遍长安花”， 年轻的时候，快意恩仇是对的，热血沸腾是对的。
我想起自己十四五的时候，还拿刀割过手腕，呃- - - - 太痛，结果放弃了。但总觉得死是件诗意浪漫的事，活得窝窝囊囊才糟糕呢。看到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简直引为知己。
当然， 也并没有成名。
还有虚荣心，心里眼里老看着那个谁。 比我漂亮了也不行，比我成绩好了也不行。高中的时候强烈妒忌一个女生，人家长得也不行，成绩也普通，就语文特别强，没事作诗填个词什么的，让我气得牙痒痒，晚上打个手电也看全唐诗什么的，但是没那份文雅，一看就瞌睡，只好换成武侠小说。后来进大学了，还跟装没事地跟老同学打听她的近况。
好像都是这么过来的。
用力，咬着牙地用力，拼着命地用力。看见菜场里穿着睡衣，蓬乱着头发，还有眼屎的大妈就害怕，生怕以后变成她们那样。
太用力了，为赋新词强说愁。
所以我才喜欢这本书，喜欢中间往后的部分，喜欢那种慢慢松下来的活法。 SARS是2002年，柴静26岁。 汶川地震是2008年，柴静32岁。
汶川的报道是平静的，他们跟随普通的叶哥叶嫂回家，从废墟里挖出锅来，挖出土豆和白菜，做饭。镜头里几分钟都没人说话。 她说“我不想提问，也不想劝谁不难过”。 也许，如果是26岁的柴静，她会配上解说词“汶川人民仍然坚强地生活着”。
那不行，32岁的她已经知道，那个，太用力了。
因为出版社选的名字是《30岁前的每一天》，有朋友笑说你赶快写《40岁前的每一天》吧。
如果是40岁前的每一天，我猜想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那么用力地生活，但是认真地生活，每一天，每一天。做饭，吃饭，睡觉，起床。 天凉了加床被子，天热了买个新扇子，不需过分强求，但也不一味退让。 用点气力生活，但如果太累了就歇着。
市井人生，就过成那个样子。
这也不完全算是书评，不过是一点感受罢了。还是强烈推荐此书的。
严格说来，《看见》是一部明星书，一部打着社会观察读物擦边球的明星书。《看见》卖得好，与其说是大家期待听听柴静的言论，不如说是因为是柴静，这些言论才让人有倾听的愿望。
不过柴静的书卖得好，倒也非明星书一词所可言尽。书里总是洋溢着一股与天下人同悲同喜的感人情怀，相较那些只会扮酷自炫的明星，柴静当然可贵多了。而所谓“同情的理解”，又恰好击中当下中国社会阶层壁垒所造成的隔膜与冷漠。央视调查记者的身份，则既给予她体制的威权感，又沾了批评体制的光。更不必说书中载录的寻常人物日常悲喜，最易让读者角色代入，生出人犹如此我何以堪的慨叹。在如此温情脉脉的氛围里，《看见》比心灵鸡汤接地气，比纪实读物有情怀，比明星图书更实在。
但这本书的限制亦在此处。整部书似乎更乐意迷失在对于氛围的追寻中，而关键处多是语焉不详。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柴静自许的基于同情的理解的采访，呈现于荧屏，楚楚可观；落实到纸面，则似乎更多同情，甚少理解。而失了理解的同情，则不免为同情而同情了。譬如有网友指出的，但凡涉及硬话题，诸如制度、房产、财经等，柴静显然捉襟见肘，此时再一唱三叹般抒情，诚然有些无病呻吟之窘了。即便其专擅的人物描写，也往往陷入典型性的框架，对于他人的理解最终让位给了给人物作定位。至于每篇文章里不时跳出的小情绪小感悟，有时未见精彩，反成败笔，在直接而残酷的世相面前，廉价的体悟只会削弱故事本有的说服力。
而《看见》里那股温情脉脉的氛围，其实又或多或少是作者心绪暧昧的表征。在观察现实、批评世相还是理解人性的选择中，柴静似乎总有些恍惚。一如书名，柴静确实看见了很多，但她无力抑或无意书写这些看见的深在问题？
是的，看见，多么含蓄而直接的暗示，多么空洞而实在的指涉。谁在看见，又看见了谁？谁有权力去看见谁？谁又有被看见的权利？书中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道出了其中的暧昧：柴静采访一个误入歧途的孤儿，临走给了他100元，并问孤儿说：你知道为什么阿姨给你钱吗？男孩说：因为我可怜。柴静答说：是因为你今天帮我们搬东西，这是酬劳。这则故事至少让我看见，有权力看见别人的人，从来不止步于看见本身，他们向往的是，自己之于别人的“看见”得以被“看见”。
昔年鲁迅说“无声的中国”，而今我在这部年度超级畅销书中看见的却是一个“盲视的中国”。柴静的书必然畅销，因为这个国度只给了少数人“看见”的权力，当我们点赞柴静的时候，其实正是在向这份少数人拥有的“目光”行注目礼。我们或是幻想自己也拥有这份“目光”，可以看见周遭，或是期待自己被这份“目光”所看见，一如舞台上方的聚光灯打在身上。而实情不过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把自己那一份“目光”交付出去，用来成全类似一位高大上的女神的温润眼光。
1. "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
2. 陈虻：
你要听懂了我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
不要过于热衷一样东西，这东西已经不是它本身，变成了你的热爱，而不是事件本身了。
《老三篇原文》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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