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干警演讲稿：我们与恶的距离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大家好：
我是来自xx派出所的XXX。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们与恶的距离》
时下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正在热播，一时间引发了社会大众的热评。而我也想借此机会，结合我的治安工作岗位，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从警体会。
自从警以来我已经有了四年的基层执法办案经历，在长年累月的案件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工作地也从一开始的九亭派出所变成现在的永丰派出所。期间，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亲历了各种各样的犯罪情节，可以说与恶的距离无限接近零。我想在座的各位也应该和我一样，有此想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与恶的距离无限接近零呢? 在这里我给出几个选项。
A：精神疾患。
相信大家在每次值班的时候最头疼的事情便是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的警情。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我们辖区内每次值班都会碰到有多名有妄想症的精神病患来报案窗口报警。虽然这些病人都没有暴力倾向，但是我们公安机关能力有限，能做的也仅仅是去疏导这些人员。大家应该都了解精神病院的收治流程，在没有的家属许可的情况下，精神病医院是不会轻易接收这些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者的。
作为托底的部门的我们公安机关，则要承担着不可预知的风险。其实我们每一次面对精神病患者，都像是用生命在与不可预知的危险赌博，也许我们能在工作中多一点时间去了解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多和相关社会干预机构协调，我们可能会挽回一些悲剧事件的发生。
B：生活压力。
成年男子的压力，不外乎情感、社会、和家庭。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之前在我辖区内就有一个因情感纠纷而引发的治安问题的案件。事件的双方曾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并且育有一儿一女。家庭矛盾激化上升到发生肢体冲突，并且报案。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公安机关也无法介入过多。随后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双方冲突反而变本加厉，并且将矛盾转移到我们公安机关上来，期间屡次拨打12345等各种途径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投诉。在我们从中调解约定会面时间的时候，他们却借故拖着不肯赴约。
像这样的琐碎案例很多，公安机关似乎已经沦为部分人疏导生活压力的出气筒。看美剧的经常能看到“戒酒互助会”这种基层组织，在中国我们公安机关似乎成了这样一个组织，大多数时候更像是一个全能超人，有事拨打“110”，没事也拨打“110”，我们承担着很多本不该承担的角色。当大家压力很大的时候，又不想向亲人朋友诉苦的时候，是不是该有个这样的地方让大家缓解一下压力呢?
我们公安机关的治安调解工作重点应该朝着及时化、人性化方面努力。
C：年轻人问题。
现如今两个群体越来越不能忽视：乡村留守儿童和城市空巢青年。当年的6100万留守儿童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长大了，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为了经济发展做出了“牺牲”。中国打工潮出现在1995年，当年的儿童现在也都是25岁以上的成年人了，他们成了城市的空巢青年，他们的诉求和问题有有谁来关心一下呢。
虽然我们并没有去完整的统计，但这些人在我们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中确实占有很大的比例。所有的苦难和背负过去，都是有迹可循的。大批城市空巢青年的出现：长时间单身、工作压力大、喜欢宅在房间里、租房花掉收入大部分、不想回老家城市又感觉生活不下去……一系列的矛盾何冲突，不经意间会成为压垮他们去犯罪的最后一根稻草。
每当事情发生后，我们理所应当要去谴责“恶”，但需要去探寻“恶”背后的故事。我们需要扫黑除恶，但是很多恶，是可以提前干预的，甚至是完全可以规避的。先犯罪后整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这需要我们有关部门去设立机构、制定机制，把这种恶念扼杀在萌芽之中。
我们与恶的距离无限接近余零，我们与善的距离也是无限接近余零。我们警察的背后是人民，为了人民的安全我们决不能退缩。我们虽无法改变我们与恶的距离，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让人民远离恶。因我们警察的存在，用使命为黑暗的地方带去光明，用正义为社会开辟出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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