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败落、一个大民族的衰亡必然是内因起着主导作用，唯有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自我，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痛改前非，方可避免我们民族再次沉沦，亡国固然可怕，但是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辙，所以我们若想复兴华夏，就必须直面我们固有之文化、道统上的问题，知耻而后勇。
Q1：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人数占有绝对优势的民族、且经济文化强盛的国家却往往败给西夏、女真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直至被蒙元完全覆灭?为什么只有几十万的满族能征服人口多达上亿的汉族明王朝?
我们华夏民族绵延至赵宋之世，其精神面貌比之前朝，已有较大的不同，春秋之尊王攘夷，汉唐之开疆拓土，这种血性与豪迈的民族精神自宋以来便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偏安一隅、对外怯懦、对内防民弱民的特质……
真正的儒家治国之道本应是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抚万民，德以柔中国、形以威四夷的内圣外王之法。而士大夫这个群体，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载的横渠四句说的振奋人心、慷慨激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恰到好处的总结了士大夫对于一个民族所肩负的职责，士大夫对下应体恤万民、通达民意，对上应为民请命、恪尽职守，换而言之，士大夫应为皇家与下层百姓的调和剂，帮助皇帝了解民意、顺应民意，帮助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达到《礼运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政治理想，孟子之“民贵君轻”便也是这个道理。
然而到了宋朝，儒家的官僚士绅体系膨胀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得位不正的北宋皇室，根本无从与贪婪的儒官系统相对抗。为了巩固皇位，于是赵氏皇族大肆打压武将势力，扶持所谓“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御武制度。最后的结果，就是儒家发展成儒教，满口仁义道德，一心男盗女娼。自儒家发展为儒教，等级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士农工商，士(也就是儒官)的等级最高，与皇权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彦博曾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彻底抛弃了为百姓立心立命的职责，与百姓站在了对立面;军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地位低贱，过着毫无尊严、猪狗不如的日子，并且其职业还必须世袭，以保证阶级固化。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了读书考取功名、入官为士之外，其他所有行业均是低贱的，在此种严格的等级尊卑的秩序下，军人、百姓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这时候我们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内部便出现了难以愈合的阶级裂痕，残酷的等级压迫让我们这个民族不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而是各个阶级互相敌对、仇视的散沙化个体。
百姓无所谓这江山姓李还是姓赵，亦或是被外族统治，对于百姓而言，生存权方为第一正义，谁能保证我们吃得饱、穿得暖、谁能给与我们做人的尊严，我们自然心向谁边，一个视百姓为猪狗的政权，一个军人低贱如粪土的国家，又有什么资格在国家危难之际要求军人百姓挺身而出、牺牲性命保家卫国呢?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韩国拍的那部电影《南汉山城》，朝鲜的失败投降又何尝不是我大明王朝灭亡的一个缩影呢?朝鲜君臣退守南汉山城中，与势如破竹的清军做最后的抵抗，大敌当前，那些真正用性命守城的士兵却低贱如狗般卷着草席，吃不饱，穿不暖，风餐露宿……而那些高贵的士大夫依旧自视清高，拒不牺牲尊严安抚守卫国家的士兵，甚至为了自己利益不顾百姓的死活，下令收缴士兵用来御寒的草席还把城中百姓的茅草屋也拆了喂马，因为高贵的士大夫们只能骑马不能走路。在仁祖面前夸下海口偷袭清军，刀逼士兵下山出战中了埋伏，把所有的过错退给了武将。
这部电影中还有一个镜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朝鲜大臣不满清军阵营中的朝奸炫耀红夷大炮：“阁下也是朝鲜人，怎么能这么说呢?”，不料，“朝奸”竟义正辞严地痛揭朝鲜自身的疮疤：“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算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正所谓“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是啊，当一种制度让精英阶层把普通民众当作奴隶而没有丝毫怜悯的时候，当一个朝廷从来没把黎民百姓当人看待过的时候，当民众从来都未曾享受过做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指责被奴役的民众敬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呢?国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国。
故而，北宋末年，百姓被剥削的苦不堪言，被贪婪的儒官群体吞噬了家产的贫民在全国范围内纷纷揭竿而起，其中规模最大的起义是方腊起义，百姓正苦于官吏掠夺勒索，果然到处响应。方腊义军的矛头直指整个儒官体系，起义过程中见官就杀。不旬日，聚众数万，从者如云，攻城夺池，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很快接连攻陷几十座州县，部众发展到近百万，威震东南。此时，老百姓早就视北宋朝廷为寇仇、视儒教官员为寇仇。一个民族，在如此阶级割裂的情况下，在内部互相敌视的情形下，又如何能够在外敌入侵之际拼力一致、共同抵御外敌捍卫祖国呢?于是，看似强大繁盛的汉民族在人数远远少于自己、经济与文化完全弱于自己的女真、蒙古、满清面前竟节节败退，孱弱的不堪一击，最终导致亡国亡天下的悲剧。
到了明末，民与官敌对的民族割裂现象也并未得到好转，故而闯王的一句“均田免粮”便赢得了众多百姓的支持，国家亡了，李自成攻入京城，不过数日满清入关，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异族的铁骑踏入中原，经过这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汉族百姓仍旧无动于衷，没有要反抗的意识，对于低贱的百姓来说，谁来主宰这个江山他们不在乎，吃得饱穿得暖才是第一正义，直到满清颁布剃发令，对汉族百姓实行残酷的剃发易服政策，百姓们方觉不对，这才明白自己被异族统治了，于是才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满清展开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时候，汉族人民才彻底抛开阶层的对立和仇视，同仇敌忾的抵御外敌，诸如李定国这般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也知以民族大义为先，与南明政府联手抵御清军。这时候，大儒顾炎武方才发出“亡国亡天下”之感慨，可惜此时醒悟已是为时已晚，如果甲申之前便能够上下一心的话，汉人又何至于令满清夺了天下?汉民族最终没能战胜势如破竹的清军，汉民族自此沦为亡国奴。数万万人口的汉人竟然被区区几十万的建奴所征服、统治，真真是痛彻心扉，也更值得我们在悲痛中反思。
当然，我们民族频频亡于弱小之民族，除了阶级的割裂和仇视之外，还有宋明以来实行的弱民防民政策，具体表现为对地方军权的削弱以及对基层组织的打压，地方无权，汉族老百姓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力。所以汉族抵抗外族全寄托在国家机器军队上，一旦国家军队抵不住，汉族老百姓便任人宰割，国家便土崩瓦解。地方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无论是面对流寇还是周边蛮族都不堪一击。故民族英雄文天祥感叹道:“本朝惩五季之乱，削除藩镇，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寝弱。 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宋史。文天样传》)。连理学家朱熹也批评说:“本朝惩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朱子语类。本朝二。法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明以前，即使天下大乱，地方人民仍能够迅速组织起来，抵抗狄夷，因为地方有权利，即使国家军队失败了，地方依旧有力量与外敌抗衡，(就如唐朝末年，驻守沙洲的张议潮依旧可以驱逐吐蕃、收付河西)，所以纵有三国两晋南北朝之数百年的乱世，汉族也并未真正的亡国亡天下，反而在看似强大的宋明两代亡于异族。
Q2：外族入侵，国难当头，出现一些汉奸走狗卖国贼，也不奇怪。但是如果数量过多，就值得沉思。这里我们就要问：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汉奸呢?
当士大夫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将儒教的统治秩序看得比民族大义都重要的时候，当他们抛弃华夷之辨、摒弃孔子所说的“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的核心原则时，儒教便轻而易举的沦为帮助异族统治自己同胞的帮凶了。
以明末为例，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满口仁义道德、引经据典，实则自私怯懦、误国误民。打肿脸充瘦子拒不让崇祯迁都南京，早做筹谋;日暮途穷的时分宁愿国破家亡也痛哭流涕以死相谏不允许崇祯与李自成议和抗清，导致大明不得不两线作战，内忧外患无从解决;在大明面临亡国之际，崇祯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但他得来的却是皇亲国戚的一毛不拔，满朝文武的装疯卖傻……这时候那些整天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们又哪去了?最后只得逼着崇祯吊死在煤山，大明覆亡，紧接着便是亡国亡天下。倒是李自成攻下北京城，这些高贵的士大夫落入闯王的手中。在闯王的严刑逼供下，当初一个个一毛不拔的士大夫们既赔了自己全部的家当又送了命，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到了南明时期，这些士大夫仍旧不反思自我，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建立全民族的抗清战线，反而出了“联虏平寇”这等昏招，倒是被士大夫们视作“流寇”的李自成的顺军始终坚定的抵抗清军，这莫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南明的官员们宁愿与外族联手也要剿灭“贼寇”，无非是怕像京城的那些官员一样被农民起义军清算，二则依旧是等级尊卑的观念在作祟，在士大夫眼里，流寇这等贱民如何能踩在他们的头上?有什么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对于儒教士大夫而言，只要儒教的道统还在，儒官高高在上的阶层地位还在，军人等其他低贱的阶层不至于翻身而上，那就无所谓。统治者是汉族还是游牧民族，有什么关系呢?大汉子民被杀得血流成河，有什么关系呢?维系儒教道统才是最重要的事。反正奴事于异族政权他们依旧可以做高高在上的士大夫。为异族统治者寻求统治中原的合理性、编造出“入夏则夏、入夷则夷”伪理论的许衡，主动投降异族，而且一生以消灭自己国家为己任的范文程，倡言剃发留辫、让汉人彻底失去尊严、几千万汉人为此丧命的孙之獬……而后在满清统治中国的三百年里，除了清初所剩无几的大明遗民坚持民族气节外，其余士人便沦为满清走狗，心甘情愿的奴事于满清。一个民族出现带路党卖国贼本不足为奇，但是数量过多，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话及至此，便也充分解释了为何每当外族入侵、国难当头，汉奸走狗卖国贼往往会层出不穷的原因，而这个现象自宋明以来尤为显现，而汉唐之前，几乎是鲜有汉奸之流的。
鉴于此，及至孙中山时期，才真正阐述出了民族主义真正的内涵，民族主义绝不是压迫与奴役，决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相反，他应该是为本民族人民追求自由、平等、尊严而生的。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所说“民族的复兴从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的复兴，而是全体民族的共同复兴。民族主义诞生的初衷，就不是为了一家一姓之贵族或王朝服务的，反而正是为了破除乃至反抗权贵阶层对普通民众的压迫而诞生的，只有实现族群内部的平等和自由，方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这正是孙先生所坚持的“民族、民权、民生”的理论。从以上我所分析的宋明亡国的悲剧中，我们也可清晰的看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民权民生的构建，那么即使人数众多，也不过是一盘散沙的原子化个体。没有民族主义，我们就没有意识共同体的构建，没有民权与民生的保障，我们各个阶层间就会仇视、割裂，无法拼力一致抵御外敌，最终外敌利用我们民族间的内部矛盾，便可轻而易举的征服我们整个民族，那便是我们整个民族被异族奴役统治的悲剧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知耻方可后勇，从两次亡国的教训中，我们应该及时纠正我们道统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我们要深知，民族主义必然要伴随着民权主义，必须要保障广大族胞的根本利益，如果只要民族主义而不要民权主义的话，那必然会重蹈封建地主阶级的覆辙，造成民族内部的无法愈合的撕裂，最终如宋明般亡了天下，把大好的江山拱手外族。作为一名汉民族主义者，我们应痛定思痛，摒弃等级尊卑的儒教观念，以广大汉人的根本利益为重，增强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构成归根结底是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唯有我们同胞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我们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样，外敌当前，我们每个人才不至于无动于衷、置身事外，我们才能够团结一心共御外辱。万不可让民族内部割裂对立，万不可让其成为帮助外族人征服我们自己的利刃。
《汉家论坛的演讲稿——汉民族主义的势在必行及对两次亡国的反思(下)》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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