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政策：阿拉伯之春论文 关键词：阿拉伯,国际形势,之春,政策,论文
国际形势政策：阿拉伯之春论文 介绍：中东拥有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并且拥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和独特的文化影响。然而自一战以来，这片土地似乎从天堂变成了地狱，帝国列强在这里抢掠，宗教争斗在这里上演，民族厮杀在这里愈演愈烈。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了由民众发起的反对政府的抗议示威运动，随后这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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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拥有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并且拥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和独特的文化影响。然而自一战以来，这片土地似乎从天堂变成了地狱，帝国列强在这里抢掠，宗教争斗在这里上演，民族厮杀在这里愈演愈烈。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了由民众发起的反对政府的抗议示威运动，随后这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中东北非地区。地缘政治是判定国家利益的重要根据，是认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以地缘政治视角研究中东“阿拉伯之春”爆发和蔓延的地缘政治原因，可以更清晰地把握这场变局的本质；探讨中东“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可以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有更清晰的了解。中东“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和蔓延，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中国与中东在地缘政治上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使中国的战略利益也受到影响。因此，研究“阿拉伯之春”这场中东剧变对于我国未来中东战略政策的制定，经贸关系的发展，能源结构的调整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篇阿拉伯之春论文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个话题。题目：阿拉伯之春
（一）“阿拉伯之春”简述
被西方媒体乐观地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种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至今尚未结束，在局部甚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场运动已经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四个国家发生了政权更迭埃及继而又发生了“二次革命”,推翻了首位民选总统。起初，包括阿拉伯知识阶层在内的国际主流舆论对中东地区的事态发展持乐观态度，预期西方民主在该地区将迎来明媚的春天，认为它是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历史向前发展的正向行动。然而，5年的事态发展证明，各当事国不但没有看到政治方面的稳定与开明、经济方面的发展与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足与安康，反而目睹了该地区各种矛盾的激化与升级，亲历了前景未卜的动荡与混乱，承受了生活条件的不断恶化。“阿拉伯之春”似是一夜之间燃遍西亚北非地区的熊熊大火，其爆发之突然、影响之深广、势头之迅猛引发了全世界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促使世人不得不重新审视“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后果。
（二）“阿拉伯之春”出现的原因
虽然发生在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事件是整个“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但导致阿拉伯动乱的深层原因却是阿拉伯各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从内部因素讲，它一方面是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长期积聚发酵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人口结构年轻化和信息技术普及化的结果。从外部因素讲，它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输出民主价值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国际环境影响的结果，尤其是2008年以来殃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经济恶化和民生困境。
1.国内原因
国内政治因素。阿拉伯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水平偏低，长期实行专制统治，其僵化的政治体制已经跟不上政治全球化的时代。“在现在的22个阿拉伯国家中，君主制国家有8个，占全世界君主国总数的1/3,且都是君主拥有实权的绝对君主制或二元君主制。”其他国家虽然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民主选举，但基本上局限于表面形式，而且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受任期限制，实质上可谓是独裁统治，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家族统治。再加上一些侵犯人权、政府贪腐、经济不振、就业艰难、民生凋敝等现象，导致了民众“求变”的强烈诉求，促成了反政府运动的一触即发，星火燎原。国内经济因素。近几十年来，除了海湾产油国比较富足以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如经济增长缓慢、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程度不高、贫富分化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外贸以出口资源为主等等。即便在产油国，也存在着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偏高及贫困现象严重等问题。贫穷和不平等是产生社会动乱的温床。
另外，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日趋加深的环境下，弱小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通常较弱。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就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经济困境，人民的生活保障受到了威胁，民众的群体怨愤便聚焦于本国政府，因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阿拉伯的人口结构日趋年轻化，但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却满足不了年轻人的就业需求，因而，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便成了这场反政府运动的主角。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且熟谙网络，充分利用了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而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媒体也是美国进行民主输出的工具。大批年轻人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
关于本国对西方民主的适应性问题缺乏本质的认知，盲目尊崇美国的民主制度，因而成了美国进行民主输出的帮手。
2.国际原因
美国各届政府都不曾忽视“民主输出”战略，小布什政府更是把民主输出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力图改变中东国家的“颜色”,使之纳入以美国西式民主和政治制度为主导的“一统天下”,从而为美国谋求自身的利益创造便利条件。冷战后，东欧和苏联发生了剧变，西方民主似乎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美国在此大背景下推动中东国家进行了有限的宪政改革。“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推出了“大中东计划”,试图对伊斯兰世界进行进一步的民主改造。虽然美国的民主输出计划没有收到满意的效果，但它在中东地区广泛传播了美式民主理念，这为以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民主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在中东地区造就了一个强大的能运用新技术、易接受西方观念的青年群体。美国通过政府支持和非政府组织唱主角的公共外交手段，长期以来一直掌握着影响全球化发展进程的主导权。它把本国的民主赞誉为“山顶上的亮丽城市”,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美式民主，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美国的民主输出在世界上所谓的非民主国家一直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战略优势。变中东国家的“颜色”,使之纳入以美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为主导的“一统天下”,从而为美国谋求自身的利益创造便利条件。冷战后，东欧和苏联发生了剧变，西方民主似乎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美国在此大背景下推动中东国家进行了有限的宪政改革。“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推出了“大中东计划”,试图对伊斯兰世界进行进一步的民主改造。虽然美国的民主输出计划没有收到满意的效果，但它在中东地区广泛传播了美式民主理念，这为以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民主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在中东地区造就了一个强大的能运用新技术、易接受西方观念的青年群体。
美国通过政府支持和非政府组织唱主角的公共外交手段，长期以来一直掌握着影响全球化发展进程的主导权。它把本国的民主赞誉为“山顶上的亮丽城市”,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美式民主，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美国的民主输出在世界上所谓的非民主国家一直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战略优势。
（三）“阿拉伯之春”中追求的西式民主出现形式
西方国家在中东的西式民主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设立各种“民主促进”和“社会治理”援助项目，促使阿拉伯国家开展有利于西方的社会政治变革。“9·11 事件”爆发后，美欧等西方国家首次将自身安全与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联系起来，“促进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开始成为美国战略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小布什总统2003年11 月在美国民主捐赠基金会（ NED） 成立二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六十年来，西方国家迁就和适应中东缺乏民主的做法并未带来安全。追求稳定并不能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只要中东依旧缺乏民主，它就仍然是一个输出落后、怨愤和暴力的地区”.为此，美国实行了推进中东自由的新战略。为实现该战略目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设立了名目繁多的“援助项目”,对中东地区进行全方位渗透。在也门，仅在2010 年，美国就资助了20 多个社会改革项目，内容涉及政府机构培训、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美方公开宣称，其在也门最优先的外交目标就是“促进当地的民主与治理”.在埃及，国际开发署早在2006 年就以“治理援助”名义启动分权改革倡议（ EDI） ,在行政、财政等领域进行分权改革实验，目的是扩大地方财政自由，形成支持分权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并使政治权力“从中心向边缘地区转移”.埃及政府根据西方国家要求进一步扩大分权改革试点范围，但这项改革使埃及政府统治权威受到削弱，国内政治秩序日趋混乱。同时，从2009 年开始，国际开发署和民主捐赠基金会向埃及一些工会组织提供资助，宣称要“扞卫工人权利、加强法治，在埃及民众和劳工组织之间搭建桥梁”,并借此在传统工会联盟之外组建独立的工会组织。这些独立工会通过“脸谱”等新媒体赢得大批同情者和追随者，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有组织抗议团体。由这些工会所组织的抗议示威，实际上成为后来开罗街头大规模政治抗议活动的预演。
二是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积极开展政治活动。2004 年12 月，根据美国参议员山姆·布朗克（ SamBrownback） 的提议，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向国务院拨出专款用于为埃及提供民主、人权和治理援助活动，并“向开展此类援助的公民组织提供帮助，而且此类援助不必事先得到埃及政府的批准”.这意味着美国开始绕开埃及政府，公开直接资助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埃及从事政治活动。这一政策出台后，大量西方非政府组织涌入埃及，并在人权、劳工、妇女以及经济与政治改革等领域进行全面渗透。近年来，全国民主研究所、“自由之家”等所谓“非政府组织”从美国国务院、美国民主捐赠基金会、国际开发署等处获得大量资助，“自由之家”还是美国对阿拉伯国家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的“主要渠道”.这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扮演了西式民主渗透的“先锋”角色。例如，2012 年初埃及执政当局查禁的几家西方非政府组织，虽然自诩为非盈利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都与西方国家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是通过各种文化交流、合作与培训项目，向阿拉伯国家的青年和文化精英系统地灌输西方文化与政治理念，并积极扶持代理人。对于中东地区的人权活动分子、青年领袖、媒体人、作家乃至知名“博主”,西方国家或是资助其赴西方参观访问，体验西方民主； 或是对他们进行培训，系统地灌输西方文化价值与政治理念，传授组建社交网络和从事政治抗议活动的技能。从2008 年开始，美国对部分埃及青年运动领袖进行系统资助和训练，并将这些人送到塞尔维亚，接受受到美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坎华斯”（ CANVAS） 的训练。这批成员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4 月6 日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一位曾参加过美国非政府组织培训的也门青年活动分子表示： “培训对我非常有帮助。此前，我认为变革只能通过武器和暴力才会发生。现在看来，和平抗议和其他非暴力手段也可以达到目的。”另据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 Michael Posner） 2011 年透露，在此前两年中，美国政府投入了大约5000 万美元研发新网络技术，专门用于突破网络封锁、网络追踪和紧急联络等。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中东地区的社会活动者保护自己，免于被当局抓捕或迫害”.其中一项被称为“应急按钮”的新技术，能够帮助抗议人士在被捕后立即清除手机中的联系人名单。
四是积极扶持政治反对派，并借其向现政权施压。2008 年5 月小布什总统在埃及参加国际会议时曾公开批评中东国家： “真正的民主要求竞争性选举，反对派候选人可以在没有恐惧和恫吓的情况下参加选举。在中东政治中，通常只有一位当权的政治领导人，另一位反对派则是在监狱里。”美国还直接要求中东国家放松对政治反对派的管制。迫于西方压力，埃及政府从2005 年开始允许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内的反对派候选人自由参加议会选举。由此使埃及境内党派活动日趋活跃，街头抗议活动日趋频繁，一些抗议者公开质疑政府的合法性，甚至提出了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口号。这实际上为后来埃及“一·二五革命”的爆发做了组织准备。在叙利亚问题上，西方国家长期支持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反对派，并在该国出现政治动荡后不断向叙反对派提供金钱、技术和政治支持，导致该国政局始终动荡不定，濒临内战边缘。五是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冷战结束后，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市场经济转型成为西方国家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在中东地区大力鼓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鼓励私人参与经济，减少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并仿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模式建立了“大中东发展银行”.美国政府还先后与摩洛哥、巴林等中东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计划在2013 年之前建立一个中东自由贸易区。“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美欧等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埃及、突尼斯、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经济改革的支持力度，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提供经济支持。
最后，当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力量无法推动西方所期待的政治变化时，西方国家就会
以“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直接进行政治和军事干预。在这次中东剧变过程中，西方国家先是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各类援助，鼓励阿拉伯世界的持不同政见者、民主人士或公民组织举行抗议示威乃至冲击政府，从而引起当地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而当部分阿拉伯国家政府起而镇压抗议活动时，西方借机将这些国家打入“国际贱民”行列，然后又假借“人道主义干涉”名义，进行政治施压乃至武装干涉，迫使这些国家按照西方国家的意愿进行所谓“民主化改革”.在利比亚，西方国家正是借“人道主义干涉”之名，先是设立“禁飞区”制裁卡扎菲政权，继而对其发动军事打击，最终在利比亚实现改朝换代。
（四）西式民主给“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冬天”
1.民主推进使中东极端宗教势力加速蔓延
“9·11”以来，美国对部分中东国家内政的肆意干涉，削弱了当地的反恐力量，给极端宗教势力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中东旧政权原本是镇压极端宗教势力的中坚力量，但美国的民主干涉，使中东世俗政权失去了威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权力真空，因而为极端宗教势力的蔓延提供了契机。国外宗教武装分子趁2011年中东的动荡局势，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叙利亚和利比亚。已销声匿迹的利比亚主要圣战组织“伊斯兰战斗团”趁政治动荡卷土重来。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主席贝尔哈吉和东部城市德尔纳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哈萨迪，都是“伊斯兰战斗团”的前领导人。
2.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
“阿拉伯之春”首先危害的是该地区的安全局势。饱受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宗派大决战摧残的中东地区的前景吉凶难卜。混乱是永远的威胁，给世界和平也带来了危险因素。目前西亚北非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在新的稳定秩序建立之前，该地区将一直非常危险，不仅对当地人民是如此，对邻国和世界都是如此。中东地区尤其是黎巴嫩和约旦人民极怕叙利亚的暴力扩散到邻国。2012年皮尤民调数据显示，表示“很忧虑”的受访民众在黎巴嫩占95%,在约旦占80%,在土耳其占62%.涌入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在2013年5月已接近30万人③。况且，“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陷入了一连串的动荡。叙利亚的内战危机以及埃及军事政变以来政局和民生水平的恶化，都预示着中东地区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困境。这对美国倡导的“民主和平论”无疑是一种不小的讽刺。
3. 突尼斯的全面幻灭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突尼斯民众由于对国家现状失望，掀起了“街头革命”的浪潮。但“美丽的”民主之花结出的却是苦果。根据官方统计，突尼斯2012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是18.1%,比2010年末的14%提高了4.1%⑤。在突尼斯，中产阶级的生活压力很大。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3月的民调数据显示，在突尼斯，当初民主浪潮所引发的乐观情绪已经被强烈的幻灭情绪所取代。多数突尼斯民众对过渡政府持不满态度，在公众的眼里执政党及其对手的形象都普遍恶化了。另外，民众对司法体制持正面看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教派领袖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失去了昔日的威望。八成以上的民众（81%）认为“阿拉伯之春”后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半数以上的受访者（52%）认为国家的局势比本！阿里在位时明显变糟糕了。七成以上的民众（72%）对民主制度深感失望。认为国家境况正在好转的民众只占1/3.绝大多数民众表示，他们宁愿选择稳定但不民主的政府，而不愿选择民主但不稳定的政府。这与2012年的民调数据相反，当时人们的态度还是宁愿舍弃稳定也要选择民主。这表明突尼斯人经历了巨大挫折之后已经从盲目尊崇西方民主制度的梦魇中醒悟过来了。
4.叙利亚变成中东政治动荡的“重灾区”
叙利亚爱国反对派自2011年极端主义者操纵和平示威以来便一直存在，随着武装冲
突的不断加剧，叙利亚局势一片混乱，伤亡人数不断增加。随着叙利亚内战的推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于武装反对派的态度踌躇不定。总统巴沙尔的政权不乏残暴，一些反对派的做法比巴沙尔政权更为野蛮。据联合国估计，在过去两年的战斗中，叙利亚安全部队已有15 000多人死亡，反对派已有10 000余人丧命，平民丧生的人数高达45000人。联合国谴责双方军事集团犯有谋杀、绑架、虐待和使用童兵等罪行。在军事冲突和政治混乱的环境下，叙利亚人民不可能过上民主、祥和的日子。因而，叙利亚被视为中东政治动荡的“重灾区”之一。
5.埃及危机不断加深
穆巴拉克被民主浪潮推翻后，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政策失误较多，无力改善经济，因而，执政一年就被军队和“街头政治”推翻了。在“二次革命”前，只有29%的受访民众还保留着对穆尔西政府的信心。2013年6月，多数埃及受访民众认为，自从2011年穆巴拉克辞职以后，选举舞弊变严重了。民众不得不承受严重的政治动荡，因而对民主机制渐渐失去了信心。埃及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失业率高达13%.社会分裂严重，社会治安混乱，宗教、族群争斗不断，民众频频上街游行示威。2012年埃及目睹了9400多次游行示威，2013年以来，游行次数平均每月不下1140次，且大多伴随暴力冲突⑤。根据盖洛普2013年8月8日发布的数据，80%的受访民众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比穆巴拉克执政时明显变糟了。认为生活状况良好的民众只占9%.根据以色列前任外交部长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的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埃及可能没有哪个政党能够民主执政，埃及动荡的恶果还有可能进一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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