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国近现代史上文笔最好的十位作家
中国近现代史上文笔最好的十位作家
前些日子韩寒说巴金的文采很一般。从读者的角度看，他的观点很多人都赞同。不管一个人地位有多高，一个人的文笔并不和地位成正比。处在白话文童年时期的人，可能是大师，少见经典作品。人们都喜欢文笔好的作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红楼梦》也推崇“词藻警人”的《西厢记》。作为读者，肯定有自己的欣赏口味。一个作品，文笔好就是好，如白开水一样的文学作品，不会讨人喜欢，也没必要因为谁名气大就非得说他的作品好。
可中国作家中确实有文笔好的。谁是中国白话文方笔最好的作家？五四后的那代人为白话文做出了贡献。鲁迅、郭沫若、巴金、冰心，我们读着他们的作品成长，在我们的心中，谁的作品什么样子，我们还是能看出一点好坏来。
五四那代作家，他们或小说、或杂文、或诗歌、或散文、或翻译,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础。我们的现代语文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的，普通话是以他们的作品为基础的。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有了无数的白话文作家,向我们展示现代汉语的精彩。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学科得以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讲述,人们可以更便捷地接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五四以来的那代作家,是白话文的首创者,他们汲取文言文和西方文学的营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现代汉语很快深入人心。
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中国近现代作家的作品琳琅满目,风格各异。单从文笔而言，我认为
鲁迅、林语堂、梁实秋、老舍、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琪、钱钟书、王蒙、王小波的文笔最好。鲁迅骂人厉害，语言辛辣。林语堂语言幽默，见解深刻。梁实秋意境清远，博学多才。汪曾祺含蓄空灵、生动传神。老舍语言讲究，为文地道。各家各有所长，都有很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
鲁迅（1881－1936），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为周树人，改字为豫才。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在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论敌梁实秋评价他说：“据我看，他的小说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梁实秋，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市），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初八（1903年1月6日）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於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
年毕业後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40岁以後著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它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老舍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风格的行成，达到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
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贫血集》、《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杂文集《福星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但有部分苗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８０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３０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张爱玲，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出生上海麦根路（今太兴路），原名张瑛。原籍河北丰润。她是清末洋务派名臣李鸿章的外孙女。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赤地之恋》。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
在《汪曾祺全集》中。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
”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钱锺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作品及时间：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
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9月7日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
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
活、工作十多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
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
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四部曲》（《恋爱的季节》
、《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青狐》、《尴尬风流》，中篇小说《布礼》、
《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有《冬雨》、
《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
篇小说集》、《王蒙选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
??》、《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红楼启示录
》、《王蒙评点红楼梦》、《王蒙话说红楼梦》、《王蒙讲稿》、《王蒙新世纪讲稿》，自选集《琴弦与
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23卷《王蒙文存》（2003年）等，2006-2007年出版了自传《半生多事
》、《大块文章》。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王小波（1952~1997年）当代著名学者、作家。l952年5月13日生于北京，l968年去云南插队，1978年
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业管理。1984年至l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曾任教于
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辞职专事写作。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墓地在北京昌平佛山墓区第八
区。王小波无论为人、为文都颇有特立独行的意味，其写作标榜“智慧”、“自然的人性爱”“有趣”，
别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师承穆旦（查良铮）。
篇二：于仲达：我最喜欢的几位当代中国作家
我最喜欢的几位当代中国作家
（1）史铁生的《病隙碎笔》
这位轮椅上的写作者，一生致力于对人生存在意义的追问。他在病榻上对于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等人生所面对的普遍精神问题进行的思考,让我深深感动并为之陷于沉思。他说过一句话：“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意义。”
《病隙碎笔》是一部充满了生命体验的人生笔记。他对关乎人生命运的“成长”、“生病”、“爱情”、“金钱”、“生存”、“道义”、“信仰”、“死亡”等进行独特的个人解读，严肃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铁生真正居住在自己的内心，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史铁生这样说过：“任何思想都有是有限的，既是对有限的事物而言，又是在有限的范围中有效。而灵魂则指向无限的存在，既是无限的追寻，又终归于无限的神秘，还有无限的互相干涉以及无限构成的可能。因此，思想需要理性。灵魂呢，当然不能是无理性，但它超越着理性，而至感悟、祈祷和信心。思想说到底只是工具，它使我们‘知’和‘知不知’，灵魂则是归宿，它要求爱和信任爱。”史铁生用灵魂在写作，对待命运的残酷，他既不埋怨也不以来顺受，而是是冷静面对，勇敢承担，视苦难为锤炼，永远不放弃希望。史铁生用他的文字证明了神性，却不想证明神，有人认为这是局限。史铁生认为“证明神性比证明神更要紧”。因为中国并不缺“神”，活着的神，死去的神，天神、地神、财神、送子娘娘神，多得很，这类神，与精神拯救无关，多是对肉身福乐的期许。中国缺少的是神性。神性，靠思与悟，靠不息的寻找与追问。许多有宗教信仰的人，只能听见上帝写进《圣经》里的声音，而不能听见上帝没有写进《圣经》的声音。惟史铁生能听见。上帝赋于人性的密码，也惟史铁生能破译。这些都明明白白写在《病隙碎笔》里，共２４３则，以命运开始，以寻找告终。尼采说：“自从我放弃了寻找，我就学会了找到。”史铁生说：“自从我学会了寻找，我就已经找到。”我相信史铁生的，人不能放弃寻找。
周国平说：“史铁生是中国作家里特殊的一个，不是指他残疾，而在于他是无师自通的哲学家，从他所思考的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深度上看，都不愧是哲学家。我知道铁生三年前就肾功能衰竭，写作困难，所以我一直担心他写不出东西，他能拿出《病隙碎笔》我感到很吃惊，而且他的作品并不感觉他是重病病人，而是健康灵魂的完整思考，是最纯正状态的智慧和信仰。”
（2）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
余华也是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真正变化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这种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人和世界本身的独特理解，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他发现了人和世界的悲
剧处境，即是：暴力和苦难。他的作品多次写到暴力、恐惧、死亡等。在他看来，死亡、暴力和血并不仅仅是一种记忆，是这个世界内在的本质。他的作品充满对苦难权力和暴力的迷恋叙述，并试图探讨人在苦难权力和暴力下的命运，如何对待这一人的悲剧处境，是余华思考的中心。
一些批评家如谢有顺摩罗总期望余华把笔下的人物写成西西弗式的价值意义上的担当者，我认为这是误读。事实上，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只能是在苦难面前丧失了存在自觉的老人，一个对着一头老牛说着傻话(福贵)，一个则因血卖不出去了而在大街上痛哭(许三观)，别无出路。谢有顺所提出的“遭遇不是生存”，“消解苦难”等命题，直接指向“终极关怀”。虽然这种发现很有意义，它正被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思想者所关注（比如任不寐、刘小枫、摩罗等），谢有顺和某些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他和那些思考“终极关怀”的学者一样，把天堂（神性）的伦理带到了人间，带到了他的文字中，这个意义是不同凡响的。 但是我认为作为农民的福贵和许三观不佩有更好的命运，他们只能在现实的苦难面前无动于衷。
陈思和先生说， 作家余华在90年代连续发表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完全改变了他在80年代的创作风格。这两部作品深刻描写了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城镇社会中下层人民所遭遇的日常性的苦难，如果从传统知识分子精英立场来表现这个题材，也许会成为具有某种政治寓意的社会批判性作品，但余华改变了这一叙事方法，他利用这个题材探讨中国民间对苦难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尤其是许三观的故事，写出了苦难重压下民间赖以生存的幽默与乐观主义。如果孤立地看，这些幽默和乐观很可能会被知识分子批判为阿Q 式的可笑方式，但余华把这些因素置于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背景下给以表现，其效果显然不一样，成功地挖掘出长期被主流文化遮蔽的中国民间抗衡苦难的精神来源。这些作品在揭露现实生活存在的严峻性一点也不比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差，但它驱除了意识形态化的廉价的天堂预约劵，也不像某些知识分子所表达的孤愤绝望的现代战斗立场，小说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被拉到最为接近的方位，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民表现出独立（而不是借助知识分子的话语）的面对苦难的本色。
（3）残雪的《突围表演》
残雪的作品有几分诡异，残雪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给人们勾画了一个“丑”的、感觉的、荒诞的小说世界，能超越现实政治文化层面进入形上境界，她的作品展示的是一个充满了怪异而又奇诡的世界，一个阴冷而又不断刺痛的废墟，一个精神错乱而又都在精神错乱的空间；残雪摈弃了中国文化追求的消解精神，而追求的是在言说中存在。
残雪的近期存在的作品仍然由现代寓言构建，仍然用非理性，非逻辑的梦呓、谵语，仍然构筑神秘的整体气氛，仍然揭示人类生存的荒诞性和现实的卑俗人生。残雪的作品处在一个虚拟的精神世界，作品仍在意象和感觉中发生作用。她描绘了一个令人作呕又令人窒息的世界。这里经常下着黑色的雨，潮湿又可怕，到处是蚊子、苍蝇、蛇、蛆、老鼠和蜈蚣，人们只能在阁楼、屋顶上生活等等。残雪描画那些居恶不堪的现象，就在于放大人生意义的虚无与荒谬，凸现现代人有悲剧感却无悲壮感的哲学化主题。残雪就是在这一如既往的揭示人的“丑”中，驳离了人的虚枉的理想和做作的现实。
残雪的小说是极端的精神自审，而非大众消费。对传统美学的反叛和对男性制度的反抗。
邓晓芒认为残雪的作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残雪的开端就不是寻根，而是批判根，她的主题是揭示人的灵魂的历程。为什么要揭示灵魂？因为它并非如太阳一样是自明的而是黑暗的，这表现为它自身遮蔽并且被遮蔽，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灵魂的自欺和欺人。于是残雪作品的深刻之处就是将遮蔽显示出来。她的人物表现了原型人格内心的不同层次以及撕裂内心的矛盾。因此他们呈现出不断打破自身局限向上追求的精神力量。在此，她的世界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可能的，它是可能向现实的转换，亦即无中生有。它彻底消灭了灵魂向作为自然之根的回归，相反它是人性的反省，正如卡夫卡的人性的发现和再发现，因此它是灵魂在痛苦中的自我生成。这样一个过程表现为人性的自我否定和超越。残雪的作品首先使现实生活虚无化，进入事情的本质。然后由此重新构建现实生活，形成艺术世界。最后又强调新的世界的虚无化本质，使它成为惟一的不可重复的。这是灵魂的三大阶段。在此过程中，主体性和客体性相撞，在困境中跳跃，并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客观性的本质，将它纳入自身的内在环节。同时客体性远离主体性，成为一个有待进一步征服的对象。以此主体性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力量。残雪的可能世界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她对于语言给予了净化，因此其语言有一种惊人的纯粹性。惟有如此，她才能在人的极限处来探讨本真自我。
（4）李锐的《无风之树》
李锐的《无风之树》写出一个动荡年代民间世界的完整性，就象《许三观卖血记》之中发现，许三观那种反反复复的啰嗦与絮叨暗示了民间话语与知识分子叙事之间的分裂；《无风之树》察觉到这种分裂可能带来的政治断裂：矮人坪的农民对于文件上雄辩滔滔的政治术语茫然无知，他们的欲望、向往、渴求同样不可能在这一套政治术语之中得到任何体现。
李锐坚持多年的对现代白话传统的质疑性思考，《无风之树》创造了一种新的、以前没有作家用过的、当地 民间的语言。《无风之树》差不多是一次语言的暴风雨和泥石流，其中夹杂着很多“文革”时期的套话，即那些言义相违或有言无义的语言僵尸。但这些材料在李锐的语境里获得了一种反讽的意义，呈现出新的价值，僵尸居然复活。
《无风之树》则尖锐地写出了“矮人坪”的民间世界与代表着官方意志的权力之间的对立。矮人坪是一个残废的世界，那里贫穷落后的男人们共同供养了一个女人暖玉，并使这种本来很丑陋的“公妻”制度变成了矮人坪民间世界的一个精神凝聚点，一个乌托邦。当权力者为了争权夺利想通过暖玉来整人的时候，矮人坪的拐叔为了维护这个乌托邦而自杀。小说非常生动地写出了民间藏污纳垢的特点：本来从矮人坪的民间社会关系来看暖玉的处境，它构成了对人性的严重伤害，但矮人坪的男人在守护这种耻辱的秘密时恰恰又体现出对人性的爱护，因为与权力者出于卑鄙政治目的的“理想主义”相比，矮人坪的民间道德还是体现出一定的人性力量。矮人坪的民间社会处于极端软弱和愚昧的境地，几乎没有任何能力抗拒来自外部世界的天灾人祸，但他们在认命的前提下，维护着自己特殊的文化形态和原始正义。尤其当富农拐叔自杀后，矮人坪的农民在葬礼中显示了民间自在的道德力量和文化魅力。
（5）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沉默的大多数》
《黄金时代》描写的是“革命”（文革）时代的爱情，因为其中对性的自然而人性化的直白而使这部小说迟迟难以出版。《黄金时代》真正受欢迎的原因恐怕还是它对性的认同和博大的人文主义精神感人所致，在“革命”时代，人性的真挚与纯洁仍然无法被磨灭，人类对美好的性的追求使人们在肉体与精神同在虚无与绝望的艰苦环境中时依然感到对生命意义之大的强烈认同。在王小波看来，一棵小草的生长与一匹公马的发情都没有目的性，人生存的许
多欲望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人要能自然并按自己意愿而不被别人束缚地活着，就能把自己舒展在午后的阳光下??这其实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价值“，然后论述者进一步阐释到“那是一种一切让阳光耀得很亮很亮的感觉，是一种挣脱了一切束缚的自由呼吸。但即使王小波自己，在当时也不能不承认他的这篇小说只是通过写压抑中的性的自由，来写人的自由。 《青铜时代》以古代唐人小说为原本，加以戏噱地改变。王小波说，小说不一定非得文以载道，也可以写成有趣的东西。追寻“有趣”成为《青铜时代》的主旨所在。
喜欢王小波的杂文的人很多，其中的原由，一在思想，二在文体，其中又以思想为重。所谓王小波的思想，乃主要是指小波先生引进普及的英美经验主义的思想资源，自由主义立场和散见于其杂文中的创作观，人生观等，这些东西构成了小波杂文的出发点与方法；所谓文体，指小波先生充满幽默感与睿智的文字风格。如摩罗所言，王小波是新中国以来唯一具有文体意义的杂文作家。这样的文体是与他的思想资源，知识谱系，个人气质分不开的。王小波已经成为“自由“、“独立“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的一种叙述符号，王小波已经不再是王小波了，而成为“自由分子“或“自由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了，王小波文本中的大胆的性描写除了继续进行一种道德禁欲的裁决即批评为色情或趣味低下外，它还被指认为一种反抗压抑和获得自由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是地地道道“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使许多人获得了一种自立/自主的意识，开始能够指认出“那就是我应该成为的状态“或“那就是我“，也就是说他们的主体意识开始确立，在这个意义上，猪不安于自己的命运即或成为肉猪专职长肉或成为种猪专职交配，而是走上了一条“对抗“这种被人类安置好的命运的道路。文章结尾，作者说：“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6）张炜的《九月寓言》《柏慧》《外省书》
对于张炜而言，山脉和土地是万年不曾更移的背景；人类正被一种永恒所衬托。张炜的小说，总在试图用文字建构和大地的原初关系。
《九月寓言》中整个的故事、色彩、韵致都有神化色彩，语言有着极强的流动感、生命感，使那些流逝的乡村岁月又苏醒、复活了。 张炜小说的语言不是瘫痪的语言，无根的语言，没有故乡的语言。它没有脱离情节要素而自立，而充满有生命的质感和自然的气息，焕发某种经由地域文化长期浸润而形成的韵致和光泽。主导这种语言的力量，是痛苦的人生经验，也是参悟不透的命运玄机，生活世界’在这旋涡里宿命般地黯淡下去，逐渐堕入存在的遗忘。 张炜身上有一种坚守、傲骨、强烈的责任感与道义感、文化的自信心以及对一些基本是非的判断标准，他在这个技术时代和商业社会中坚守精神家园，但也面对着笔下人物的困境，就是精神突围者的无力、软弱、神经症导致他们的自我拯救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一个技术和消费不断挤压精神领地的时代，承担守望和拯救的心灵自身却危机四伏外强中干甚至以自我虚构和美化来逃避失败，对于始终致力于坚守精神家园的张炜来说，对此种精神疾患的认知和批判或许才是一个更严峻的挑战。
《外省书》则是一本思想灿烂的大书。张炜把边缘化与中心化的冲突做了人性的思考，同时具有细如绒毛和深如大海的感情。他对于文学追求的坚持，得益于同年苦难的经验，与大自然的接触带给他神性的启示和灵性的滋养。
《中国作家》出自：百味书屋
链接地址：http://www.850500.com/news/137858.html
转载请保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