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宋元时期蒙学发展
宋元蒙学教育的发展
宋元时期是我国蒙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蒙学思想广为流传。涌现许多像朱熹、张载那样的蒙学教育家。他们或编订蒙学教材或开馆讲学，推动宋代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经过六朝隋唐的发展，宋代蒙学教育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达到了完善化、正规化、制度化的地步。
宋代统治者结束了唐末分裂割据的局面，基本统一了天下。因此，在统治策略上有了巨大的转变，由原来的重“武功”，改为重“文治”，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基调的影响下，蒙学教育也有了巨大的发展。总得说来，宋代的蒙学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涌现了一大批蒙学教育家。宋元蒙学的繁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蒙学教育机构发展
宋代的蒙学教育机构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其中政府办的蒙学又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设在宫廷内的宗学。这是一种专为王室子弟设立的学校，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宋初，“凡诸王属尊者，立小学于其宫。其子孙，自八岁至十四岁皆入学，日诵二十字”。“建内小学，置教授二员，选宗子就学。”二是国子监小学。神宗熙宁四年设国子监小学。元丰五年又在国子监“置职事、教谕二人，掌训导及考校责罚”崇宁兴学期间国子监小学得到加大发展，“小学生近千人，分十斋
以处之”。南宋绍兴年间恢复了太学的同时，恢复国子监小学。三是地方州县小学。据《资治通鉴》记载，宋徽宗时期第一次大规模设立州县小学，在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运动中，下令“天下州县并置学，县置小学”。而在此之前，两湖地区如浦江、湖州、海盐等地早在仁宗中期就已经设立了官办州县小学。这说明宋代对州县小学是非常重视的。为了更好地管理州县小学，朝廷对小学的入学条件、学规、学习内容及教师的选配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在私学方面，承担私学初级形态任务的学校在种类上和数量上的大量涌现。从种类上看出现了诸如社学、义学、义塾、小学、冬学、乡校、家塾、私塾等称谓不一,但性质相同的学校。它们承担的,基本上都是蒙养阶段的教育任务。称谓之所以不同,正说明这类性质的学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广泛的存在。如宋代“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呕等等。从数量上看,这类私学设置是相当普遍的。上面的引文,说明了宋代的情况;而宋以后,元明清诸朝,蒙养阶段的私学数量尤为众多。
( 二) 蒙学教育内容和教材的兴盛
1、宋元蒙学教育的内容广泛
（1）注重蒙养教育
《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即在儿童智慧蒙开之际，施以“圣人之道”的教育。运用“三、百、千”进行识字为主、兼以德行
的基础文化知识学习。
《三字经》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宋末元初的大学者王应麟。它全用三言，全书1248字（今通行本），基本上由六个部分组成。先讲“教”与“学”，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等。其次是关于封建伦常的内容。再是讲四时、五行、六谷、六畜名物的，如“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等。接着介绍小学、四书、六经等基本知识。然后是陈述历史。最后讲一些历史人物发愤读书的故事，如“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等。《三字经》的内容相当通俗，适合于儿童朗读背诵。《三字经》的句法也变化灵活，包容了文言的许多基本句式，因此是儿童学习语言的极好教材。《三字经》的语言及特色，使之家喻户晓，流传久远，影响遍及海内外。
《百家姓》也是与《三字经》《千字文》齐名的启蒙读物，编于北宋时期，作者佚名。全书虽仅四百多字，但把没有意义的姓氏连贯起来，且儿童读起来不觉得枯燥乏味，其功劳不能不归结于句句押韵、和谐流畅、易学易记的四言体的语言特点。宋元明清几代都用作蒙学识字教材，并且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达到家喻户晓程度，即使不识字的人也能背得几句。除在汉民族里流行，还有《蒙古字母百家姓》、《女真字母百家姓》流行于兄弟民族之间。
《千字文》是我国古代流行的蒙学教材“三、百、千”中成书最早、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作者为南朝梁时周兴嗣。《千字文》用不重复
的一千个字，以四字韵语联缀成文。它的每句话都表达了一定的意义，全文涉及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和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并非简单地文字堆砌。《千字文》一编出来，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历经唐、宋、元、明、清诸朝，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盛行不衰。不但用做蒙学识字教材，而且受到社会欢迎，可说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千字文》在我国的传播，达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并用之于日常生活的程度。
宋元以降，这三本蒙学教材在分别流传过程中，逐渐走向合作配套，成了蒙学通用的识字系列教材。于是有了“三、百、千”的称呼。“三、百、千”能够合作配套，是因为它们都是经过历史考验的优秀教材，而且各有特点，能够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对儿童进行多方面的教育，达到蒙学集中识字阶段的任务。
（2）注重修身教育
宋代理学是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注重修身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在青少年时期，主要使用《童蒙训》（又名《吕氏童蒙训》）《童蒙须知》《教子斋规》等课本进行。
（3）注重诗文训练
诗文训练，主要指宋元间的阅读训练。蒙学教育阶段，开始只作“点读”，即所谓“点书”：首在点出句读，其次点拨读书法。
（4）注重继承和发扬作文训练和习字训练
启蒙的时候，一方面读“三、百、千”，另一方面学习炼词、炼句、学属对、叶韵。
宋代学书之风仍很盛行，“苏、黄、米、蔡”闻名于世。
2、教学程式较稳定。学塾中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以及作文三方面的教学，是为进入官学、书院以及应科举考试作基础准备。而每一方面的教学,又都建立了一定的次序。如读书,首先进行集中识字。待儿童熟记千余字后，进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这阶段儿童主要用力在跟读、熟读和背诵。在此基础上，教师进行讲书，着重阐述书中的封建政治思想和伦理原则。习字的次序，则是先由教师把着手写,而后描红,再进入临帖书写。作文之先，必练习作对。学塾中实行个别指导，教学进度视学生的接受能力而异。一般说，都遵循由易及难的原则，前一步的学习为后一步的学习铺垫基础。教学中尤重视温故，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指导学生复习旧课和新课。
3、教材发展。教材繁荣首先表现在：一：蒙学教材大量涌现，数量众多。传统蒙学读物大约有2000种，其中宋元明清四朝约占90%。就现存的来说，它所占的比例就更大。详见书本P137。表现之二：蒙学教材体裁日益多样化，在教学内容越来越广泛的同时，分类专写的教材也越来越多。有综合性的蒙学教材、传授伦理道德的教材、介绍历史知识的教材、介绍属对的教材、诗歌诵读教材、有关识字的教材还有有关介绍名物知识和科技的蒙学教材。具体见书本P137——139。
( 三) 蒙学教育大家
篇二：蒙学
传统蒙学与中国文化精髓（2011、9、26）陈文忠
一、传统蒙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蒙学”含义
1、“蒙学”辞源
“蒙学”一词，源于《易经》。
《易经》前四卦：乾、坤、屯、蒙
乾卦第一：天乾
坤卦第二：地坤
屯卦第三：初生
蒙卦第四：蒙稚——“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2、“蒙卦”释义：
《易经》“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彖》曰：“蒙以养正，圣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今译：高山下流出泉水，象征渐启蒙稚；君子因此果断决定自己的行动来培育美德。）
3、“蒙学”含义
古代“蒙学”也称“蒙馆”，是古人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伦理道德。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等。
“蒙学”者，启蒙教学也，通过识字教学和诗礼教育，开发童蒙智慧。“蒙学”被古人视为“圣功”，是一种伟大的事业。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教育机构分为三级：蒙学堂、寻常小学、高等小学。蒙学堂简称蒙学，入学年龄为五岁，修业四年，设修身、字课、读经、史学、舆地、算学、体操等课程。仅有章程，并未开办。
（二）蒙学之书的产生
蒙学之书，由来已久。可以上溯到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的蒙学读物，以识字为主。
秦代李斯的《仓颉篇》：秦朝为了统一和简化文字，改用小篆编写了三种字书；李斯作《仓颉篇》、胡母敬作《博学篇》、赵高作《爰历篇》，作为儿童识字课本。西汉时合为一本，改为隶书，统称《仓颉篇》。原书已佚，清人有辑本。
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一名《急就章》。今本三十四章。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数为七字句，以教学童学字。首句有“急救”两字，故以名篇。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收小学十家，所谓小学，也就是蒙学。
南朝梁武帝时期的蒙学名篇《千字文》，就其编撰意旨而言，仍以识字为目的。据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载，梁武帝为了教育儿子读书，让殷铁石选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交给周兴嗣，并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利用一夜时间，将这些字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些文字一经组合，不仅连贯押韵，而且文意完整，由于构思精巧，文采飞扬。人们往往视《千字文》为美妙的文章，反而忽略了它初始的编撰用意。
（三）蒙学之书的发展
蒙学在唐宋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内容也更为丰富。这与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平民对知识的需求密切相关。 古代“四民”，称“士、农、工、商”。教学与教材出现事实上的“双轨制”：“士”：“学以居位曰士”，居位就是做官；要做官，非通经籍、应科举不可，儒家经籍便成了士大夫阶级的法定教科书。“农、工、商”：无非“辟土殖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但也需粗通文字，以应付生计，不得不另求简便之路。“蒙学”于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唐代的《兔园册》：据王应麟《困学纪闻》，为唐梁王李恽僚属杜嗣先著。李恽有兔园，因以名为《兔园册》。收集古今事迹，用对偶文句匪类编集，分四十八门，三十卷。五代时流行于村塾，作为学童读本。此书已佚，仅存序文残篇，见《鸣沙石室佚书》。《新五代史·刘岳传》：“岳名家子，好学，敏于文辞，善谈论……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刘）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
书监。”（《新五代史》，第632页。）
《兔园册》，后用以指读书不多的人当作秘本的肤浅书籍。
隋唐五代，蒙学读物的功能为之一变。这一时期蒙学读物的显著特点表现为，识字的功能已逐渐减退，而知书达礼的功能不断增强，宣扬伦理道德和传授历史知识成了主要特色，前者以《太公家教》为代表，后者以《蒙求》为代表。
《太公家教》是唐中叶以后在我国北方广泛流传的蒙学读物，它主要辑录前人的嘉言警句而成，其内容以道德说教为主，强调教子之法，常令自慎。言不可失，行不可亏。”其行文以四言为主，亦杂以长短不一的句式，这种体式对后世的《增广贤文》、《名贤集》有一定的影响。
唐代李瀚撰写的《蒙求》，采取经传故实，编为四言韵语，共596句，2389字。全篇对仗工整、韵律纯正，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之类。内容包括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医药、占卜等等，确实是一部知识性的教材。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曰：“自中唐至于北宋，是书为童蒙课本，最为通行”。
宋代的“村书”：陆游《秋日郊居》第七首：“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陆游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此类为田夫牧子所诵读的“村书”，便是唐宋以降的“蒙学”书了。
宋、元、明、清则是蒙学读物的繁荣时期。据粗略统计，这段时期蒙学读物的数量不下于千种，较此前的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流传后世的蒙学读物，像《百家姓》、《神童诗》、《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大都上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民间少儿教育高度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蒙学读物专门化的程度也是空前绝后的，仅以伦理道德教育的读物为例，就可见一斑。对学童直接进行道德教化的读物，当以南宋陈淳的《经学启蒙》和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规》为代表。《经学启蒙》开篇就说:“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性相近，道不远。”依次陈说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长幼等等的行为规范。《弟子规》以《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荣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纲，演化为三字一句的韵语，阐说孝弟、谨信、仁爱、力学等伦理规范。
二、传统蒙学的种类与教学
（一）蒙学的分类
清代·郭尧臣：“蒙学诗”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逞好喉咙。
赵钱孙李周吴陈，天地玄黄宇宙洪。
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
就中一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俗称“三、百、千、千”，是传统蒙学的基本教材。此外，常见的蒙学书还有《弟子规》、《五字鉴》、《神童诗》、《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以及《大学》、《中庸》等等。
传统蒙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1、知识类：识字：《千字文》、《百家姓》、《捷径杂字》、《包举杂字》等等；
识事：《幼学琼林》、《重订增广贤文》
识史；《龙文鞭影》、《五字鉴》
2、伦理类：《三字经》、《经学启蒙》、《弟子规》、《弟子职》、《女儿经》等等。
3、诗歌类：《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声律启蒙》等等。
（二）蒙学的教学——四阶段：伦理教化寓于教学过程之中
第一阶段；识字与写字——《千字文》、《百家姓》、《捷径杂字》、《包举杂字》等等；
第二阶段；识事与识史——《龙文鞭影》、《幼学琼林》：“读了《幼学》走天下”。
第三阶段；韵文训练——《声律启蒙》、《千家诗》、《唐诗三百首》
第四阶段；阅读与作文——《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古文笔法百篇》、《四书集注》。
（三）传统蒙学的功能：赤子之心与心灵陶冶——“哲学中的婴儿”
陆陇其《松阳讲义》论“儿童教育”：
“大抵人之气禀虽有不同，然也差不多。只是从小便习坏了，气禀不好的故愈习愈坏，既气禀好的，亦同归于坏。童蒙之时，根脚既不曾正得，到得长大时，便如性成一般。既能回头改悔，发愤自新，也费尽气力，况改悔发愤者甚少。此人才所以日衰，皆有蒙养之道失也。后世为父兄者，有弟子而不教，固无论矣。既有能教者，又都从利禄起见。束发受书，即便以利禄诱之，不期其为大圣大贤，而但愿其享高官厚禄。这个念头横于胸中，念头既差，工夫必不能精实，只求掩饰于外，可以悦人而已。教学如此，人才安得而不坏哉？为人父兄者，胡不一思而甘使子弟为俗人也？”（《论语集释》（一），第29页。）
柏拉图论“儿童教育”：
“儿童阶段文艺教育最关紧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理想国》，第108页。）
“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我们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心灵，比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还要仔细。他们现在所讲的故事大多数我们必须抛弃。”（《理想国》，第71～72页。）
三、传统蒙学的现代意义——人类文化精神的三元结构
（一）蒙学的传统文化渊源——儒家伦理哲学
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佛禅三位一体；
蒙学的文化渊源：儒家文化精髓——《十三经》
《周易》：
《论语》：
《孟子》：
《荀子》：
《礼记》：
《孝经》：
《四书集注》：
（二）儒学在人类文化结构中的的地位
1、欧亚文明的三大精神结晶：《论语》《理想国》《圣经》
1）《论 语》：东亚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孔子：前551—479）（释：前563—483）
2）《理想国》：欧洲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柏拉图：前427—347）
3）《圣 经》：中亚文明与欧洲文明的融合。（《圣经》：前280—后350）
2、人类心灵世界的理想结构：欧亚文明，东西互补
莱布尼兹论“欧亚文明”：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中国近事·序》，《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3页。）
林语堂论“人类三大文化观念”：
“关于人类的观念，世上有好几种：即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希腊的异教观念和中国人的道教和孔教观念。”（《生活的艺术·关于人类的观念》，第8页。）
在我看来，中国人、希腊人和基督徒的人生观，相互补充，互为融合，就可能形成一个理想的人生观。
《论 语》：孝敬的精神—“君子”：“宗法家庭”、 “家”（东亚）、“道德哲学”、温情的艺术人生
《理想国》：正义的精神—“公民”：“城邦政治” 、“国”（西欧）、“政治哲学”、正义的公民人生
《圣 经》：博爱的精神—“圣徒”：“普世宗教”、 “天下”（中亚）、“宗教哲学”、热诚的宗教人生
《论语》、《理想国》、《圣经》，是以不刊之鸿教形成的人类共识和普世价值。然而，真理和智慧的呼声是微弱的，大多数人都充耳不闻。如果人人都能自觉遵循孔子、柏拉图和耶稣的教诲行动，那么圣人和圣徒就可以批量生产了。
“沉重的肉身”：追求感性愉悦的欲望，拖住了向上的灵魂。
贺麟：儒学复兴与基督教精神
“民族复兴本质上应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
文化的复兴。……我敢断言，如中国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华而去糟粕，则决不会有绝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
叶小文：“一个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社会得到尊重，不仅在于?有钱有势?，还要有?文化魅力?。”（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南方周末》，2009.7.30，“时局”版）
（三）蒙学精髓与现代“人文精神”：“反传统掏空了中国人的心灵”
秋风论“人文精神”：
“所谓的精神，包括我们赖以安身立命、解决生活意义问题的宗教信仰，我们对待亲人、邻居、同胞的伦理道德，我们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理性精神，以及我们的文化自信，缺乏了这些精神因素，则再多的财富，也不能使这个社会安宁而平稳。”（《通往精神重建之路》）
据此，所谓“人文精神”至少由六大方面构成：
1.宗教信仰：确立生命意义——生命的尊严与死亡的尊严；
2.伦理观念：处理人际关系——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蒙学的精髓与地位”
3.理性精神：探寻宇宙规律——物理世界与生活世界；
4.公民意识：参与社会事务——公民的权力与公民的义务；
5.文化自信：守护民族传统——薪火相传与革新创造；
6.审美理想：创造美的世界——艺术的世界、意象的世界。
从现代人文精神或普世人文精神的结构看，传统蒙学精髓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人处世”的根基和起点。
贯穿于20世纪的激进主义的反传统，掏空了中国人的心灵，使中国人的精神陷入虚无。人的心灵必须涵育于传统之中，离开了文化传统，人的心灵必然趋向于干枯、空洞、虚无。传统的宗教可以让人们正确地理解生与死，理解的生命的意义；传统的道德观念可以维系家庭社区关系、以及职业伦理等等。总之，传统能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
四、传统蒙学的两大经典：《三字经》与《弟子规》
《三字经》：文化素质的内在修养——儒家教育理念与传统文化微型经典
《弟子规》：日常行为的外在规范——中国传统的为人之道或文明礼仪
陈来：《蒙学与儒家世俗伦理》，《国学研究》第三卷。
《三字经》：文化素质的内在修养—儒家教育理念与传统文化微型经典
一、《三字经》的地位——“蒙学之首”
《三字经》被视为“传统蒙学之首”。
自宋代以后，《三字经》便成为一部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蒙学书，被人们称之为“袖里通鉴纲目，千古一部奇书”，“若能句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
《三字经》的四重含义，四重解读：
1、《三字经》与儒家教育——“四个层次”
2、《三字经》与伦理道德——“中国文化定义”
3、《三字经》与传统学术——“国学”
4、《三字经》与励志大全——“六类榜样”
二、《三字经》与儒家教育——“四个层次”
《三字经》全文可分为四个层次，内容涉及传统教育的思想基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等问题，体现了较为完整的传统儒家教育观念。
第一，子须学：“性相近，习相远”——思想基础
“教之道”：“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学之道”：“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思想基础：儒家人性论，一方面肯定“人之初，性本善”，另一方面强调“苟不教，性乃迁”。
第二，学什么：伦常、物理与经史——教学内容
1、伦常与物理：从“一”至“十”；
2、小学：
3、四书：
4、六经：
5、诸子：
6、历史：
教学内容：是人文学术，而非自然科学；内容安排，循序渐进。
第三，怎么学：提供榜样人物——教学方法
1、“古圣贤，尚勤学”；
2、“彼既仕，学且勤”；
3、“家虽贫，学不辍”；
4、“八十二，对大廷”；
5、“彼女子，且聪敏”；
6、“彼虽幼，身已仕”。
教学方法：提供历史榜样，而非抽象推论说教。
第四，学何为：“致君、泽民、为国、为家”——教学目的
1、“上致君，下泽民”；
2、“扬名声，显父母”；
学习目的：致君、泽民，为国、为家，体现了传统的家族伦理理想。
三、《三字经》与伦理道德——“中国文化定义”
第一，传统伦理的基本内容
《三字经》包含了传统伦理观念的基本内容。如，“三纲”、“五常”、“九族”、“十义”等等。
1、“三纲”：“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2、“五常”：“曰仁义，礼智信，次五常，不容紊”。
3、“九族”：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身、儿子、孙子、玄孙、曾孙。
4、“十义”：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朋信、友义、君敬、臣忠。
第二，传统伦理的现代意义——“和谐意识”
关于传统伦理的现代意义，中国20世纪的思想家梁启超、陈寅恪、王元化等学者都有精辟的阐述。
梁启超论“思想的根本精神”：
“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它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神，不
是学它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的伦
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
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致谬误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之《中国人之自觉》，《梁启超文选》上，428页。）
陈寅恪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
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寅恪诗集》，10页。）
王元化论传统“民族精神实质”：
“在传统道德继承问题上，无论是梁启超的?思想的根本精神?，或是陈嘉异说的?民族精神之潜力?，或是陈寅恪说的?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即?理念?，都是指排除时代所赋予的特定条件之后的精神实质或思想实质。根据这一观点，等级制度、君臣关系等等，只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所派生的条件，而不是理念。理念乃是在这些派生的条件中所蕴含的作为民族精神实质的那种?和谐意识?。”（《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清园近思录》，32页。） 李泽厚：《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
四、《三字经》与传统学术——“国学”
1、《四库全书》与中国古代学术
“经”：儒家“十三经”；
“史”：“二十四史”；
“四库” “子”：“二十二子”；
“集”：“历代文学家专集”。
2、《三字经》与中国古代学术
小学：“文字学”与朱熹的《小学》
篇三：浅析明代蒙学的教材和教法
浅析明代蒙学的教材和教法
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和转化四个阶段。 蒙学，《辞海》中将“蒙学”解释为：“蒙学，即蒙馆。中国旧时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伦理道德教育。宋以后教材一般为《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蒙求》、《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1] (P1972)我国古代蒙学的产生到正规教学场所的确定经历了较长时期，最早出现尧舜禹时代，《尚书·尧典》载：“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2](P18)司马迁在《史记》中则把“教胄子”直接引为“教稺子”。“稺”即“稚”，幼小之意，泛指小儿。[3](P39)也就是说，舜曾经任命夔做典乐之官，负责教育幼小儿童的工作。
一、明代蒙学发展概述
在我国历史上，明代是从元代少数民族到汉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一个朝代。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显示出新的特点，同时也展示出了封建王朝的腐朽。在明朝存在的270多年间，统治者都对文化教育给予极大地重视。明朝建国之初，由于长期农民起义战乱的破坏，经济处于恢复时期，统治者虽然提倡发展教育，从而用来预防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但是各地民间的教育情况不是那么积极。据《明史》记述，到洪武中叶以后，“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4](卷六十九)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建国之初到永乐年间，明朝经济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国家的各项开支也比较大，实际上国家当时的经济是国富民穷的特点，依照这种情况，也必然限制了教育的发展。洪武二年（1369）以后，在明朝廷的推行下，各地的官办儒学有了一定的发展，随之民间的启蒙教育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5](P238)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在明朝时候发展到顶峰，明太祖建国后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发展，在都城设立国子监地方设立府州县学，在乡镇地区设立社学，明代教育形成三级体制。明太祖朱元璋说：“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及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6]（卷二六）
古时候的人们通常把8到15周岁儿童的“小学”教育阶段称为“蒙养”教育阶段，它是我国古代教育历程“金字塔”的根基，在启蒙教育中可以进行道德教育和识字教育。无论是社会的进步、教育的发展，还是个体思想品德的形成、知识才能的掌握，都要以此作为重要的起点或始基。[7]明代蒙学在数量上发展很快，，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在办学体制方面采用官私并举，形式多样，官学主要有社学和义学，私学主要有私塾和家塾。在教学过程中也主要采用识字、读书、作文的教育顺序，这些环节基本上是按顺序进行偶尔也有交叉。识字阶段一般是在儿童进入蒙学之后就要开始，主要使用的教材就是“三、百、千”等，至阅读和作文则是在儿童达到一定识字量才可以进行。
二、明代蒙学教材的发展
（一）教材的特点
蒙学的主要任务是习字、读书和作文三个方面，为以后科举考试和进入官学作基础准备，然而在进行这三个方面的教学工作中，需要遵循一定的顺序，从读书来说，幼小儿童进入学校之后，最先进行的就是识字工作，待识千字之后再熟读“三、百、千”，然后再读“四书”。因此教材在选用的时候一定要遵循儿童的特点，要遵循的原则有：内容浅显易懂，图文相结合，读起来朗朗上口，对人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明代蒙学使用的教材除了从前代流传下来的“三、百、千”外，还有明代新编写的教材《龙文鞭影》、《训蒙骈句》、《小儿语》等。
1.传承前代的教材
（1）《三字经》
《三字经》有人称为“千古一奇书”，诞生于宋末元初，到明朝时候广为流传，明清大多数人认为作者是王应麟。全书共有356句，每句三个字，共1248个字，全书句句成韵，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背诵，而且文字简练，善于概括。本书仅用1000多字就将伦理道德和历史知识融为一体，因为该书便于理解和背诵，所以被认为是蒙学经典教材。[8](P2)
（2）《百家姓》
《百家姓》相传为宋初所编，作者不详。本书集合了各种姓氏编成每句四个字的韵语，共400多字，本书介绍了446个单姓，61个复姓。虽然《百家姓》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对幼小儿童来说简单、方便、易读，成为农家子弟在
农闲时期的识字课本。
（3）《千字文》
《千字文》编成于南北朝时期为周兴嗣所撰，在《梁书》中有记载：梁武帝下令文员在王羲之书写的碑文下选择不重复的一千个字，供皇子们学习所用，但由于字字孤立，没有连贯的意思，于是梁武帝又召来周兴嗣嘱之“卿有才思，为
[9]（P2）我韵之”。周兴嗣用了一个晚上就呈给武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千字文》。该书使用了1000个不同的字，但这些字不是简单的组合在一起，而是组成了前后条理清楚，表达连贯，具有一定意义的250个句子。该书的主要功能就是教儿童认字，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天地现象，介绍了自然界的相关著名物体，又叙述了历史、地理等相关知识，谈到了人们应该怎样去修身养性，待人接物，为人处事，还说到了农业、读书、饮食、园林等生活诸多方面。该书包含了不少封建伦理思想和有一定意义的劝诫内容。此书在选字造句、引用典故的时候力求普通常用，避开了晦涩难懂的词句。全文通顺可读性强，而且押韵自然，便于蒙学背诵。《千字文》在蒙学众多教材中使用时间最长，流传最广的教材，日本，韩国等地也有学校使用。
2.明代新编订的教材
（1）《龙文鞭影》（历史知识教材）
《龙文鞭影》明萧良有撰，夏文广注，杨臣诤补订，原名《蒙养故事》后改名《龙文鞭影》。该书名的意思为：“龙文”在汉代是骏马的名字，后来人们用它来比喻才华出众的子弟：“鞭影”是马鞭的影子，马在行走的时候，看到鞭影就会奔跑。此书名意在勉励孩子们学习要像龙文这种骏马一样，不需鞭策就飞奔疾驰，也暗示聪明的蒙童读了此书，学问会迅速增长。[7]清代杨臣诤在补订时书序中说到“《蒙养故事》明萧汉冲先生为加惠后学而作。取古事之相类者摘而成偶，又各谐之以韵，聪慧者日可数十事，迟钝者亦可数事，不似声杂无伦者之难可强记也。”[10](P2)这本书十分适合蒙学阶段的学习。
本书在开篇的四句话“粗成四字，海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11](P1)这就交代了这本书编写的目的和主要内容为神话故事，本书是四言韵句，按照韵部编排，读起来流畅顺口。这本书在明朝时候广为流传，在蒙学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由浅入深的作用，它不仅吸取了前人蒙学的教材后又融入了二十四史中的不
少人物典故和神话故事，小说等，是一本集合自然知识和神话故事的读物，如在书中收录了刘邦、李世民、孔子、岳飞等伟大人物的经典事迹以及毛遂自荐、程门立雪、等历史上广为流传的故事。
（2）《训蒙骈句》（对偶训练类教材）
《训蒙骈句》为明代司守谦所撰。司守谦，字益甫，明代宣化人。此人文学修养很高，但不幸英年早逝，其诗文散失，仅有此篇存于世。此书写作的意图在于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骈句，即骈偶句、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称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训蒙骈句》使用的是以上下平声30韵为目，按平水韵的韵部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这样的编排不仅使全书字句两两相对，而且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背诵。适合儿童在初级阶段学习的特点，但该书引用大量的故事典籍，给儿童理解该书的内容增加了一些困难。
（3）《小儿语》（童谣类教材）
《小儿语》是明代吕得胜所撰。吕得胜，号近溪，河南宁陵人，生活在嘉靖时，此人十分关注儿童的教育工作问题，他积极主张儿童在有一定的感觉知觉意识的时候就要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此人在撰写《小儿语》前引中解释到编写此书的理由：民间流传一些歌谣，比如“盘却盘，盘三年；降龙虎，系马猿”、“东屋点灯西屋明，西屋无灯似有灯”之类，[12](P32)它们虽然迎合了儿童的喜乐但是对于儿童道德修养方面的发展并没有什么益处，他针对种弊端以韵律编写此书，便于儿童理解，让儿童在学习和娱乐的同时也可以得到道德教化，最终可以实现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目标之一—一淳化风俗。
此书使用大量的白话文运用四言、六言和杂言的语言形式，使全书读起来通畅没有硬凑的意思。该书问世之后，因为通俗易懂的优点，哲理性强，又有亲切感，在蒙学儿童中十分流行，在民间也影响十分大，此教材也作为一个开端，开创了一种蒙学教材的新类型——童谣类教材，这类教材在之后又编写了《续小儿语》、《女小儿语》等。
（二）明代蒙学教材的优点和不足
明代蒙学教材在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优点和不足。
1.教材的优点
（1）内容贴近生活
明代教材在选用上有一个十分显著的优点就是贴近人民生活，实用性强，有不少和农家日常生活有关的内容。在《训蒙骈句》中有不少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事物，如：花、鱼、车、舟等，使儿童在学习时就可以学习到这些事物的形态，在《小儿语》中教导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行为举止如何合乎规范。
从简单到复杂，教材的选择过程中也能够遵循这个顺序，从简单的识字开始到后来的读书以及作文，教材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儿童的接受能力也在不断增加，培养了儿童的认知能力。
（2）有养正和教化的作用
蒙学开办的目的就是为了起到道德规范的作用，在历代教育史上都有这个目的，明代也不例外。在儿童智慧没有完全开启的时候，通过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儿童面前树立一个高大的道德模范形象，培养他们容忍、宽厚的品行，使儿童在以后的做人办事中能够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情。如明代除了选用“三、百、千”外，还选用了《孝经》、《二十四孝》等书，将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传承下来，让儿童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中能够不忘初心，端正做人。
（3）教材编排有序
明代蒙学教材在编排和选用注意难易结合，图文结合，各种文体相结合，以及句式广泛应用，使儿童在蒙学这个有限时间里，可以利用这些特点接受广泛的知识。在《龙文鞭影》中，作者将大量的历史故事用四言韵句进行整合，儿童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学习到这些历史知识，方便了儿童在以后写作时使用。明代蒙学使用了历史知识类、对偶训练类以及童谣类教材等，这几类教材之间相互补充，丰富了儿童在蒙学阶段的知识。
2.教材的不足
（1）以理学思想为主
理学思想在明代尤为盛行，因此蒙学在教材的使用上也体现出理学的特点。明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专制统治，在蒙学时期就向儿童灌输理学思想，用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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