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贺敬之与郭小川的诗歌比较
贺敬之与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歌
摘要：五六十年代，正直新中国成立政治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诗歌也被涂上了政治色彩， 政治抒情诗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的个人感情与时代政治紧密结合，政治抒情诗为政治鼓动人民，簇拥着人民与时代一同踏上前进的步伐。
郭小川与贺敬之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政治抒情诗人，为了研究这一时期政治抒情诗大体特色，对这两位进行了研究。通过查阅资料，比较分析两者生平以及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总结归纳出了两者的诗歌异同，以及各自诗歌的优劣。
关键词：政治抒情诗、政治建设、时代、思想、艺术特色
目录：1.政治抒情诗
2.郭小川生平及诗歌创作历程
3.贺敬之生平及诗歌创作历程
4.郭小川与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比较
正文
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这一概念的提出，大约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但是，这一诗体的出现，却在更早。广义的说，从1949-1976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诗作，都有政治诗的性质：诗人所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政治层面，或是从政治层面来关注社会生活；诗中所表现的或是具体的政治事件，或是透过生活的不同层面来表现社会普遍的政治情绪。不过，这里指的是一种有更明确思想、艺术规范的“诗体”。它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
作为中国新诗这一时期的一种重要“样式”，政治抒情诗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诗歌的思想内容以及功能上的政治性突出。诗人对政治斗争的关注，当时的政治矛盾都反映在了诗歌当中，诗歌中的主人公也往往是一场治斗争中的一份子。政治抒情诗这个最基本的特征把它同其他抒情诗歌区别开来。其次，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结构，往往表现为观念演释的形态。即借助感情内容以及生活具象来阐述一种抽象的、有逻辑的、理性的政治思想，使诗歌增强了感染力、鼓动性，继而衍生出了第三个特征，感情效应。感情效应是强调这类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在群众中的战斗性和鼓动宣传作用的结果。因此，政治抒情诗经常在思想情绪的表达上使用反复渲染、铺陈的手段，反对含蓄、隐蔽，而是寻求明快、直接、彻底。【1】 政治抒情诗这一诗体的确立与五十年代到文革这一时期政治运动从未间断过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在那个社会中的一切都被打上政治烙印的年代，那些希望通过自己的笔杆来实现革命目标的诗人得到了一个能够活跃发展的平台，他们坚信革命战士与诗人的两重身份可以结合在一起共同为革命服务。贺敬之与郭小川两位就是这类诗人的杰出代表者。
郭小川生平及诗歌创作历程
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恩大，出生于热河丰宁县凤山镇一教师家庭。早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到达延安。郭小川“根据地”时期的诗歌创作与当时的晋察冀诗歌的自由体叙述风格相近，在担任丰宁县长期间经历了游击战和土地改革等重大政治斗争，先后担任过多个文艺部门重要职务，1970年下放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后转至天津静海县团泊洼。1976年10月18日在河南安阳罹难去世。【2】郭小川的主要诗集有：《致青年公民》、《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等。
郭小川1936开始写诗，抗战期间的诗歌主要是以鼓励抗日，振奋斗志为主题的，抗战
胜利建国前期明显受到晋察冀诗歌的影响，诗歌体现出了对生活细节的敏感以及纤细的自由体的叙述风格，在郭小川的诗歌创作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的创作，这一部分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政治抒情诗正式创作开端期（1955-1956）
1955年，郭小川借鉴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创作了具有鼓动性的的组诗《致青年公民》，正式开启了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创作。在这一阶段，受到建国初期大唱赞歌的影响，郭小川的诗歌激情澎湃地表现建设、斗争，而在艺术与思想方面有着欠缺，但是，诗人在社会大背景的洪流中依然保持着一定的思想独立，诗人没有一味地歌颂祖国高大而忽略建国前革命斗争的艰辛以及未来建设祖国的沉重使命，这对当时的青年人产生了有益的激励鼓舞，这在几乎整个文艺界被革命胜利而冲昏头脑的时代是极为可贵的。
二、政治抒情诗创作探索期（1957-1959）
这一阶段郭小川对自身之前浮泛激荡、重视政治鼓动性的创作进行了反思，转入更加深沉现实的风格，诗人进一步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思考，诗歌的选材也有了新突破，创作了一批备受争议的作品，在塑造美好榜样的同时将确实存在的隐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三、政治抒情诗创作成熟期（1960-1966）
经过上一阶段的探索，诗歌在内容思想、艺术形式等方面都趋于成熟。由于这一段时间的记者身份，郭小川的诗歌取材与他涉足的地域有直接联系，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诗人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对时代、政治、人生。
四、政治抒情诗创作压抑期（1967）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郭小川的创作收到了压迫与批判，诗人也遭到了摧残和迫害，即便如此诗人也没有放弃创作，诗人书写了存在于那个动荡时代开端的矛盾，汹涌的政治斗争，这一阶段的创作也是他对自己作为革命战士、诗人的人生回顾，但也难免由于那个时代的烙印而创作一些有局限的作品。
贺敬之生平及诗歌创作历程
贺敬之（1924~），笔名艾漠，山东人。家贫，13岁考入滋阳县乡村师范学院，1938年流亡湖北，入湖北国立中学，1939年随校到四川，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创作诗歌散文。1940年入鲁迅艺术学院，1942年创作著名歌剧《白毛女》。建国后曾在文艺部门担任多个重要职务。著有诗集《朝阳花开》、《乡村的夜》等【3】
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创作时期是50年代后期，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具有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诗歌往往以一个政治主题为出发点，激昂、热烈的赞颂革命，赞颂祖国，描绘革命胜利的兴奋感和幸福感，描绘建国初期人民对未来幸福生活充满了期待，对富强祖国的建设充满了信心。
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对大政方针的把握十分准确，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十分满足，但是物极必反，贺敬之的诗被政治外衣包裹的严丝合缝，使得诗歌本身的诗情受到了破坏，诗歌中反映出了一种过于单纯乐观的弊端，缺少对社会矛盾的描述，这使贺敬之无法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整个政治环境演变进行详尽的记录，甚至空洞。
尽管贺敬之在思想高度上有所欠缺但在艺术角度上有着卓越的成就。他将政治议论与抒情紧密结合、抽象思想与具象事物联系；由于激昂热烈的情感基调，贺敬之的诗歌大量运用艺术表现手法，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艺术形式上，贺敬之的诗歌将民族风味与外国风格融会贯通，创造了“信天游”体和“中国式的楼梯式”。
郭小川与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比较
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的思想高度来看，郭小川更加优秀，郭小川的视野要比贺敬之更加
开阔，思考的深度与广度也更大，思想的独立性比贺敬之更好，贺敬之具有更强烈的时代局限性。从诗歌创作的发展进步来看，郭小川的进步要比贺敬之大，这与两人的诗歌在思想上的差异有直接关系。但是在艺术特色上贺敬之更胜一筹，这得益于贺敬之更加激昂澎湃的感情基调，在形式上，贺敬之对于“楼梯式”学习运用比郭小川更加突出；表达方式上，贺敬之运用的比郭小川更加丰富自如。
当然两者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对于抽象的概念思想，二人都采取化抽象为具象的方法，将政治符号形象化；在诗歌情感上，大都是激情热烈的，豪迈昂扬的；贺敬之的“信天游”体和郭小川的“新辞赋”体，都是在诗歌形式上对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形式加以借鉴；最重要的是，两位都坚持诗人与革命战士身份的双统一，创作初衷都是为了服务于新中国的政治建设。
参考文献：【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2】吴思敬，《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3】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篇二：郭小川诗歌创作
郭小川
一、郭小川的生平
郭小川（1919—1976）：郭小川是一位艺术功底深厚、才华横溢的时代歌手，他是以战士兼诗人的形象置身于优秀诗人行列的。在文学史上，他与贺敬之齐名，代表了我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的最高成就。
他原名叫郭恩大，1919年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代在父亲的私塾读书，少年时代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120师三五九旅，在王震的直接领导下当过文艺战士、政治教员、司令部机要秘书。1937年18岁入党，1941年被组织上送到延安学习，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进修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1945年回到家乡丰宁县当县长，领导了清匪反霸运动和土改斗争。从1945——文革前，他主要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和文艺领导工作，当过编辑部主任、宣传处处长、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编委等，1962年调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当特约记者，直到文革开始。文革中，江青、姚文元亲自对郭小川开刀，把他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文人”，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和天津团泊洼干校劳动改造，身心都受到摧残。1975年9月，澄清了事实，他恢复了自由，回到了北京。1976年1月9日早晨，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哭得起不来床，写了一首悼诗寄给了邓颖超，算作他的唁电。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以后，他每天泪流不止，以至眼睛发了炎，写悼诗手也写肿了。1976年10月9日，他去河南安阳看眼病，听到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社论，欣喜若狂，正准备回北京开始新的生活，不幸于18日凌晨，被一场意外的火灾夺去了生命，终年57岁。1976年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王震等400多人参加，收到唁电、唁函、悼诗数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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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川为人胸怀坦荡、平易近人，生活朴实、为人正派，同事们都称他为“实干家”、“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与诗人”。
二、郭小川的创作道路：
郭小川写诗起步也比较早，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一些抗日救亡的诗文，参军以后，写过一些歌颂革命斗争的诗和剧本，但是一次过黄河时，都丢掉了。在延安时期写的诗都收进了诗集《平原老人》和《投入火热的斗争》。他创作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建国后，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A、建国后到56年。50年代：他和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影响很大。1955年他写出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投入火热的斗争》，接着陆续写了《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闪烁吧，青春的火光》等，被称为《致青年公民》组诗，由7首短诗组成。与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几乎同时出现，风靡一时，起开了一代诗风的作用。
B、56到59年，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复杂探索期，本时期，他写了一些抒情诗如《山中》、《致大海》、《望星空》，在50年代末，被指责为思想感情不健康。50年代末，他的叙事诗取得了大丰收，1957年就写了三首《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79年才发表）；1959年写了两首《将军三部曲》、《严厉的爱》。
其中《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被称为是“爱情三部曲”，均以战争年代为背景，通过爱情纠葛、家庭问题的叙写，透视了感情、人生与道德的价值。《深深的山谷》，从女性视角描绘一个曾为她所爱的人，但由于生活目标的不同，终会导向痛苦的破裂。《白雪的赞歌》则通过战争中一队夫妻失而复聚的故事，指出人生的考验，除了政治之外，还有感情、道德的考验，从而昭示我们，只要有共同的生活目标，那么人与 20 年月 日第 周第2页共5页
人的相互信赖、关怀，就如一根纽带将他们连得更紧，给予他们力量去战胜物质的贫乏和感情危机，过的人生的富足。可惜，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受到批判和指责。
C、60年代前期：郭小川以记者身份，走了许多地方，到过内蒙古的包钢、钢都鞍山，煤都抚顺，还去过北大荒和小兴安岭。这个阶段诗歌的主题是歌颂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定乐观精神，比较注重阐发哲理, 诗作更加贴近现实政治运动。代表作《林区三唱》（《祝酒歌》、《青松歌》、《大风雪歌》）、《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
D、十年动乱期间：他在干校受审，一方面继续钻研马列主义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密切注视着政治风云变化；一方面仍然坚持写作，写出了《万里长江横渡》、《长江组歌》、《团泊洼的秋天》、《秋歌》两首。17年他出版了10个诗集，他去世以后，出版了《郭小川诗选》、《诗选续集》、《郭小川诗集》（上、下）。
三、郭小川的诗歌分类
郭诗有三大类：
A、直抒胸臆的政治抒情诗，如《闪耀吧，青春的火光》、《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
分析《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待续）
B、表现自己对宇宙人生认识思考，感物咏志的生活抒情诗，如《团泊洼的秋天》、《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
分析《团泊洼的秋天》（待续）
C、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将军三部曲》等。
四、郭诗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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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郭小川认为诗要思考时代：“不断地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是诗人“最重要的品质”。
第二，抒情主人公是一位高尚、真诚的革命战士。郭小川认为：“诗人首先是战士，要纵观整个时代，眼光应当敏锐，唤起人们斗争”。如《团泊洼的秋天》里对战士性格的刻画。（引用）
第三，重视对思想深度的开掘。郭诗目的不是停留在让读者发生短暂的激动，而是要“触动读者的深心”，引起读者“长久的思索”。《致大海》、《望星空》探索的是革命事业与个人生活、社会现实与感情世界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白雪的赞歌》思考的是共产党员怎样处理爱情生活；《甘蔗林—青纱帐》采用了象征手法，甘蔗林象征今天的幸福生活，青纱帐象征过去艰苦的斗争生活，在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阐发了道理：继承革命传统，焕发革命青春。
第四，注重诗歌形式的创新。郭小川在《月下集·权当序言》中说：“我在努力尝试各种体裁。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以及其他各种体，只要能够有助于诗的民族化和群众化??” 《致青年公民》组诗采用的是楼梯式；《白雪的赞歌》是半自由体，分节压韵；《祝酒歌》、《青松歌》是自由体吸收了民歌的比兴手法；《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是长句体。 他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新辞赋体”，是一种长句体。新辞赋体：这种诗体继承了中国辞赋中的铺陈、排比、重叠、对偶等表现手法，跟新的思想与现代汉语熔为一炉，形成了铺陈排比的长句格式，每句都在20个字左右，其中采用半逗律，有意将几个并不整齐的短句合在一起组成一个长句。诗行集短为长，诗句整齐，气势一贯，节奏鲜明，句中使用关联词，有助于繁复曲折的思想感情的表达，诗中的语气词造成旋律的起伏，呈现一唱三 20 年月 日第 周第4页共5页
咏的情感；行行如韵，一韵到底，有格律之美，增强了诗的音乐美和整体感，又可以形成豪放的气势。
评论家杨匡汉评价郭小川说：“在和新中国一起唱歌的行列中，郭小川是一位公认的才气横溢、思想敏锐、善于思考、不断地探索着前进的诗人。他自然难免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而有其不足和缺失。他也难免因道路之崎岖多艰而产生过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并发为矛盾重重的歌吟。但是，他的绝大部分篇章体现了作为优秀的人民诗人的真诚。他那颗感应着生活脉搏、又属于自己的诗心、使诗格与人格同时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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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郭小川的诗歌特色
读郭小川的诗，有如泛舟于闪光的河流，无时不惊异它的丰富多彩：早期创作的明朗欢快，开国之初的激昂慷慨，六十年代的滂沛汪洋，七十年代的曲折深沉。他的诗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变中有不变。他的诗作总的风格是视野宽广、思想深邃、激情澎湃、瑰丽丰厚、情真意切。
与时代共同着脉搏的革命战士的风貌，是贯穿于他全部诗作的一大特色。这首先表现在，他不是英雄业绩的一般歌者，更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个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参与时代前进的战斗者。在社会主义创业年代，他呼唤年青的朋友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向困难进军》），“同我们的祖国一起度过这壮丽的青春”（《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写下了这样豪情满怀的誓言：“请求我们的时代，把更重的担子放在我们双肩”。（《三门峡》）“我们是一为今日，二为明朝。万山丛中，种仙桃。大戈壁里，探油苗”（《春暖花开》）；对困难，他的回答是：“有多险的关隘，就有多勇的行列”，“有多大的艰难，就有多壮的胆略”（《秋歌》之一）；对敌人，他的回答是：“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用金笔剥开敌人的画皮层层”（《秋歌》）。其次，还表现在，这个对党、对人民、对革命赤胆忠心的战士，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总是无保留地袒露自己的胸怀，进行自我思想解剖，表现了可贵的不断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在《向困难进军》中，他讲述自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思想历程；在《自己的志愿》中，他责难自己在入党多年之后还“生出了莠草般的杂念”，“犯了一些过失”；就在他生命历程的后期，他也并没有因为给党做了那么多工作，而原谅自己“曾有过迷乱的时刻”，“曾有过灰心的日子”（《秋歌》）。诗人这种毫无虚饰的心灵剖白，使他的诗歌象知心话般地跟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了交流，从而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思想深邃而想象丰富，是郭小川诗歌的又一个显著特色。他最反对诗歌的平庸，总是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生活底蕴，通过想象和联想，开拓新的艺术境界。如甘蔗林与青纱帐这两种农作物本没有什么联系，可在他的奇妙的联想中，通过其异与同的比较，构成了两个时代的象征。乡村大道是个极其平凡的事物，人们习以为常，诗人却慧眼独具，把它的平与奇跟人生的道路联系在一起，表现了深刻的哲理。大海和小岛，一个何其大，一个何其小，人们总是讴歌大海，诗人偏偏钟情小岛，小岛在他的心目中，成了守岛英雄的化身。至于“秋”，可以说是为历代诗人写滥了的一个题材，但诗人却有崭新的发掘，写过好几篇咏秋诗，而且越写越新，越写越深。在“四人帮”的迫害下，诗人经过长期观察和深刻思考写下的《团泊洼的秋天》，其思想深度与构思的奇妙，实在令人惊叹。诗歌一开始用拟人化的手法，展开想象的翅膀，描写了一幅生气盎然却又静得如同在甜梦中睡傻了一般的秋天的图画。秋天的“静”，强烈地反衬了战士的“动”。接着诗人笔下响起了怒吼的雷霆，心灵深处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动脉里“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这里，“静”与“动”形成了尖锐的冲突。正是在这种冲突中，诗人喷发出一个革命战士的激情与悲愤。由于诗人看的深，想的奇，诗作意境曲折幽深，形象千姿百态，因而使读者从中获得了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郭小川诗歌的语言运用具有独创性。他在吸收古典诗词、民歌和群众口头语言营养基础上，把哲理与形象，抒情与叙事、描绘结合起来，把明朗与含蓄、粗犷与细腻统一起来，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语言风格。特别是在运用那些活脱、富丽、有表现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上，诗人的成绩在当代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如他在《祝酒歌》（《林区三唱》之一）中写道：
雪片呀，
恰似群群仙鹤天外归；
松树林呀，
犹如寿星老儿来赴会。
老寿星啊，
白须、白发、白眼眉。
雪花呀，
恰似繁星从天坠；
桦树林呀，
犹如古代兵将守边陲。
好兵将啊，
白旗、白甲、白头盔。
这些采自群众声口的新鲜比喻，把林海雪原写得那么生气勃勃，那么美，那么富有生活气息和感染力，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如临其境。
对于诗歌形式，郭小川曾经谈过自己的看法：“在形式上，我们要提倡的是民族化和群众化。读者可以看到，我在努力尝试各种体裁，这就可以证明我不想拘泥于一种，也不想为体裁而体裁。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以及其它各种体，只要能够有助于诗的民族化和群众化，又有什么可怕呢？”①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事实上，诗人也正是这样实践着的。他写过“楼梯式”（如《投入火热的斗争》等）、民歌体（如《三户贫农的决心》《林区三唱》等）、新辞赋体（如《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半自由体（如《白雪的赞歌》等）、自由体（《将军三部曲》等），自由开放，不拘一格，显示了诗人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在这些诗体的运用上，诗人又自有其独创性。对“楼梯式”，他不是简单地搬用和模仿，而是根据汉语的规律与特点予以改造。他吸收古代歌谣的表现方式，使新民歌体的结构既严谨又自由，既活泼又匀称，令人耳目一新。他把古代词曲章法模式与现代自由诗糅合在一起，使自由体诗歌句式精短，节奏明快，音韵流转自由，富有表现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新辞赋体是郭小川的新创造，他把中国辞赋中的铺陈、排比、重叠、对偶等表现手法继承过来，跟新的思想内容及现代汉语词汇熔为一炉，使自己的诗作呈现出结构繁富、气势雄浑、波澜诡谲、诗情葱郁的特点。当然，诗体上的探索与创造，
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但是无可否认，他的诗作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而他不畏艰险攀登艺术高峰的精神则更是难能可贵的。
《郭小川的诗》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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