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西川
内容简介：本文通过对西川诗歌文本的深入解读，揭示了诗人通过对诗歌幻象、智性、音乐性、文化转化、朝向神圣之境的努力等综合创造，显示了西川诗歌艺术的独特性。
关键词：幻象，智性，音乐性，文化转化力，神圣之境
前言
西川无疑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诗歌以瑰丽、华美的西川体赢得了诗歌读者的普遍喜爱．其对朦胧诗后诗坛的贡献有目共睹。但迄今为止，对西川诗歌进行较为全面阐释或文本解读的评论文章为数甚少，哪怕是诗评家程光炜的洋洋近万言的 《 西川论 》 ，也仅是从社会意义和文化大背景上，对西川诗歌进行了泛泛的直观评说，并未深入西川诗歌的内在意蕴。因此，从对西川诗歌多年的阅读和感悟出发，对其作一番理性梳理实属必要。
西川诗歌向来被圈内冠以知识分子写作、隐喻写作、文化写作、学院写作之名，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冠名却过于简单，与西川毫不相干。所以西川在 《 写作处境与批评处境 》 中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毫不留情地反驳。之后，西川指出：“优秀的诗人、作家从来不会作茧自缚，自己给自己挖陷阱、设圈套，而应该像莎士比亚那样拥有综合创造力，个人的能力、才华有限，各人有各人的局限性，但没有哪个聪明人不是在努力克服自己的局限性。” [ l ] 在接受 《 天涯 》 杂志访谈时，他又说：“现在的诗歌写作有些千人一面，写的都差不多，类似于职业写作，我希望看到有创造力的诗歌，诗人没有创造力是可悲的” [ 2 ] ，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则是“不一定比别人写得更好，但要与别人不同” [ 3 ］。不容置疑的是，西川通过克服自己的局限，发挥自己的综合创造力，写出了与别人不同的极具独特性的诗歌。我认为，西川诗歌的独特性表现在对下列方面的综合创造上：幻象性、智性、音乐性、惊人的文化转化力与朝向神圣之境的努力。
一
请把羊群赶下大海，牧羊人
请把世界留给石头-------
黑夜的石头，在天空它们便是
璀璨的群星，你不会看见。
请把羊群赶下大海，牧羊人，
让大海从最底层掀起波澜。
海滨低地似乌云一般旷远，
剩下孤单的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面前。
对当代诗歌稍有涉猎的人，有谁不记得上述令人惊异的诗句。而这来自西川 《 把羊群赶下大海 》 的诗句最令人惊异之处，即是其让人读后挥之不去的瑰丽的幻象。类似的幻象在西川诗歌中比比皆是，幻象写作正是西川诗歌的重要特征。西川鲜有直接切入现实生活的诗篇，在写完《 远游 》这首幻象恣意汪洋的诗篇后，他认识到：“到那时为止，我还不曾在写作中真正触及过生活。我仰着头，感受着崇高，其实我一直是在逃避生活，逃避到文字的诗意当中，逃避到我心中那秩序井然的中世纪。” [ 4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逃避生活、营造幻象对于西川诗歌意义何在呢？
在我们生存的被物质异化的世界，切入大多数人庸俗不堪的日常生活，无异于让退居社会角落的诗歌雪上加霜。与此相反，那只有在写作中上升的诗人的高贵的魂息凝聚为幻象，才会使世界立体起来，使人类内心的眼晴有了眺望的方向，哪怕仅仅是一阵风、一片云或一阵波浪的喧响，也足以使一些拒绝生命物质化的人们长出在精神天空翱翔的翅膀。
这无关功利的幻象比起日渐冷酷萎靡的世界来说，显然更为真实。可以相信，时间的磨损会让一切可见事物的真实性变得虚妄和不堪一击，而幻象则不然。对于西川来说，肉身可以在灰色的社会中寄放，但心灵的栖息地绝不在其中，而在与物质化相对立的幻象中。于是，写作的幻象性变得至关重要。幻象写作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的审美性、时代的道德性，它变幻着漂泊于大地之上，是空想的雪山、夕光中的蝙蝠、野地里的荷花、梦中的财富，是一座遥远的城。幻象写作远离又穿越了这个时代，这不是世俗意义的写作，它是灵魂的事业，是热爱、修炼、提升，是参禅、悟道，是向上帝的靠近，其所散发的灵魂之光必将吸引更多洁净、高贵的心灵，共同抵御世道人心的寒邪与孤独，在其中找到灵魂寄居的开满鲜花的天堂。
西川诗歌的幻象是神秘的、瑰丽的、令人惊异的。西川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说：“我难道不比那些基督徒更热爱基督吗？我不指望他的拯救、他的怜悯。我看见了他，我爱他，我投身于他。我和我的基督在一起。” [ 5 ］基于此，西川的幻象写作不时抵达那神迹、那空无、那诗意的语言的敞亮瞬间，其纯金般的语言不时被天国之光所照耀，透露出与上帝同在的消息。于是我们读到：“总有一只大鸟／在我的头顶盘桓／这是盛装披挂的天使／ / 这是我梦见的鸟／它的工作是了望大地／通过它，星星涌来／一个人的世界／相临一个神的世界／我们的狂喜就是迷失”（ 《 鸟 》 ）于是我们来到《上帝的村庄 》 ，看到“坚不可摧的风仙花开满村庄／狗吠声迎来一个暗哑的陌生人／所有的风仙花在他脚下／他采摘了一朵，放进怀里”，看到上帝“这冒烟的老人，父亲／走在我的前面，去给玉米／包扎伤口，去给黎明派一个卫士”，于是我们在 《 远游 》的历程中看到：“生命的远景，下沉又上升的/是野百合纯洁而盛大的火焰／在正午的太阳铺设于海水的金色大路上， / 波涛的蓝色姐妹往来奔走。”在 《 荷兰的清晨 》 看到：“一个穿大号
木鞋的天使闪过我的窗口”，在 《 雨夜 》 的马车上遇到“一个缄默的灵魂”，这瑰丽的、令人惊异的幻象所传递出的神秘，使风俗中的我们不禁暇想，不禁向往，不禁在充满神性诗句的洗浴下得到了提升，抬高了灵魂的位置。
西川的幻象不独是神秘的，本质上并非迷狂，写作中有某种清醒的力量在支持（这将在本文第二部分展开阐述），他自信、自如地穿越了幻象，在洁净、明亮的言说中传递出灵魂最深处的真谛，那已是阔大的魂息与万物，与时光互想照耀，融为一体，幻象只不过是他在光明之境中看到的一些比实相更真实的实相，正因为已经不是幻象，所以说它是幻象。穿越幻象，我们与他共同感受事物带来的疼痛，揭示时光后面的虚妄，抵达天国的恒久和悲悯，穿越幻象，灵魂与命运的秘密向我们敞开大门。请看这样的诗句，“今夜我在这一片旷野上安睡／在这一片旷野上我燃起簧火， / …… ／我梦见身披黑夜的他们／保守秘密的他们，漫山遍野／……／来自黑暗的男女手拉着手，／围绕着簧火载歌载舞，叫着火光的名字。”（《 远游 》）能在幻象中透过事物的黑暗与秘密叫出火光的名字，这就足够了。“我听到了午夜的寂静，但我／同时也听到了我心房的颤抖／当一把尖刀直刺我的胸膛／我唯一的反抗是惊醒在床上”（《 造访 》）当生存的尖刀直逼胸膛，我们能够从梦中的幻象中惊醒过来，这就足够了。
二
西川诗歌不独是瑰丽的，亦是智性的，他所创作的智慧的诗篇对当代诗坛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智性诗在中国生长的土壤一向贫瘠。从古典诗歌直至当代诗歌一向奉行抒情言志的传统，注重主观情绪氛围的营造，因而难以承载客观、冷峻、深沉的诗思。加之国人一向重经验主义的感受与顿悟而轻本质主义的观察与思索，因而诗人难有对哲思、智慧的表达，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卞之琳对智性诗歌的卓越创造外，翻遍现当代诗歌史，找不出几位智性诗歌的有成就者。而西川正是以他卓尔不群的智性诗歌成为当代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他追求诗歌的主观抒情效果，更重视诗思的提炼和凝聚，追求诗歌的整体的智性之美。他在 《 雨季 》 中介绍自己：“这个人便是西川，一个男人，爱智者／在咖啡馆里人们称他为诗人。／你要读西川的诗，因为／他的诗是智慧的诗。”西川对西方诗歌的学养深厚，受其影响甚深，而西方诗歌一向有主智的传统。正由于此，加上他的个人天赋与追求，决定了他与众不同的诗歌方向。在回答加拿大诗人弗莱德·华的提问时，他深刻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既无哲学也无宗教，所以当一个中国诗人很困难，他必须还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思想家，还是一个神学家。” [ 61 当然，西川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神学家，但他在诗歌写作中浸透了对哲学、思想、神学的思虑。程光炜这样评价西川：“在北大的三剑客中，西川是最智性的一位诗人。他长于用哲学的眼光思考问题，同时又把激情隐藏在相当放松的形式、结构、节奏和语调中；他又把长老的智慧融进了自己的写作，虽然时时又怀有青年人的幻想，和一个诗人的直接和敏锐。” [ 7 ］那么西川是如何看待诗歌的哲学的呢？在提及：“文学中所蕴含的问题也越来越带有哲学色彩” [ 81 之后，又说“但是谈论哲学不是诗人的事，而且文学也不必传达真正的哲学。伪哲学同样是哲学” [ 9 ］西川诗歌中的哲学正是这种也许比哲学本身更动人的伪哲学，它充满诡辩、戏仿、似是而非、假问题、使用悖论等等，它关心揭示人类自相矛盾的、尴尬的、浑浊的生存状态。在大量诸如：“所有的错误是同样的错误／像托勒密探索大地与星辰／／通过精确的计算／得出荒谬的结论”、“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 书籍 》）在这些以伪哲学带来启迪之光的诗句后，西川意犹未尽，专门写过一组东西，名叫《 近景和远景 》。他写及飞鸟、火焰、阴影、地图、扑克牌等，尽量模仿哲学家重新解说这些词。但他并没有赋予那些词以真正的哲学含义，而只是把自己的人为哲学强加给了它们。
刘纳认为：“西川通过想象性的体验使人类的智者们在以往年代的迷失与智慧成为他个人精神生活和诗歌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很少能从西川诗里发现激情，而《 激情 》所展示的，依然主要是沉静的诗思。”
[ l0 ］那么，西川如何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进行思想呢？由于思想，他提出真理的疑问：“里尔克指豹子说出人的苦闷／我看到了豹子，里尔克在哪里／／当我注视长颈鹿那初恋的目光／我扣心自问：我是谁？”（《 动物园 》）由于思想，他说出诗意的预言“我们这些方生方死的徘徊者/头顶灿烂的星空低语或高歌／当我们有时期望一手遮天/一场流星雨便洒落在我们身后”（《远游 》）。由于思想，他对杜甫的一生作出绝望的总结：“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 杜甫 》）。由于思想，他洞彻了人类生存的真相，《 发现 》 一诗连用二十四个以“连”字开头的排比，以掷地有声的诗句揭示了生存中隐藏的真理之光：“连老虎也会被武松打倒在地／连武松也会被拿下，治罪，戴上枷锁／连法律也会有漏洞／连邪恶也能找到堂皇的借口”，“连孩子也悄悄地喜新厌旧／连妖魔鬼怪也披着华丽的斗篷／连算命的瞎子也只好向命运低头／连死人也会有担忧。”
西川说：“我和我的基督在一起。”[11]我们来看他的神学思考：“在我看来，神是必然性。我们每天都和他在一起，却很难将他辨认出来。神给予我们启示只是在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 [12 ] “不能说神在我心中。 …… 我们心中所拥有的不是神而是神性。这神性保证我们能够有能力去认识神。” [l3] 正是由于心中对神性的拥有，他的诗无处不与神知与神爱声息相通“什么悲哀什么不幸，不能化作／美丽的传说？躲避触摸的神／最终将证实他就是一场／二月的大雪或者一场九月的大雨”（《 梦见诗歌》）,“这出于神恩的文字，一行行／写满白纸，正如有毒的浆果／要惩罚那些采摘的手 / 它们是预言和诅咒，失于命运，让我看见，却不允许／我在大庭广众下肆意谈说。”（《 梦见诗歌 》）
三
西川诗歌具有非凡的音乐效果，他的大部分诗章尤其是短章，音韵自然流转、铿锵有力、一气呵成，让人阅后禁不住诵读在口。
谈到诗歌的音乐性，自然会有两种解释。一是由诗歌内容中所体会到的“内在的音乐性”，诸如情感冷热的交替、意象色彩的交替、心绪的起伏律动等，这是描述诗的内在节奏感和旋律美。一是诗歌语言听觉上感受到的“外在的音乐性”，它主要是指由诗歌语言的句型、声调以及韵式表达出来的听觉上的节奏和．旋律美。我们不妨把前者称为， ' ，自灵的音乐”，把后者称为“修辞的音乐”。诗歌音乐的理想境界，无疑是心灵音乐与修辞音乐的完美结合。由于西川对诗歌音乐性的刻意追求，他的诗算无疑实现了这种完美结合。
为方便考察其间，我们不妨先论及心灵音乐在西川诗中的表现。让我们来看著名的 《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 ，从“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谢出光束，穿透你的心”到“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再到“让灿烂的群星如亿万只脚／把我的肩头踩成祭坛／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一首仅二十余行的诗，仿佛一支小夜曲在一片寂静中神秘而舒缓地响起，之后在一片紧张之中悠然展开，到达一种令人神驰的高音，然后像温柔的光照临心灵，乐音渐行渐小，直至消失在空茫中，让人屏住呼吸来听。这种妙绝的心灵音乐在西川短诗中十分常见。但让人更为?惊叹的是在他的长诗中也表现了这种心灵的音乐。在 《 远游 》 中，主要表现诗人怀着感伤的心灵，经过漫长的远游寻求慰藉、解脱，历尽星空下的孤独，迈向大海。抛开具体的诗句不讲，这种心灵的漫游的结构多么像一曲美妙的音乐。而正由于这种心灵的音乐启发了作曲家以 《 远游 》 为素材创作了同名交响乐，并在香港公演，取得较大成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西川的心灵音乐发之于诗人博大的胸怀，见诸于诗，无处不在。
让我们再来看修辞音乐在西川诗歌中的表现。这种修辞音乐首先表现在诗中总是有种与众人交谈的苏格拉底式的口吻，“在这个时刻，丈夫们／你们要相信妻子们的话／妻子们，你们要相信／丈夫们的话，大人们，／你们要相信孩子们的话；／聪明的人，你们要相信／愚蠢人的话。在这个时刻／人到衰年的女先知注视着／每一个要说话的男人和女人。”（ 《 雨季 》 ）是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要说话，而作为先知的诗人要与男人和女人们交谈，而由于“相信”，使诗句以这种口吻缓缓地流进我们的心田。西川的每句诗皆以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口吻说出，读诗人怎能会拒绝用心灵交谈呢？当然，修辞音乐还表现在对排比、对仗、压韵等修辞手段的运用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修辞手段的运用如崔卫平所说：“他用句群或段落写作” [ l 4］。诗人本人也指出：“我想不光是句群，还有词组。在多数情况下，我的语言波澜不产生在词汇之间、句子之间，也木产生在句子中断之处，而是产生在词组之间，句群与句群之间。中国人讲?气?，我不想让我的?气?在写作中总是处于一种中断状态。” [15 ］正是语言的波澜产生了音乐之气，把心灵音乐与修辞音乐融合起来，形成了完美的音乐效果。不信请读西川的《黎明》：
在黎明的光线里，在被
迎头痛击以前，众鸟恢复记忆
高歌美丽的伙伴
在黎明的光线里，在被
迎头痛击以前，羊群有了机会
溜出肮脏的羊圈
有人在黎明的光线里说话：
火就要灭了，有点儿冷
而太阳即将升起
……
四
可以说，西川诗歌是特别依赖于传统文本的诗歌，尽管其他的诗人也依赖传统，但与诸如艾青的 《 大堰河，我的保姆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相比，后者更像是现实生活的大海直接孕育的珍珠。西川自言：“我生于 1963 年，这意味着我经历有限。由于我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中长大，又渴望了解世界，书本便成了我主要可以依赖的东西。相形之下，现实世界仿佛成了书本世界的衍生物，现在时态的世界仿佛由过去时态的书本世界叠加而成。这种看法把我引向一种写作的雄心壮志：我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天、地、人三个方面展开工作” [1 6 ] ，由于西川以象征主义、古典主义的立场沉浸在文化想象之中，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他的文化姿态，依然是把传统文本放在首位，要求自己从现在回到过去，以过去映照现在，使现在和过去互相进入。
西川诗歌对传统文本的依赖首先表现在他的“中世纪情结”上，他对那个黑暗、愚蠢却又秩序井然，艺术至尊，有着天鹅、玫瑰、炼金术士、游侠的中世纪特别迷恋，他甚至说：“我心中的?中世纪?挥之不去” [ l7 ］他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写着 《 往世书 》、《青铜玫瑰》、 《黎明》、《方舟》，尤其对远方、过去、未来、幻象等本身具有强大文化、审美价值，容易写作的对象情有独钟。他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题材是对于一个诗人写作能力的考验，他既无法援引古人的写作，也无法援引其他民族诗人的写作，他不得不孤身一人去冒这个险。” [ l8 ］所以在当代题材 《 造访 》 的写作中，他五易其稿，不得不用中世纪来破当
代，用中世纪来处理当代，最后写出了当代的中世纪。“中世纪情结”左右着西川的创作，虽然使他的诗歌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与极高的审美价值，却也稍显言辞陈旧。
但西川诗歌自有其活力所在。因为西川认为：“与某些人的看法相反，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聪明的艺术家在面对传统时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传统” [ l9] 。那么西川是以何种方式加入传统的呢？那就是惊人的文化转换力。而这也是西川曾赞叹海子的。崔卫平形象地把这种转换方式，称之为西川的镜式结构：“既是他精神的结构，也是诗歌形式的潜在结构，在现世和往世之间，在活着的人与亡灵之间，在足下可腐朽可霉烂的生命与幽远的不可腐朽不可霉烂的生命之间架起一面（或许是两面）奇特的镜子，让它们彼此映照和交流，彼此步步深入及交换着各自的本质。” [ 20]镜式结构的说法固有其合理的一面，而我宁愿把这种文化转换力看作诗人通过自己对生死、自然、爱恨等一系列问题的沉思默想，是那些远去的伟大的灵魂在诗人身上复活，或称为“灵魂附体”，使诗人不是有一个而是拥有千万个古往今来的灵魂，从而使自己具有惊人的文化创造力，所以西川既是自己也是但丁，从而通过夭空一块明丽的云彩写出了《 但丁 》：“飘浮在空中的云朵，我的／贝亚德丽采，肃立其上／整个意大利只有我能望见她 ——／现在我写下《神曲》的第一行。”所以西川也是那位人到中年的女先知，从而以预言的方式写下了《 雨季》；所以他是很多人，从而以历史档案的形式写下了《厄运》；所以他是毛泽东、庞德、雅典人、盲者、耶稣……从而写下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诗章。当然，西川极其重视文本的历史性互动与互生，所以我们在西川的创造中可以感受到的叶芝的神秘；庞德的泥沙俱下，先知式的积怨和文化视野；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精确和智力形态；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虚构和智力形态。所以我们在 《雨季》中看到了《雅歌》的情愫，在《十二只天鹅》中看到了对瓦雷里《海滨墓园》诗句的化用，在《厄运》中看到了历史档案式的写作，在《这景与近景》中看到了对哲学的模仿。正是由于这种文本的历史性互动与互生，从而使西川的诗歌作品获得了广泛的普遍性。
最后，略谈一下西川诗歌朝向神圣之境的努力。人类之所以需要诗歌，是因为需要诗歌呈现出一种指向光明、未来、圣洁、崇高的精神力量，来引领人类飞向真善美的终极目的地。假如缺少了这种朝向神圣之境的挺进，西川对幻象性、智性、音乐性、文化转换的综合创造将会褪去最炫目的绚丽神性的光芒，诗歌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在《十二只天鹅》中，诗人写道：“湖水茫茫，天空高远：诗歌／是多余的”, 我禁不住感到天鹅存在处的神圣与光辉。在这里，诗歌之所以显得多余，并非是人世已经充满了诗章文句，而是因为圣洁天鹅的出场已经抵得上无数诗篇。有它们的存在，人类心灵将会悄然被净化，默默被提升。在此种意义上，或许把西川诗歌比作飞向高远天空的十二只天鹅，并无不可。
[摘要]：西川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之一, 在日益物质化、世俗化的现实境遇中以“纯粹的诗意”关注生命，关注灵魂、关注精神，从打造精神生命、净化精神生命、认可精神生命等方面揭示生命的意义和真谛。本文将具体分析、梳理了西川诗歌创作的各个阶段的精神指向, 并由此彰显其诗歌的思想意蕴和价值。
[关键词]：西川 诗歌生命意识
西川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1986年以前为学徒期，从《秋声》到《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他迅速完成了对诗艺的锤炼，确立了宁静、克制、优雅的诗风；1986－1992年为转型期，稳定的“西川体”被“纯诗”写作倾向替代，关注知性； 1992年以后他的语言发生巨大变化：不和谐、黑暗、理性、非理性、哲学众声喧哗，歌唱性、叙述性、戏剧性合一，风格渐趋成熟。
一、诗歌风格的形成
西川前期的创作, 纯净、优雅、节制而富于贵族色彩, 拒绝了生活的肮脏和阴影, 语调高昂有力。西川早期的代表诗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有陈子昂式的孤独和苍凉感。它语言的清澈、叙述的流畅和情感的深邃给人带来了的宁静、神秘与震慑。这首诗和海子的《在德令哈》同样是写青藏高原的小镇, 海子在德令哈的星空下体恤的是自己的孤独, 而西川, 在这里用平静的眼光接受空旷夜晚对他的神秘赐予。统摄全诗的是那一特定时空的神秘感, 面对这一“神秘”, 我们显然“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 听凭它的力量将我们穿透”。诗歌的文本结构给人以整饬之感，“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就给人一阵淡淡的悲哀，除了表现出车站的小，还表现出了诗人的孤单。整个诗作的叙述语气非常沉静, 充满敬畏。前八行通过对虚置的“你”的低语，使一幅宁静的神性画卷呈现，第九行出现“我”，之后隔五行出现“我”，又隔三行出现“我”，而“你”只是被虚设的对象，“我”也只是作为这“神秘”景象的旁观者，只是作为一种背景的必要对应物而出现。于是最后一个“我”，作为情感的承担对象，出现在被无限扩大的空间中，给读者带来一种突如其来的空间扩张效果。“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则给人一种很强烈的时间感，贯穿着过去和未来。“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则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有点纷乱的感觉，但是又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
的确, 西川诗歌是精神世界的坚实凝定和清晰显影, 是精神生命的响亮宣言、是灵魂心性的坚硬造型。在其诗歌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座用无穷的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垒筑起的心灵高地, 在这里，你可以俯看一个广阔的空间，体会生命给予我们的冷静以及神性的思考，这种思考源自每一个“自我”。诗人在打造、丰富、净化精神生命,感受精神启示、吸取精神营养。在西川的诗歌里, 我们难以感受来自当代世俗生活的风情画卷的展示与诱惑, 他的写作似乎对当下的日常景观进行了现象学的“搁置”, 对自然、爱、道德等传统主题却有了新的认识。这既显示了诗人博大的宽容与悲悯的宗教情怀, 又显示了诗人对宇宙本体的追寻。
二、诗歌风格的转型
中期的诗歌集《汇合》代表了西川的诗歌风格，分《雨季》、《挽歌》、《造访》、《激情》、《哀歌》、《远游》六个部分。从《雨季》开始，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经验与记忆混生。西川曾透露他对于隐秘知识：秘传宗教、《奥义书》、《七克》、炼金术的热爱，同时对《圣经》、《古兰经》和佛教经典的热爱。《雨季》的独特性在于用《圣经》和《埃涅阿斯纪》这样的预言的言说方式说出了过去的事。这种结果造就了一种神秘和古老的语言方式，进而使诗歌主旨指向时间和意志的源头。作为长诗《汇合》中的第一部分，《雨季》采用了数字“7”这样的神谕式结构，以此造成一种心理的秩序感。在《雨季》里，借助于知识，西川构建了一系列诗意的乌有之乡。“这诗句描写的是我的季节”，知识意义上的乌托邦，是基于一种对逝川的怀念。“喧嚣与骚动被镇压在律动的宇宙整体之下”，这里包含了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于是那其中的一个经过早秋的激动，开始步入第二个晚秋”，秋气横在了西川面前，有着时间流逝的疼痛。“只有这金枝不会霉烂”，“它是穿越时间之门的钥匙”、“从而达到那永恒的、圣火燎烈的城市。”这是对彼岸时间的追逐，“你眼要闭上，你必得双手合十”这是对自然神性的敬畏和对逝去神性的叹惋和追逐，成为一种仪式而接近信仰。“他将向你讲述天国的笑话，并送给你一把藤杖和一把钥匙”这有点西方宗教的色彩，追求最后的虔诚。诗人企图借助存在的或不存在的鸟兽及其他奇异之物来为我们组织起超凡的特性，使之越过边界，抵达不能抵达的地方……如同金字塔铭文、埃及的和西藏的《亡灵书》一般，终极知识的诗篇为灵魂提供了一种航程、一条船或一条空中之路”。
而《挽歌》题曰“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经验第一次进入了西川的诗中，并和死亡、生命、终极紧密相关。 “用梦说话，用水中的姓名与我们作伴”这句话反映出梦和影的斑驳的区别，是对虚幻和真实的的迷茫。“你的血溅洒在大街上”、“尸体被轻轻地该上白布，夏季的雪”、“一具没有未来的尸体享受到刹那的宁静”这些意象直面死亡的真相，诗人试图探讨埋藏在生命下面的终极的追问。“我将修改我这支离破碎的挽歌”、“让它为你恢复黎明的风貌”，诗人还是希望可以揭示真相，将逝去的事物歌唱为永恒。
西川说：“衡量一首诗的成功与否有四个程度：一、诗歌向永恒真理靠近的程度；二、诗歌通过现世界对于另一世界的提示程度。”这西川, 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代表诗人, 在精神世界里苦苦地让精神结晶成“知识” , 又把“知识” 抽丝成诗句, 从而在物质世界膨胀发酵、亢奋激越以至于携带着大量诗歌。在这个世界日趋物化、世俗、肉欲的时候, 西川试图维护着其精神生命, 捍卫着其诗歌的精神品格。从“疗救心灵”的意义上说，《汇合》对西川的个人意义极为重要。《汇合》的创作时间自1985年3月至1995年5月，横跨西川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其间经历了“西川体”的确立、突变的个人际遇和剧烈的社会转型，为后期代表文本《致敬》的诞生铺好了道路。
三．诗歌风格的成熟
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一系列“诗人之死”的事件对西川的影响比较大，西川因好友身亡等重大“事变”和其对时代气象转变的敏锐捕捉而做出的富有勇气的变化。以《致敬》、《厄运》和《鹰的话语》等体积庞大的作品为代表，西川的诗歌表达转向了对混杂、异质和偏离式主题的偏爱，同时，“非诗”成分的加强。诗歌一改早期清丽整饬的体式感观，呈现为一种蓬松而参差的“冒犯”感。西川被迫重新审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个人与诗歌的关系。
《鹰的话语》这组诗被西川认为是他九十年代最重要的作品, 堪称西川“综合创造”的代表作,同时也被认为是流露出了他的“精神隐私”的作品。诗人在这组诗中向我们展示了他对死亡、孤独、道德、真实和存在的独特认识。作品从古今中外广阔的文化背景取得借鉴, 面向历史和现实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的反讽式的观照。诗人西川通过这组《鹰的话语》, 以奇形古怪的语言、散文化的风格、趣味性的叙事倾向、强烈的荒诞感向我们晦涩地讲述了他的“精神隐私”。在这首诗中，语言的矛盾、语言的缠绕发挥得淋漓尽致。庞杂的句群与精简的短句交相混成, 既隐隐指向一个复杂、含混的主题意向, 又各自为政, 竞相发出桀骜不驯的声音。
“于是我避开市镇, 避开那里的糊涂思想, 追随一只鹰在大地上的阴影。在我避开那里的糊涂思想之后, 我了解了火焰和洪水猛兽的无情。”在那些城市上班族的眼里, 自然就是鲜花、绿地、新鲜空气的代名词。他们在疲倦于城市紧张节奏和庸俗势利的思想后, 渴望回归自然。这当然无可厚非, 但诗人告诉我们自然不仅有那些美好的东西, 还有火焰、洪水和猛兽。你要接受自然, 就必须也接受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它本身残酷的竞争法则, 而这些都是非常残酷和无情的。
显然理性逻辑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 在这种无可奈何的逻辑裂缝中, 我们看到了理性的尴尬, 真实的虚幻。除了死亡、宿命、道德和真实等生存哲学问题外, 诗人将其文学观也透露给了我们。关注日常生活, 侧目市井人生, 可以造就语言的无尽欲望和狂欢, 但是很难让诗人的精神漫游飞翔。因此“我将编订一本辞典”可以使人们在语言中释放自己, 并且能互相体贴与宽慰, 使整个世界不再陌生与恐惧。西川在反叛以往阅读经验的基础上所提供的富于独创性的写作, 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同时代乃至更为年轻的诗人。
诗人, 却是与大多数人相反的, 虽然他们也生活在物质世界中, 但他们所从事的是精神劳作, 操持的是精神器具和思想、情感以及作为思想、情感的载体的语言, 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就是诗歌, 因而, 能时时刻刻意识到精神生命的存在, 能像关注现实、肉体、物质世界一样关注理想、灵魂、精神世界。在诗歌和道义之间
篇二：十大诗人
十 大诗人（ （评委1979——2009推 荐理 ）由 ：以1十投二票时、个间人先的后北排为行序岛榜）代表作品：《回答》《宣告——献给遇罗克》《白日梦》《履历》《结局或开始》《彗星》《一切》《零度以上的风景》《钟声》《黑色地图》《在黎明的铜镜中》《触电》《午夜歌手》等。敬文东：北岛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象征符号。在最需要诗歌英雄的年代，北岛横空出世，他的诗作启迪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北岛的诗坚定、忧郁、紧皱眉头，直扑人性中最晦暗的部分，因而不具备任何形式的幽默感。他用自己的写作深入反思了一段荒唐的、人妖颠倒的历史，因而他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注定将被后 人反复打量。 耿占春：北岛无疑是新诗三十年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无论排几大诗人，想到北岛不需要犹豫，也几乎不需要评价。他启蒙了一代人的诗歌观念。在1970年代末，在官方诗歌的意识形态话语夺去了表述内心语言的时候，他为没有个人抒情话语的几代人提供了愤怒的歌哭。我至今犹记得在校园路灯下在寒风中阅读北岛诗歌的那份激动。虽然那时已读过浪漫主义和某些西方现代诗，也读过了艾青、闻一多等，但北岛把诗歌的可能性置于我们自己的身边。他再次提供了一个开端。正是缘于对北岛和他所编辑的《今天》的
解读，我从幻想做一个诗 人开始走向诗歌批评。 张学昕：北岛主宰了一代人的诗歌记忆。他领衔的《今天》派诗人，开启了现代汉语诗歌新的历史。他早期的诗作，冷峻、庄严，带着强烈的怀疑和否定精神，成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异质性回声。他也因此被诗歌史写作经典化，成为后来者膜拜或者“打倒”的对象。但实际上，北岛的意义早已溢出了“朦胧诗”的边界。他到海外以后的写作，从音势到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涯孤旅、去国怀乡的经验，以及历史和人生的荒诞感，贯透在他的写作中，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平静内敛的忧郁。北岛曾说，在海外生活，母语成了他“惟一的现实”。而他的写作又何尝不是为母语增加了一种“现实”？总之，北岛为现代汉语诗歌提供的独异经验足以构成“影响的焦虑”，成为诗歌写作者不断重临的起点。也许，在未来一代人的文学憧憬中，他诗歌的时间的玫瑰，会继续绽放在一种深邃记忆的沟壑中。 何平：准确地说，北岛的成名和他最具有公众认知度的诗歌《回答》、《宣告》等都是在1979年之前。北岛和他的诗歌是沉沦时代普通公民精神自救的象征。历史成就了北岛以抵抗专制为核心的政治诗学，但这不是北岛的全部。进入1980年代，北岛对于他抗议和控诉的时代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履历》和《白日梦》就是这样的诗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北岛在当代诗歌阅读史上，是一个被充分注意到，同时他的某些部分又是被不恰当漠视的诗人。不只是普通读者，就是专业读者对于北岛去国之后的诗歌写作状况并不很了解。“中文是唯一的行李。”1990年代之后，北岛的诗歌最重要的母题是“漂泊”和“回归”。北岛2002年在接受《书城》杂志采访时说，“一切从头开始——作为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不只是在政治抗议的尺度上，北岛的诗歌如何获得诗学辨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燎原：作为“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北岛的诗歌艺术行程，直接呼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他以非凡的艺术诚勇，犀利的思想精神启蒙，开创了中国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先河。亘贯在他诗歌中尖锐的现代质疑精神，点化精微的冷峻诗艺，形成了与既有主流诗歌传统的峻厉质对，由此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方向。从北岛秉持的艺术立场上溯，是先行者鲁迅清晰的背影。 陈超：北岛的诗一直以其冷峻的怀疑主义和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深刻的悲剧风格与荒诞感的扭结，
揭示出生存和生命经验，更新了一代人的情感。三十年来，他一直是一个“有方向写作”的诗人。始终围绕着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境遇，人的宿命，人对有限生命的超越，以及诗人与语言艺术的复杂关系……等方面展开。他的诗中持续表现出的孤独感、焦虑感、荒诞感、悲剧感，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都可以聚焦式地在对“人”和“语言”的关注这两个层面上得到纵深的解释。令人赞许的是，这些沉痛而丰富的情感经验，都是经由对严谨而奇妙结构中的细小而神奇的“语象”纹理的雕刻，从而显豁地呈现出来的，而非被动地依赖于“本事”细节。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北岛的诗既有写作发生学或动力源意义上的真实，又有“元诗”意义上的精密感和高度的专业精神；既能有效地表达个人心灵，又为读者提供了某种超验
性引申的 机会。 沈奇：简约而精美的形式，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缜密而统一的风格；对精神现象之独到的省视，对词语历险之特殊的专注，对独立的非面具化非类型化之写者立场持久而孤傲的坚守——由代言到内省到深入语言的奇境，汉语诗歌的抒情传统之现代性转换，在北岛艰卓而富于艺术自律的创作中，得以历史性的过渡，从而成为有号召性与影响力的、勾勒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品质之轮廓与基质的第一人。前期作品，以其正义与自由的呼吸，推开被黑暗锁闭的门窗，传播人的尊严和美的信念，在纠正生活方向的同时也纠正了诗的方向，影响及整个时代的良知与美感；后期作品，于独白的抒写中，建构与世界相通的诗意与诗境，并将修辞行为提升到一个同人生经验和人类意识和谐共生而更趋完美的境界，为跨越世纪的当代汉语诗歌，贡献了更为精湛的技艺资源和超凡脱俗的精神源泉。 黄礼孩：北岛的诗歌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符号，他的诗歌在这个时期的影响是普遍和深刻的。跟新诗歌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着十分的相似，“文革”后的新诗几乎是从空白中爆发出来的，北岛在这个时候英雄地站出来了，以他为代表的被冠以“朦胧”之名的诗歌，震醒了新时期尚处于昏睡状态的人民。 唐晓渡：从最初的引领者到后来的精神象征，北岛一直是当代汉语诗歌伟大复兴最杰出的代表和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之一。正是经由他和他的伙伴们所开启的变革潮流，当代诗歌得以于绝地重归自主自律的传统大道，重建汉语不可摧折的自由和尊严，并成为当代世界诗歌最富活力和潜能的部分。他的写作沉郁而机警，敏锐而精审，强硬而不失温润；他使冷峻的怀疑立场、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深邃的人道主义关怀和诗意发现的洞幽察微，在历史、现实、自我的诸多层面，尤其是其无意识层面上相互烛照、彼此生发，进而在语言中开放或结晶。他的诗充满理性的力量而又超越了理性，勇于正义的担当而又始终恪守诗自身的正义。他坚持叩问、探询被抛的个体生命和一个“正在趋于完美的夜”之间的种种幽昧关系及其话语的可能性，坚持以孤独、荒谬、焦虑、错位和悲剧为主题向度，使独特形式和风格的持续锻造同时成为对现代人生存和心灵境遇的持续揭示。据此他把变幻莫测的人生命运不断转化成“不可言说的言说”之诗的宿命，把这一宿命转化成一个“不断调音和定音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重申诗歌艺术的真义：某种注定要归于失败，但也因此注定要被反复尝试的、语言和沉默之间的“危险的平衡”。 何言宏：对于北岛，我很同意一位海外学者所曾指出的，即他代表了中国的声音。他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目前还罕有其匹。他的诗歌，无论是其早期的高亢，还是在他去国之后的低回，都是中国的良知或者心灵的真实表达。北岛早期诗作中的人道精神、英雄情怀和他对世界勇于怀疑与挑战的精神姿态，与那个时代保持了应有的张力；而他去国以后的大量作品，即使有着难以掩抑的孤独、哀伤甚至落寞，但仍有着巨大的悲情，和他的祖国息息相关。在诗歌史的意义上，北岛开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以《今天》所开创的民刊传统和以其自身的诗歌实践所开创的反抗与介入的诗学传统。 吴思敬：北岛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歌者，他的直面现实的勇气、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觉醒者的先驱意识，他的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诗中凝结的一代人的痛苦经历与思考，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进入新时期的年轻人，需要听到一
种新的声音，一种发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声音。这种声音，他们在北岛的诗中听到了。北岛是个有强烈使命感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位有独立的审美品格的诗人。北岛的诗歌有丰富的象征意象，后又借鉴西方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手法，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诗歌艺术世界，为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清华：他是使当代中国的诗歌在黑暗的精神幕布上撕开缺口的诗人，是使当代诗歌的潜流浮出地表、使孕育中的先锋写作露出冰山一角的诗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位先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使诗歌的箴言在社会变革的前夜生发为一种巨大的文明召唤、启蒙讯息与启示力量，并且因为对于压力的勇敢承担，而产生出强大的道义与人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他的地位也无可替代。同时，他在国际诗坛广泛的精神影响，也使得中国的当代诗歌真正得以走出国门。从文本上说，他的精准和简洁、犀利和持续的批判性，在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和之后的个体精神价值的转换衔接方面，在文本的单纯性与复合性的统一方面，都具有强烈的引领意义，而他对于写作的专业性的一以贯之的追求，对
2 于中国当代诗人也具 、西川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代表作品：《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鹰的话语》《虚构的家谱》《十二只天鹅》《近景与远景》《厄运》《致敬》《远游》《坏蛋》《把羊群赶下大海》《桃花开放》《深浅》（诗文录，中
国和平 出版社 ，2006） 等。 敬文东：西川的诗拥有无可比拟的丰富性，仿佛题材、素材对他来说应有尽有，仿佛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能被他所利用。西川的诗拥有其他诗人无法复制的、超强的再生能力：在看似进入死胡同的时刻总是能够起死回生——他的诗在表面上的从容中，实则包裹着一个只有“胆大”“艺高”之人才能完成的最复杂、最
精微的 技巧。 耿占春：西川首先是一个诗人中的文体家。他是一个把语言与修辞活动的可能性置于一种认识论位置的诗人。尽管他几乎可能是一个具有海子一样抒情才能的诗人，但在1990年代的语境中他渐渐地把这种才能转移到情绪与感受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改变话语策略的探索中，他多变的话语方式显示了在逻辑语言之外探索意义生成的意志。西川在“鹰的话语”这样的写作中通过对语言的悖谬、非逻辑性的使用，企及了一种“圣言”式的寓意。然而，他近年的诗让人想到，回避社会伦理或个人情感的压力未必一定能够增加诗
歌话语的认 识论功能。 张学昕：西川是当代诗坛最令人瞩目的诗人之一，曾与海子、骆一禾一起并称北大“三剑客”。他的诗歌，文辞优雅，形式匀称，具有一种“古典主义”的气质。他写于198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毫无杂质，近于纯粹，几乎难以察觉到个人经验的蛛丝马迹，相反，对超验和神秘的事物却有一种执迷。1990年代以后，西川似乎体认到这种诗艺与生活对称的难度，开始将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熔于一炉，追求一种“综合”的艺术。这让他的创作变得极为自如，起伏连绵的“句群”开始出现在他的诗歌中，世界的繁复与荒谬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承载形式。可以说，西川的这种创造，为汉语诗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体，使汉语诗歌与更
为宽广的世界 连通起来。 燎原：西川的写作，日益显示着一位集大成诗人的品质。他建立在宏大阅读基座上的对东西方文化艺术源流谱系的深刻把握，对古老诗艺奥秘的洞悉，使他的诗歌一直在高端技术前沿，呈现着持久而稳定的创造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转向当下现实材料的诗歌中，他以超常的察识和睿智，揿亮了现实凡俗表象之下一个个隐匿的机关密码，呈现了普通事象深处的时代本相。
陈超：从1980年代至今，西川一直充满创造活力，对中国先锋诗歌某一向度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1980年代，西川在保持庄重的精神向度的同时，捍卫了“元诗”的艺术自律性。他塑造了新的诗歌意志，以自己的创造实绩，真正有效地体现出与中国新诗社会功利主义小传统的有力断裂。如果说1980年代他对“海市蜃楼”、“个人乌托邦”和“巴别塔”深怀兴趣的话，它们的核心含义分别对应于个人诗歌系谱中的“文化想
象秘密”、“个人灵魂秘 密”和“语言秘密”。 1990年代至今，西川逸出了“常体诗”，创造出一种猛烈变构的“杂体”形式。他使诗的文体松动，包容力更广阔，让诗拥有了更广泛的营养、循环和调节系统。体现在诗中的所谓“伪哲学”，就是在哲学思辨无力面对的“飞地”上展开诗人的工作，悍然闯入荒谬地带，命名和揭示悖论、尴尬、歧义、荒诞以如其所是的形态更尖锐地存在，防止它被哲学话语和科技话语所简化和抹杀。相应地，“伪理性”既不同于思辩理性和实用理性，也不同于寄生在对手身上的“反理性”，而是融合了生命直觉、经验、玄学、内省、奇想的个体的“别趣”之思。它成为烛照理性的镜子，或者说是理性被解码、解域后，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他使理性的整体话语和反理性同时“短路”，在个人化的偏见和奇想中依然保持了知识人格深刻的“思”的品质和写作
的严肃 性。 黄礼孩：西川在当下几乎是“学院派”的代名词，他有高贵不屈的头颅，对传统文化和生命抱有圣徒般的虔诚，他为重建古典精神的诗歌肩负着一种自觉的使命。他的诗歌庄重而纯净，圆融而睿智，优雅而
节制，回归在终 极灵魂的路上。 唐晓渡：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西川的诗不断逾越自身，成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整合点和出发地之一。他的诗沉稳、大气、均衡、精确，充满睿智的洞察但也不回避种种困扰，注重精良的抒情品格，却又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他以孜孜不倦的热情贯通经典和当下，以灵活多变的语言策略致力于综合的创造。通过引入文明的悖论模式，他大大扩展了诗歌经验的内涵，在不断增加其负荷的同时也不断锻炼其表现的强度。他使我们意识到，一种在质地上足以与生活和历史相对称、相较量的诗不仅必要，而
且必 须。 何言宏：西川的诗歌兼有古典主义的均衡、高贵和超迈、激越的浪漫情怀，他的博学、智慧和他广阔的游历，他对时代、历史和对人类有史以来不同文明伟大的精神创造的浓厚兴趣与敏锐感知，不仅使他拥有了相当巨大的诗歌才智与无比非凡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又使他的诗歌带有着某种特别的神秘意味与玄学气质。他是当代诗歌史上不多的几位具有强烈的诗本体意识的重要诗人，果决、勇敢和开阔大气的诗体实验，屡屡为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开拓出新的可能。 吴思敬：西川像圣徒一样，对诗始终葆有一颗敬畏之心。西川的诗显示了诗人强烈的文体意识。他提出的“诗歌炼金术”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总体精神的把握。西川是重视经验的，但他同时又强调超越经验，他的诗不是对生活原生态的实录，而是同生活经验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主体自身的虚怀去体接现实，把理想的人生境界寄托在超验的诗歌意象之中，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提升。西川建立自己的诗歌方式的努力是通过对语言进行诗性操作而实现的。诗人有良好的控制力，他超越了长期以来在年轻人中风行一时的“青春写作”，很少运用激烈的、呼告式的语言直抒胸臆，而代之以智慧的、澄明的、沉着平缓的叙述。他善于把智性的感悟与富于象征性与隐喻性的意象结合起来，使其诗作不再是直线式的指陈，而是处于不同运动状态的多种元素的交错与纠结，从而构成厚重的张力之网。西川早期诗作在诗歌精神和思维方式上受西方大师的影响是明显的。进入1990年代后，西川明显地调整了价值取向，开始有意识地衔接中国的诗
学传统，这在他的作 品中有明显体现。
张清华：西川是脱颖于第三代诗人中的佼佼者，也是19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不只是因为其学院背景与身份，更是因为其道义责任、智性含量、风格气质与美学神韵。西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处于一个复杂的交叉点上：既作为1990年代初期悲情的和批判性写作的一个代表，作为学院诗人中最具有活力和魅力的一个，作为从青春性与叛逆性写作向着专业性和持续性写作转换的一个代表者，同时又是个性化的“个体写作者”，难以用概念指称其意义的个性化诗人。西川在当代诗歌主题上打开了另一个复杂的精神空间——即“在世者”和“在场者”的精神求索，他的《致敬》、《汇合》、《厄运》、《近景和远景》等长诗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遭遇、灵魂冲突与情感承受，从历史与传统、具象与形而上的纵横交叉的意义上作了充满预言性与戏剧感的书写与探求。同时，他在形式上的多样与创造性也使之堪称当代诗人的翘楚，早期的精致与准确、灵动与惊警，与后期的铺陈与开放、弹性与散漫，其构造的完美和“破”的机巧，都给当代诗歌的形式与美学留下了珍贵财富。另一方面，他出众的才华与深厚的修养，使之成为中国当代诗人中广受尊重和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个代表。
3 、于坚 代表作品：《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0档案》《便条集》《过海关》《女同学》《罗家生》《在旅途中不要错过机会》《事件》《飞行》《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台湾唐山出版社
， 1999 ）等 。 张学昕：于坚是“第三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他的诗歌，试图回到事物本身，写出存在的本真性。他早期的“高原诗”，完全可以读作云南的地理志和风物志，后来则将诗艺的探索引向口语的使用，将日常生活带入汉语诗歌。这可以看成是对“朦胧诗”象征化语言方式的弃绝。他以朴素直接的汉语，一改往日诗歌的不及物状态；以解构的方式，清除了语词底部的意义淤积，重建了词与物的关系。由此，“诗”在他那里变成了一个动词，每一次写作都意味着与存在的默契的照面和对世界的重新命名。这也就决定了于坚诗歌的风格和深度：拒绝隐喻，在自然、原初的口语中，纵横冲突，以此写出人真实的存在处境。这对于汉语诗歌无疑是深具意义的，这也足以让诗歌史记入于坚的名字。 何平：日常生活志、方言、边地，于坚的诗歌很容易被想象成颠覆什么、反抗什么和瓦解什么。但事实上，这里面存在深刻的误读。和大量对于坚的仿写不同，于坚不只是炫技式的假借和挪用日常生活志、方言、边地，来顾左右而言他。在于坚的诗歌中，曾经被湮没、被蒙尘，而失名、无名、污名的日常生活、方言、边地被于坚挖掘、擦拭和重新命名。他的《便条集》更是呈现一种“便条”式的诗歌立场。在整个当代诗歌写作的宏大场景一直存在着这样“便条”式的书写立场。 燎原：于坚的诗歌，代表了与技术性的文本写作相反的一极。他是当代诗人中最早以清醒的自觉，将现代主义艺术观念和手段，与当代城市平民生活场景相对接的诗人。与这一场景相对应，他的诗歌语言在精微的指涉体现中，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公众化呼应。以《0档案》为代表的他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以富有文体侵略性的杂沓、宏阔和笨重，形成了对庞杂材料综合处理中，集装箱式的容量。也体现了他在当代
诗坛的艺术革新中，一 个标志性诗人的重量。 陈超：于坚是“朦胧诗”的表意模式之后最重要的诗人，“第三代诗”突出的代表之一。于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诗歌，至今仍以旺盛的创造活力不断提供出量高质精令人瞩目的作品。仅观他三十年来的写作，其创造力型态有着鲜明的连贯性或整体性。他的诗歌是有“根”的，这个根，既扎在我们生活的自然意义上的大地，也扎在具体的历史生存的“土壤”里，同时还扎在诗人个人自觉的话语方式中。他在“从隐喻后退”的诗学理念下，有效地反对僵化的文化系统和所指系统，写出被整体话语所忽略和遮蔽的日常生存细碎角落里的沉默或喑哑的生存“原子”，这是一种将“生存具体细节化”的成功的努力。
篇三：为诗人立碑
诗人马卓为了改变他蜗居山村的现状，从隆回跑到邵阳来参加公务员考试。临考的前一天下午，他没有呆在旅馆里猛背考题，做一把最后的冲刺，而是搭了个摩的，来看看我这个诗友兼老乡。故人相聚，自有一番感慨。回忆起初次相识，乃是在四年前的古城武冈。那时我还闷在宝方山下的红砖宿舍里默默地酝酿着文学梦，在书本和山水间孤独地遨游，几乎不为人所知。陡然有家乡的诗人来访，自然于寂寞中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马卓是和马逸云联袂而来，他们是同处一个山村的挚友。逸云先前和我通过几封信，交流过一些对诗歌的看法，马卓也是他在信中隆重予以介绍的。初次跟他们二人见面，就在对方的眉宇间读出了和自己类似的落寞和忧郁。三个人都是寡言之辈，默默地穿过老南门洞子，在都梁古道上并肩而行。其时夜色弥漫，星光寂寥，红尘中有灯红酒绿，笑语喧哗，但和年轻而沉郁的诗人们似乎没什么关系。我们和世界之间好像隔了一道无形的玻璃屏障，似乎离得很近，却终究无法融入。或许诗歌就产生于此种陌生化的观照之中吧。此景此感，今天回忆起来，仍是宛如在昨夜。此刻与马卓重逢，思及逸云已于三年多前弃世，如白云飘然远逝于渺茫无极之处，未免心生凄怆。回忆起那时我闻讯赶去长甄，但见孤坟一座，隐于乱松杂草之间，坟前空寂无碑，便询问马卓，现在是否已经立好碑？眼睛立刻红了，马卓轻轻摇摇头，然后又解释道逸云家里实在太穷。我委实感到难过，低头无言。后来我就提议发动湘西南的本土诗人捐款，来为逸云立碑，不至于其长眠之地数十年后沦为无主之坟，并与马卓约定，由我负责筹款，由他负责立碑箍坟。送走马卓后，本想把自己关进书房里，推敲一下此事的具体实施步骤，无奈心潮难平，在客厅里走过来踱过去，面前总晃动着马逸云久违的身影。印象中他的头发微卷，看人时习惯眯起眼，朴实中透露着些许孤傲。听说，他在日记中很早就记载着身上的异常症状，比如经常有血尿，比如皮肤青紫。但家里太穷，供他读书已是非常勉强。他便一直挺着，没告诉任何人，或许还心存侥幸，企盼着不是什么大病。师范毕业后，当了乡村小学老师，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他有义务替日益年迈的双亲把担子挑起来。攒下微薄的工资，逸云替家里修了新砖屋，但背上了不轻的债务。缺钱治疗，他干脆不理会身上的病魔，单凭着对亲人的责任感和对诗歌的痴迷在人世间支撑着行走。与我通信的时候，他其实已到了白血病中晚期，忍受着越来越频繁的高烧，却不肯到大医院去做明确的诊断，每次只在乡诊所打针退烧了事。在信中他根本不提自己的痛苦，只是热情洋溢地与我探讨诗艺。见面后，他到我宿舍长谈，并久久在我的书架前流连。见他抽出《西川的诗》，翻看后久久不愿释手，我后来买了一本寄给了他，并说他长得有点像西川，希望能从中有所受益。逸云很高兴，在电话中表示以后要多读书，多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学习，传达给我的乃是向诗歌高峰攀爬的勃勃雄心。但他又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急着要把他在艰难岁月中积攒下的诗篇结集自费出版，并和四川某诗歌刊物编辑商谈了出版事宜。那个编辑发过他的诗，谈到签定协议的问题时，就摆出老师的身份，表示无须如此。逸云生性淳朴，对该编辑又向来心存感激，就相信了他的空口承诺，把诗稿和借来的几千块钱寄过去。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日思夜想的就是这本诗集的面世。但他永远看不到了。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再次遭受高烧的猛烈袭击。在乡诊所打完吊针暂时压下眩晕感后，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挺不过去了，死神将因为他的清寒而提前攫走他年轻的生命。逸云回到家中，要求跟双亲睡在一张床上。第二天凌晨，他开始剧烈地颤抖。惊慌的父母把他抱上乡村的三轮摩托，往县城赶去。但已经来不及了，在车上，这对一辈子吃苦的夫妻眼睁睁地看着唯一的儿子在怀中渐渐冷去饱受重压的身体。逸云逝世后，在异乡打工的女朋友闻讯赶回，大哭一场后，带走了他留存在家的全部文稿。而某编辑为他出书的事，却始终没有下文。马卓一再打电话过去，那边总是说会出，但一拖就是近四年，到如今仍是空花泡影。逸云地下有知，倒应该去四川找此人好好谈谈，问他到底有没有做人应该具备的良心。
思及此事，我感到义愤难平，站在窗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方稍舒胸中郁闷，转而又想起马卓提起过，在逸云身后，村人倒有些议论，说他平常不怎么跟人打招呼，似乎过于冷傲。马卓当时感到很疑惑，因为逸云跟他在一起，总是那样热情而善解人意，口才也很不错。我倒是非常理解。诗人就是这样，不太会伪装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往往显得笨拙而突兀，所以他们比常人要遭受更多的磨难和非议。他们全部的智慧和心力都凝聚在了那些美丽的诗句上，所以不太会花心思去琢磨如何应对他人，如何在复杂的人际框架中游刃有余。诚然，写诗不能够成为无视日常生活的借口。但诗歌是语言最精粹的表现形式，诗人以其毕生精力擦亮语言的神灯，维护着语言的纯度，任何民族，任何国度，对自己语言的守护者多些宽容和谅解，总是应该做到的。一个连自己的诗人都不懂得爱护的国度，无论在物质发展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其精神质量总是令人生疑。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陶渊明，李太白，苏东坡，这些狂狷不羁的诗人，虽然也遭受了种种打击，但大部分人对他们总是怀着真挚的热爱，对他们每一次才华的挥洒总是报以会心的微笑和热烈的掌声。甚至连皇帝本人都对飘零江湖的诗人表示倾慕。唐明皇欣赏李太白的飘逸纵横之才，以御手调羹的方式表示对他的关爱。宋神宗牵挂贬谪在外的苏东坡，每次读到内侍所呈的诗人新作，就会停箸不食，咏叹再三。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整个民族都具有极高的文学鉴赏能力，连邻家的老妇都能对诗人于羁旅中的题壁之句进行品评，连酿酒的村夫都能从诗人的对月长吟中感受到审美的愉悦。但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我们这个民族似乎遗落了太多的美好传统，对艺术的细致感受力也变得粗糙，甚至是一片茫然，似乎现代化仅仅意味着拥有数字化电视和全自动洗衣机。西川说过，这是一个粗通文墨的时代。那么，语言的最高形式遭受冷落，算是大势所趋。诗人和诗歌的日益艰难，也可想而知。不过没关系，世界上只要仍有一个诗人存在，诗歌就不会死亡。而只要有灵魂在闪光，总有人会提笔写出那些让人迷醉的诗行。尽管海子死去的时候穷得只剩下一堆书，尽管昌耀为病魔所逼无钱治疗最后从高楼上一跃而下，但我相信他们是有福的——哪怕在尘世中活得再艰难，总有诗歌来充实这些敏感而受伤的心灵。我相信，逸云也曾幸福过。至少在写下那些奇崛灵动的诗句时，他是幸福的。我相信。
似乎是得到了某种安慰，我微微叹口气，拿起了电话。
二零零六年清明时节，湘西南本土诗人马笑泉、马卓、李春龙、龙章辉、贺君，捐款千元，为英年早逝的诗友马逸云（原名马中平）立碑箍坟于隆回六都寨镇长甄村马环坳，并对普天下尚在尘世中辗转奔波的诗人们说一声：珍惜自己，就是珍惜诗歌。
附：马逸云遗作
天空的一把大锁 谁也打不开你的高度 闪电是你的翅尖 在天壁上擦出火光 将我黑夜里的眼睛照耀 让我看见你孤独的心脏 像一把呼啸而去的火炬 在茫茫夜空里熊熊燃烧 不能成为鹰 就成为鹰爪里的一只小鸟 让我血染的局部羽毛 在无限坠落中获得高度 …… 母亲在河边杵洗衣服
一遍一遍地杵洗 几千年了 乡村的月亮总是白白净净 发出诱人的皂荚味儿 远远近近 我听见母亲杵一声咳一声 悠长的岁月里 母亲将爱带着浓密的血丝 声声咳嗽出来 母亲轻轻地杵 河干干净净地流 绕过母亲 河 爱一样源远流长 多少这样的夜晚 河流划响月光的声音 让我的村庄处子般安静、祥和异乡雨
那句缝着补丁的唠叨 被远隔故乡千里之遥的 一场雨挡着 怎么递也递不过来
站在异乡的雨里
来来往往的伞
把我淋得透湿……
( 根据逸云所寄作品剪报整理)
《西川的诗》出自：百味书屋
链接地址：http://www.850500.com/news/42841.html
转载请保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