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上海海事大学中国航海史课程论文《鉴真东渡的深远影响》
鉴真东渡的深远影响
李宝
航海147，201410111227
【摘要】在有中国人的时候，就有了中国人的航海。在中国的航海史上，出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最先开创了海洋精神的时期，应该是郑和那个时代。中国人自古就是海洋上的勇者，最具有代表性要数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了。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也许留给今天的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他那刚毅执着的精神品质和中日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但是，对于他赴日途中的航海行径，对中国航海史有着怎样的意义，并未有多么深入的研究。所以本文从鉴真东渡的航海技术和航海发展史的角度，对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字】鉴真东渡；航海；意义；影响
一、 事件背景和过程：
唐代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能自给自足的体系，经济发达，地域辽阔，科技先进，各方面都处于世界的前列。所以，唐代的人民，在世界面前很有自信和底气，在与海外交流时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鉴真大师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普度众生的使命感，11年6次东渡日本，最终完成了他的夙愿。
鉴真，是唐朝扬州德高望重、闻名遐迩的受戒大师。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来了两名留学僧荣睿和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法受戒。笃信“普度众生”的鉴真大师，不顾路途的遥远与艰险，毅然率领弟子们踏上了六次东渡日本的艰难历程。
第一次东渡，开始于唐天宝二年（743年），鉴真和弟子祥彦等21人来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却因受到官府的干涉而失败。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僧人私渡日本是犯法的，故鉴真还没有动身起步，就被别人举报，因此初次东渡因此而终；第二次东渡（744年），鉴真买了一搜军船，带好了准备的粮草等物品，师徒一行再次由扬州出发，顺长江举帆而下。这次虽然没有走漏风声，却遇上了狂风恶浪，巨浪滔天，船体破损，所以无法继续行驶了，虽然及时抢修了，但时节正值隆冬，寒风刺骨，其艰险程度难以想象，因此，第二次东渡也宣告流产；第三次东渡，在鉴真的亲自组织下，欲取大盘山直驱日本，扬帆起航，然而到达大盘山后却无法靠泊，又因风向不对，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才继续航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他们行驶到乘名山（今舟山到北）时，船体却因触礁而再次破损，之后好不容易得到援救，却又被地方官软禁在寺庙中。所以，第三次东渡也再次夭折；第四次东渡，原本做好了相关准备，但因鉴真弟子灵佑怕师傅冒死生莫测的风险，牒告官府，极力阻拦。于是，官府派人到寺庙中捉拿他们并将其护送回扬州。所以，第四次东渡又被迫中断。第五次东渡（748年），日僧荣睿、普照再次到扬州谒见鉴真，迅速商议再赴日本。鉴真没有动摇，继续出海，但船行驶到狼山附近时，经历风急浪高的考验，之后横渡东海时遇到了台风。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却到达了振洲（今海南岛南端），远远偏离了正常的航线，由此，第五次东渡也未能达到目的。
第六次东渡，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大半个中国，名声大噪。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东渡。虽然这次东渡又遭到了外界的阻挠，但鉴真意志更加坚定，趁他人不备之时，迅速登舟启程。这次同样是历尽千辛万苦，但终于到达了日本，实现了自己多年来宏伟的夙愿。在到达日本之后，他已是六十六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了，但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交流，他还是应允了日方的要求，他设立
戒坛，传播佛法，虽然双目失明，但能凭记忆校对佛经。他还精通医术，他最后留下的《鉴上人秘示》一书，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受鉴真弟子的委托，在鉴真圆寂后的16年，日本奈良的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谢了《唐大和上东征传》。详尽描述了鉴真六次东渡航海的艰苦历程，这对于后人了解中国、日本的造船术和航海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 多次失败的原因分析
鉴真东渡是一次伟大的壮举，它已成为了中日交往史上一个著名的事例，但是，它既然发生在科技发达唐代盛世，为什么还历经这么多次的失败？它是不是代表了唐代的航海技术的发展水平？鉴真可不可以称得上航海家？对此，我们还得做一些探讨。
首先，在出海政策方面。唐代虽然海外贸易较为发达，但它贸易的对象只是限于今印度、阿拉伯等东南亚地区。而对于当时的日本，尚处于封建经济文化兴起时期，因此唐朝不注重与日本的交往，甚至在海外政策上对其也有一定的禁律，尤其是坚决阻止平民出海日本。因此，鉴真在第一、第四次东渡日本时，发生了被人告密、官府逮捕的情况。鉴真也是极力遮蔽耳目，减少影响。由此可见，由于政府政策的影响，给鉴真东渡带来了不少的阻挠。
其次，由于唐代的造船工业有着很大的发展，但这些造船工厂往往都是集中式的，全国有好几家大型的造船厂。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船厂，几乎把民间中优秀的工匠和造船材料都搜刮殆尽了。因此，处于民间阶层的鉴真凭自己的有限力量是不可能找到优秀的造船能手和良好的造船材料，也就不可能造出结实的船舶。这也是他们多次遭遇风浪就发生船舶损坏的原因。再者，从船员的技能水平看，那些有良好素养，有丰富经验的船工早已被政府招之任用了，留在民间的只是一些普通的、缺乏丰富航海经验的人。鉴真每次东渡，不免都是大量的这种人来滥竽充数充当船员。他们在航行时，不会掌握天气和海洋的规律变化，比如，在第一、二次出海时，当时海洋上恰有来自北太平洋的强大的东北季风，有航海经验的人是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海的，出海必然遭到重创。同样第三次出海，也是由于东北风的影响，船被吹的远远得偏离了正常的航道，被吹到南海去了。第六次虽然鉴真本人到达了日本，但同行的几艘船早已不知被吹向何方，甚至还大大遇难受伤…然而这些船工们并不懂得这些，只是单纯的凭借一股勇气出海，致使鉴真一行险些葬身大海。
三、意义和深远影响
鉴真怀抱着兴隆邻邦佛法的态度，普度众生的心愿，不畏沧海险阻，历经十年时间，出生入死地六次东渡，最终以六十六岁的高龄东渡成功，并且在日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带给日本的先进文化是流芳百世的。但是，单从鉴真航海这一方面，我们对鉴真东渡的评价，还得有着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正确得出它在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等航海方面的影响，正确确定它在航海史上的研究地位。
在唐代之前，我国的航海史有三个较大的发展阶段：奴隶社会时期，人们从单一的木板船发展到了带有简单风帆的船；之后在秦朝时，可以设计出了有多重甲板的楼船；再往后就有了更高楼层的较大型船舶，如隋唐时的载有八百人的“五牙舰”，甚者有着先进的水密隔舱。所以说，唐朝时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是相当先进的了，在世界的海运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参考意义。所以，鉴真本人的航海，但由于各种原因，唐朝较为发达航海技术并没有在鉴真身上得以全部体现，鉴真东渡也并没有真正反映当时的造船水平。所以，鉴真固然不能称得上是航海家了。鉴真为实践佛法而与之斗争的对象是大海，为了超越海洋，达到海之彼岸，他几乎花费了半辈子的时间，其精神固然可嘉，但效果并不理想，且不说浪费时间和精力，单是最后一次成功也是非常侥幸的，倘若天公不作美，鉴真也只好抱憾终生了。不过，我们从这个事件中倒是可以得到一点有关唐代的航
海状况，这对与航海史的研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比如，鉴真第六次东渡偏离所走的是南岛航线，史料中就曾记载了南岛上有各种标牌、岛名、泊船处等各种标志，这就可以说明当时的南岛航线是一条非常繁忙的航线。
总之，不管鉴真东渡对航海史研究是否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鉴真大师能够不顾个人的安危，在条件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普度众生，这一点是永远值得赞扬和肯定的。鉴真的航海事迹，真实的反映了中日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关系，并且他的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品质，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尤其是在未来的航海生涯中，能够有鉴真大师的这种大无畏勇气，才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
1.百度百科《鉴真东渡》
2.张静芬《鉴真东渡日本》
3.《古代航海大事迹》
篇二：鉴真东渡
鉴真东渡在中国航海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李德鹏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类151班 201510320031
【摘要】 在有中国人的时候，就有了中国人的航海。在中国的航海史上，出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最先开创了海洋精神的时期，应该是郑和那个时代。中国人自古就是海洋上的勇者，最具有代表性要数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了。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也许留给今天的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他那刚毅执着的精神品质和中日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但是，对于他赴日途中的航海行径，对中国航海史有着怎样的意义，并未有多么深入的研究。所以本文从鉴真东渡的航海技术和航海发展史的角度，对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字】鉴真东渡、航海、意义、影响 一、 事件背景和过程：
唐代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能自给自足的体系，经济发达，地域辽阔，科技先进，各方面都处于世界的前列。所以，唐代的人民，在世界面前很有自信和底气，在与海外交流时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鉴真大师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普度众生的使命感，11年6次东渡日本，最终完成了他的夙愿。
鉴真，是唐朝扬州德高望重、闻名遐迩的受戒大师。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来了两名留学僧荣睿和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法受戒。笃信“普度众生”的鉴真大师，不顾路途的遥远与艰险，毅然率领弟子们踏上了六次东渡日本的艰难历程。 第一次东渡，开始于唐天宝二年（743年），鉴真和弟子祥彦等21人来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却因受到官府的干涉而失败。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僧人私渡日本是犯法的，故鉴真还没有动身起步，就被别人举报，因此初次东渡因此而终；第二次东渡（744年），鉴真买了一艘军船，带好了准备的粮草等物品，师徒一行再次由扬州出发，顺长江举帆而下。这次虽然没有走漏风声，却遇上了狂风恶浪，巨浪滔天，船体破损，所以无法继续行驶了，虽然及时抢修了，但时节正值隆冬，寒风刺骨，其艰险程度难以想象，因此，第二次东渡也宣告流产；第三次东渡，在鉴真的亲自组织下，欲取大盘山直驱日本，扬帆起航，然而到达大盘山后却无法靠泊，又因风向不对，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才继续航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他们行驶到乘名山（今舟山到北）时，船体却因触礁而再次破损，之后好不容易得到援救，却又被地方官软禁在寺庙中。所以，第三次东渡也再次夭折；第四
次东渡，原本做好了相关准备，但因鉴真弟子灵佑怕师傅冒死生莫测的风险，牒告官府，极力阻拦。于是，官府派人到寺庙中捉拿他们并将其护送回扬州。所以，第四次东渡又被迫中断。第五次东渡（748年），日僧荣睿、普照再次到扬州谒见鉴真，迅速商议再赴日本。鉴真没有动摇，继续出海，但船行驶到狼山附近时，经历风急浪高的考验，之后横渡东海时遇到了台风。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却到达了振洲（今海南岛南端），远远偏离了正常的航线，由此，第五次东渡也未能达到目的。
第六次东渡，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大半个中国，名声大噪。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东渡。虽然这次东渡又遭到了外界的阻挠，但鉴真意志更加坚定，趁他人不备之时，迅速登舟启程。这次同样是历尽千辛万苦，但终于到达了日本，实现了自己多年来宏伟的夙愿。在到达日本之后，他已是六十六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了，但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交流，他还是应允了日方的要求，他设立戒坛，传播佛法，虽然双目失明，但能凭记忆校对佛经。他还精通医术，他最后留下的《鉴上人秘示》一书，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受鉴真弟子的委托，在鉴真圆寂后的16年，日本奈良的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写了《唐大和上东征传》。详尽描述了鉴真六次东渡航海的艰苦历程，这对于后人了解中国、日本的造船术和航海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 多次失败的原因分析
鉴真东渡是一次伟大的壮举，它已成为了中日交往史上一个著名的事例，但是，它既然发生在科技发达的唐代盛世，为什么还历经这么多次
的失败？它是不是代表了唐代的航海技术的发展水平？鉴真可不可以称得上航海家？对此，我们还得做一些探讨。
首先，在出海政策方面。唐代虽然海外贸易较为发达，但它贸易的对象只是限于今印度、阿拉伯等东南亚地区。而对于当时的日本，尚处于封建经济文化兴起时期，因此唐朝不注重与日本的交往，甚至在海外政策上对其也有一定的禁律，尤其是坚决阻止平民出海日本。因此，鉴真在第一、第四次东渡日本时，发生了被人告密、官府逮捕的情况。鉴真也是极力遮蔽耳目，减少影响。由此可见，由于政府政策的影响，给鉴真东渡带来了不少的阻挠。
其次，由于唐代的造船工业有着很大的发展，但这些造船工厂往往都是集中式的，全国有好几家大型的造船厂。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船厂，几乎把民间中优秀的工匠和造船材料都搜刮殆尽了。因此，处于民间阶层的鉴真凭自己的有限力量是不可能找到优秀的造船能手和良好的造船材料，也就不可能造出结实的船舶。这也是他们多次遭遇风浪就发生船舶损坏的原因。再者，从船员的技能水平看，那些有良好素养，有丰富经验的船工早已被政府招之任用了，留在民间的只是一些普通的、缺乏丰富航海经验的人。鉴真每次东渡，不免都是大量的这种人来滥竽充数充当船员。他们在航行时，不会掌握天气和海洋的规律变化，比如，在第一、二次出海时，当时海洋上恰有来自北太平洋的强大的东北季风，有航海经验的人是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海的，出海必然遭到重创。同样第三次出海，也是由于东北风的影响，船被吹的远远地偏离了正常的航道，被吹到南海去了。第六次虽然鉴真本人到达了日本，但同行的几艘船早已不知被吹向何方，甚至还大大遇难受伤?然而这些船工们并不懂得这些，只是单纯的凭借一股勇气出海，致使鉴真一行险些葬身大海。 三、意义和深远影响
鉴真怀抱着兴隆邻邦佛法的态度，普度众生的心愿，不畏沧海险阻，历经十年时间，出生入死地六次东渡，最终以六十六岁的高龄东渡成功，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鉴真东渡2.作者 张静芬 著 鉴真东渡日本 3.中国励志网 古代航海大事迹
并且在日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带给日本的先进文化是流芳百世的。但是，单从鉴真航海这一方面，我们对鉴真东渡的评价，还得有着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正确得出它在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等航海方面的影响，正确确定它在航海史上的研究地位。
在唐代之前，我国的航海史有三个较大的发展阶段：奴隶社会时期，人们从单一的木板船发展到了带有简单风帆的船；之后在秦朝时，可以设计出了有多重甲板的楼船；再往后就有了更高楼层的较大型船舶，如隋唐时的载有八百人的“五牙舰”，甚者有着先进的水密隔舱。所以说，唐朝时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是相当先进的了，在世界的海运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参考意义。但由于各种原因，唐朝较为发达航海技术并没有在鉴真身上得以全部体现，鉴真东渡也并没有真正反映当时的造船水平，目的也并不是进行海上探险活动，而航海家是以海上探险为主要目的的。所以，鉴真固然不能称得上是航海家了。鉴真为实践佛法而与之斗争的对象是大海，为了超越海洋，达到海之彼岸，他几乎花费了半辈子的时间，其精神固然可嘉，但效果并不理想，且不说浪费时间和精力，单是最后一次成功也是非常侥幸的，倘若天公不作美，鉴真也只好抱憾终生了。不过，我们从这个事件中倒是可以得到一点有关唐代的航海状况，这对与航海史的研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比如，鉴真第六次东渡偏离所走的是南岛航线，史料中就曾记载了南岛上有各种标牌、岛名、泊船处等各种标志，这就可以说明当时的南岛航线是一条非常繁忙的航线。
总之，不管鉴真东渡对航海史研究是否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鉴真大师能够不顾个人的安危，在条件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普度众生，这一点是永远值得赞扬和肯定的。鉴真的航海事迹，真实地反映了中日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关系，并且他的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品质，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尤其是在未来的航海生涯中，能够有鉴真大师的这种大无畏勇气，才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
篇三：中国古代各时期航海发展现状概述
中国古代各时期航海发展现状概述
学号：201110710205班级：经济116 姓名：张国庆
古代中国虽是灿烂黄色的农业文明，却也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航海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中国现拥有内海渤海和琼州海峡，大陆的东面和南面有位于太平洋东部的黄海、东海和南海；中国现在海岸线长18000余公里，领海中有7000多个岛屿，岛屿线长14000余公里;现有河流中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5800余条，总长度420000公里，其中注入海洋的河流的流域面积占全部江河流域总面积的64%，此外，大小湖泊也有2000多个；还有相当重要的是沿海的风有着典型的季风气候特征。在古代中国，我国辛勤的劳动人民就开始运用自己的智慧利用这些优越的条件进行了航海的探索。
中国古代航海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初创期，公元前221年前，即先秦时期；发展期，公元前221年-220年，即秦汉时期；徘徊起伏期，220年-589年，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繁荣期，589年-960年，即隋唐五代时期；全盛期，960年-1368年，即宋元时期；由顶锋转向停滞期1368年-1840年，即明清时期。下面就介绍一下中国古代航海各个时期的发展概况。
一、初创期
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航海活动最早开始在新时期时代，至少在7000年前，中国已能制造原始的水上航行工具，如竹筏、木筏和独木舟等；而木帆船的出现则带来了中国造船与航海文明史上的革命，殷墟遗址出土的物件更是证明商代已开展了海外航海贸易；在西周时期，我国与越南和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已成雏形；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的讲话交叉的综合航行网络已初步形成，海上强国的出现更是致使海上战争频发。
殷商与西周时期，人们除了会制造船舶之外，已能制成帆而利用风力航行。甲骨文用“凡”通假“帆”字，说明殷人行船已经使用帆，不过，这时的帆一般主要用在陆地江河航行中。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海上活动兴起，人们航海的地理知识逐渐增加，将中国东部外测的不同水划成“北海”（今渤海）、“东海”（今黄海）、“南海”（今东海）。人们已了解到“百川归海”并一开始在沿海巡航。在这一时期，人们在认识风的同时，也对一些云雨气象有所了解，如《尚书·洪范》“月之从星，则从风雨”等都是人们在航行中注意天气变化而总结出的经验规律。人们对海洋水文特别是潮汐有一定的了解。如《尚书·禹贡》“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等，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趁涨潮出海，利用海洋定向潮流，顺流而下。而此间更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海上导航技术已与天文学联系起来。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对二十八星宿和一些恒星进行了定量观测，并取得了可喜成果，并把海上航行与天文学相结合，利用北极星为航行定向。战国时期，磁石“司南”已发明。但其用途主要用于陆上定位。英尺，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以太阳和北极星为海上导航标志。
总之，在此初创时期的航海技术已有一定的基础，人们对海洋的认识逐渐深刻，对洋流、风力、潮汐，和海上天文、气象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利用太阳和北极星为海上导航标志，并发明了海上测天体高度的仪器。
二、发展期
此间正是造船业大发展和航海工具的成熟时期。在此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季风规律，并将其应用于航海活动。实际上，东汉应勋在《风俗通义》已经提到：“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落梅风”意即梅雨季节以后出现的东南季风。两汉时期人们只有利用季风，才能做远洋航行。在先秦时期天文导航的基础上，秦汉时期的导航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根据《汉书》，西汉时海上导航的占星类书籍已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等有关书籍总计达一百三十六卷之多，这些应是中国航海人员记载下来的他们在航海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天文经验和规律，此中应涉及到航海中对星座、行星等位置的判定对于确认航线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地文导航与陆地定位在航海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汉时，人们已能利用“重差法”精确测量海上地形地貌。唐代李淳风《海岛精算》记载了这种利用矩或表进行两次观测，可求得海岛之高度和与船的距离，这对后世航图的测绘及航程的推算具有深远的影响。
《史记》载，秦始皇在位期间曾先后四次巡游江海，以示强威服海内，其中公元前219年的巡游为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大规模远航活动。秦朝时，以徐福为代表的秦人大规模东渡日本也得以成功。汉代时期，汉武帝也曾七次巡海航行并以军事实力扫清阻力从而畅通了沿海的海上航路。另外，汉朝时期还开辟了一条印度洋远洋航行的航路，即后来在19世纪有德国学者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秦汉时期，造船业的发达，能够利用季风航行，能对潮汐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天文和地理导航知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航海技术的进步，这些都使中国航海的发展不落人后。
三、徘徊起伏期
三国时，魏国对日交往，吴国孙权派卫温到夷洲（即今台湾），他们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两晋时期，孙恩、卢循海上大起义，反映了东南沿海人民巨大的航海能量。法显和尚天竺求学后能够只身航海回国，并留下一部关于远洋航行的对了解和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古代航海活动有中国大意义的纪实性文献——《法显传》；南北朝时对外贸易络绎不绝广州直达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的远洋航线开通，东西亚海上联系增强。
但是此时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这从总体上影响了秦汉以来古代航海活动的发展势头，由于东南沿海相对稳定，经济重心与航海重心开始南移，江南与东南沿海各政权也尽量利用濒江临海的优越自然条件加强了海内外各种性质的对外航海联系。因此这个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中国古代航海的徘徊起伏期。
四、繁荣期
隋唐五代时期航海技术趋于成熟，人们已能熟练运用季风航行，天文、地理导航水平都有明显提高，对潮汐也能进一步正确解释。
隋朝时，大陆台湾通航恢复并加强，隋朝还对高丽进行了三次航海活动并五次派使节赴日考察，此间，常骏、王君政也出使赤土国；唐朝时，鉴真东渡日本，为中日交流做出很大贡献，“海上丝绸之路”全面繁荣，中国能够直航直航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并首次到达红海与东非水域。此外唐朝还出现了大型海港（如广州、泉州）并设置了专门管理航海贸易的市舶司和市舶使；五代十国时期，东南沿海继续发展。这都为宋元时期航海的全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人们已能认识到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风到来和结束的规律，并称这种与航行有关的季风为“信风”。在利用信风航行的同时，人们不断归纳总结
直至掌握完整信风的规律。义净正是利用对南海季风、北印度洋及孟加拉湾的季风和洋流规律的认识乘船到达东南亚室利佛逝国并回归中国的。在唐代，由于对海洋气象也有了进一步认识，人们已经能利用赤云，晕虹等来预测台风。唐代天文定位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量术。开元年间天文学家僧一行已可以利用“复矩”仪器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面的高度，虽与实际数字有一定的差距，但这是世界首次对子午线的实测，而且这种测量术很可能已经在航行中使用。唐代航行者已掌握利用北极星的高度而进行定位导航。与天文定位术一样，隋唐地文导航技术也有一定提高。“广州通海夷道”中对航海方向、距离、时间的记录已相对具体，对某些地区的地理位置或地形特征已有明确的地文定位描述，而且其记录了远洋航行中的人工航标。特别是随着数学的进步，航海家已经能在勾股定理相似关系的原理基础上，运用两次观测计算的“重差法”来测量陆标，这大大提高了海岸测量术的水平。在《海涛志》中，窦叔蒙深入研究了潮汐运动与月亮运动的同步规律，对潮汐运动中的形成原因、大小潮出现的时间、计算方式、潮汐循环的周期等做了详细的论述。封演也对一月之中潮汐逐日推移的规律做了非常清晰的论述。
此时，中国航海发展已很繁荣，隋末唐初后，我国的海船就以体积大、载量多、风力强而闻名于世。
五、全盛期
宋朝时，对日的民间航海十分活跃，这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宋朝时期， 航海技术的提高,最突出的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宋以前的航海指引，一般是凭天象、天体识别方向，夜以星星指路，日倚太阳辨向。至北宋时期，航海技术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船队已能利用指南针航行。南宋时期，指南针发展成罗盘形构，精确度不断提高，应用更为广泛，海上航行已普遍依靠指南针指示方向。由于罗盘广泛地应用于航海，加上前人积累的牵星术、地文、潮流、季风等航海知识，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水密隔舱技术，使宋代后的航海家可以长年在海上远行。宋代人开辟了横越印度洋的航线，尤有重要意义，宋代航海家从广州、泉州启航，横越北印度洋，可直航至西亚和非洲东海岸。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不仅促进了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更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此外，宋朝关于海图的记述也已十分明确。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南宋叛臣刘豫献于金主完颜亶的海道图等，都说明了当时海图的发展。海上交通航线的发展，为海道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海道图的产生是人类海洋知识不断积累的结果，为人类进一步征服海洋，发展海上交通事业，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工具与技术知识。宋朝航海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面也有较大进步，能够根据天气变化确定方位，判断环境，并已懂得利用长绳系砣测量海深，并从砣底所粘附的海底泥沙判断航行位置及情况。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措施，他们利用信鸽作为海上交通工具，而且已经能进行水下修补船只的作业工作以防止船舶渗漏致沉。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使两宋时期的对外海上交通更为安全，航向更为稳定准确，航行时间也大为缩短，进而有利于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中国海洋航运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海上漕运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元朝建都于大都(今北京)，要解决京城地区及北方粮食紧缺问题，就必须从江南调运，
其中海上漕运是主要途径之一。在远洋航运方面，无论是航行规模，还是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元代都超过了唐宋。元代较大的远洋船舶能承载千余人，有十余道风帆。阿拉伯的天文航海技术传入中国，也促进了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 由于当时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和以罗盘导航为标志的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国领先西方进入"定量航海"时期。中国舟帆所及，几达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全部海岸，与亚非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航海贸易关系。元代远洋航运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外贸港口的繁荣，尤其是泉州港，在元代经历了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和东方第一大港，而且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外贸易港。此时，民间航海也有了很大发展，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就曾于公元1330年-1390年两次从泉州出发，航海远游，行踪遍及南海、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海地区。为此，他于公元1349年写成《岛夷志略》一书，其中记述国名、地名达96处之多。
六、由顶锋转向停滞期
明朝时，中国航海发展可谓达到了顶峰，最典型的代表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1405年-1433年间，伟大的中国航海家郑和率领远洋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其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路之广、航技之高，在当时无与伦比。 而在从1405年-1411年的6年中，郑和船队更是几乎没有间断地三次出洋，每次均游历南洋和印度附近的大小国家，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政治经济上的来往。此后外国使臣纷纷回访中国，当时的南海上桅帆点点，中外往来日趋频繁，许多国家和地区使臣的来华也不再限于搭载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同时郑和的几次出访，在旧港（在今天的印尼）消灭了海盗，也加强了与南洋各国的联络，使海路得以安全通畅。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深远，其在航线及航海经验上具有历史性的突破，他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东非。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在当时靠木船、仅凭借自然的风力航行，克服海上种种困难，不仅要有航海技术、造船技术、航海经验，掌握海洋知识，而且也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这些为以后中国人的航海奠定了基础。元代以前中国的远洋航线，基本上是沿海岸航行，船的规模、数量和人数、航行的次数，持续的时间都远不及郑和下西洋。郑和通过七次大西洋的探险航行，开辟了海上交通路线，形成了系统完善的海上交通网络。前三次主要到印度以东，最远到达古里，这里是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第四次开始到达西亚、东非地区。郑和重要航线有56条，航线总长15000英里，如开辟了古里到溜山到东非索马里摩加迪沙(木骨都束)、卜喇瓦、肯尼亚的麻林地，并向南航行到比剌(莫桑比克港)、孙剌(今索法拉港)，据说分船队过了南非风暴区,远远超过了季风航行的要求。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从航海发展史角度看，具有创新性的突破，为以后的航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郑和下西洋结束后不久，悲剧就发生了，明朝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国内的海运由政府直接组织，中国航运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中国晚期封建主义的保守和僵化使后来的清王朝也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都严重阻碍了中国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航海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此中国航海业进入了由盛转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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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海史:鉴真东渡日本》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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