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参考范文【一】
“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悬殊的贫富差距，中国仅用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面对贫穷，中国的传统文化游刃有余，然而面对财富，却捉襟见肘。在公平与正义的旗帜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追问：财富是如何集中在素质低下者和品质恶劣者手中的，又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当然不会一帆风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跨越诸如腐败、软政权化、分利集团化、地方恶势力以及黑色经济等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
我得到这本书，有点“英雄所见雷同”之感，但是我不敢讲这话，因为尽管我的很多想法虽然是自己的原创和书中之意不谋而合，但是毕竟我比她晚了10年，今年20xx年了；而且我在有些看法上很肤浅，所以看这本书更有被“闷棒”般的震撼！
在此，我佩服一个女性的勇气，敬仰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同时也感受到了要做一个她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艰辛和无奈！艰辛之处在于要拿出那么多数据来揭示中国公开的秘密是多么的.不容易，而无奈则在于结局的悲哀，这种结局包括作者本人的遭遇和她警示的问题的结局，只能让人无奈！
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参考范文【二】
重读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及《我们依然仰望星空》是因为黄光裕等一批富商和高官的落马引起的。曾经读过她的书，粗粗翻阅，虽然写的深刻，却不以为然，以为她只是众多夜莺里面的一只呱呱的乌鸦，有哗众取宠之嫌，中国社会的顽疾也没有她说的那么严重。可是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之时，有一批高官和富商落马了，是人不得不重新拾起她的书，思考她书中所持有观点的警示性。当然贪官、奸商年年有落马的，何以近两年就特殊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x市原市委常委皮黔生被调查，这已是中国本月第四次公布对“问题高官”的处理情况。之前，官方分别通报，8日x市长许宗衡被调查，9日原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被调查，12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被调查。像中国首富黄光裕被囚禁……这些人可大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风云人物，甚至被称为近三十年的“创业元老”，在他们落马的前一天，各大电媒和平面媒体都正不遗余力的报道他们在改革开放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与辉煌业绩，就是这些能够成为历史功臣的风云人物，一夜落马，不知击碎了多少以他们为奋斗目标者的信心，同样引得亿万民众惊嘘不已。
知耻着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就，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依旧借用作者的话来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无论什么人都不可否认，现在比三十年前的改革伊始，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及人民的生活质量无疑成倍的增长。然而全国山和一片大好，市场欣欣向荣的时候，一批高官与富商的落马引得人们惊叹之时，而国内又发生数起群体事件，孟连、南康，甚至石首数万人等民众与官、与警察的大型冲突事件使我们在坐享改革成果的时候，心里有那么一点点不安，为什么改革开放成果丰硕的三十年后维稳成了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
在去年经济危机来临之时，网络的成绩调查中，认为腐败是中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而非金融危机，这就怪了，全世界都在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扼手断腕般痛苦时，中国的腐败问题何以稳坐头把交椅?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著作于十几年前，十年前作者就指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譬如权利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贪渎文化，市场游戏中伦理规模的缺乏，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农村的宗法组织，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失……这一连串问题，不能不说为我们深化改革敲响了警钟。至少十年前没有像三鹿毒奶粉那样危害婴儿的事件，公然把罪恶的手伸向我们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自古以来也没有像三鹿奶的制造商一样打着正义与爱心的旗帜，做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即使用丧尽天良这个词形容也过于太轻了。人的伦理道德在物欲的冲击中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完全说明藐视认得求利动机，从根本上丧失了人性。看看那些婴儿纯净如湖水的眼睛，还有那个作为“人”的人为了金钱对他们下如此的毒手呢?
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能一味的回避，就像小孩子长了一颗毒瘤，只因他小怕疼而不开刀手术，等他长大了，那“成年”的毒瘤还有被治疗的余地吗?也许有人说，等我们的经济发展到更好的时候，再去解决遗留的问题。可是什么是更好的标准，而且问题难道就不会成长吗?这无疑是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的思维方式。
就在当中国大部分经济学家唱着“新闻联播”的主旋律时，何清涟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著作像一组不和谐的音符干扰了自娱自乐的优美乐章。于无声处听惊雷，原以为它能够给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头脑发热的文化人送上一块干冰，起到降温制热的作用，可惜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甚至给这个女子政治的打压，最后背井离乡，漂泊在他国。中国社会少了一位鸱枭，而美国却多了一位精英。“一流人才在国外，二流人才搞科研，三流人才做官玩”有人调侃，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斯人独去，而那种“虽万千人而独往矣”的巾帼豪情依旧令吾辈们回肠荡气。
再次翻阅《现代化的陷阱》，三十万字，读来令我感怀不已。尽管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多余建设性，而且所指至的社会问题也不完全准确，许多观点不敢苟同，有些数据出现纰缪，可是我们却不能忽视这本书的价值。改革三十年，我们听到太多正面的声音，而我在改革三十年的成长了到二十岁，自幼就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几乎没有听到过与社会主流声音相悖的言论，而看了《现代化的陷阱》之后，感到何清涟女士的用心良苦，从改革的背面思考我们时代的症结所在，以求得医治之方。很多陷阱表面上“温柔仁慈”，我们稍不注意也许会人仰马翻。披着羊皮的狼毕竟还是狼，不会变得仁慈起来。
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陷阱，想来谁掉进去谁才会相信。所以论证它的存在与否没有人相信，意义不大。所以我只是引用近两年的几组数据，来看看数据背后的温柔的陷阱：一、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甚至有人说近两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的界限了。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Gini）根据著名的洛伦兹曲线提出的判断收入公平程度的指标。从理论上说，基尼系数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分别表现绝对平等和绝对不平等。但实际测得的数值均在0。1～0。6之间。一般认为，基尼系数的合理值应是0。25左右，其合理界限在0。2——0。3之间。也就是说超过0。5后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当然我国的数据制作专家们永远会让基尼系数保持在0。5以内，即便是超过了想来也无大碍，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中一般国外常用数据会患上奇怪的水土不服症；二、有关数据显示，全世界50%的财富掌握在2%的人手中，当前中国0。4%的人占有70%的财富（蔡继明委员），在亿万富翁家庭92%的人是特权阶层。此数据看出中国的“红色贵族”已蔚然成风，中国再也不怕被外国人讥笑是一个只有暴发户而没有“贵族”的国家。我只是用两组官方的数据来做个小小的揣摩，因小生鲁钝并没什么歹意，也无法从数据里面看出什么本质，就当是玩儿。至于这组数据后面有没有温柔的陷阱，我是没有办法分析出的。
盛世不讲危言，这恐怕是中国的一大优良传统。然而何清涟的危言却不耸听，作为经济学著作，很多人都会被它严肃的面罩与冰冷的数据吓得望而却步，而何清涟的著作却与一般经济学著作有严格的区别，只要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能在她通俗易懂的文字中安放自己的心灵，一些复杂的数据也用明了的文字阐释得一清二楚。没有故弄玄虚的假学究气氛，也没有把文字写的云里雾里的令读者模棱两可，虽然是学术著作却又杂文般的激情。
众人皆醉我独醒。何清涟如同她的名字一般，举世浊浊，而读自清涟，有李白式的大胸襟“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孤独；亦有陆游式的“位卑不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盛世的清醒着，只要心存忧患，看到好的时候辩证的想象它不好的一面，我们在面对“温柔的陷阱”时，不再视而不见或绕道远行就皆大欢喜了。如果我们绕过陷阱正踌躇满志，怡然自得时，我们的亲人朋友可能在下一刻不慎就掉了下去。
忠言逆耳不利行，希望何女士世纪前敲响的警钟，能够在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有人从中听出其中饱含深情的忧思。国家与民众息息相关，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为自己的民众寻求公平与正义，提供稳定与安全，想取得长足发展恐怕也是空谈；而民众自私自利之心大盛不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时，长此以往恐怕也会国将不国，民将不民。
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参考范文【三】
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的名篇《现代化的陷阱》出版八年了。而在很多文章中都经常引用她的其中的论述，八年的时间，却依然与目前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迷像具有极强的对照性。
《现代化的陷阱》开篇即指出：“有关转轨问题的分析家们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于改革的影响。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当今温总理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背景下，是否能看出这种滞后效应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反射呢?如果这种滞后所带来的破坏仅仅是经济上的，或许还有补救的可能，可是一旦破坏深入到人心，“哀莫大于心死”。经济学上有“劣币驱逐良币”，而这一逻辑演绎到社会和政治中去，其结果很可怕！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甚至是劣币比良币还要坚挺），就会群起仿效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前市场经济的伦理比较脆弱，随着“如何清理计划体制留下的遗产问题”用“解放思想”彻底大破。文章从四个方面：“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重建工作保障问题与收入分配的激励问题”作为切入点，指出这些问题是因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却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权力干预市场所导致的。从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来看，恰恰是权力最容易插手的市场领域，从而在根本上打破了整个市场的运作规则，整个市场的法治和人伦基础也被大规模破坏。人心浮动，没有了信念，人就象立于沙滩，无根无据，我认为现阶段引导人们走入内心宁静远比增几点gdp来得重要。
书中从学理上分析：“后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冲突，阶层的分化，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改革的期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承受力，导致社会发生严重紊乱”。所谓这种“政治体制承受力”，是原有的意识形态以及掌控这一意识形态的食利阶层最不愿触及的政治禁区。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合理社会的经典模型，“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信服”。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混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何清涟女士这样认为。我想大破必须大立。当代中国已在“深水区”改革的今天，同时注重民众的素质教育，建立符合中华民族德行信仰，树立民族自豪感已经迫在眉捷！
真的没有想到，作者1996年写的著作，我竟然在2019年以后才读到它。这真让人有一种难以述说的感受。一是难堪，在今天我认为是一本好书，然而，这样一本好书，我却在2019年后才读到它；二是激动，在现今这个金钱与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里，很难发现这样的好书了。学者们的良心与责任都被市场经济泯灭了。三是感叹自己的学习能力太差。自己读的是体育人文社会学，本来就应该博览群书，可悲的是，现在的我才找到了那么一点学习的感觉，那么一点读书的冲动，可能是自己成熟的太晚吧！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四是感叹作者的文采与犀利的目光；也感叹作者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良知。的确，在这样的年代，多数学者都在为时代歌功颂德，许多读书人也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现象中找不着北，鲜有发自内心的、异于常人，而又能拨云见日、一针见血地指明事实真相的好文章。今天，我能读到这样的文章，是我的大幸。一直以来，都还认为自己的知识还行，自己对社会的理解还比较深刻，在作者发自肺腑的文字面前，我哑然失色，顿感汗颜，虽然是六月天，仍然真实的感觉到脊梁上的冰凉和内心的惶恐不安。
传统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人，多半不会思考，缺乏怀疑精神。很庆幸自己能读到一些大智者的著作，他们让我清醒，促我反思。我个人认为，教科书与大智者的著作之间的区别有两个区别，一是，前者无论有多少个版本，其内容都是一样的，永远都在说着同样的话；而后者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都不会有相同的内容。二是，教科书永远都是告诉我们“是什么”，而学者的著作永远不告诉我们“是什么”，而启发我们自己去发现“是什么”。社会缺少的是后者，催人反思的是后者，促进人类思想进步的还是后者。
读了宝爹的《现代化的陷阱》，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让我了解了很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何清涟的观点很明确，就是总结和检讨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做的一件事——国有企业改革。这本书被禁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何清涟本人移民国外也可以理解。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的大致的想法是，外企比国企好，国企和国内私企哪个好不确定。因为国企那时困难，包括二汽这样的大企业也困难的不行，发不出工资，工人大批下岗，但在岗的人毕竟还是在大树下，饿不死；私企的话干活累，也有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风险，所以也一般般。那时的外企很吃香的，毕竟规模比国内私企大，拿的钱也比国企多。
但是还没到十年，风向就变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首选是央企、然后是国企，而且是削减了脑袋要进央企国企，再有一个是公务员，再不济也要进事业单位，外企和私企排在很后面。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上个九十年代国企玩不转，然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改完了还是玩不转，和老外合资，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于是，你不是效率低下，竞争力差么，那么我就让你垄断，没有竞争，看还活得下去不。任何行业，一旦资源和市场被垄断，傻子也能赚钱。要么一家独大，要么多家联合垄断，是一回事。《反垄断法》出台也就是放屁听个响而已。
一句话，国有企业改革总体来看是不成功的，但用垄断的方法来弥补就不能称其为不成功而应该是失败了。国企靠垄断没死，国家的财产看似保住了（其实也未必，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自不用提），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丧失了，国家出台新三十六条，向民营企业放开几乎所有的垄断领域，但没人敢做，为什么，前几年有人做了，效益好了，结果被强制要求与亏损国企合并，换句话说，是被亏损国企强制收购。于是今年再出政策，言之凿凿，也没人相信。整个经济活力没有了，国家会出问题的。
突然觉得这就是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邓爷爷92年当机立断拨乱反正，才没使旧势力重新抬头。现在，是旧势力在复辟么?是在防和平演变么?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搞市场经济呢?郎咸平说，搞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要建立法治社会，政府才能退出市场，那为什么不建立法治社会?因为法治社会的建立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个又有巨大困难。所以，追根溯源，问题在这里。
如果像何清涟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人写的这样的书的境遇没有得到扭转，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无论什么改革，即便不是作秀，也是徒劳的。
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参考范文【四】
我是一个不太关心经济问题的人，可生在这个社会，完全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但又发现我们的社会在发展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一个感性认识而已，从来也没有系统的想过，也不可能进行系统的想，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在高人的指点下，才有幸拜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经济社会问题》，是当今一部不可多得的讨论政治经济方面的好书。何清涟是社科院的一位经济研究者，从本书来看，对经济应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很可惜的是我党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实在是一个惋惜的事。这件事也让我想起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劣根性，让我们这些人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正在大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不想听与此相左的意见，因为盛世不能讲“危言”，可这个危言不是耸听。只能说，我们这个民族太好大喜功，不想正视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中国今天这个局面。
本书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所有的问题，现在一个也没有少，所有的问题只能说更加严重，各级领导都没有在发展的时候来纠正这些问题，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政绩。这些高瞻远瞩的建议，居然没有人去听，去做，还被我党列为禁书，真的一个可悲。
我从来不敢去评价这本书，但我太认同这本书，他把我们现实社会中很多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了总结，有些并提出解决方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书，我将书所列的问题在这儿摆摆，让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1. “只要劣币（非法收入）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原理）。
2. 当今腐败根源是“权力市场化”，前几年的“股份制改造”是腐败分子对“公有制的一次大规模免费午餐”。要改变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必须使权力遂步从经济领域退位，使政府由过去的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仲裁者，在制度安排上，要制约行政权力并使之与经济活动绝缘，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
3. 中国的股份制改革成为一些权力者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方式。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只有让权力遂步从经济领域中退位，使政府由过去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无仲裁者，在制度安排上，在制约行政权力并使之与经济活动完成绝缘，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
4. 股份制和房地产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生产率的提高，滋长了人们的投机心理，劣化了社会道德，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危害极大。权力无处不在，一样也渗透到房地产，致使房价高涨。房地产留下了很多后遗证，让人想起萨瓦斯的一句名言：政府这个词的词根来自希腊，意思是操舵。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可政府并不擅长划桨。
5. 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是旧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重要遗产。他已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瓶颈”。国有企业被“三座大山”压住，这“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法则不相容，其一，国有企业的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主管，其二，国有企业缺乏资本运营的概念。所以企业经理层在“经营”领导时，出现恶劣的腐败行为：一是贪污受贿；二是公款吃喝玩乐；三是安插亲信；搜刮国有资产，以国有企业养自己在处办的暗产，致使庙穷方丈富的情况。
6. 中国当代寻租活动（权力腐败）的根源；中国的“贪渎文化”。腐败让社会付出了具大的成本：政府机能的侵蚀；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官大位再发展。
7. 在靠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起家的阶层，拥有高档享受，在他们的影响下，“勤劳致富”已成为一种过时的思想观念。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得利：一是社会资源的管理者；二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三是有能力将权力变换成金钱的中介者；四是驻处机构人员；五是明星，证券人员。
8. 缺乏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三角债及杀熟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中国的改革最显著的特点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这三个方面极其不同步。政治制度的变迁滞后，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要快，经济伦理的变化则快的惊人。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在10多年里已土崩瓦解，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代替，结果导致社会严重混乱。职来道德缺失；经济信用失常（合同无效；假冒伪劣）；分配法则畸变――主变是是因为选择了“效率优先”“先发展后分配”的发展战略。中国现在的发展是牺牲平等换取效率，但真的得到了效率吗?经济伦理畸变（公、私观念畸变；金钱至上）；财富的困惑（素质低下的富人如何使用财富；国家如何管理财富；在财富面前的道德困窘）。
9. 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裕起来，已达到了，但没有共同富裕。形成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分配机制严重扭曲为发权力、人情（实际为金钱）关系和投机为本位进行分配。中国对贫富差距过大不满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而不是平均主义时代那种简单地对贫富分层的不满。
10. 人口、就业与犯罪。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中国现在突出的两大问题是就业与犯罪。而在人口、就业和犯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往城市，成为边缘人员，会兴起很多次生集团，成为黑社会的组织基础。因为安分守已和安居乐业联系在一起，如果安居乐业做不到，那就只有掠夺他人财物以维持生存。就会产生黑社会组织。
11. 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及地方恶势力。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裙带盛行，人情化力量起很大作用。现在是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合流，控制社会。农村基层守法组织盛行。地方恶势力的形成――包括宗族势力、暴发户和黑社会团伙。黑白合流。
12. 黑色经济活动和黑社会组织。地下经济-地下非法活动、违法经营、合法经营取得了非法收入。黑色经济和载体：黑社会。黑社会类型：企业化经营、以暴力为资本。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地下工厂。
结束语：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权力市场化，造成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以效率优先价值取向必将牺牲社会公平。本书像一支镇静剂，给昏热病者以镇静理智。作者像一个孙行者，对纷纭世象能洞察奸弊。 这是一本能让人轻松读完但读完后让人沉重的书。 这是一本每一个关心中国国情的人都该一读的书。
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参考范文【五】
重读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及《我们依然仰望星空》是因为黄光裕等一批富商和高官的落马引起的。曾经读过她的书，粗粗翻阅，虽然写的深刻，却不以为然，以为她只是众多夜莺里面的一只呱呱的乌鸦，有哗众取宠之嫌，中国社会的顽疾也没有她说的那么严重。可是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之时，有一批高官和富商落马了，是人不得不重新拾起她的书，思考她书中所持有观点的警示性。当然贪官、奸商年年有落马的，何以近两年就特殊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x市原市委常委皮黔生被调查，这已是中国本月第四次公布对“问题高官”的处理情况。之前，官方分别通报，8日x市长许宗衡被调查，9日原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被调查，12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被调查。（新华网）像中国首富黄光裕被囚禁……这些人可大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风云人物，甚至被称为近三十年的“创业元老”，在他们落马的前一天，各大电媒和平面媒体都正不遗余力的报道他们在改革开放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与辉煌业绩，就是这些能够成为历史功臣的风云人物，一夜落马，不知击碎了多少以他们为奋斗目标者的信心，同样引得亿万民众惊嘘不已。
知耻着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就，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依旧借用作者的话来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无论什么人都不可否认，现在比三十年前的改革伊始，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及人民的生活质量无疑成倍的增长。然而全国山和一片大好，市场欣欣向荣的时候，一批高官与富商的落马引得人们惊叹之时，而国内又发生数起群体事件，孟连、南康，甚至石首数万人等民众与官、与警察的大型冲突事件使我们在坐享改革成果的时候，心里有那么一点点不安，为什么改革开放成果丰硕的三十年后维稳成了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
在去年经济危机来临之时，网络的成绩调查中，认为腐败是中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而非金融危机，这就怪了，全世界都在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扼手断腕般痛苦时，中国的腐败问题何以稳坐头把交椅?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著作于十几年前，十年前作者就指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譬如权利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贪渎文化，市场游戏中伦理规模的缺乏，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农村的宗法组织，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失……这一连串问题，不能不说为我们深化改革敲响了警钟。至少十年前没有像三鹿毒奶粉那样危害婴儿的事件，公然把罪恶的手伸向我们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自古以来也没有像三鹿奶的制造商一样打着正义与爱心的旗帜，做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即使用丧尽天良这个词形容也过于太轻了。人的伦理道德在物欲的冲击中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完全说明藐视认得求利动机，从根本上丧失了人性。看看那些婴儿纯净如湖水的眼睛，还有那个作为“人”的人为了金钱对他们下如此的毒手呢?
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能一味的回避，就像小孩子长了一颗毒瘤，只因他小怕疼而不开刀手术，等他长大了，那“成年”的毒瘤还有被治疗的余地吗?也许有人说，等我们的经济发展到更好的时候，再去解决遗留的问题。可是什么是更好的标准，而且问题难道就不会成长吗?这无疑是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的思维方式。
就在当中国大部分经济学家唱着“新闻联播”的主旋律时，何清涟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著作像一组不和谐的音符干扰了自娱自乐的优美乐章。于无声处听惊雷，原以为它能够给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头脑发热的文化人送上一块干冰，起到降温制热的作用，可惜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甚至给这个女子政治的打压，最后背井离乡，漂泊在他国。中国社会少了一位鸱枭，而美国却多了一位精英。“一流人才在国外，二流人才搞科研，三流人才做官玩”有人调侃，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斯人独去，而那种“虽万千人而独往矣”的巾帼豪情依旧令吾辈们回肠荡气。
再次翻阅《现代化的陷阱》，三十万字，读来令我感怀不已。尽管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多余建设性，而且所指至的社会问题也不完全准确，许多观点不敢苟同，有些数据出现纰缪，可是我们却不能忽视这本书的价值。改革三十年，我们听到太多正面的声音，而我在改革三十年的成长了到二十岁，自幼就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几乎没有听到过与社会主流声音相悖的言论，而看了《现代化的陷阱》之后，感到何清涟女士的用心良苦，从改革的背面思考我们时代的症结所在，以求得医治之方。很多陷阱表面上“温柔仁慈”，我们稍不注意也许会人仰马翻。披着羊皮的狼毕竟还是狼，不会变得仁慈起来。
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陷阱，想来谁掉进去谁才会相信。所以论证它的存在与否没有人相信，意义不大。所以我只是引用近两年的几组数据，来看看数据背后的温柔的陷阱：一、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19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19年则升至0。496。甚至有人说近两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的界限了。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gini）根据著名的洛伦兹曲线提出的判断收入公平程度的指标。从理论上说，基尼系数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分别表现绝对平等和绝对不平等。但实际测得的数值均在0。1～0。6之间。一般认为，基尼系数的合理值应是0。25左右，其合理界限在0。2——0。3之间。也就是说超过0。5后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当然我国的数据制作专家们永远会让基尼系数保持在0。5以内，即便是超过了想来也无大碍，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中一般国外常用数据会患上奇怪的水土不服症；二、有关数据显示，全世界50%的财富掌握在2%的人手中，当前中国0。4%的人占有70%的财富（蔡继明委员），在亿万富翁家庭92%的人是特权阶层。此数据看出中国的“红色贵族”已蔚然成风，中国再也不怕被外国人讥笑是一个只有暴发户而没有“贵族”的国家。我只是用两组官方的数据来做个小小的揣摩，因小生鲁钝并没什么歹意，也无法从数据里面看出什么本质，就当是玩儿。至于这组数据后面有没有温柔的陷阱，我是没有办法分析出的。
盛世不讲危言，这恐怕是中国的一大优良传统。然而何清涟的危言却不耸听，作为经济学著作，很多人都会被它严肃的面罩与冰冷的数据吓得望而却步，而何清涟的著作却与一般经济学著作有严格的区别，只要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能在她通俗易懂的文字中安放自己的心灵，一些复杂的数据也用明了的文字阐释得一清二楚。没有故弄玄虚的假学究气氛，也没有把文字写的云里雾里的令读者模棱两可，虽然是学术著作却又杂文般的激情。
众人皆醉我独醒。何清涟如同她的名字一般，举世浊浊，而读自清涟，有李白式的大胸襟“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孤独；亦有陆游式的“位卑不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盛世的清醒着，只要心存忧患，看到好的时候辩证的想象它不好的一面，我们在面对“温柔的陷阱”时，不再视而不见或绕道远行就皆大欢喜了。如果我们绕过陷阱正踌躇满志，怡然自得时，我们的亲人朋友可能在下一刻不慎就掉了下去。
忠言逆耳不利行，希望何女士世纪前敲响的警钟，能够在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有人从中听出其中饱含深情的忧思。国家与民众息息相关，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为自己的民众寻求公平与正义，提供稳定与安全，想取得长足发展恐怕也是空谈；而民众自私自利之心大盛不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时，长此以往恐怕也会国将不国，民将不民。
张先生认为何清涟引证哈耶克的立场来论述“社会公正”是犯了硬伤，因为哈耶克“是社会公正的死敌”。何清涟辩称哈耶克只反对纳粹式的或苏联式的所谓“社会公正”，并不反对、而且还主张何本人坚持的那种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何清涟的一些论友们似乎也与张先生有同感，他们指出哈耶克确实不仅只反对纳粹式的或苏联式的“社会公正”，而且还反对福利国家式的或凯恩斯式的“公正”取向。由此他们认为张先生与哈耶克的立场类似，何清涟引哈耶克来为社会公正立论，确实是个错误。换言之，他们与张先生一样认为哈耶克反社会公正，区别在于他们反对哈耶克的这一态度，而张先生则认同这一态度。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何清涟的引用是否有误，而且涉及自由主义、尤其是哈耶克所坚持的“否定的自由主义”对社会公正到底持何种态度，因而也关系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如何坚持改革公正性的问题。
的确，哈耶克对“社会公正”这个提法本身是多次表示过反感的，他在《法、立法与自由》、《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以及《自由秩序原理》等书中都否定过这个提法，而且不惜篇幅，直至专立章节来批判他所谓的“社会公正”。虽然他批判的这种“社会公正”与何书所主张的社会公正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何书没有对此作出辨析便径直拿哈耶克来给社会公正立论，这与张文不分青红皂白便断言哈耶克是社会公正的死敌，同样是不妥的。而何清涟后来说哈耶克只反对极权制度标榜的“社会公正”，以及强调哈耶克思想有前后期之分，这个辩解也很难服人。因为哈耶克不仅确实既反极权制度也反社会民主主义，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他对“社会公正”的否定是一贯的，至少从他成名之后一直如此。
哈耶克不仅反对纳粹或苏联式的“社会公正”，而且反对社会党式的主张，直至非社会党的其他带有“结果平等”色彩的主张，如罗斯福新政之类——可以设想如果他参与了罗尔斯和诺齐克之争，他也会坚决反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的。这很好理解，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在原则上与一切关于“结果平等”的理念难以相容。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竞争自由，因而在公正问题上只能强调过程的正义，包括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而在传统私有制社会往往只有规则平等是可操作的）。这一点在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中表现得最为典型。然而在自由竞争导致“赢者通吃”的情况下这种古典自由主义会面临两种主要的指责：其一是“赢者通吃”合理吗?能否修改一下规则，使输者也能有点吃的（即最低保障），哪怕比赢者吃得少?其二是“过程公正”是否经得起追溯?传统私有制下的“持有链条”已历时千百年，谁敢说其中的每个环节都符合诺齐克讲的“获得正义”与“交易正义”?尤其是“最初获得”的正义与否如何认定?诺齐克肯定对于历史上的非正义应当追溯，并加之以“矫正的正义”，但矫正的程度又如何把握?
应当说这两种追问不是没有道理，所以尽管历来的追问者并没有能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被驳倒），但这些追问永远会存在（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被驳倒）。
然而如上所述，这些追问本质上是针对“传统私有制”下的“自由竞争”的，而在非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赢者通吃”，而是“有权势者通赢”，亦即过程公正的缺失。同时在由公有制向产权明晰化演进的社会里，私有产权的“最初获得”是现实状态，而不是历史状态，因而“获得的正义”与其说是“历史原则”不如说是现实原则；“起点平等”不仅可以操作，而且在产权初始配置问题上它与规则平等几乎是一回事；“矫正的正义”更不能说是无法追溯、无法实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原则并不能对自由原则构成有效的追问；另一方面，“过程公正”虽然不能保证“结果平等”，但连过程公正也没有就更谈不上结果的公正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原则必须以自由原则为前提或底线。
换句话说，包括哈耶克在内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尽管坚决反对以“结果平等”为理由（提出这种理由的不止是纳粹和苏联人，也有社会民主派乃至罗斯福、罗尔斯式的“自由左派”）来限制个人自由，但至少在自由秩序建立前决不能说他们是“结果”公正的“死敌”，而他们的确是过程公正的捍卫者。事实上，过程公正与结果平等的冲突（亦即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或曰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等等）只是在自由秩序建立后才成为真问题。以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为例，他们在“第一公正原则”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第二公正原则”上有分歧。诺齐克认为如果一个所有者最初财产的来源是清白的，其后的每次财产增值又都是来自公正的自由交易而无任何欺诈与强取，则他的最终所有无论多少，都是公正的持有，不应受任何限制。罗尔斯则从第二公正原则出发，认为对这样的持有也应从分配的正义考虑，对之作出调整。然而，设若他们面对的是最初财产来源不清白、此后的增值又是利用强权的人，罗尔斯与诺齐克还会有不同的态度吗?
可见，尽管诺齐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不止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乃至自由左派。然而面对过程不公正他们不仅与自由左派、而且与社会民主派都会有共同立场，或者说他们的正义观虽然有差异乃至对立，但仍有一条共同的底线。正因为如此，当年在缺乏自由秩序的沙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今他们常被看作社会福利制度的倡导者）把自由竞争的“美国式道路”奉为理想，却把拥有俾斯麦式社会福利体制的专制社会即所谓“普鲁士式道路”看作万恶之渊。
而这条正义的底线显然无法容纳张先生以及他所支持的盛先生的许多观点，诸如把公共资产当作无主物（“契约空白”物）而行使先占权（“一方”选择权），无视交易权利问题而大谈“交易成本”，在公共领域排斥“公共选择”而倡导“交易先于产权”等等。底线正义要求过程公正，而上述观点恰恰体现的是过程不公正；底线正义要求权力尊重权利，而上述观点恰恰要求权力“先于”权利；底线正义要求“获得的正义”先于“交易的正义”，而这恰恰与“交易先于产权”相对立；底线正义的基点就是反对滥用强制，即既反对强制化私为公，在私人领域滥用公共权力，也反对强制化公为私，在公共领域滥用“一方”强权，而上述观点恰恰为后一种现象张目。显然，这条底线在自由主义和张先生的观点之间画出了一条界限。
在这方面，诺齐克的观点最为鲜明，它与张盛二先生观点的对立一望可知。尽管诺齐克正如哈耶克一样，不仅反对极权而且也反对社会民主派乃至反对罗尔斯，但他决不是什么“社会公正的死敌”，相反，他是自由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社会公正——获得的公正、转让的公正和矫正的公正的坚决捍卫者。而从形式逻辑上说他的获得正义优先论尤其是“交易先于产权”论的“死敌”。
因此我基本同意王中江先生的看法：哈耶克否定“社会正义”观念，不等于说他也否定“正义”观念。如他所说，正义既然是人的行为属性，那么，当我们说一个人的某种行为是否正义时，就意味着他是否应该有某种行为。“应该”本身就预设了对某种普遍规则的“承认”。这种普遍规则，在哈耶克那里，就是用“同样的规则”对待不同的人。王先生还指出：哈耶克、诺齐克与罗尔斯的共同点，就是都坚决要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而且从这一点上说，诺齐克与哈耶克更为接近些。因为他们都只追求一种程序上的平等或“平等的机会”，反对某种所谓“实质性的平等”或“平等的结果”。
1949年，给了中华民族一个站起来的机会，而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分水岭——1978年就是全国人民跑起来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开始。1978，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奋斗的方向。是他——邓小平同志，伟大的领路者，指引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命运。
三十年后的今天，作为新时代的有志青年，我深刻地感受到是小平同志带给全国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带给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机会。我追寻着改革的足迹来到了改革开放19年——1997年，中国命运攸关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逝世。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但他开创的事业将会长存。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开始阅读《现代化的陷阱》……
《现代化的陷阱》是当代经济学家何清涟1997年所作，她从掌握的大量材料出发，有理有据地叙述了当前改革遇到的关键问题，并试图从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出发，提出了种种选择。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时尚的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一大贡献。然而，不可避免地，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新旧体制调整必然会发生冲撞。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地解决它、克服它，而不是消极地对待它。正如作者所说：“问题暴露得越彻底，展现地越深刻，说明改革发展越是走向纵深。”她是不可否认的智者，更是以为清醒并勇敢的学者，她引导我们剖析社会真实的另一面，她让我们看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缺陷与隐患，将改革的命运与亿万人的自身利益联系起来，以获得改革纵深的更快更好进行，以求社会主义的健全发展。
一、中国改革出现问题的概况：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之后反应，累计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尤其是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已成为深深困扰中国经济人士的中心问题。
所谓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是研究转轨期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的各种因素。它揭示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和物之间关系变化的实质，包括如何清理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遗产问题。这里的遗产主要包括：一是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在转轨期，由于种种主客观问题，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功能仍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承担，变形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二是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我国在所有制问题上避开国有资产发展了私有、民营、中外合资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形成了现在的综合经济体制，然而庞大的国有资产却由于权力之手的介入成为了种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少数权力的不法使用者利用权力系统的体制缺陷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财富最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三是没有失业之虞的高度工作保障，这是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与企业生产要素重组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由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所以裁冗员的问题现在已成为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四是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则被破环的相当彻底。由于严重变质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在短短的十多年改革过程中，中国已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漫长的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这种改变既要靠制度，更要依靠人们的社会良知。
由此，建立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变得非常必要。在改革过程中，将政治权力引出经济领域之外，追寻正确的经济伦理，将公平与正义引入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就变得日益紧迫。
二、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
1.速度惊人的资本原始积累
仅经过十几年的时间中国就完成了当代资本原始积累，速度之快恐怕要归功于“股份制改造”和“圈地运动”。
十五大之前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出现了很多问题。80年代中后期，当“承包责任制”再也无法在国有企业行之有效的进行，便转向了经济学家的“股份制改造”，期望因此提高企业效益，建立自我约束机制。然而，希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社会上各企业的竞相效仿，结果“股份制改造”成了社会主义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午餐。由于一些掌权者的权力介入，财产权利的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导致寻租活动的进行，不但没有达到提高国企的效益，却加速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要真正解救国有企业，我们应当用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建立有效约束经营者的外部机制和将财产权利和财产责任相结合的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资源的浪费。
另外，圈地运动也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中国相当一部分权利阶层与利益集团相勾结，将寻租活动延伸到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中，使土地的大部分收益通过“灰色渠道”流失，掌权者从中获益，造成了收入分配畸变，是我国丧失了意思积累建设资金的重要机会，同时也使我国的住房政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2.国企改革——经济改革的“瓶颈”
国企改革在日益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瓶颈口。主要问题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还有两个根本性问题无法回避：产权问题（国企行为日益政治化决定其无法适应日益市场化的外部环境）和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国企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严重混淆，使国企的游戏规则和市场法则不相容）。在国企财产权利私有化的漏洞中，领导干部腐败现象丛生，公款吃喝玩乐、贪污受贿、随意安插亲信、将国有资产私化等等。不禁我想到了社会上现在腐败的情况正如作者所预料的已经达到了如火如荼的境地，尽管反腐败斗争不懈地进行，可仍有一大批人在风头浪尖上为所欲为，报纸上经常会有腐败分子的案件，可毕竟查处的是少数，人有数不尽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腐败现象已演变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正确进行国企改革的同时，用有效的机制防止腐败，肃清领导的思想与错误观念，解决得好坏关系到社会公正，也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3.寻租活动的社会根源分析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体制上说是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我国还不具备市场能力，仅处于“模拟市场经济阶段”，使部分人得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改革进程中进行肆无忌惮、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寻租活动的展开主要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这种网络能牵动很多资源的流动，并影响资源的流向，更甚者，它成为了寻租者逃避法律制裁的庇护者。令人更意想不到的是前些年的一种说法：在改革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有冲突，二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平。并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腐败有助于消解体制内不利于改革的阻力。由中国十几年的改革经验证明，腐败的产生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一是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权钱交易刺激了官本意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畸形发展，权力垄断社会要素的现象随处可见，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权钱交易已成为社会风气，人们对提高个人“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采取惊人的默许和宽容。“清廉”二字对我们来说几近陌生，贪污腐败的覆盖的面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觉得，清廉本该就是为官之人该做的，而社会现实是一旦有真正清廉的官员，社会就大肆宣扬，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暗示着社会太缺乏这样的人。有权不使、有钱不用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中很傻的行为，个人利益已凌驾于国家、社会利益之上，全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败坏。由此，腐败问题已刻不容缓，这关键在于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并在全社会公众中树立现代化的道德和政治责任感，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新的全民道德标准，摧毁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
4.贫富差距过大
小平同志的勤劳致富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这一改革已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来看，我国已消除共同贫困，可共同富裕仍未达到。相反，贫富差距却在一步步扩大，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很严重。由于权力介入市场，分配机制被扭曲为以权力、人情（金钱）关系和投机为本位进行分配最终导致贫富分化。收入分配化的金字塔结构向我们揭示了贫富差距的现实性，收入集中化已使人们开始产生相对剥夺感，对不正当财富产生不满。在放缓贫富差距问题上，政府必须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两者参与分配的比例上有公正的规定，防治少数人不正当收入过高借以加重两极分化。
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参考范文【六】
读了宝爹的《现代化的陷阱》，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让我了解了很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何清涟的观点很明确，就是总结和检讨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做的一件事——国有企业改革。这本书被禁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何清涟本人移民国外也可以理解。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的大致的想法是，外企比国企好，国企和国内私企哪个好不确定。因为国企那时困难，包括二汽这样的大企业也困难的不行，发不出工资，工人大批下岗，但在岗的人毕竟还是在大树下，饿不死；私企的话干活累，也有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风险，所以也一般般。那时的外企很吃香的，毕竟规模比国内私企大，拿的钱也比国企多。
但是还没到十年，风向就变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首选是央企、然后是国企，而且是削减了脑袋要进央企国企，再有一个是公务员，再不济也要进事业单位，外企和私企排在很后面。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上个九十年代国企玩不转，然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改完了还是玩不转，和老外合资，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于是，你不是效率低下，竞争力差么，那么我就让你垄断，没有竞争，看还活得下去不。任何行业，一旦资源和市场被垄断，傻子也能赚钱。要么一家独大，要么多家联合垄断，是一回事。《反垄断法》出台也就是放屁听个响而已。
一句话，国有企业改革总体来看是不成功的，但用垄断的方法来弥补就不能称其为不成功而应该是失败了。国企靠垄断没死，国家的财产看似保住了（其实也未必，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自不用提），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丧失了，国家出台新三十六条，向民营企业放开几乎所有的垄断领域，但没人敢做，为什么，前几年有人做了，效益好了，结果被强制要求与亏损国企合并，换句话说，是被亏损国企强制收购。于是今年再出政策，言之凿凿，也没人相信。整个经济活力没有了，国家会出问题的。
突然觉得这就是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邓爷爷92年当机立断拨乱反正，才没使旧势力重新抬头。现在，是旧势力在复辟么?是在防和平演变么?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搞市场经济呢?郎咸平说，搞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要建立法治社会，政府才能退出市场，那为什么不建立法治社会?因为法治社会的建立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个又有巨大困难。所以，追根溯源，问题在这里。
如果像何清涟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人写的这样的书的境遇没有得到扭转，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无论什么改革，即便不是作秀，也是徒劳的。
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参考范文【七】
读了宝爹的《现代化的陷阱》，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让我了解了很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何清涟的观点很明确，就是总结和检讨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做的一件事——国有企业改革。这本书被禁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何清涟本人移民国外也可以理解。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的大致的想法是，外企比国企好，国企和国内私企哪个好不确定。因为国企那时困难，包括二汽这样的大企业也困难的不行，发不出工资，工人大批下岗，但在岗的人毕竟还是在大树下，饿不死；私企的话干活累，也有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风险，所以也一般般。那时的外企很吃香的，毕竟规模比国内私企大，拿的钱也比国企多。
但是还没到十年，风向就变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首选是央企、然后是国企，而且是削减了脑袋要进央企国企，再有一个是公务员，再不济也要进事业单位，外企和私企排在很后面。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上个九十年代国企玩不转，然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改完了还是玩不转，和老外合资，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于是，你不是效率低下，竞争力差么，那么我就让你垄断，没有竞争，看还活得下去不。任何行业，一旦资源和市场被垄断，傻子也能赚钱。要么一家独大，要么多家联合垄断，是一回事。《反垄断法》出台也就是放屁听个响而已。
一句话，国有企业改革总体来看是不成功的，但用垄断的方法来弥补就不能称其为不成功而应该是失败了。国企靠垄断没死，国家的财产看似保住了（其实也未必，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自不用提），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丧失了，国家出台新三十六条，向民营企业放开几乎所有的垄断领域，但没人敢做，为什么，前几年有人做了，效益好了，结果被强制要求与亏损国企合并，换句话说，是被亏损国企强制收购。于是今年再出政策，言之凿凿，也没人相信。整个经济活力没有了，国家会出问题的。
突然觉得这就是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邓爷爷92年当机立断拨乱反正，才没使旧势力重新抬头。现在，是旧势力在复辟么?是在防和平演变么?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搞市场经济呢?郎咸平说，搞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要建立法治社会，政府才能退出市场，那为什么不建立法治社会?因为法治社会的建立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个又有巨大困难。所以，追根溯源，问题在这里。
如果像何清涟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人写的这样的书的境遇没有得到扭转，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无论什么改革，即便不是作秀，也是徒劳的。
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参考范文【八】
就这本书本身的内容可读性而言，非常的通俗，大量的实例数据与纵横向的对比。对于想就中国发展问题进行了解的人是非常不错的一本书。
及至改革开放，土地承包，价格双轨，城市兴起的“公司热”，后来的国企股份制改革及”圈地运动“等这些改革虽然成效巨大但弊端也尽露。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学背景的经济学者作者从多元的角度来探讨了这些现象，权力市场化成为首当其冲的研究问题的结点，历史上的”贪渎文化“”宗派主义“使得原先”毛时代“所打下的集中管理的传统失落了，两者开始复兴了，地方政府与家族宗派就在这些滚滚改革浪潮中勾结，，腐败问题终究还是人的问题，人的自身社会化问题。
市场经济的基础—信用，道德伦理秩序在权力与商品冲击下趋于无形。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这样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镇痛，但不同的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却丧失了主动权，乃至作者在最后就当代学者的责任与治学问题提出严肃的批评。
人文精神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础，反之我们就会越改越乱陷入金本位与发展短视的恶性循环中。如何让知识分子发挥应有的作用，复兴中华，而不是沉溺与政治抑或金钱中这是我们这一代以及未来的人要思考的。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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