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读后感
很奇怪，余华在我印象里，似乎一直是个稍显颓废的中年男人。其实他今年61岁了。
他的新作《文城》，这几天非常热闹。我去附近书城，紫色封面的《文城》满坑满谷，摆在最醒目的位置。
当然是要看的。但我看完之后有点恍惚，觉得这个作者可以是余华，又似乎不是余华。
也许作品的风格也像人一样，会在气血、精神、力度还有心态上，发生改变。
前段时间读莫言的新作《晚熟的人》，虽是短篇小说集，但看的过程就很笃定——这就是莫言。尤其是现场听过他演讲说话之后，会觉得书里那种宾白短句、刀削斧斫、民间幽默，是他是他就是他……
不是说《文城》不好，只是，如果告诉我说，这个作者是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的格非，或者是爱写南京、擅写民国的葛亮，我也会短时间混淆。
当然，只是短时间。
余华的某些锋利和貌似无情的“狠劲”，在书里一定会出现。
《文城》是一个民间传奇故事，时间在兵荒马乱的民国初期，地点主要在一个叫做“溪镇”的南方村庄。
主角林祥福，抱着女儿从北方跋涉至此，他在一场龙卷风中路过溪镇，又在一场暴雪之后留在溪镇。他要找寻一个叫“小美”的女人，他的妻子，他女儿的母亲，她离家出走了两次，第二次失踪之后，林祥福根据记忆中妻子的南方口音，一路来到溪镇。
这个寻妻的缘由，是个引子，也就此停止。
更加温情和残酷的故事，才算正式开始。
林祥福在溪镇遇到情同手足的知己，彼此托付儿女和身家性命，遇到颇有乡绅风度的商会会长，遇到溃败流窜的北洋军，遇到真正心狠手辣、屠村杀人的土匪，遇到各种残暴，也遇到各种淸刚侠义之人——他溪镇的朋友，他北方家乡的管家，实际上也包括他的妻子，失踪的小美。
很多人说这是一部讲“情义”的传奇小说，故事里无论是主角之间，还是更多普通人之间，都表现出一种纯粹的、令人感佩的神话般善意——连十几岁的孩子都是，陈耀武在母亲的忍痛催促下，自己追上土匪，机智地换回林祥福的女儿林百家。
耀武被割了耳朵，但被另一个叫做“和尚”的土匪所救。
从这里开始，那个擅长以“无情、白描”写暴力的余华，开始出现。
土匪头子张一斧，是全书里令人胆丧的人物。书里其他人物的“情义”有多朴素挚诚，张一斧的残暴和屠杀就有多细致和恐怖。
余华不余遗力，描写了很多暴力场景，和他以前一样——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在一个短篇里，写一个大人如何置一个孩子于死地。读者看了，不仅是心理上，甚至会感到生理上的不适。
莫言的《檀香刑》，也曾详细描写一种刑法的残酷和窒息。我在夏天读的这本书，看得脊背一阵阵发凉。
然而严肃文学中的暴力描写，是毫无意义吗?是作者的噱头或“隐疾”吗?是完全不必要吗?
正好相反。
在严肃文学中，这是一种摇醒人们眼睛，唤醒人们良知，要求人们记忆的手段。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纯文学中有节制的、客观呈现的暴力，实际暗含一种记录和谴责，它是让人们睁开眼睛看看，人这个物种，会做出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战栗可怕，进而产生畏惧警惕，“丧钟长鸣”。
因为，历史和现实永远比文学真实和恐怖。
无论东方西方，人们都是一路踏着战争和暴力走过来，且现在依然阴魂不散。电影艺术同理，包括《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1917》等经典战争场面，也是一种“恐怖心理”的打捞和警示。
所以，风格变得有些枝叶繁茂的余华，在《文城》里制造了两种对比，截然分明。
一种是，人们之间的纯良、情义与无畏，与土匪毫无人性的残暴的对比。
一种是，动荡社会的不安与恐怖，与世事和命运烟雾般飘渺的对比。
余华的成名作，是非常年轻时的一个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在这个先锋怪诞又意味无限的短篇里，18岁的“我”要远行却不知方向，遭遇人世击打和薄凉。61岁的余华，显然温和了许多。虽然故事仍不失残酷，但《文城》的“补”这一部分，让命运的迷雾更加凄清和柔美。林祥福和小美，实际上在溪镇相遇了——虽然林祥福并不知道。
直到最后，他的灵柩在返回北方故乡时，短暂地停留在小美的墓碑前。
最后的写法也很美，作者仿佛停留在了溪镇西山这个隐蔽之处，不再跟随主角，而是看着护送灵柩的人们离去，听着他们的交谈声越来越远，直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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