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故事集
周恩来总理几套服装一穿就是几十年，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有时还穿着织补过的衣服接见外宾。身边工作人员提醒他礼服早该换了，他笑着说：“穿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见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如今，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衣服可以不用缝缝补补了，但勤俭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丢。
2.周恩来严以律己
有一次，周总理到上海出差，听说有一些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食宿费用都向地方开支后，他非常生气。回到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开具账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3.周恩来坐火车拒绝包厢软卧
1937年秋天，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要去石家庄会见国民党的卫立煌。随行的警卫员考虑到周恩来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长期睡眠不足，鼻腔又经常出血，路上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就请后勤的同志去买火车包厢票。周恩来知道了，立刻加以阻止。警卫员只好说：“那就买软卧吧！”周恩来还是不同意，说：“不要软卧，就买普通票。路不长，在车上只过一个晚上嘛！”
4.周恩来不忘过去
周恩来同志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5.周恩来的“休息观”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同志就因工作忙碌被人比做古时的周公旦。大家都称周恩来“一餐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一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留法时结识的革命“老大哥”胡志明于1968年到北京时，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周恩来总理却回答说“我做不到”。
6.周恩来参加劳动不特殊
1958年的一天，当周恩来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时，有人建议他带一位医生去，周恩来却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我即使有点毛病，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看看就是了！”一到工地，周恩来就嘱咐随身的警卫说：“到了这里，一切都要按这里的规矩办事，一点也不能特殊。”工地指挥部的同志在分配劳动任务时，说了句“我们欢迎首长们……”话还没说完，周恩来就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在工地劳动的一个多星期中，周恩来同大家一样，每天按时上下工，从不迟到、早退，并和工人们同在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在同一个澡堂洗澡，什么事也不特殊。
7.周恩来严守纪律
1927年7月，周恩来奉命领导南昌起义，这是一项关乎共产党命运前途的重大决策，不允许泄露丝毫消息。临走之际，他对同是共产党员的妻子邓颖超也是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8.周恩来:对数字不许说“大概”
周恩来一向以儒雅著称，但他对工作却非常严格。不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曾说过：这辈子有“两怕”：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确实，周恩来对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和事会予以严厉批评，尤其是对那些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部长们，要求更高，有时甚至会让人下不了台：“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各部委逐个汇报工作。其中，一位部长照着稿子一字一句地念着现成的材料，甚至不时还念错了。开始，周恩来虽然不满，但还是克制着，只是严肃地提醒说：看清了再念！但接下来，情况依然如故。“不对！”周恩来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火气，且迅速说出了相应的准确数字予以纠正。后来，周恩来对这位部长说：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已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那位部长忙解释道。“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就必须作检讨。赵炜是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秘书，他对周总理务实工作的精神感受甚深。1958年，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周恩来需要随时掌握全国炼钢的进度。在他的办公室，竖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画了表格，有全国炼钢的各种数据。那时在财经组工作的赵炜每天要在周恩来起床前将更新的数据写在黑板上。一天，赵炜刚填好数字，周恩来迎面走了进来，指出上面有个数据不对。赵炜就迅速回到办公室重新核对，结果发现数据没错。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说：哦，那是你对了，我记错了。周恩来就是这样，近乎苛刻地对待每一个数据，“大概”“可能”“也许”这类词是坚决不能说的。
9.周恩来一个个给清洁员、厨师拜年
1963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经过了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加上阿方举行的跨年晚会后，已经是除夕之夜的凌晨四点了。总理的翻译范承祚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凌晨四点四十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准备回到位于总理房间隔壁的他的卧室。就在他尽可能放轻脚步怕吵着总理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还有事呢。”定睛一看，只见总理身披旧尼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谈什么事。他不理解总理为什么说明早还有事，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且经他翻译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小范也没敢多问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领带都没有解开就睡着了。第二天，天朦朦亮时，总理的换班警卫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来，总理等你呢。”一看表，才早晨五点多，他想起凌晨总理说的“有事”，就赶忙爬起。来到大厅，看到已经穿戴整齐的周总理，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动，而且很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没合眼。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人员清扫收拾，已经又焕然一新，想象不出两个小时前这里刚办过一场盛大的狂欢。此时大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显得很安静。可就在总理刚走到了大厅里，大厅的门竟突然打开了，涌进来几十号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后，没想到来自中国的总理也这么早就起来了。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涌到总理的身边，都想一睹周总理的风采。而总理似乎并不吃惊，他一个个地与这些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保管员等握手问好，给他们拜年。有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角，不好意思上前，总理也一并地上前握手，表示感谢。这时，小范才明白总理说的“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总理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年。遗憾的是，因为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没有中外记者，所以这温馨的一幕，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感动。
10.周恩来让侄子一辈子留在淮安
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11.周恩来：为修缮西花厅自我批评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12.周恩来：私事要花个人钱
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13.周恩来：警卫西柏坡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14.周恩来：病危中的呐喊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15.周恩来：那件旧棉衣
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16.周恩来：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一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17.周恩来：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18.周恩来：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19.周恩来：我们都是普通党员
红军长征期间，周恩来是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参加组织生活。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在部队休息期间，根据上级指示，党组织进行了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有一次，他问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回答说，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没想到，周恩来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魏国禄道：那怎么能行?我是个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就是你的不对呀！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一次周恩来问魏国禄：“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交吧?”魏国禄回答，已经代首长交过5分钱党费了。首长集中精力忙大事，我们代交还不是一样的。周恩来严肃地说：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国家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20.周恩来：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
1958年的6月，北京十三陵水库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烈日当空，热风炙人，脚下的砂砾都被晒得发烫。奋战在水库工地的千军万马中，有一支由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领导干部三百多人组成的劳动队伍。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到了施工现场，水库指挥部的负责人刚刚说出“我们热烈欢迎首长……”站在队伍里的周总理立即纠正他说：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第一批领导干部义务劳动完成后，周总理又一次亲自带队，带领第二批领导干部230多人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周总理亲切地对大家说：我们来参加劳动，是为了改变一种风气，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要创造出一种热爱劳动，上下之间完全平等，大家互相协作和毫无隔阂的新风气。
21.周恩来：半夜三点多的灯光
1966年5月，周总理第三次到大庆视察。5月3日，他到各处视察工作，忙了一整天。夜幕降临，在大庆简朴的会议室，周总理又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汇报，对大庆职工队伍的革命化，对油田建设，作了很多指示。汇报结束，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周总理毫无倦意，又精神抖擞地来到大庆展览馆，观看了油田模型和技术革新展品。当回到办公室，已经是凌晨两点十分了。大家看到总理劳累了一天，都劝他休息。周总理说：我都快七十岁了，多给我点时间，多为人民干些工作不好吗?这一夜，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到三点多。而五点多钟，当服务员走进办公室时，发现床铺上被子已经叠好，在晨曦中，周总理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
22.周恩来：让群众背风坐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6.8级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村民自发围成了一个扇面，周恩来叮嘱不要挤着孩子。他踮着脚尖，可还是看不到最外围的一些人，便让身边的人找来一个木箱，站在上面讲话。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周恩来满怀深情地安慰村民们，面对灾难，不能低头，要团结起来，重建家园，这样才对得起遇难的那些人。在场所有人都被他恳切且充满信心的语言鼓舞，自发的掌声多次打断他的讲话。最后，周恩来请大家一起呼喊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发展生产！”这发自肺腑的呐喊一扫突发灾难带来的的阴霾，灾区人民的信心为之坚定，精神为之振奋。
23.周恩来：一条枕巾
1958年1月，周恩来到杭州考察。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枕巾、棉褥子、床单和旧被子。旧被子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也是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他就把中间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浙江省警卫处副处长王长索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周恩来开会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询问换枕巾的来龙去脉和原因。王长索觉得那条枕巾已经很旧，而且换一条枕巾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情况。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在其他场合，周恩来也讲过不少类似的话，他很坦率地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他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员本色。
24.周恩来：三付饭费
周恩来在外面饭店请客，也是自费，而且不是象征性地付点钱，是按标准交。1973年9月，他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蓬皮杜走后，周恩来特地请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便饭。饭后，省里的同志要付钱报销，他坚决不同意，饭店只得收了10元钱。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又增加了两次，共收了20元钱。到机场后，他还担心付的钱不够，又留下10元钱请机场转交饭店。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精神，使饭店的同志们十分感动。他们核算这顿饭菜钱，共计19元多，并把饭菜清单、核算报告连同多余的钱，一起寄给了总理办公室。
25.周恩来：七条修养要则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中写出《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26.周恩来：模范夫妻的“八互”原则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恋爱与婚姻，一直成为世人传颂的佳话。周恩来对邓颖超十分关心。尽管他日理万机，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但是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邓颖超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才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1988年4月，正值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之际，84岁高龄的邓颖超观花之后，满怀深情地向身边工作人员讲述了她与周总理的爱情经历，表达了她对周总理的无限思念和对他们高尚、美好爱情生活的深切怀念。她说：“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隔阂。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以后又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
27.周恩来：十条家规
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对晚辈十分爱护和关心，视如己出，发自真心地付出爱心爱意。而这份亲情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他的侄儿、侄女等晚辈上。周恩来曾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还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所以，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还吩咐晚辈要将“不靠关系自奋起”这个准则代代相传下去。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聚在一起的机会，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谈话是在严肃和活泼相协调的气氛中进行的。既有严肃的说理和批判，也不时夹杂着生动的对话或“插曲”。周恩来对晚辈们的严格要求，使晚辈们受益匪浅。他们深切地感到“严”就是周恩来对他们的最真切的“爱”。于是，他们总结归纳出了十条家规：一、不准晚辈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是公差顺路看看。二、亲人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周恩来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五、不准请客送礼。六、不准动用公家汽车。七、生活要艰苦朴素。八、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让别人代办。九、任何场合不能说自己和周恩来是亲属关系，不能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些家规内容虽然涉及的都是一些生活小事，但却体现了鲜明的原则性。
28.周恩来：勇于自我改造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1700多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以亲切感人的态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并且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经历，回答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说：“就拿我来说，几十年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恐怕很难改造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周恩来的报告持续了五个小时。他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剖析自己过去的经历，听者莫不感动。不少与会者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马寅初说：“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进程。”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说：总觉得周总理的报告“是针对我的思想讲的，他说的是那么真挚，那么中肯啊！”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晚年回忆说：“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讲到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29.周恩来：邓颖超致周恩来的一封信
今天距你出访的日子只有4天了。我恳切地希望你能认真地注意考虑并采纳我以下的几点意见：一、为了能够完成访问的任务，你务必争取在你行前和访问期间，掌握好你的身体不要出现波动和变化，这是完成任务的首要的关键保证。为此，你无论如何要下决心在繁忙工作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要做最低标准的一点精力储备。否则，可能引起极不利的影响。二、必须大破你的习惯势力。由于你的身体变化，年龄增长，不可能仍像过去出访时那样忙劳不堪地走上旅途，到后又接着紧张地工作。故在行前要狠舍一些事物，凡能回来办的就留着回来办，也可使繁从简。三、你这次出访时间虽短，但都是很紧张的，脑力精神活动重多的，需有点储备精神，才能工作得好。否则，给人家看到一副疲劳相，也很不好。没有机会和你面谈，只好用书面提出。希谅我是从全局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提出的。
30.周恩来：工作是第一需要
平日里，周恩来怕身边工作人员为了照顾他的休息而耽搁事情，不止一次地告诫他们：“不论我在吃饭、开会、接待外宾，有急事要找我，不要回避。就是我休息了，也要叫醒我。”“争取一分钟的时间，就多做一分钟的工作。”几十年来，周恩来就是这样夙夜匪懈、分秒必争、废寝忘食地工作。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如此忘我地工作?他在一次接见日本朋友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了的同志的工作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的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工作对他来说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忙和累已习以为常，并不构成对他的压力和负担。因为这种忙是自觉的、主动的、有序的、忙而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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