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送王秀才序》讲稿
送王秀才序
韩愈
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
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荀卿之书，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业不传，惟《太史公书· 弟子传》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
太原王埙示予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埙之所由，既几于知道，如又得其船与楫，知沿而不止，呜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秀才序》是韩愈对于自己道统理论的集中阐发，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将此篇与更著名的《原道》对比，可见二者颇多相通之处。据对《原道》的考证：
“此卷多不得其年月。程伊川曰《原性》等文多少时作。按公上李巽书曰‘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或曰此语当指《原道》等文也。公上书之日正在江陵，年未四十，以《原道》等为旧文，盖所作旧矣。”
可知《原道》大致是韩愈四十岁以前壮年时期作品。细究本文，文中效仿佛教“法统”提出自己的“道统”体系，并且文末“其可量也哉”可见韩愈已有一定官位，对比史料，贞元十二年(796年，28岁)七月，韩愈因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在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贞元十四年，张籍北游，经孟郊介绍，在汴州认识韩愈。韩愈为汴州进士考官，荐张籍;元和元年(806年，38岁)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权知国子博士。元和初年，李翱担任国子博士。这一段时间韩愈屡屡升迁，宣扬自己儒学观念的同时，大力推举后进，与《原道》和《送王秀才序》的精神特质是相符的，故我认为，本文大致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再说“道统”。《汉书·艺文志》：“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两汉以后的儒家思想不断受到佛、道二教的冲击，儒家内部亦有理论分歧，本身缺少一个可以统摄其全部思想学说的核心概念，思想哲理化程度同样不高。韩愈的道统学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以补短板。
其实“道统”二字并非出自韩愈，其真正的提出是在朱熹："若只谓‘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朱子语类》卷十九)"《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
朱熹将最早合讲"道统"二字。韩愈，更多是作为这一理论的奠基人。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有异于佛老的"道"：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
当然，这个道也不是韩愈发明的，而是韩愈对《中庸》内容的阐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率性之谓道”一语虽然有说明“道”的概念的意味，但其语义却过于朦胧。朱熹《中庸章句》在“率性之谓道”句下解释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朱文公全集》卷七《读大纪》：“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韩愈的儒者之"道"，概括地说，就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即朱子所说的"道统"。《原道》中描述了一个由尧舜至孔孟的道统传递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试图把“道”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来。
回到本文，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讲韩愈的“道统”传承体系。
“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徧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
这是说“道统”的形成大致是孔子众弟子分别只得孔子部分真传、又离散诸国而造成的。
韩愈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汉书·儒林传》：“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牦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由此，后文进一步说孔圣人的道统是如何分流的。
“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
孔子·子夏·田子方·庄子，这是第一条脉络，可能是韩愈首先提出来的，这一观点受到后人的诸多论辩。
比如，子夏之后有田子方。樊汝霖认为：“子方名无择，魏文侯时人，《庄子》所谓‘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者也。《魏世家》李克谓翟璜曰：‘魏成子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者，君皆师之。’则子方与子夏同时。”同时又如何有先后呢?陈师道考证说：“庄子之学出于田子方，子方出于子贡。”(《韩愈文集汇要笺注》严有翼注)
田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也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庄子·天下篇》叙诸子不及子方。外篇以‘田子方’名篇首，不过一引，谓庄书源流所自则非。”(《韩愈文集汇要笺注》沈钦韩注)又“公言‘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不知何本，俟考。又言‘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今庄子书仅《田子方篇》 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事，其他各篇更无及子方者。或公及见三十三篇之外曾数数言之邪?”(《韩愈文集汇要笺注》童第德注)
但庄子或为儒家，还是得到一部分学者认可的：“太史公言鄙儒小拘如庄周等以滑稽乱俗，是目庄周为儒家。《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昔人以为非深于六艺者不能道。《说剑篇》称庄子儒服见赵王，《田子方篇》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皆庄子为儒之证。所称‘以滑稽乱俗’者，岂以天下沈浊不可以庄语，故作谬悠荒唐之说，时纵恣而不傥也。田子方学与子夏，而《庄子》载其言大类道家。亦犹庄子本被儒服者，而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公岂以二人大略相同，故云庄子之学出于田氏邪?(庄子)前此者孔子称老子犹龙(《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问礼于老子，归去之后，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后此则太史公亦儒而道者。老氏之学本之于《易》，岂大要固与儒同也。”(同上)
“荀卿之书，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业不传，惟太史公书弟子传有姓名字，曰馯𦡜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
孔子·商瞿·子弓·荀子，这是第二条脉络。商瞿字子木，鲁人，受《易》于孔子，当然没有问题。但《荀子》中的子弓是谁就值得我们细究了，韩愈认为是馯𦡜子弓，这是从《史记》而来的：“《史记·孔子列传》云：‘商瞿，鲁人。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𦡜子洪，洪传江东人矫子庸疪。’”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子弓是朱张或者仲雍，对此王元启之说似乎较为合理：“朱张先孔子，不宜反列其后。馯臂受《易》已历三传，当与荀卿同辈。且其字曰子宏，《汉书》偶脱其半作‘弓’。又其人受《易》外他无可称，不应作如是推崇。惟仲雍为圣门德行之贤，而孔子亦有‘南面’之褒，故曰‘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韩愈文集汇要笺注》王元启注)
“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羣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余少而乐观焉。”
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是第三条脉络，韩愈说这一体系是得孔子之宗(宗本)，当为儒家道统的真传，受到韩愈极大的推崇。
第二部分，既是对太原王埙秀才的嘱托，也是对孟子之学的极大肯定。
“太原王埙示予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词。”
通过王埙信悦孟子。接下来韩愈用江河入海作比：
“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疾迟，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
顺着河流往下游走，如果不停，即使有快慢，必定到达大海。如果没有正确的趋向，即使快而不停，终究无幸不得而至。进而得出“故学者必慎其所道”的结论。由此，韩愈总结了自己的道统理论：
“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絶潢以望至于海也。”
庄子、荀子之道尚且不得孔子真传，杨墨老佛更是不要想以此到达圣人的大道了。断港絶潢，便是在说杨墨老庄佛都是诸子百家之他路。“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一句话，奠定了今后千余年尊孟的基调，最后总结：
“今埙之所由既几于知道，如又得其船与檝，知沿而不知止。呜呼，其可量哉!”
王埙如此，其他人合该如是，孔孟之道便是圣人之道，石破天惊，韩愈的道统观于本文可见一斑。
《韩愈《送王秀才序》讲稿》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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