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五帝本纪〉讲稿》读书笔记
摘录：
据我所知，近代以来，没有人在课堂上专门讲过《史记·五帝本纪》。(P3)
我们今天讲的《五帝本纪》是司马迁本人所写，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P5)
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先秦历史作以下划分：黄帝之前，基本上都是神话传说，文献记载几乎没有，可以说“史前时期”。从五帝时期开始有所记(P7)载，可以说它介于“史前”和“原史”之间;从夏代开始，文献记载比较多了，夏、商、西周应该说是“protohistory”，即“原史时期”。一般认为从春秋以后就是“history”，即“历史时期”。(P8)
共和元年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年，再往前，司马迁虽然看过很多种年表材料，但他认为其间互相矛盾，所以没有采用，《十二诸侯年表》之前只编成《三代世表》。……不管希腊、罗马也罢，古代埃及也罢，两河流域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年表精确的也大都推到公元前七八世纪，和我们差不多。(P9)
古埃及的前王国时期加古王国时期与中国的五帝时期非常接近，……。埃及的古王国时期还(P11)是铜石并用时代，不是青铜时代。古埃及的中王国时期，如果按照公元前2040年来算，与夏朝开始的公元前2070年只差三十年;两者结束的公元前1552年与公元前1600年，只差四十八年，太接近了。所以，我们的夏朝基本上就相当于古埃及的中王国时期，这是青铜器时代的开始。我们的商朝是繁盛的时期。尽管周朝有八百年历史，但春秋以后就分裂了，而商朝从来都是统一的国家，还有古人说商朝有近六百年的历史。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看，我们的商朝和古埃及最盛的新王国时期的前段，起始年份和结束年份也很接近。(P12)
《史记》的一个大错就是把姓和氏弄混了，这不是司马迁的学问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在秦代之前，中国自古以来姓和氏是不一样的。(P13)
男人对外说话或写字的时候，不能称自己的姓，要称自己的氏。……他们以封地为氏。比如周公封于周，是周氏，应该叫“周旦”，所以他叫“周公旦”。再如晋文公名重耳，重耳封于晋，晋就是他的氏，所以他应该叫晋重耳。(P14)
司马迁怎样研究五帝历史呢?他用的是旅行调查的方法，……。司马迁做了非常广泛的调查工作，他“西至空桐”(空桐山在现在的甘肃)，“北过涿鹿”(涿鹿就在北京附近，官厅水库的西边，现在还叫涿鹿)，“东渐于海”(往东到了海边)，“南(P16)浮江淮”(南边到了长江、淮河地区)。……各个地方有关五帝的传说有些差别，但综合起来看，它和古代的文献记载(这里主要是指《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通过比较，认为《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基本上还是可信的。(P17)
黄帝的统治区域和司马迁“田野工作”的地理范围差不多，可见司马迁是根据这样一些传说来进行调查的。(P23)
(·由此可见，司马迁选择的调查区域不仅广泛而且经过认真考虑)
司马迁说：《左传》、《国语》能启发、证明《五帝德》和《帝系姓》。(P18)
(·“五帝”故事在司马迁看来是有多重证据支持的，“经书”中的篇章既可以和大范围、多地区的口头文献相互印证，又可以与《左传》、《国语》等史书的相关记载中得到旁证，所以他最终把“五帝”作为可考、可信历史的开端)
王国维先生曾说，古史研究是最难的，因为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古代历史，总是与神话传说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但是在这些材料里面，依然有(P18)“史实的素地”。(P19)
根据《五帝本纪》，神农氏就是炎帝。神农氏和炎帝是不是一个人，从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司马迁采用的是两者同一的说法。(P19)
炎帝的“炎”字在古文字中和“赤”字相近，“赤帝”一词，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是在《逸周书》中。(P22)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关黄帝的古文字材料最早是战国的。战国前期的齐威王因齐，在他的一个敦上铸的铭文中就提到了“高祖黄帝”。(P27)
关于帝颛顼和帝喾，除了《五帝德》和《帝系姓》中的内容以外，司马迁并没有增加多少内容。这和关于黄帝的部分不太一样。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出，有关帝颛顼和帝喾的传说，在当时并不是很丰富。(P29)
有关帝尧和帝舜的内容，他虽然也参考了《五帝德》和《帝系姓》，但更多的材料，用的是《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在先秦时代，《尧典》和《舜典》常常是连成一篇的，有时还称《帝典》，到后来才被分成两篇，……(P30)
在司马迁看来，《尚书》以《尧典》作为开篇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孔子之所以断自尧、舜，是因为他把尧、舜作为他政治理想的一种寄托。从儒家角度来说，尧舜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期，代表了儒家的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理想，因此将《尧典》作为《尚书》第一篇不是随随便便定的，是有其特殊用意的。(P31)
这些内容(·舜年少时期的故事)，司马迁基本依据的是《孟子·万章上》。(P32)
这段历史(·五帝时代)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一个关键时期，是我们的文明起源、奠基的时期。(P46)
顾先生的疑古思想，从历史上看是继承了宋代的郑樵、清代的姚际恒和崔述的传统，而他的治学方法和对今古文的看法来自胡适和钱玄同，真正把顾先生引上考辨古史道路的则是康有为。(P51)
《古史新证》(·王国维)开篇总论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P57)
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P145)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P146)
《墨子》最后面的《城守》各篇，我们拿它跟秦简一对照，就知道那确实是秦人的东西，所以一定是墨学传到了秦国之后，在那个地方作的。特别是篇中有的地方是称“王”，有的地方还是称“公”，可见后者当时秦还没(P158)有称王，即在秦惠文王以前，这和上述佚篇的年代也差不远。(P159)
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P173)
读后记：
此书的核心是李学勤先生主讲《史记·五帝本纪》时的讲稿，讲稿紧扣《史记》中的文句，不仅综合介绍了历代注疏的成果，而且将最新的考古发现信手拈来，使初学者也可以一窥《五帝本纪》研究的前沿。
我购买此书已有一段时间，因为最近围绕“夏”的问题再度发生了“信”与“不信”的讨论，在“信”的一派看来，不仅“夏”，连“五帝”都可以在考古学中寻到证据或者说线索，使我对李先生这本小书产生了较浓厚的兴趣。看完之后，我的总体感觉，李先生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较为中允，既对“疑古”作了委婉的批评，也对“信古”有所保留。按照我的理解，在李先生看来，“信”或“不信”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重建”(所以李先生专文《谈“信古、疑古、释古”》，并以“释古”为是)。想要重建，就需要可靠的材料，所以他认为“疑古”是进步的;想要重建势必不能抛却古书(毕竟不是史前时代)，所以他要“走出疑古时代”。简而言之，李先生延续的还是王国维先生当年指明的道路。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的确如此，与其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信”与“不信”的选边站队上，不如扎扎实实进行基础研究。随着资料的积累、研究的进步，“夏”以及“五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靠迟早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史记·五帝本纪〉讲稿》读书笔记》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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