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与心理特征
作者:杨德森 来源:昆明国际心理治疗大会文献资料
一个历史长存的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必须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每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历代传承的民族性，它是长期共同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共同需要与利益、共同命运和理想所形成的。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什么是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心理特征或民族性格呢？当国家初步走上繁荣富强之路，面向廿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交融化的新时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与心理特征又将如何发展变化呢？
一．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特征
中华传统文化中两千五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强调伦理道德、社会责任、人际关系与群体意识。它对维持家庭与社会的稳定，规范行为与人才培养，起过有益的作用。但是它压抑个性自由，缺乏平等意识，没有科学、民主的人文精神与尚武、创新意识。
儒家文化强调伦理道德，所立项目与释义众说纷纭，以仁为例，至少有几十种解释，即在论语中，也见于多处而含义不一。到共和国成立之前，儒家学者仍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和“礼、义、廉、耻”的四维等提法。
儒家文化通过教育对民族性格与价值取向有广泛的影响。儒者立身处世，接受与奉行入世与济世的、积极有为的、讲究伦理道德的下列原则：
修齐治平，仁义忠孝；
少立大志，耀祖光宗。
内圣外王，立德立功；
刚健有为，人定胜天。
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朵奇花是道家文化，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与孔子、孟子的儒家文化并存两千余年。虽然历代统治者多数支持与利用儒家文化，达到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王侯统治地位的目的，甚至是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道家以其辩证思维、尊重个性、超脱风度（否定权威崇拜与等级依附）与道法自然的哲学，在百家争鸣之中独树一帜，如鹤立鸡群，与儒学正统既分庭抗礼，又相辅相成。
孔子曾向老子求教，他们是如何讨论的？历史文献没有记载。但是老干道德经第十八章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子；国家昏乱，有忠臣。是”直接与儒学的忠孝仁义的治国思想针锋相对的；第十九章继续提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是老子对圣智、仁义、巧利的否定。而老子提倡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复古倒退思想和愚民政策，与儒家的法先王，赞古风又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老子道德经中提出：“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敌得。”（第四十六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廿四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五十五章），“和其光，同其尘”（第五十六章）；“善用人者，为之下。”（第六十八章），“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第二十八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以上这些充满人中哲理与辩证思维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的中国道家处世养生原则。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少私寡欲，知足知止；
知和处下，以柔胜刚；
清静无为，顺其自然。
这个处世养生原则以阴柔顺应为特色，继承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母性或女性素质崇拜，结合太极拳、导引、静功、坐道，注意饮食起居，形成特殊的养生之道。
从反向思维的角度出发，与上述道家处世养生原则相对立的原则是：“损人害己，不为而争；极私多欲，得寸进尺；好斗居高，刚愎自用；倒行逆施，违反自然。”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带来许多人间矛盾和冲突、精神烦恼与痛苦，是不言而喻、不辩自明的，但当局者常执迷不悟，以致心身憔悴不堪。
中国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教育而潜移默化，在青年求学求职，求立足社会与实现个人理想之时，都接受儒家文化，采取入世、有为、贡献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在老年退休，事业失败，妻离子散，病入膏肓，精神挫折，焦头烂额之际，要求减轻或摆脱精神痛苦与求助心切之时，便倾向接受道家处世养生原则，或皈依佛门及其他宗教，所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近百年来有一些中外作家，作过不少的描述，特别有意义的是进行中外或中西对比。有些性格表现是共同的，即人性的普遍表现；有些则是彼有我无或彼无我有的，即民族差异性的表现。不同社会文化与价值取向，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政治经济环境下形成的民族性差异，是我们更为关注的研究对象。外国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近代有李约瑟、罗素、汤恩比、费正清、史密斯、何天爵、卫礼贤等，不少留有专著与中译本。他们旁观者清，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褒贬不一。一致赞扬中国人的勤劳节俭，谦逊温和，敬老尊贤，家庭为重。又提出中国人不爱卫生（随地吐痰），不守时间，缺少公德，一盘散沙，因循守旧，逆来顺受等。中国学者严复、陈独秀等较早提出中西文化与民族心理特征对比，使特征差异一览无余，虽然此种特征截然划分与对比的方法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但足可发人深省（参见了文）。而鲁迅（“阿Q正传”）。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胡适、
潘光旦、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学者，亦有许多描述。胡适提出过国民性中四个主要弊端，即贫穷、疾病（东亚病夫）、愚昧（文盲众多）与自私，简称“贫病愚私”，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富强与人民经济生活、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旧貌已换了新颜。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1895年在“论世变之极”一文中对中西文化与心态差异，有过如下的对比：“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而西人乐简易。……”
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篇“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文章，明确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综上所述，在中华文化熏陶下，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有如下几个特色：
1．勤劳俭朴，自强不息
中国人的勤劳俭朴，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或是非洲与东南亚发展中的国家，都享有盛誉，有口皆碑。而在世界几个古老民族当中，能够屡经患难自强不息，屹立于亚洲东方，走向繁荣富强的，也唯我中华民族。
2．求同务实，谦和持中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制，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的求同务实，封闭保守，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不求标新立异，不敢锋芒毕露，以谦受益，以和为贵的心态与行为方式，至今仍独具特色。
3．家庭为重，亲疏有别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最重，从小接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夫妻恩爱、亲友诚信的教育全家成员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个人理想是光宗耀祖、福荫子孙；一家之长，有令必行，妇幼之辈，惟命是从；甚至为了家庭成员的群体利益，不惜牺牲许多个人利益。这种“亲亲”观念形成互相依靠的亲情、族情、乡情，也形成社会上的关系网与裙带风，以及人情大于国法，人治甚过法治的家长制与家天下传统格局。
4．伦理为纲，尊卑有序
孔孟儒家的纲常伦理教育长期规范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发展程序；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心理卫生标准；忠孝仁义的为人
处世法则；为历代统治者所利用与推崇，使平民百姓不好犯上，不好作乱，尊君爱国，尊父爱家尊师重道，尊长爱幼，这种“尊尊”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历时千百年而经久不衰。
二、中华文化与民族心理的现在与未来
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与相继的全国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拥有几百万军队与几千万民兵，有共产党与英明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正确领导，工农大众与革命知识分子都组织起来了，团结战斗，英勇牺牲，前仆后继，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从此受尽百年凌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和国成立不久，就面临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台湾海峡武装干涉与朝鲜战争。出现“一边倒：”地学习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无产阶级专政经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与法家思想，形成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国初期即提出了全国公民应当共同遵守的社会公德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社会公共财物。此后又对学校受教育的青年，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与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标准。始终坚持德育第一、思想政治教育领先的方针。
文化大革命是从“破四旧”开始的，提出要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四旧”）。要“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直到文革结束前夕的“批林批孔”的运动，点名批判孔老二，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礼反法”的，林彪的思想根源来源于儒家，从林彪家中又清查出来儒家人物的语录，于是编辑印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批判材料，而四人帮是项庄舞剑，意在周公（周恩来总理）认为他是制造“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这样，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对中华民族的旧文化、旧思想发起过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但为害最烈、影响深远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极左思潮指导下，当时提出了“斗私批修”的口号，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并批判“人性论”，要达到的理想精神境界是有公无私，有他无我；有义无利（只抓革命，不搞生产），有理无欲（样板戏中只有革命理想，没有情爱）。采用的方法是有破无立、有斗无和、有批无辩、有倒无兴。直到四人帮倒台，才结束了这场闹剧。通过拨乱反正，到80年代，再一次出现了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烈讨论。一致认定中华文化传统有其精华部分，经得起时代变迁与阶段斗争风浪的洗礼而有其跨时代与全民族的普遍性与顽强的生命力。
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当中国大陆不遗余力涤荡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和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进行批判，造成十年浩劫，经济生产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出现了经济腾飞的局面，这五个国家和地区都是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地带，而且其中三个是华人社会，那么这些地带的经济
腾飞究竟是主要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科技体系的西方化、现代化，还是如新儒家学派所认为的主要受益于东方儒学传统文化的发扬或复兴呢？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有何内在联系呢？
海外新儒家学者提出儒家文化传统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迅速增长有下列几个方面的作用。即：
1．在家庭单位内的社会化，即创办家庭与亲族产业或企业，可以培养清廉、有教养、有技能的成员；使他们对事业、对家业具有责任心和严肃态度，为家庭、企业与民族建功立业。
2．发扬群体意识。发扬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3．等级制思想在政治、军事、经济等结构中有其存在的自然性与合理性。
4．关系和睦与等级观念相结合，可增强组织内部的合理性及公平性。
儒家传统文化具有封闭保守性、求同排他性、超稳定性、与尊尊亲亲的等级性，强调个人的社会义务、贡献与人际关系和谐；而反封建与反神权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提倡个性解放、尊重人权、提倡自由、平等与博爱；因而在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腾飞中谁起主要作用，恐怕是后者而非前者。
可以借鉴的是近年新加坡政府倡导，经过大众媒体讨论与国会批准，建立了社会共同价值观，即：
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2．家庭为根，社团为本；
3．关怀扶持，尊重个人；
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从70年代后期起至廿世纪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廿余年中，经济建设，工农业与交通通讯、电力建设突飞猛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与民休养生息，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商品丰富，物价稳足，是百年来难遇的太平盛世、到廿世纪末十二亿人口大国，剩下两千多万户没有脱贫，绝大多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城乡小康之家，百万户进入富裕阶层（家产逾百万）。与物质文明显著进步的同时，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之下，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与五十年代“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人民公社化时代相比，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主要是迷信活动、赌博活动、酗酒、吸毒、卖淫嫖娼活动、公款吃喝与贪污腐败行为，偷扒抢劫活动，
篇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自远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的土地上，共同为中华文明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贡献自己的才智。各民族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我们的先人历来把独立自主视为立国之本。中国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近代中国虽屡遭列强欺凌，国势衰败，但经过全民族的百年抗争，又以巨人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这充分说明，中国人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
今天，我们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照搬别国的模式。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我们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和政策。中国人民珍惜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也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
来的独立自主权利。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营造一个和平和谐的国际和周边环境，绝不谋求霸权。中国的和平发展基于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基于世界发展大势和客观规律，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抉择。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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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档格式要求：双击页眉，填写译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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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多民族文化融合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多民族文化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
是对中华民族共同精神、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的一种文化，它能够反映中华民族最为本质和最具特色的内涵，能体现中华民族基本精神。这种文化是一个民族劳动、智慧的结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特点：崇尚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光宗耀祖的功名思想；推尊入世的处世哲学；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强调统一的政治理念；“和为贵”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 简述中华文明起源、特点
① 中国文化的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在史前时期，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
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无疑首推农业的发明，是伟大中华文明的摇篮。
② 中华文明都可以说是肇源于新石器时代。从“以玉为兵”的黄帝到“以铜为兵”的禹，中华民族实
际是在向青铜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完成了向文明的过渡。新时期时代晚期，随着私有财产的丰富和部落领袖权力的增加，权力和财富的继承也被垄断。夏禹死后，其子启继位，确立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制度。至此，国家形态正式产生，中国进入了有史社会。
③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形成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含有初步分化和
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
④ 中华文明的起源既是本土的，又是多中心的。由于四周地理事物的天然阻碍，中华文明只能发源于
本地，而且在早期的发展中也极少与外界文化发生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辽西红山文化、陕西半坡文化等等，都能说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的特征。
⑤ 中国文化在其早期就产生了自身的凝聚力。夏、商、周的氏族来源固然不一，宗庙各异，但均发展
出城邑式的宗族统治机构，君王的继承制度也有基本上的类似。而在物质文化方面，基本特点也是一致的。比如都以农耕为主要生业，都以土葬为主要埋葬方式，陶器都以灰色印文陶为特征，器形
以三足和圈足为特征。
民族冲突和融合对文化的影响
民族的兼并、迁徙不但导致了种族的混融，还加速了文化的融合。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异质文化间意识形态的不同又带来激烈的民族冲突，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族融合与冲突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应从客观辩证地看待：
① 民族融合与冲突对文化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民族融合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文化融合发展的过
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往往占有主导地位。民族的融合有利于汉民族先进生产方式的传播，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的进步。在魏晋时期，由于大批北方居民的迁入，黄河流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江南，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促进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例如“中国”概念的形成就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结果。民族融合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传播，如汉武帝开丝绸之路，西域的农作物、杂技、音乐、绘画艺术、风土人情注入中原，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与内涵；汉文化传入西域，大大拓宽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视野。同时民族冲突和融合还有利于优势民族取长补短，优胜劣汰，强化优势民族的核心地位；有利于弱势文化取长补短，为己所用；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生活方式的改变。 ② 民族融合与冲突不可避免地对文化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北方民族的文明主体属于草原游牧文明，
与中原汉族农业文明存在巨大的差异。少数民族向中原推进建立政权的过程往往伴随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如清兵入关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蒙古军每攻一城如遇抵抗则破城后随即屠城，都对汉农业文明造成巨大破坏。而且北方民族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还把奴隶制度因素注入汉地，致使社会经济领域中出现了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倒退趋势。另外，少数民族政权采取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利用文化心理控制思想，强行同化汉文化，摧残人才，使中华传统文化遭受巨大冲击。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企图消弭汉族士人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造成了精神思想的严重禁锢。
③ 民族的歧视与冲突只是暂时的，文化的融合则是永久的。
简述胡化和汉化
汉化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在胡族汉化的历史进程中，后赵的石勒、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推动人物。苻坚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提倡儒学，令贵族子弟入学受业，他还下令“复魏晋士籍”，维护士族特权，争取汉族士大夫支持。使得前秦国力增强，版图扩大，与东晋对峙。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汉化最为彻底和影响深远的改革。他与冯太后先后主持改革，确立汉族传统的礼仪文教制度，以华夏苗裔自居，迁都洛阳，易汉服改汉姓倡通婚。使得民族矛盾得到缓解，促进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汉化政策遵循了政权封建化的需要，不仅笼络了大量汉族士人甘愿为少数民族政权效劳，对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维护了社会稳定推动了经济发展。
但是汉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常受到胡化的冲击。入住中原的各少数民族，虽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族的影响，但基本上还保存着自己的部落组织，统治方式也具有部落军事统治和封建统治的二重性，对华夏文明造成了严重破坏。例如匈奴族建立的汉国采用“胡汉分治”的政策，后赵石勒命羯人为“国人”，社会地位高人一等，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阻力巨大，甚至有鲜卑贵族屡屡发动叛乱。
文化融合并不以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强势的汉文化压力之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迅速融入汉族这一主导民族。
民族融合过程中，民族融合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隋唐皇室都出身于汉人豪族和鲜卑权贵共同组成的关陇集团，在民族问题上比较开明，胡化风气盛行。在唐的政坛中宇文士及、长孙无忌和狄仁杰等都是胡人后裔，文化领域元稹、白居易和刘禹锡等人也是西域族人后裔。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长安出现了“胡化之风”，唐人坦然接受传统汉族人极力诋拒的胡人风尚。唐朝还主动吸收外来文化，陆续引入的异域新颖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样式，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
实际上正是由于以胡化和汉化为代表的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促进了南北一统后隋唐文化新的整
合，造就了空前的辉煌盛世。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经过魏晋南北朝以致隋唐时期异质文化因素的滋养，不但内核不失强固，而且更具有兼容并包的文化自信，最终形成了向四周强力辐射的文化圈。
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
钱穆曾谈道:“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致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塞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可见，地理环境确是人类文化历史的舞台，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民族精神,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色。
从整体上看，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
从地理环境看，三面陆地，一面临海，北面多沙漠，西面从北到南由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把中国和西亚隔开，东面和南面是大海，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是造成中国文化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原因。这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更多是向内发展，在自己的体系中自我完善。从历朝历代上来看，中国文化在秦汉之际出现过对外大力开拓疆土的行为，虽然此后也有，但是中国基本上很少有长期对外扩张的时代。这与中国文化的内向性是分不开了。
二是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中华文明拥有更为辽阔的发展腹地，同时复杂的地理形势，完备的气候类型，因此我国不同地域的地区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特色与民族特色。就单单以民歌为例：极富有民族特色的新疆民歌，唱起来能够很好的带动听众，这是因为由于新疆地形原因，大多数民歌由牧歌发展而来，普遍带有呼唤性音调。又如听起来千回百转的四川民歌，听起来总让人有回肠荡气的感觉，这是因四川地跨青藏高原东缘及四川盆地，多山歌民歌特点钢筋、幽默、体现出汉文化的传统，自然而然能引起大多数人
的共鸣了。
三是对中国文化传播形式的影响；
由于中国有广袤的肥沃良田，使得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为了给农耕文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人民崇尚和平，以和为贵。这样，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更多是伴随着人口迁移、官方和亲、使者交流和商旅往来为主的和平方式，通过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来传播自己文化的发式较为少见。
四是对中国文化开放程度的影响；
我国不同地区的开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之中，沿海地区往往最先开放，开放程度也较为领先。这是受益于沿海地区开阔的地理界域，容易开展对外交流以及对外贸易，从而能够较容易地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
五是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中国文化作为巨大复杂的文化实体，其中的地域性差别是非常大的。对这种差别最简单的划分是把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大块。在南北差异的大框架下，它可以包括许多分支，如南北艺术差异、南北建筑差异、南北服饰差异、南北风俗差异、南北饮食差异、南北文学差异、南北性格差异、南北方言差异、南北商业差异等等。因此，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文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上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中国民族文化》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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