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考古学基础知识》复习资料
《考古学基础知识》考察复习资料
绪言
人类的祖先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但是相当多的文明，却消失在时间的长河
中，等到若干年以后，才被重新发现、被唤醒。而让这些文明重见天日的，就
是考古学。所以人们习惯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
距今5000年左右，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社会，即四大文明古国（埃
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连绵不绝、今仍尚存的
文明是中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中国文明无疑应该是人类文化和文
明史上最大的一个体系单位”。中国考古学的泰斗苏秉琦先生也说，中国是“超
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程”。
在一般人的眼里，似乎考古学就是挖掘和发现的代名词，其实，考古学是
一门严肃的学问，是人类对自己童年历史的追寻。有人说，考古学是一门从地底挖天书的学问，考古学不仅要将残留的古代遗存拼凑成天书，还要能够阅读
和理解这天书的意思。挖掘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古代人类留下的遗存，从调查、
发掘、出土，到整理、分析、研究，到形成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是一个
科学的过程。
第一讲 导 论
一、考古学的定义
考古学是20世纪20年代，由西方传入中国的。
通过调查、发掘、分析和研究与过去人类行为和生活有关的物质遗存，来
达到认识人类早期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与规律的目的的一门科学。
二、考古学的性质和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与历史科学有密切关系，因为历史学的性质属于人文科学，考古学
的性质也属于人文科学。但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所研究
的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而历史科学所研
究的对象则主要是文献资料，
由于考古学自身的特征，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主从关
系。历史学主要依赖于古代的文字记录，但这样的记录不但通常是不完整的、
不精确的，甚至是不真实的，它会包含着记录者的主观偏见和取舍。而考古学
主要依靠古代的遗存，这些遗存是物质的，古代人并没有有意地决定哪些应当
或者怎么留给当代的考古学家去发掘，因此，考古学家可以坦然地面对过去遗
留下来的一切由物质遗存所体现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考古学也
是历史学的一个平衡和补充。
但考古学真正的意义还在于，因为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段是没有文
字的，处理和研究这段历史，基本上是考古学的专利。考古学不能仅将自己定
位于证经补史的狭义历史学范畴，它应属于更广义的历史学范畴。
三、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资料，大体上可分为遗迹和遗物两大类。遗迹和
遗物又统称为文化遗存。
遗迹“指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形体较大或固定不可移动的文化遗存。
如古代的房屋（城堡、宫殿、寺庙）墓葬、村落、手工业作坊、矿坑、道路、
沟渠、窑址、岩画、洞穴，甚至古代人耕种过的土地以人类无意识留下的手印、
足印等。
遗物：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或者是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这些东西形体较小而且可以移动。 其它农作物、家畜、渔猎和采集所得的动、植物
遗存也属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考古学研究发掘出来的实物，由于目标在于复原或再现人类古代社会历
史，因此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对实物的整个系列和类型上，而不是放在研究孤立
的、单独的某一件器物上。对单独器物的研究，研究它的经济价值、审美价值，
个人的创造。只能算是研究文物，而不是真正的考古学。
四、考古学研究的范围
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间范围，二是空间范围。
从时间范围看：考古学研究的时间限于古代，我国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
一般起于人类诞生，止于明朝灭亡（公元1644年）。
从空间范围看：考古学研究的空间范围只限于人类曾经居住和活动过的地
方。但从地质学的角度看，考古学研究的空间范围原则上讲是世界上的各个角
落，可能有人类活动的地方。
五、考古学的功用
考古学本身具有特殊的功用。：
1、补史。史书上所记载的历史，存在着空白和缺环，单靠文献资料来研究
是困难的，而且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只有靠考古学的研究来补充。
2、证史。由于各种原因和当时有限的客观条件，有的历史被歪曲，造成混乱。
考古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澄清是非，证实史实的作用。
3、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实物资料。单靠文献史料是无法弥补专门史的不足
的。考古学能为为这些学科史提供新的研究资料，使这些学科的研究得到充实
和完善，并取得新的成果。（如从商代青铜器上发现附有丝织物的痕迹）。
六、考古学文化
（一） 考古学文化：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
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有着共同传统的某一特
定的社会集团，与民族的形成有关。
（二）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1、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作为考古学名称。
2、以族别来命名。
3、以历史时期命名。
七、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与考古学有关的学科大体可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
学三大方面。
（一）与考古学相关的自然科学的关系
主要有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以及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
学）、体质人类学、物理、化学等。
（二）与考古学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
主要有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古文字学、美术史学、宗教学、史学。
（三）与考古学相关的工程技术科学的关系
主要有建筑学、土木工程学、采矿冶金学、陶瓷学、染织学、造船学。
第二讲：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
考古学是随着各门科学的产生，最先在欧洲出现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始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20年代。
一、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
（一）金石学的发展
金石学产生于北宋，兴盛于清代。它是以古代青铜器、石刻和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广义的研究对象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偏重于著录和考订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
但是，金石学还不能称为考古学，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范围、时间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最主要的没有考古学所具有的、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但是金石学为中国考古学的产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中国学者对欧洲考古学的推崇
到19世纪末，考古学在欧洲已经日渐兴盛，一个又一个的古代文明重建天日，引起了中国的一些学者的关注，如梁启超就在他的《中国史叙论》著作中，介绍欧洲考古学对史前时期的分期法，并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对比较。欧洲考古学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中国现在考古学的分期仍然是沿用的欧洲考古学的分法。
（三）外国学者的重要示范作用
起到重要示范作用的两个著名考古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1、斯文·赫定（1865--1952），瑞典籍的世界著名探险家，
一生来中国探险达六次，到新疆和西藏，赫定在中国取得的两项成绩使他名满天下。一个是他在1900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发现了楼兰古城。一个是他绘制了许多地图，这些地图还填补了西藏地区的大片空白。他发现的各种矿物、动物植物化石。都加以科学后缀hedini。
2、马克·奥雷尔·斯坦因 ，（1862年----1943年）匈牙利人，后入英国籍，哲学博士，但为了探险事业，后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进修东方古代语言和考古学，在布达佩斯一个军事学院进修地形测量学。
1888年起，斯坦因出任印度旁遮普大学拉合尔东方学院的首任院长。曾在中国进行四次探险。其中第二次探险（1906—1908），发现中国敦煌藏经洞的文物。他的晚年考古兴趣又转到了中东（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境内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灌溉系统。
（（四）出土文物激发了中国学者探索古代历史的热情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一些重要发现激起了当时的学者探索古代历史的热情。最主要的就是两个重要发现：一个是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再次发现有字甲骨，一个是1900年，在甘肃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经卷）
1、甲骨文的发现 。
发现者是清代官吏学者王懿荣，著名的金石学家；传播者是清末学者、小说家刘鹗（代表作品《老残游记》），其《铁云藏龟》一书，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最早进行研究者是中国著名朴学大师孙诒让，。他认为，这些甲骨，是商王用来预测未来的。上面这些符号是皇室占卜者对神灵语言的记录。
他推测出占卜的方法，当时是将一个主题内容的描述刻在牛的肩胛骨或龟甲上，而凹陷的小圆点则被刻在另一侧。占卜者用加热的刺针指向小圆点凹陷
处，然后敲击它，引起龟甲或兽骨的反面破裂。占卜者根据裂缝的模式“读出”所要询问的事情的答案。有时，占卜者仅仅将占卜的主题刻下来；有时也将占卜所得出的结果添加其中；偶尔，求证结果的过程也会被记录下来。当时只有国王才能够卜卦，从内容看得出，统治者的公共利益是高于私人行为的，在整个商代，至少120名占卜者被国王们聘用。
研究者们还发现了出土龟甲兽骨的具体位置是河南安阳附近的小屯村。这个地方一直被称作“殷墟”。后来又在这个地方挖出了更多片的甲骨文，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甲骨学研究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二是成为后来中国学者对殷墟进行长期发掘的直接动因。
对甲骨文研究最有名的是所谓的“甲骨四堂”，指的是中国近代四位著名的研究甲骨文的学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著名学者陈子展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著名学者唐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1）鼎堂郭沫若（1892年-1978年），代表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主编了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
（2）彦堂董作宾，代表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创立了甲骨断代学。
（3）雪堂罗振玉，代表作：《殷墟书契考释》。他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为：一是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并考证其地为“武乙之都”；二是提出了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对一词的考释，必求其形、声、义的符合。
（4）观堂王国维，代表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他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创造并完善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
2、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1900年被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敦煌藏经洞，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文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自顾不暇，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博物馆。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敦煌经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高度重视。。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88年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二、民国时期的考古
从1 920年开始，中国北洋政府开始聘请外国学者或外国学术单位，与中国合作，进行一些简单的田野发掘工作。在外国学者当中，最著名的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1921年，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一带采集古生物化石时，发现了距今十几万年前的龙骨山遗址。并在在整理这些古生物化石时发现，其中有一枚是人类牙齿的化石，安特生的发现引起了中国学者对周口店的的密切关注，促成了后来北京人遗址的发现。
同年，安特生又到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地质调查，转为考古发掘，发现了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打制与磨制）并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揭开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
在欧洲的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影响下，中国也开始建立自己的考古学的学术团体，并有自己的学者主持田野发掘工作，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成立考古学会。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组。
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期间，值得一提的人物有：
（1） 李济（1896-----1979）人类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在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盛年主持领导安阳殷墟考古，被称为“中国近代考古学之父”。1926年，李济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1929年初，李济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又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
（2）裴文中（1904 - 1982 ），河北丰南人，考古学、古生物学家。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29年，他在周口店首次发现一枚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命名为北京猿人，震动了整个世界学术界。以后又确认了与猿人同时期的石器、用火灰烬的存在。北京周口店的一系列发现的价值在于两点：第一，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肯定了直立人的存在，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利的证据。第二：大量石器、用火灰烬的发现 ，证明了周口店是当时全世界早期人类遗存最为丰富的地点。.
（3）梁思永(1904-1954),，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硕士，回国后，参加了安阳后岗遗址发掘，他运用考古地层学知识，在中国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三叠层”的考古理论。梁思永从后冈的发掘中找到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具体的层位关系，进而确认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肯定了位于这三种文化的时代顺序。即殷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自上而下相叠的地层关系，“三叠层”，这在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突破。
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期间，值得一提的发现还有：
从1928～1937年，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获得大批甲骨卜辞及大量珍贵遗物。殷墟在200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其它还有：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河南安阳后岗遗址；西安宝鸡周秦墓遗址，以及西安杭县良渚遗址、四川前蜀王建墓遗址和四川彭山汉代崖墓遗址 1928—1948年，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初具规模，开辟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从而为以后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三、新中国的考古工作
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建立和健全研究体制：中央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1979年4月，在西安还成立中国考古学会，它是中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的最重要标志。
（二）培养了大批考古学人才：共培养出考古人员近3000人，
（三）广泛开展了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突出成果;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突出成果比较重要的有：
篇二：【导与练】2016届高三历史二轮复习训练：主题十 二十世纪人类现代化的新趋势.doc
主题十 二十世纪人类现代化的新趋势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改革
1.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
2.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十月革命后,列宁希望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这一政策忽略了俄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面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逐渐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3.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和改革
(1)形成: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渐放弃新经济政策,单纯依靠政府的手段发展工业化,虽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但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2)改革:二战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都对斯大林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是,都没有突破原来的体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戈尔巴乔夫改革打破了斯大林体制,但是改革脱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4.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逐渐将中国引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充分发挥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来发展经济,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调整
1.1929～1933年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充分暴露资本
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也引发了国际关系的紧张,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2.罗斯福新政: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标志着资本主义告别自由放任时代,进入了以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为特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
3.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福利国家出现、第三产业兴起等促使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出现。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都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是,这只是程度上的变化,政府和市场一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杠杆。
三、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
1.演变
(1)雅尔塔体系奠定了战后世界两极格局的框架,北约和华约的建立,标志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局面的形成。
(2)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多极化趋势出现,西欧和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资本主义阵营出现松动。中国日益振兴,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化。不结盟运动兴起,冲击着两极
格局。
(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目前,新的国际格局尚未建立,暂时形成“一超多强”局面,并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2.两极格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1)“冷战”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使西欧依赖美国,东欧依赖苏联。
(2)美苏全面对抗,进行军备竞赛,使世界处于核战争威胁下。
(3)美苏为争夺势力范围,破坏世界和平,爆发了局部“热战”,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世界长期得不到安宁。
(4)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彼此势均力敌,都不敢轻易动武,在近半个世纪里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核恐怖平衡)。
3.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和平发展的潮流
(1)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平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2)接受二战的教训,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人民群众的反战和平运动不断高涨,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历史的潮流。
(3)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四、经济全球化趋势
1.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
(1)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和贸易体系,使世界经济向制度化、体系化方向发展。但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在这一体系之内。
(2)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使经济全球化真正具有了全球意义。
2.经济区域集团化进一步发展:经济区域集团化在20世纪50年代是初创时期,20世纪60～80年代是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出现北美、欧盟、亚太三足鼎立的局面。
1.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存和竞争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显著特点,两种社会制度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调整和社会主义的改革。
2.在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单纯地依靠政府的计划来发展经济,排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对这一误区的修正。经济大危机爆发前,资本主义国家单纯依靠市场来调整经济,罗斯福新政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修正。
3.20世纪的变革本质是对生产相对过剩、社会不公、战乱不断等问题的回应和解决,这是现代史观对世界现代史的解读,是站在人类发展的角度分析20世纪的结论。
4.从20世纪上半期的混乱到二战后的美苏“冷战”,再到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体现了国际社会共同进步的时代要求。
1.(2015年广东文综,23)一位学者说:“在自家的院子里有印钞机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黄金兑换标准给了我们这个特权。”赋予“我们这个特权”的是( )
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B.马歇尔计划
C.《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D.《布雷顿森林协定》
2.(2015年江苏历史,19)“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技人员发明了连续铸钢法,铸出的钢锭比传统方法质地均匀,且能将产量提高1/10到1/5,因而被28个国家买去专利。但直到1980年,苏联自身只有11%的钢锭采用此项技术生产。”对材料解读最准确的是( )
A.制度变革激发技术创新 B.计划经济制约技术转化
C.科技交流不受冷战影响 D.经济模式决定科研方向
3.(2014年北京文综,2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逐渐走向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全面对抗。苏联在1949年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协调和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此举主要针对的是( )
A.杜鲁门主义
C.北约组织 B.马歇尔计划 D.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4.(2015石家庄一模)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通过向日本“特需订货”促进了其经济发展。越南战争爆发时,日本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二位,美国深陷越战不能自拔,又为日本发展提供了契机。这表明( )
A.国际格局发生重大改变
B.“冷战”改变了日本的命运
C.世界经济中心开始转移
D.日本重获政治大国地位
5.(2015哈师大附中联考)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你有言论自由,但这并不是说你有权在电影院大喊失火了;同理自由市场的原则也不意味着大家可以在无序的资本流动中互相践踏。下列选项中最契合克鲁格曼观点的措施是( )
A.建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B.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
C.组建国际经济区域集团
D.推动混合经济模式的发展
6.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50年《中苏贸易协定》签订后,中国对苏贸易迅速扩大,对苏贸易在整个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50年占29.8%,1955年达到57%??1951年,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52.9%,1952年至50年代末,都在70%以上。
材料二 2012年中国与几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总值及比重
材料三 从数字看中国入世十年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抛出“中国威胁论”,惊呼中国是亚洲即将睡醒的雄狮,已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频繁地采取种种手段,诸如制裁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的汇率改革施加压力。
——唐伟霞《从经济视角反驳“中国威胁论”》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两个时期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西方发达国家抛出的“中国威胁论”。
篇三：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版本研究 三校简体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 页 71–102（民国九十六年），台北：法鼓佛教研修学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1, pp. 71–102 (2007) Taipei: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ISSN: 1996-8000 ．71．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 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黄連忠 高苑科技大学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带给中国禅学研究一份新的素材，相关的 讨论与研究也一直是近代禅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除此之外，从现存的五种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陆续发现的过程与研究中，正是符契与开启百年来禅学 研究的脉动与新兴的研究发展方向，透过「新式论文写作方法」与「客观学术 论证研究」相结合的时代研究风潮，此项素材相关主题的研究，也可以略窥百 年敦煌学中禅宗研究之缩影，亦是百年来禅学研究与敦煌学发展中交错的核心 论题之一。
本文研究的动机目标与方法进路，主要是探讨五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 发现公布的过程与影响，以及进一步思考文字校正的方法。其中，文字校正是 透过文本的数字考察以建立五种敦煌写本学术规格的完成，从参酌惠能思想思 考文本的校正原则，从运用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以分析建构文本的校正 体例。因此，透过文字校正体例与方法的确立，不仅是一种文本文字的整理， 也是数字文本创新的诠释，两者结合的研究，才能充分的呈现与彰显敦煌写本 《六祖坛经》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
* 收稿日期：2007.08.27，通过审查日期：2007.10.12。
．72．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目次】
关键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文字校释、敦煌学、惠能
敦煌学是百年来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1 从 1900 年发现至今已经超过 百年的历史，在相关研究石窟艺术、典籍文献与史地文化的三大领域中，涵盖 的学术层面非常广泛，其中又以佛教相关主题的研究为核心之一。
中国禅宗的发展，一直以《六祖坛经》（以下简称《坛经》）为根本的圣 典，这部经典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产物，也是一部在禅宗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 一部典籍，不仅在禅宗祖位传承上具备了「禅史纪录」与「六祖地位」的双重 认证，也记录了惠能（638-713）身为六祖的「祖师语录」与「禅学思想」，甚 至成为六祖惠能以后传承法脉的凭证。虽说如此，从惠能圆寂（公元 713 年） 至今，将近 1300 年，其中各种版本的《六祖坛经》先后出现，文字或有出 入，特别是约从七百年前元代僧人宗宝在至元 28 年（1291）校雠三种《坛 经》异本，而成为宗宝本《坛经》，即是后来的明藏本，因此流行至今约七百 年，这七百年间席卷天下，使得佛教的僧人信徒都视宗宝本《坛经》为「想当 然尔」的「坛经版本」，深入印象，先入为主，故对近代敦煌本或敦博本《坛 经》视之为错讹的「异本」。
现存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的发现（实际上为两种写本与三种残本），带 给禅宗学研究一份新的素材，相关的讨论与研究也一直是近代佛学研究的重要 主题。除此之外，从五种敦煌写本《坛经》陆续发现的过程与研究中，写本 《坛经》的出现是历史中的一个异数，也开启了近代研究禅宗的另一个窗口， 在写本与通行的宗宝本《坛经》两相对照比较之下，即能看出早期的写本具有 特殊的学术史意义，这对吾人还原《坛经》的原貌或是依此了解惠能的禅学思 想是非常重要的路径。
可惜的是，早期发现的编号斯 5475 的敦煌本《坛经》，被中外佛教界学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73． 一、前言
1有关「敦煌学」一词的词源，王冀青曾指出是 1925 年 12 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 （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 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陈寅恪（1890-1969）在 1930 年提出「敦煌学」一 词，可以视为中国第一人提出这项专门学术名词的学者。详见王冀青，〈论「敦煌 学」一词的词源〉，页 110-132。
．74．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者多半视之为「恶本」而心怀鄙弃之意，学术界许多精善的校订成果亦无法扭
转学界或教界的既存印象，笔者在就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博士班时，选修先 师潘重规先生（1907-2003）在 1995 年开授的「敦煌学」这门课，老先生亲授 其大作《敦煌坛经新书》，谆谆教诲，让笔者改变了原先的学术认知与态度， 同年 9 月笔者又收到杨曾文教授亲自寄赠其大作《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敦博 本），细细检阅之后，发现敦博本实优于敦煌本《坛经》，后来又细察原文图 版，竟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学术发现，于是开始从事相关的研究与论文写作。 直到 2002 年开始以敦博本《坛经》为底本，细细参酌与校订其它版本的敦煌 写本与诸家校本，到了 2006 年 5 月终于有了初步的成果，而成《敦博本六祖 坛经校释》一书。拙作完稿之后，回顾敦煌写本《坛经》从发现至今，国内外 相关的学术研究、讨论与著作发表甚多，同时对于各种写本《坛经》的发现与 相关研究，应有必要分类整理一下，特别是文字校正方面，笔者从实际的文本 考察校订中，试图建构一个相关研究方法的理论思考及其操作程序，藉此能够 分享微薄的成果与学界先进共同商量，再者也为后续研究敦煌禅籍奠定基础并 思考可能的方向，此即为本文研究的学术动机与目的。
再者，敦煌写本《坛经》文字校正必然隐藏着「古为今用」的思路，从古 代文字转化为现代通用文字的校订，必须依循传统校勘学的基础，并且植基于 近百年来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以及禅宗学或佛教学的深厚素养，以上三项学术 研究的领域，皆非笔者此生所能穷究，仅从多年来实际一字一句的比对校勘 中，寻求一个校订敦煌写本《坛经》文字校正的方法与程序，因此本文试从校 勘的立场入手，试图建构一个校订方法的体例，在参酌敦煌学的成果中思考俗 字校订的意义，最后以禅宗学与佛教学的思想背景中，抉择审判文字校正后意 义的呈现或转向，此为本文研究的进路与方法。至于五种敦煌写本的价值与贡 献，国内外诸家校本的优劣与得失，乃至于各校订本文字校正的特点与错误部 分，皆非两万五千字以内的短篇论文可以详细说明，为免挂一漏万，又非本文 研究的重点，笔者亦有相关论文述及，本文确定研究的范围为笔者多年来实际 从事校订的心得报告与校订体例的反省，此为本文研究的限制。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75． 二、五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公布 （一）敦煌本（斯 5475）的发现与公布
王圆箓于 1900 年 6 月 22 日（农历 5 月 26 日）开启了今编号为莫高第 17 窟的藏经洞，也正式开启了跨越千年时空历史封存的敦煌写本等文献，随后十 余年间遭遇外人以各种诈骗、窃夺与购买等手法，致使国宝散落他国博物馆或 私人收藏。其中，第一份被发现的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是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于中亚探险所得文献中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由日本学 者矢吹庆辉在 1916 年赴英时所发现，学界将其定名为敦煌本《坛经》或敦斯 本《六祖坛经》，原编号「斯 377」，现编号为「斯 5475」（S5475），这也是举 世公认并熟知的第一个敦煌写本的《坛经》。
这份写本的发现，主要是在 1916 年与 1922 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1879- 1939）两度远赴英国伦敦调查及拍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佛教文献，后来在 1928 年矢吹庆辉将敦煌本《坛经》校写收编到出版的《大正藏》第 48 卷内， 首度刊行了敦煌本《坛经》的录文。矢吹庆辉又于 1930 年将图版发表于《鸣 沙余韵》，国际佛学界从此展开一连串对敦煌本《六祖坛经》的相关研究。由 于这个版本在近八十年前的日本刊行，国际佛学界关注及研究者甚多，2 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矢吹庆辉发现此本之后处理的方式，他首先选择了「校写」的形 式，这是第二手的处理，并不能够满足佛教学者与教界的理想需求，隔了两年 则将图版发表在《鸣沙余韵》中，这则是十分具备关键性的创意与贡献，这也 代表着敦煌本《坛经》正式的出现于世，这离 1900 年藏经洞被发现以来，足 足晚了 30 年。
后来，铃木大拙（1870-1966）对此写本进行研究，在 1934 年刊行校订本
2近八十年来的《坛经》研究，就是环绕着敦煌本《坛经》为中心，开展一系列对
版本、惠能思想、敦煌禅籍……等相关问题之研究，可谓成果丰硕。在敦博本 《坛经》正式公布以前，相关于《坛经》的研究也有六十年以上的历史，其中多是 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如宇井伯寿、关口真大、田中良昭、柳田圣山、胡适、吕 澄、印顺、郭朋、潘师重规、周绍良与杨曾文等人。
《二十世纪的敦煌学》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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