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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

2016-10-18 16:25:40 来源网站: 百味书屋

篇一: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一、司马迁与史记

1.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其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汉元封三年(前108)继父职任太史令,开始写作《史记》,太初四年(前93年)完成。有著名散文《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为咏怀之作。

司马迁青年时期的壮游历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奉命出使西南;数次随武帝出游

司马迁的人生与创作关系:攻读、游历、遗命、蒙辱,这种特殊的生活遭际人生道路,

成就了司马迁的史才、史德、史胆、史识,使他具备了完成伟大历史巨著的主客观条件,创造出了充满生机、活力、浪漫精神和斗争精神的千古不朽的杰作。

2.《史记》的成书:

1、客观条件: 时代背景:生活在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对这种转变产生了自己独立

的观察和思考。 历史与时代的要求:西汉帝国的建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要求对以往历史作全面的总结;中国历来重视修史,历史的发展要求出现一部通史。帝王的重视 :汉武帝重视文化,收集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在太史宫,为编撰大规模的历史著作准备了条件。

2、主观条件:家庭的影响: “读万卷书”,出身于史官世家,家学渊博;其父司马谈的

学术思想和勇于批判的精神对司马迁有着重要的影响。三次漫游的经历: “行万里路”,历次出游都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并广泛考察各地民风、民情,为写作《史记》打下雄厚的基础。著书过程中(前99)遭遇“李陵之祸”: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 对

社会、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从此“发愤著书”,前后历经14年,终于完成了这部空前的巨著。

3.关于《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1、体例、性质:(原名《太史公书》) 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

的著作。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是第一部以写人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代三千多年的历史,共130篇,52万余字,由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组成。这五种体例构成了《史记》的体系,被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就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以十二本纪叙各代帝王兴衰始终,是世系史;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是大

事纪;世家叙侯王贵族之史,相当于分国史或地域史;列传记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的历史活动,是人物史;八书则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有专门史的性质。这样由五体互补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独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图画。

2、司马迁对历史、社会独特的理解:特殊的写作立场:特定的时代、广泛的游历、残

酷的命运、对古老史官传统和先秦诸子理性态度的继承,作者确立了相对独立和批判的写作

立场。对历史、社会 独特的理解:《史记》是一部批判性的而绝非歌颂性的著作。

3、《史记》的写作宗旨(目的):“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为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卓越的文

学作品。特别是人物传记部分具有很高的价值,对后代的戏曲、小说都有很大影响。因此《史

记》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和文学上肯定了他的文学性质和伟大成就

司马迁(公元前145--87)字子长,龙门(陕西韩城)人,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16岁时即位,与司马迁相始终

写《史记》重要三点:

1、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祖先司马氏“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时期太史令,祖父司马喜——司马绎——司马昌——司马 ——司马错(与张仪同僚),并非全为史官。 司马谈很有学问,“学天官于唐都,受昌于杨河,习通论于黄子”。

2、中、青年时期的漫游: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这与他博览群书有关系。而且与他漫游祖国各地有关,曾三次出游。三次出游,司马迁东到泰山封禅,西到陇西,北到内蒙,南至昆明,阻击踏遍黄河、长江、 江流域。

(1)第一次20岁左右。到过长江中下游地区,河南、山东。到过湖南沅、湘水(到过江西庐山)。写出《屈原列传》,是保存最早的屈原资料,到过九巍山,舜埋葬之处;到过会稽山,探禹穴;到过山东曲阜,参观孔子庙堂;到过淮阴韩信故乡;大梁访察信陵君;到过徐州(当时楚汉相争战场)。回来后任为郎中。

(2)第二次,汉武帝派他去西南,“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 邓、 、昆明”。在这些地方真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对后来写列传大有帮助,如《西南夷列传》《货 列传》,回来后父亲病重,赶回洛阳。

(3)第三次(公元前110年)随汉武帝到泰山封禅,并“率师巡边”,到了呼和浩特、辽西碣石等地。

出游活动大大丰实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所到之处考察了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强棵,访问了各地的名胜古迹和旧故老,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从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为重要的是,他接触了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体会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述《史记》和他的政治见解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3、遭李陵之祸: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带三万骑兵攻击匈奴,李陵带五千骑兵分头进攻匈奴,李陵兵步行30天到达蒙古与匈奴兵相遇,被匈奴三万兵包围,与敌交战,迁弩齐发,杀敌数千人,匈奴王大吃一惊,随即又调8万骑兵,众寡相差太悬殊,边战边走,战士死伤过半,被迫投降。

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食不甘味,让群臣共议,大臣门以为埋怨李陵,而司马迁却认为李陵不是真投降(通过平时李陵为人认为),而会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汉武帝问到司马迁,司马迁和盘说出,触怒汉武帝,因李广利是宠妃李夫人的兄长,故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有责怪李广利之意。因此,汉武帝把司马迁打下狱,让人审理此案。审案人严厉审问,并判重刑。按照汉朝法律可拿钱来赎罪,而无钱,又无人为他说情,所以以宫刑论处。这对司马迁精神上是极大摧残和耻辱,曾想到自杀,然而为了责任没死,他认为:“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此决定忍辱苟活写《史记》。从古代现任中各到启发,决心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判处宫刑四年后司马迁大赦出狱,担任中书令。司马迁遇祸后认识到世态炎凉。

著述《史记》的时代条件和要求

秦朝以前中国社会一直是纷争、割据,至秦始皇时统一,然而都是十分短暂,汉武帝时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局面,中央集权得以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正式形成,各项具体法令制度建立起来了。对以往历史作全面总结的要求也提出来了,司马谈临终对司马迁的遗嘱可看成是时代要求的体现

时代条件:汉武帝比较重视文化上建树,“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

这种情况下,一种新体裁著作应当时要求产生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这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司马迁写《史记》自诩很高,自己称为孔子第二,《史记》成为第二部《春秋》。从这意义上《史记》既是他的天才独创,又是时代产物。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

1、《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和年间(公元前104年左右)大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一部52万字的巨著。全书共130篇,由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构成。

清朝学者赵翼说:“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是表以采时事,八书以评制度,列传以人物”。

本纪:是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政绩。表: 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记事。 书: 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 世家:是先秦和诸侯国和汉朝有功之臣的传记。 列传:是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是记载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

五种体例互相补充、互相配合,构成《史记》全书的完整的体系。

《史记》开始称为《太史公书》,三国以后始称《史记》,为何叫《史记》?——唐朝 张守节《史记正义》:“古者有史记言,古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司马迁兼之,故谓之《史记》”。

《史记》有三家注解:刘宋裴《史记集解》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 2、《史记》的思想倾向

1、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史记》市一部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司马迁在《史记》中批评了当时所谓占星术、望气术、鬼神之传、相信迷信神仙的思想。

“八海求神仙,终无有 ”。《封禅书》记新 平以望见上,说长安东北有神气称五彩,《史记》说新 平可言会神者皆作也。

2、嘲讽了汉朝统治者鼓吹的天人感应说、君权神授说。

天人感应:违反上天意旨,天灾异警告(董仲舒)(司马迁主张天人相分)。

君权神授: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司马迁表示怀疑“天道”,在《伯夷列传》中认为伯夷、叔齐二人品德高尚都饿死深山,所以作者认为常常是善人恶报,恶人得善报,品行不端正的人飞黄腾达。反之,则遭祸害。因此“余甚惑焉”。

这不仅表现历史家思想复杂性,也表现进步思想。

3、基本的历史观

(1)能自觉总结、研究经济问题。

《平淮书》记载各地区经济情况;

《河渠书》记载夏禹以来水利工作;

《货殖列传》详细描述当时各地生产情况和交易情况。

还记载了一些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从而为中国历史学树立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

“凡编户之民,富什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仟则役,万则仆。此物之理也。”指出经济财富与人的社会地位关系。

经济与道德礼节关系:“礼生于有而废无”。“渊深而鱼生之,山深则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2)重视人民群众和下层社会力量,承认官逼民反的合理性。

司马迁评陈涉起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

把陈涉与汤、武相提并论,并把陈涉列为世家,表示尊敬,以爱护的声调给予同情,这作为封建史学家可谓难能可贵。

《游侠列传》记载中、下层人物,记载救人之危、解人之难的侠义之士。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循吏,又往往失望。侠义之士往往同情弱者,反抗强暴,是人民的力量和希望,也表明作者的思想是朝下的。

《酷吏列传》记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群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兵库,释死罪,缚辱即太守、都尉,杀二千石……”记载农民起义,可认为司马迁同情人民起义,承认官逼民反的合理性。

(3)作者重视整体、重视发展变化的观点,辩护华夏统一,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 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示历史观念与董仲舒不同。

董:天不变,道也不变。

迁:历史通过各种变革向前演进。

董: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迁:对吴起、商鞅变法给予肯定。称商鞅“居五年,秦国实强”“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肯定他的政绩是因为他的变革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史记》还叙述了其他少数民族历史。如:《朝鲜列传》《大宛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及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后来这些少数民族逐渐加入汉族人民生活范围,使他们政治、经济向前发展。《史记》所体现的这种历史观念在它之前是没有的,是秦汉以来统一事业在文学史上的反映。

4、无畏的批判精神

《史记》不仅敢于揭露历史上许多暴君:夏桀、商纣、、周厉等的暴政、暴行,而且还敢于直接抨击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的皇帝,这在封建史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对高祖刘邦,作者未抹杀其结束楚汉相争建立国家功绩和坚忍不拔的长处,但也没放过对于刘邦的虚伪、狡诈、无奈品质的揭露。如在被项羽追赶中刘邦就一而再、再而三把儿子孝惠、虐人鲁元推下车去。成帝业后又问父亲:“某之业孰与仲多?”“吾乃有 帝之贵也”。

作者正是通过这些不避忌讳的描写揭露了刘邦作为开国之君的面貌,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对于“吕后残害戚夫人”,孝惠帝说“此非人所谓,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司马迁没有考虑吕后是皇帝的曾祖母,同志破了“为尊者隐,为言者讳”的教条,大胆揭露了吕后心狠毒辣的狰狞面孔。

《酷吏列传》批判了张汤、杜周等人的凶狠残暴,充当统治者爪牙的狰狞面目。与酷吏相对是循吏。张汤专门看皇帝脸色行事,“为人对诈,午智以御人”。“上所欲 者,因而谪之;上所释者,久微见其冤状”。

有人杜周:“三天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著为令,何故法乎?”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法律的虚伪性,法令只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

5、热情的赞扬歌颂

《史记》遍及社会的各阶段、各阶层、各职业,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学者、农民、妇女、工商业者、 隐士、游侠、刺客、医卜等。《史记》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作客观描写,寄托褒贬和爱憎,作者寄予同情的有伯夷、苏秦、管仲、孔子、屈原、廉颇、蔺相如、鲁仲连、信陵君、候赢、荆柯、陈涉、项羽、李广、淳于 等等。

《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勇敢善战,廉洁爱士兵,一生官职卑微,最后自杀。李广:“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把人民战士对李广的爱戴和统治阶级对李广的迫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露了黑喊,歌颂了李广的品行。

《廉颇蔺相如列传》歌颂了蔺相如先公后私高尚品德,而廉颇是个知错就改的爱国将领,申

明大义。

《屈原列传》一方面抨击了楚贵族卖国,又歌颂了屈原高洁人格,作者赞扬这些人物寄于自己政治理想和爱憎感情。

《刺客列传》歌颂了刺客们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

曹沫劫齐桓公 专褚刺吴王僚 豫让刺赵襄子 聂政刺韩相侠累 荆轲刺秦王赢政

刺客们这种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封建统治阶级的气焰,给人民以鼓舞和小我。

总之,《史记》一书具有丰实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人民性,全书充满着反对暴君暴政,反对豪强酷吏的思想,洋溢着热爱人民,关怀人民疾苦的感情,歌颂了爱国爱民、尚义任侠、品质高尚的人物,揭露了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和丑陋阴私,抨击了专制帝王、贪官酷吏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残暴行为,从而《史记》成为一部爱的颂歌、恨的咒曲。

因为在楚汉相争之中,项羽实际上成了当时支配政局的重要人物,项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分318个王,刘邦也被其封为汉王,所以司马迁将其列入《本纪》,正是从这客观实际出发的,并放在《高祖本纪》之前来写,把他作为一个失败者的英雄来写,打破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封建历史正统观,表现了司马迁实事求是的精神。

史记的思想性:一、进步的民族观;二、进步的经济思想;三、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四、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

三、《史记》的文学成就

1、塑造了丰实的人物形象:

《史记》大部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向读者战现了丰富多彩的的历史人物,其中有性格的任务有八九十个,有一部分是有典型意义的,如:项羽、李广、刘邦、陈涉、张良、韩信、廉颇、蔺相如等。

《史记》塑造人物特点:

1、为突出某一中心思想,为体现作者某一创作意图而精心选材。

项羽从起兵到灭亡事情很少,然而本纪中所写只三件事:钜鹿之战:羽兴于钜鹿之战,败于垓下之战。(写项羽星期,所向无敌,轻视刘邦),最后垓下之围而失败。作者抓住三件事,既刻画了项羽的人物性格,也把历史事件叙述清楚。

2、《史记》为了突出某一人物的基本倾向和主要性格特征,常常使用“互见法”。

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目的是从文学上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另作者怕太露骨而受到迫害,又避免重复。

如:项羽享刘邦父,刘邦说的话“吾翁即若翁”都放在《项羽本纪》中写,而不放在《高祖本纪》中写。“其事在《商君》语中”,“语在《淮阴》事中”等。从这里可看出,司马迁在叙事中不再叙述读者看到的传中。

罪犯魏其逃到魏公子信陵君府上,信不敢收,其怒自杀,于《信陵君传》中写,放于《范 列传》中。

3、通过细节,琐事来刻画人物,展示人物思想性格

司马迁通过人物传记来小亿 历史,虽然描写重大历史事件,但也不忽视细节、琐事,因为它不仅是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文学作品。如:

李斯于包中,厕所见老鼠而发感慨。

项羽学术剑不成学万人敌,“彼可取而代之”。可看出羽少时便有奇异非凡的抱负,且直爽。 酷吏张汤少时为老鼠判罪。

篇二: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记载了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汉武帝太史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最初没有书名,或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他10 岁开始读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等人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同年,开始动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

“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篇三:司马迁与史记

关于司马迁的故事

1(诚实).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

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

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

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

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

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

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

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

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

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

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

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

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

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

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

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

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

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

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

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

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

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

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

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

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

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坚持,有毅力)2.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

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

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

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

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

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

家之言。

分析及评论: 一个人,无论在遇到多大的打击与挫折,只要精神不倒,一切

都可以继续。但精神是需要支撑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在因他陵事件而受宫刑后,

发愤著书,就是因为他为自己寻找到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他们是周文王、孔子、

左丘明、孙子、吕不韦和韩非等。而当我们的人生也遇上了难以跨越的坎时,是

否也把司马迁当成自己的精神支柱?

主旨: 《史记》,是司马迁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

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鲁迅先生

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

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为朋友

不惜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以及为了理想而放弃尊严的品德值得我们学习。适用话

题有“坚强”、“意志”、“忍辱”、“诚信”、“心灵的选择”、“肩膀”、“雕刻心中的天使”

等。

(孝顺)3.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

“……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

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他继承了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并将其发扬光大。

a.忍辱负重写《史记》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的大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父亲是西汉一个很有学问的史官。

司马迁从小就跟父亲来到长安,10岁开始攻读古文,学习非常刻苦。

20岁后他漫游大江南北,到过长城,渡过黄河,登过泰山,经过长江,一路

上采访民间传说,考察文物古迹,搜集历史资料。这些活动大大地丰富了他各方

面的知识,培育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司马迁漫游回来后,当了一名小官。不久他父亲病危,临去世前,拉着司马迁

的手说:“我家世世代代都当史官,你将来也会接替这个职务。我早就想写一部

通史,但这个愿望实现不了啦!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千万不要忘记啊!”司

马迁坚定地回答说:“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实现您的愿望!”

后来,司马迁当了史官,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皇家图书馆里的藏书、档案,整理

和考证历史资料。那时的文字都刻在木简上或写在丝绢上,有时一部书就要堆满

一间屋子,读书是很不容易的,到41岁那年,他开始写《史记》。

6年后,司马迁因直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得罪了皇帝,被送进监狱。他在狱

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是他又觉得:“人固有一死,或

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就这样轻易死去,《史记》由谁来完成呢?他决

心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50岁那年,司马迁被释放出狱。他更加奋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写《史记》

中去。他用了14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这部50多万字的著作。《史记》是我

国的第一部通史,一共写了3千多年的历史,其中有揭露帝王作恶的文章,也有

歌颂奴隶起义故事。这是司马迁用毕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写出的一部永远闪

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b.直言无讳遭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

陵事件,而遭宫刑。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

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

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

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

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

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

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

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对汉武帝

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

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

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

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

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

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

屈服。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

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

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

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

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

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

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

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

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c.刚直不阿大丈夫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要“实录”就得有

大丈夫气概。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汉武大帝》就有“刘彻召见司马迁,要看《太史公书》。刘彻夜读《太史公书》,愤怒,吐血。”的情节。

司马迁的名言

1.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2.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4.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5.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识理义。

6.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

7.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8.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9.士为知己者死

10.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11.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12.不识其人视其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

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是非常积极,非常壮烈的,这贯穿在《史记》的各个篇章、人物、事件上。扩而言之,说《史记》全书就是对司马迁本人的人生观、生死观的深刻阐释,也未为不可。试从几个方面看:

司马迁认为:人生一世,应该不失时机地艰苦奋斗,以期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一番贡献,扬名声,显父母,使自己列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士君子之林

《太史公自序》在表述《史记》选择什么人入“列传”时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毫无疑问,《史记》所敬佩、歌颂的都是轰轰烈烈,为社会、为人世作出了突出贡献,或是在“立德”、“立言”上有突出表现的人。在司马迁笔下,不只他所敬佩的人是如此艰苦奋斗,勇于事功,即使那些受他批判的人也几乎都具有这种积极奋斗的精神。如李斯人生哲学的要

义就是“得时勿怠”,就是“因瑕衅而遂忍之”。

司马迁这样看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又说:“君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的话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感于时代的要求与父亲的教导,立志要继孔子之后写第二部《春秋》。志大才疏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司马迁的认识也难免有不少偏颇,但不可否认,这里所表现的那种积极入世、艰苦奋斗、勇于建功立业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人类社会正是靠着这种锐气、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如果都像庄周那样把一切都看穿了,都去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潇洒,那人类社会还能有什么创造,有什么进步呢?

司马迁认为:人在困难面前,应该百折不挠;在灾难与逆境中要忍辱发愤,而困难与逆境恰好是激发人前进,鞭策人夺取最后胜利的绝好动力

正是本着上述精神,《史记》写了越王勾践、伍子胥、苏秦、张仪、范雎等一系列忍辱奋斗的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事已为人们所熟知。范雎早年,曾被魏齐所害。魏齐“令人笞击雎,折胁拉齿。雎佯死,即卷以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后来范雎逃到秦国,几经奋斗,当了秦相,终于报了深仇。《苏秦列传》的文字,基本上取自《战国策》。《战国策》写苏秦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亲戚家人向其献媚讨好时,苏秦叹息道:“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到了《史记》里,司马迁将其改写为:“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惮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这种改动,分外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旨在借题张扬他的忍辱发愤的思想。

司马迁倒过霉,受过极大的痛苦与侮辱,这件事“激”发了他发愤著书的更大动力,这些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中感觉到。司马迁甚至由此把这种情绪推衍到极限,说一切伟大的事业通通是倒了霉的人干出来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在这里所表现的情绪,也许有些偏激,但这种思想情绪对于后世的影响,却是很重大、很积极的。它给了旧社会一切受打击、受迫害、受侮辱而怀才不遇的人们一种极大的鼓舞,给了他们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并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光辉范例。后世文人们在创作上有一种说法叫作“穷而后工”,这既是对于仕途不幸者的一种宽慰,同时也反映了一种逆境中自强不息,从而使坏事变为好事的常见事实。司马迁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异常宝贵的。

司马迁认为: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要死得重于泰山,万不可死得轻如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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